五大隊第十七中隊 彭嘉衡
 

我原名不叫彭嘉衡,我叫彭淮清。”彭嘉衡笑著說,“可大家都這樣叫了我60多年了,也不用改過來了。”不僅在中國大陸,即便在他出生之地的印度尼西亞小鎮昔加羅,流傳在華人社群中的一位抗日英雄的故事,主人翁也是彭嘉衡,而非彭淮清。

1921年,彭淮清出生在印尼加堸狺旨q昔加羅小鎮上一個華人家庭,父親是從廣東省梅州寧縣漂洋過海來到印尼謀生的。1936年,彭父把淮清送回故鄉寧縣,同來的還有弟弟淮漢。兩兄弟被同族中人安排進了當地比較好的寧縣一中就讀。很快,抗日戰爭爆發了。“盧溝橋事變之後,我們學校就停課了。

彭老回憶道:“許多同學都不再讀書了,紛紛投考軍校。”這年,淮清也跟隨同學報考了黃埔軍校第14期,但沒有考中。

1938年秋天,彭淮清跟隨比他高一年級的三個同學從梅州出發,準備轉道武漢投奔延安,去讀抗戰大學。到了廣州之後,碰上日本人的飛機每天都來轟炸,粵漢鐵路已經中斷了,就沒去成武漢。在廣州期間,廣東省無線電學校改編的第四集團兵的交通兵團正在招生,淮清前去報考,結果以後備生被錄取。一個月後,廣州淪陷,學校遷往韶關,淮清又被分配到了有線電信營,擔任了少尉見習軍官。

黃埔軍校的大門再次向淮清敞開。“這年,黃埔第17期在韶關開始招生,我想再次去試試。”但他沒有高中畢業證書,於是,他找到了老鄉彭嘉衡,借來了他的高中畢業證前去考試,不想卻考中了。“我的電信營長是我的老鄉,他也很高興我能考取黃埔軍校,就催我趕快到招生辦公室報到。”由於是借名報考,還差點鬧出笑話,“我去的時候正趕上點名,當點到彭嘉衡的名字時,我沒反應過來,大廳堭I靜無聲,一連點了三次,我才突然如夢初醒,趕緊回應了一聲。”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不僅是我名字的改變,也是我人生的轉捩點。

我先是進入廣東韶關第四集團軍通信兵團當少尉見習官,後考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第十七期華僑總隊學習。全體隊員是國家駐外使館在全球各個國家的華僑中招募的,有 一千多人,他們接受培訓之後,一般是從事情報工作。

1941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央航校招收留美飛行學員,彭嘉衡和阮文浩等10餘名黃埔17期生考取。航校從全國各地的大學中招生,共招錄了300多人,為第期中央航校飛行學員。

“我們那期學員是空軍招錄最多一次,有300多人,他們都是大學生,我是混進去的。”彭老自嘲地說,“這一期犧牲的人也最多。南京有一個航空公墓,是紀念抗戰犧牲的空軍戰士的。”彭在參加新中國的航空工作之後前往南京拜祭過航空公墓,“公墓有一塊石碑,我的很多同學的名字都在上面”。

期飛行學員中有很多是名門之後。但那時彼此並不知道每個人的背景,大家都一樣,學校的要求非常嚴格。彭嘉衡和俞揚和同在一個大隊,兩人還經常受到教官的表揚。後來才知道俞揚和是俞大維的兒子。俞大維曾留學哈佛,擔任過軍政部兵工署長,在抗戰中,保障了中國軍隊的物資供應,可以說俞大維功勳卓著。俞揚和後來成為了蔣經國的女婿。之外,譚嗣同孫子譚振飛、伍廷芳之孫伍碧名等人也都與彭嘉衡為同窗。

1941年秋畢業後,又進入昆明空軍官校第十五期學員,成為第六批留美學生,被選送到美國亞歷山大州鳳凰城飛行學校深造,從宜賓的初級飛行培訓班結業之後,彭嘉衡獲得了去美國進一步學習飛行的資格。我們初級班原來有381人,有資格去美國的剩下了212人。第15期航校分三批出國,彭嘉衡所在的第三批有64人。

1942年秋天,彭嘉衡等人搭乘飛機飛抵印度,幾個月之後,在孟買搭乘了一大型郵輪前往美國。到達美國時,已經是1943312日了,漂泊了將近半年之久。

“我們先是被送到了亞利桑那州威廉空軍機場接受訓練,在那堥C天是4個小時的軍操,主要是鍛煉體力。”彭老說,強壯的體力為以後的飛行打下了基礎。威廉機場的訓練結束後,他們又轉到了雷鳥機場學習初級飛行,60個小時的飛行課後,他們又進行了80個小時的中級飛行,畢業時分成了轟炸和戰鬥兩個班級。彭嘉衡等18名學員被分到了戰鬥機班,在洛克機場進行了100個小時的高級飛行,經過初、中、高級班的飛行培訓和作戰訓練後,彭嘉衡以飛行了240多個小時,到194312月戰鬥機班畢業時,只剩下14個人了。

1944年初,彭嘉衡和俞揚和等16名中國飛行學員結束了在美國的學習,此時,他已是一名準尉見習軍官。他們乘貨船經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最後抵達印度的加爾各答。西行東歸,曆時一年有餘,剛好環球一周。

5大隊駐守在位於湖南西部的芷江機場。芷江機場航空設施條件較差,碎石跑道又短又窄,三面環水,而且跑道兩頭又有小山,作為機場並不理想。但它位於前線附近,又很隱蔽,所以在抗戰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美混合聯隊由中美兩國飛行員共同組成,其中大隊長、隊長、飛行員都是兩國人員各半,每次執行任務也是兩國人員各半。當時我們駕駛的美國飛機性能優越。比如,我駕駛的P—51野馬式戰鬥機,是美國最先進的戰鬥機,鋼鐵裝甲,火力強大,油箱被擊中後可以自動封閉。日本飛機雖然在性能上不如我們的飛機,但飛行員技術僂禲A作戰勇敢,因此空戰十分激烈。

 

1944年回到昆明,我被分到了五大隊第17中隊駐地就在芷江機場。

抵達駐地報到時,彭嘉衡聞聽了一個不幸的消息,一分隊長林耀犧牲了,他是我在宜賓初級班學習飛行時另一個組的教官。戰友犧牲的消息接連傳來,幾天后,分隊長盧易彪犧牲了,他是越南華僑。又過了幾天,在美國同班畢業的14人中的陳置在執行任務時犧牲了,那一天是1945年的元旦。就在這天,彭嘉衡等人接到了轟炸武漢的命令。

 

武漢空戰是年抗戰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空戰。我們中美空軍混合團加上十四航空隊出動了兩百多架飛機,從重慶、昆明、芷江等機場起飛,對日軍在武漢的軍用機場、軍火庫、各種轟炸機等目標進行轟炸。武漢空戰是彭老記憶尤為深刻的一次戰鬥,我們接到情報日軍剛剛運到了一批物資,我們就是要毀掉這批物資。

這次空戰是在中國戰場盟軍出動戰機最多的一次,日軍根本沒有還手之力,我是飛戰鬥機的,在上面保護下面的轟炸機兄弟,有一陣,日機上來了9架攻擊我們的轟炸機,我們的戰鬥機包圍日機,不一會兒就把他們打下去了。彭嘉衡和戰友不但對付了飛上來的日機,還對日軍在地面的防空炮火進行了清除。這次空戰之後,盟軍徹底掌握了在中國戰場的制空權。

四月的某一天,彭嘉衡接到新的任務,轟炸武漢長江江面上的日軍軍艦,他駕駛第二號僚機穿雲破霧,直抵漢口。從空中望下去,能看到日軍軍艦上的太陽旗,我當時心中怒火陡然升起。彭嘉衡說,這次沖動差點讓他丟掉性命。

江面上日軍大小船隻和軍艦正在日機的掩護下徐徐西進,躲過了敵機,向敵軍艦俯沖,1000米、500米、100….機槍先開始射擊,與此同時,這次,彭嘉衡是貼著日軍的炮火沖出來的,在槍林彈雨中,日艦密集的火砲向“野馬”射來,P-51野馬瞬間變得難以操控,在距離日艦50米時,彭嘉衡果斷地投下重約五百磅的炸彈。投完彈後彭嘉衡駕駛受傷的戰機迅速返航,回頭看了一眼見到日艦火光沖天,挨了子彈也值得了,彭嘉衡回到基地後馬上查看飛機,“野馬”的機尾被日軍打了20多個彈孔….彭嘉衡駕駛的是當時最先進的P-51野馬戰鬥機,即便油箱被擊中還可以自動封閉,而日軍的戰機與之相比性能相差甚遠。戰機升空除了經驗及技術外,同時也要聽天由命,那時很多戰友早飯一起吃,晚餐時己是天地各一方,自己在生死邊沿來來去去走了好幾回,我的運氣一直不錯的。

50年代,有次彭老出差到武漢,曾經在馬路上問過一位老人是否記得當年武漢空戰,那位老人說,記得,當然記得,幾萬人葬身在炮火之中,死難者中有日本人,也有大量的中國平民。老人的回答讓彭嘉衡唏噓不已。

戰鬥隨時都會有犧牲,同隊飛行員遭難的消息逐漸讓彭嘉衡習以為常。就在武漢空戰後不久,俞揚和駕駛的飛機被日軍的炮火擊中,沒有見到返航歸來的影子,下落不明,另一戰友朱傑的飛機也受到了重創。彭嘉衡和一同留美的馬宗駿住在一起,兩人見此情此景,犧牲隨時都可能撲面而來,不定哪天都會在戰鬥中不能平安降落,於是,他們互相交代了後事。

1996年,彭嘉衡前往美國休斯頓探親,碰巧馬宗駿也在此定居,二人時常碰面聊起當年,每每讓二位老人感歎許久。

芷江機場的航空條件設施比較差,碎石子築起的跑道很短又很窄小,在跑道的兩頭是兩個小山,三面環水,作為機場並不是理想之地,但對戰事吃緊的中國戰場,芷江機場所起到的作用在戰爭後期非常顯著,壓制了日軍在華南、中南、西南的空中炮火。

條件奇差的機場時常讓對日軍作戰無損的飛行員卻在降落時不能走出機艙。一位美國飛行員駕駛的飛機也是在迫降後起火。我們未能看到他活著走出來,火熄滅後,我和戰友趕去查看時,看到他的身體被燒得剩下了很小的一團,但他坐著的姿勢仍然是雙手緊緊握著駕駛盤的樣子,讓我們肅然起敬。

凡是在中國戰場的美國飛行員,只要執行過50次任務,就可以得到回國休假的機會,而且還可以獲得優異飛行十字勳章。在一年的抗戰中,他先後執行了偵察、地面掃射、空中格鬥等任務達六十四次他得到了到後方重慶休假一個月的機會,在那堙A他結識了現在的妻子。

1945814日“空軍節”,也就是日本宣佈戰敗投降的前一天,彭嘉衡獲得了美國政府頒發的兩枚勳章,其中一枚為優異飛行十字勳章,和懸掛在美國前總統老布希胸前的一模一樣。

他一直沒放棄尋找失蹤的弟弟,碰到經歷過戰爭的人就會打聽。

1947年“空軍節”,在南京歡慶之後,彭嘉衡得到了回印尼探親的許可,他經廣州、香港、曼谷、新加坡,搭船回到坤甸昔加羅。

父母親和弟妹早已在坤甸的碼頭等候了多日,等待著歡迎他這位在抗戰中勝利歸來的遊子,但即將靠岸的彭嘉衡悲喜交加,他想著一面要向父母弟妹訴說離別多年的思念之情;而另一面,他在考慮著如何將弟弟失蹤的消息告訴他們。

上岸後,母親與彭嘉衡同乘一車,母親的第一句話就是:「淮漢怎麼沒有一塊兒回來?」他頓時淚如泉涌,無言以對,母親見此情景知道不會有好消息,也抱著他哭了起來。痛哭之中,他斷斷續續向母親講述了與弟弟淮漢分別後的事情:1943年冬天,我還在美國學習飛行的時候,突然收到了淮漢輾轉寄來的一封信,他說從南洋的錢已經收不到,只好去當兵了。

這是最後一次收到弟弟淮漢的信件。這之後再也沒有他的消息,我回國後,曾登報尋人到處打聽他的下落,但沒有一點回音。直到今天,回想起與弟弟在一起的情景,彭嘉衡還依稀記得,如果他真的當兵去了,就有可能戰死在戰場上,或者是被日軍擄走做了勞工。那個年代,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彭老一直沒有放棄尋找弟弟,只要碰到經歷過當年戰爭的老人,他都會去打聽,“或許他去了國外,現在哪生活著?或許他已經死了,但兒女又在哪呢?”戰爭給這位老人留下的創傷不僅僅是連天烽火造成的身體傷痕,心頭的丟失同胞血肉的疼痛讓他終身難愈。

1986年,彭嘉衡從民航北京管理局退休後,有次,碰到民航的一位後勤人員,“台灣的空軍潘承佑中將來過北京,你認識嗎?”這位後勤人員問他。“以前是我的隊長。”他回答道,他感到很可惜,錯過了見面的機會。

19508月,彭嘉衡在報紙上看到香港“兩航”起義的消息,有12架飛機“北飛”,其中有自己的同學何其忱,他便與同學取得了聯繫,于8月底登上北上的輪船,9月到達廣州軍委民航局,開始投身到新中國的民航事業。

我余生有一個心願,就是想請當年留美的同學回來看看,能夠在大陸團聚,這該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情。彭嘉衡說,許多同學和戰友犧牲了,適逢抗戰勝利60週年,我們這些活下來的人應該去祭奠一下。

彭老說,目前健在的當年留美的同學,定居在美國的還有10多個,臺灣有6人,大陸也還有五六人。能在有生之年與當年同學在大陸相會,將是一件幸事。 
(摘自南方都市報 作者:劉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