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大隊二十六中隊 賈維特(Harold Javitt)

 

我出生於芝加哥。1942年我剛進入大學沒多久,就志願加入陸軍航空隊。入伍時,美國已開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我選擇志願入伍並進入陸軍航空隊的原因,一是當時美國採用徵兵制,既然戰爭開始了,我遲早會被徵召入伍,但是我不想被徵召。因為徵召入伍沒有選擇性;二是我認為陸軍航空隊的生活環境較舒適。這就是我想成為陸軍飛行員的原因。我退伍時候的軍階是美國空軍上校。

我在大學唸的是工科,數學與科技是我的專長,所以獲選參加飛行員訓練。如果美國陸軍認為你適合擔任空勤人員(包括飛行員、轟炸員與領航員),他們就會把你收為航空軍校生。一開始的時候,你是以二等兵的身分參加各項測驗。這些測驗經由學科及其他層面的評估,人員遴選時,會有各種測驗來評估受測者,以決定這個人是否具備成為航空人員的資質並適合航空訓練。接著就是接受進一步的心理及人格測驗,決定受測者的個人特質是否適合擔任飛行員、轟炸員,還是領航員。很幸運,測驗的結果顯示我非常適合擔任飛行員,而終於得償夙願。

我在南卡羅萊納州的蕭(Shaw)空軍基地接受初級訓練,接著在佛羅里達州的美麗華(Miramar)空軍基地完成飛行高級班訓練。在完成進階訓練後,會依據當時的訓練表現,來決定是否適合擔任戰鬥機飛行員,或者是多引擎飛機飛行員。如果適合擔任多引擎飛機的飛行員,還有兩個選擇,那就是擔任轟炸機飛行員或是運輸機飛行員。我和其他年輕人一樣,都希望成為戰鬥機飛行員,而恰好測驗的結果指出我最適合擔任戰鬥機飛行員。之後我仍在佛羅里達州的美麗華空軍基地接受戰鬥機高級班飛行員訓練。完成此次訓練之後,就任官授階並獲頒飛行胸章。接下來就要專攻個人專長,接受更高階的戰鬥機訓練。我在進入P-40戰機學校學習駕駛P-40戰機後,就到佛羅里達州的巴托(Bartow)接受兩、三個月的P -51野馬式(Mustang)戰機高級訓練。結訓後,我在美國擔任了4個月的試飛工作,曾被派到加州執行北美航空公可新飛機的試飛任務。軍方所採購飛機的最後一次試飛,必須由軍方飛行員執行。我們有一些人就擔任這種試飛員的工作,並直接在南加州的飛機裝配線上接收新飛機試飛。之後我就被派到佛羅里達州的邁阿密。該地是派赴海外的出發點,不論你是到歐洲還是到更遠的地方都是由這裡出發。

我們在佛羅里達州的時候,尚不知道會被分派到哪裡。當時陸軍航空隊人員住滿了邁阿密市區及邁阿密海灘的所有旅館。數百位新進的飛行員與組員在這媯市搕懇o。不久上級便開始分發工作,但不一定會考量本人的意願。在陸軍航空隊決定派遣隊員到海外後,在分派前,這些隊員可以快樂也去參加派對、飲酒作樂,並且隨心所欲地做一切想做的事。固然這是段快樂的時光,但由於不知道會被派到哪裡,每個人心中多少有些忐忑不安。直到要出發前往機場的那天早上,我才知道我被派往中國。他們告訴我:「賈維特,我們要出發前往第36街機場,也就是邁阿密的主機場。你要在那裡搭乘C-54運輸機出國。」

C-54是早期的道格拉斯DC-4四引擎運輸機,但是軍方稱它為C-54。駕駛那架飛機的是常態機組員,帶著八或十二位人員飛往印度。我們花了將近一週的時間,飛經邁阿密、百慕達、非洲的外島,然後在北非的許多地點加油,其中一個地點是突尼西亞或利比亞(確切地點找已經忘了).但是我確定曾在開羅以及波斯灣的巴林島暫停,最後一站在印度的喀拉蚩落腳。在被派到中國以前,我就一直待在那裡。

到達喀拉蚩的時候,我們知道自己要去中國,只是不知道是那個單位。那個時候我必須每個月飛行四個小吋,否則龍不能支領飛行員加給。為了要符合飛行時數之規定,我們就到B-24轟炸機或運輸機基地協調其他大隊提供共乘的機會。所以,我有了數趟B-24轟炸機副駕駛的飛行經驗,其實我完全沒有受過這樣的訓練。我在喀拉蚩待了整整兩倒月。大慨在1943年下旬的時候,我們啟程前往中國,並在1944年的1月抵達昆明。

到達昆明之後,我們等待另一次的分發,因為他們必須決定哪些戰機大隊需要人手替換。我從昆明被派到成都的第311戰機大隊後(大隊成員都是美國人),成為第311戰機大隊第530中隊的一員,使用的機型是P-51戰鬥機。

我到隊後,因為是新進人員,所以比較沒有選擇任務的機會。我和其他同時調來的人,就好像街上新來的鄰居小孩一樣,原住當地的小孩總會嘗試著考驗我們。老資格的隊員可以執行護航轟炸機轟炸日軍基地,而我們這些小老弟的任務就是轟炸日本占領區的鐵路,我們將這種任務稱為「鐵路炸射」(railroad busting)。當我們發現火車的時候就展開攻擊,使日軍無法進行運補作業。我們還發現摧毀火車最好的方式,就是攻擊載有炸藥的車廂,只要車箱中彈,整列火車就會爆炸;或者就直接攻擊火車頭,這樣火車就停了。這段時間堙A我們摧毀過很多火車,阻斷了不少日軍運輸動線。

不久之後,我聽說有一個特殊單位叫作「中美混合團」(CACW),我發現這是一個由中國飛行員和美國飛行員混合組成的單位。我對這個單位非常有興趣,也發現他們有空缺。於是我決定要請調到那堨h,因為我認為這樣會有很多飛行任務。很幸運地,在194456月左右,我就調到「中美混合團」,我在這裡一直待到二次大戰結束。我很幸運可以調到「中美混合團」,因為這是個只有少數美國人參與的單位,對我而言更是一段愉快的經驗。

「中美混合團」有兩個戰機大隊,第五大隊和第三大隊,各大隊下轄有四個中隊,早期二個戰機大隊使用P-40戰鬥機。另外還編有第一轟炸大隊,他們飛B-25轟炸機。這三個大隊都隸屬「中美混合團」。第五大隊大隊長是唐寧(John Donning),當時的基地是在桂林,但之後被日本人佔領了。日本人當時沿著河谷往南一路占領城市,我們必須向南撤離。最後我們在芷江安頓下來,並待在那裡直到戰爭結束。

那個時候我和中國飛行員一起工作。第五戰機大隊有四個中隊,每個中隊大概有七名美國飛行員,二十到二十五名中國人。美國飛行員的功能就是擔任飛行指揮官以及中隊長。當然,也會有同樣編制位階的中國軍官,但通常負責領導任務的都是美國飛行員。中國飛行員大致可區分為兩類:他們不是自1930年代起就擔任飛行員的資深人員,就是在美國接受訓練的新生代飛行員。

1930年代,中國空軍基本上無法有效對抗日本空軍。當時中國空軍組織不良,飛機老舊,維修作業也不足。陳納德(Clair Chennault) 將軍在1930

(第五大隊大隊長是唐寧(John Donning)上校。)

代末受蔣委員長的聘請,來協助中國強化其空軍。據我所了解,陳納德在中國做了許多興革。例如送中國飛行員到美國訓練;以及成立若干混合戰術單位,將經驗豐富且技術精湛的美國飛行員,與需要一些系統與指導的中國飛行員進行混合編組。因為幾乎所有資源都集中到歐洲或太平洋戰區,因而在中國物資奇缺。從油料、彈藥、到其他補給物品,樣樣都不足。我們之所以能夠突破日本的攔截而獲得即時補給物品,全靠參謀計畫人員事前周密的思考與計畫。他們能看透日本人的弱點,而且知道第十四航空隊該如何利用這些弱點給予打擊。

原本美國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 是由有經驗、非現役的美國戰機飛行員所組成,就好像傭兵一樣,該單位於19428月解散。志願大隊並沒有轟炸機,第十四航空隊到中國後,才有美國轟炸機,其中包括一些B-25轟炸機以及一、兩個B-24轟炸機中隊。此外,還有幾個美軍戰機大隊以及「中美混合團」。

在「中美混合團」的編制中,老經驗的中國飛行員都在中國接受訓練,而年輕的飛行員大部分是在美國受訓之後分配到「中美混合團」內。赴美的中國飛行員所接受的訓練大致與美國飛行員相同,但是為了因應緊急需求,所以將部分的訓練課程加以濃縮,因此他們的訓練期程較美國飛行員短,他們在戰場上,若有優異的戰功,則必能鼓舞中國民心士氣。這些新的飛行員剛剛完成飛行訓練,不像那些曾飛過一陣子的資深飛行員一樣地有經驗。一般而言,不論中美,新進隊員都很年輕,都有很大的發揮及進步空間。

1944年底到1945年戰爭結束前,幾乎看不到日本空軍升空作戰,因為日本人在太平洋節節敗退,有經驗的飛行員都被送到太平洋戰區。因此,在中國的日本部隊戰力變得越來越弱,而且在1945年當日軍在若干區域挺進時(編按:此處指194545月間,日軍發動的「湘西會戰」。),反而對本身部隊造成一些困擾。例如,日本人從桂林一直往南,經運輸走廊直趨香港後,控制了整個華南地區。在日軍佔領區的東邊,還有一大片由中國游擊隊控制的中間地帶(編按:即地帶指日軍較難控制的鄉村地區,約指廣東、福建、正西、湖南四省交界一帶),反而是日軍難以掌握的地區。我所記得的是,在日本地面部隊開始順著河谷往北撤退時,他們多次攻擊他們的車隊以及河上交通,以遲滯他們的撤退行動。就在一年前,日軍一直向南進逼,美軍一路轉進,現在換成我們攻擊,而他們在撤退。「中美混合團」的第五大隊在1944年末及1945年的這段期間,成為整個戰區最活躍的戰機大隊,這表示我們比別人有更多的任務。或許這是因為我們駐紮在湖南省,於日軍撤退時,我們處於較佳的戰略位置。我們擊毀許多停在地面上的日本戰機,在1944年末及整個1945年間,已經很少和日本戰機在空中交戰了。那時候我們有許多任務是在一大早突襲他們的基地,在他們的飛機昇空作戰前將之消滅殆盡。

我覺得非常幸運,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美混合團」服務,在那裡結交了許多維持一輩子友情的朋友;不只是美國人,而且還有許多中國人。若干中國飛行員後來歸化為美國公民,並且住在美國。例如,我有一個中國朋友叫做法蘭克.(Frank Lu,即盧茂吟先生)他畢業於黃埔陸軍官校,相當於美國的西點軍校。他原是砲兵軍官,後來在中國擴編空軍時,他就離開陸軍,降階加入空軍學習飛行。他後來也加入了「中美混合團」。他現在是美國公民,在美國住了許多年,同時也是美國黃埔校友會主席。

我記憶中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當年雖然許多河谷被日本人所佔領,中國游擊隊同時也控制廣大的中間地區。我們曾在這個區域擁有一條沿著激流所建的小型泥土跑道。我們在那裡派駐了六至十二架飛機,以及幾位美國與中國飛行員。這條跑道座落在一個安靜的小村莊旁,依山傍水,風景如畫。我們在河邊搭帳篷,早上起床之後就出帳蓬跳到河裡去游泳。那清涼冷冽的河水真使人永生難忘。有一次我在出任務時,發動機被地面砲火擊中後失去動力,在那種情況下根本無法飛回基地。當時我記得那邊有條游擊隊的簡易跑道,還有我們的一些人員駐紮在那邊。我告訴我的僚機,我必須在那個跑道上降落。我的僚機一路陪著我,當時我有一點沮喪,因為我必須非常注意飛機的高度,也必須非常小心地控制油門以調整飛行速度。我的飛機正失去動力,而且只有一次降落機會,飛機跑道非常短,因此我必須在緊急降落後,立刻把飛機停下來。當我接近地面的時候, 我拉起機頭,然後用機尾撞擊跑道。在機尾著地時,飛機幾乎是垂直的,我幾乎是站在煞車上。在降落之後,有位航醫量了我從輪胎落也到飛機停止的距離,只有短短的635呎。如果我沒有停下來的話,就會衝進河裹,那我也就不會在這堣F,這真是我永遠無法忘記的經驗。

我記得在中國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在第二十六中隊移防到芷江後,每個月隊員們都會辦派對。這個月若是中國飛行員辦;下個月就輪由美國飛行員辦,而派對地點都是由中國飛行員安排。那時候的芷江是個小鎮,我想現在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改變。中國飛行員總是安排在這個小鎮堛漪Y處(可能是餐廳)聚會。那時候有一個傳統,每個中國飛行員會向每位美國飛行員敬酒。敬酒時他們會一個接著一個來向我們敬酒。瓶子婺邞漪O茅台酒,而我們都叫它「白色閃電」,因為茅台酒非常帶勁。我們乾了幾杯後就開始飄飄然,但是也們卻依然神色自若。派對後我們坐吉普車先到中國營區,下車之後要再走一段路才能回我們自己的營區,但在兩營區之間都是稻田,我們必須走過田埂才能回去,因此醉醺醺地掉到田裡是件稀鬆平常的事,這段回憶很有趣。我覺得中國飛行員的酒絕非是純茅台酒,因為在我們都醉了的時候,他們卻好端端的;再加上他們比較年輕,可以喝得比我們多。

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有關美國新飛行員報到的事。由於資深飛行員在作戰中傷亡;或者會回到美國接受新職,或到指揮參謀學院及其他軍事院校受訓,新飛行員會來報到接替資深飛行員。當新飛行員到餐廳吃飯的時候,我們不會給他們西式餐具,而是給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筷子。我們告訴他們,如果你能夠用筷子夾花生米,那你就合格了,也就能適應這裡的環境了。

我們在芷江的跑道是一條約3,300呎的泥土跑道。這條跑道對戰機來講是可以降落的,但是對大型飛機,例如B-25轟炸機或運輸機就不容易降落。芷江機場就好像一艘航空母艦,因為在跑道首尾兩端各有一個25呎及50呎深的溝渠,所以在1945年初時,他們決定把跑道延長。因此,數千名工人(絕不誇張),將巨大的石頭切塊、磨碎,然後以人力拖拉直徑大概810呎,寬也有810呎的大型水泥滾輪來壓實碎石地面。一台滾輪由三到四排的工人來拉,每排大概二十五到三十人。你有沒有見過有成千上萬隻螞蟻雄兵堆成的蟻堆?他們看起來就像這樣。有趣的是,大概在十到十五年前我住在南加州,有個好朋友邀我去他們家聚會。聚會結束之後,她介紹一個人跟我認識。她知道我曾在中國服役,跟中國相關的事物我都很有興趣。她介紹我一位加州州立大學的退休教授後,我們就開始閒聊。當聊到我何時曾在中國的哪裡工作時,他說他那時候也在芷江,我問他在那做些什麼,他說他是當時在那裡擴建跑道工人群中的一個十三歲童工。

第五大隊有四個中隊,包含第17262729中隊,而我是第26中隊的飛行領隊。「中美混合團」在戰爭結束後解散,中華民國空軍仍沿用第172627中隊的番號,但是第29中隊的番號被取消了。

後來第五大隊成為第401戰術戰機聯隊中的飛行大隊,每年都來拜訪我們的都是現役的第401戰術機聯隊的飛行員,一直到大約四年前,中華民國空軍還持續沿用第五大隊番號。所以你可以瞭解這個傳統是如何延續下去,我們這些老人為何可以跟這些年輕人這麼親近,這種感覺十分美好。此外,第401聯隊還邀請我們到臺灣,我就到過花蓮許多次。大概每四年會邀請我們過去訪問一次,期間我們也邀請他們來美國。聚會氣氛 非常好,雖然他們

(左起:李繼賢伯伯、賈維特先生、段有理伯伯於中美聚會時合影留念。)

所派來的人有些是新面孔,但是只要15分鐘我們就會變成好朋友。

堂中國共產黨在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他們邀請我們訪問中國大陸。我帶我內人到中國去看我曾經住過的地方,因為我知道一切事物即將改變。因此在1979年時,我們一小組人去中國大陸。那時候並沒有外國遊客,我們是站在長城上唯一的美國人。那時也沒有遊覽車,旅館是搖搖欲墜的蘇聯舊式旅館,對我內人而言,這是一次特殊的經驗。那時的中國和我當年的中國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改變,而這對我太太而言則是一次非比尋常的遊歷。此後,因為中華民國空軍每三到四年就邀請我們到臺灣一次,我們就順道經香港進入中國大陸。每次我到中國大陸都會看到許多改變。

在中國的經驗對我的人生非常有幫助,讓我在往後的軍旅生涯及平民生活中都充滿自信,也是造就我積極進取的人生觀,對我的一生影響深遠。

(摘自飛虎薪傳 中美混合團口歷史 國防部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