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大隊十七中隊 廸哈文(John R.DeHaven)

 

美國於1941年向日本宣戰後,我被徵召入營擔任步兵。但我並不想待在步兵單位,因為當步兵的日子實在是太苦了,因此我只在步兵單位服務了1年。當時我在德州的一處新訓中心服務,職務是教導新兵如何使用步槍,同時負責一些基本的訓練課目。多數在該新訓中心結訓的士兵,都被派到南太平洋與日本人作戰,而非派到歐洲戰場打德國人。

1942年我通過考試,加入美國陸軍航空隊(Army Air Corps)。首先在密蘇里州接受基礎訓練,隨後到德州聖安東已市(San Antonio)的倫道夫機場(Randof Field)接受基本飛行訓練,再到德州的維多利亞市(Victoria)接受高級飛行訓練。在高級飛行訓練期間,我們使用的是BT-6單發動機雙翼教練機。同年9月我從飛行學校結訓,先在維多利亞擔任一段時間的飛行教官,然後又到新英格蘭接受其他的訓練課目。

我在新英格蘭受訓時,蔣宋美齡女士來美訪問,同時美國國會決定協助中國人民對抗日本。蔣夫人還告訴羅斯福總統,希望

能編成一支「中美混合團」(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 CACW)協助中國人民。因此,包含西點軍校畢業生在內的一些非常優秀的美國飛行員志願到中國,協助中國對抗日本侵略。我也被派遣到這個新成立的單位。剛開始,我們先到紐約市長島的米契爾機場(Mitchell Field)集合,準備前往中國。在離開該地後,我們先經由南美洲、大西洋上的某個島嶼和非洲,飛到印度的喀拉蚩,然後所有人再從印度飛到中國。取道印度的原因,是因為當時中國沿海地區已經完全被日本人佔領。當我們抵達印度時,合好遇到當地的雨季,雨幾乎從早下到晚。19429月,我鬥駕駛著P-40戰鬥機,從印度喀拉蚩飛行到中國的昆明。這些戰機也就成為後來的第3戰機大隊使用。

我在1942年抵達中國,第一個駐防地點是桂林,我所編配的單位是第3大隊第32中隊,並開始執行任務,常德會戰期間(1943112日至1222)126日,我們掩護B-25轟炸機進行轟炸湖南常德,並與日機發生空戰,隊上的波義耳少尉(Cliff Boyle)不幸被擊落陣亡,我的飛機也被擊傷,降落時飛機已損害,我則幸運地毫髮無傷。不久我奉命回到喀拉蚩,訓練中美混合團第5戰機大隊的美國與中國飛行員,後來我又編配到第5大隊第17中隊。我在中國飛的飛機都是P-40, 爾後,第5大隊開始接裝P-51戰鬥機,這款飛機比P-40戰鬥機更加靈活且容易操控。

我剛到中國時,心情相當興奮。中國的所有事物都與印度截然不同。在印度有許多的乞丐,但在中國,儘管有些人很窮,但絕不會去行乞。從個人的觀察中,我認為中國在當年的那些艱難歲月中已展現出潛力。例如,中國人民在稻田上蓋跑道時,並沒有任何裝備,但靠著他們的雙手,就能把地面整平並鋪上碎石。由此可以看出,中國人民不僅堅強,而且具有天份,此外,中國人民也非常友善。儘管我們這些人都不會說中文,當地人也不會說英文,但當彼此在街上相遇時,他們總是笑臉迎人,且雙方的溝通也毫無問題。在我們抵達中國之初,某些曾經駕駛過俄製飛機的中國飛行員,也曾在美國受過訓練。他們會說一些英文,部分人的英文甚至相當流利。因此,我們可以討論許多事情,瞭解彼此並建立良好的關係。這段期間,我和中國人建立起相當寶貴的友誼。在共黨佔據中國大陸後,我們和中國隊友還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例如,黃埔軍校畢業的法蘭克。盧(Frank Lu,即盧茂吟先生)曾是我在中美混合團的隊員。在喀拉蚩訓練中國飛行員時,我和他首次見面。盧先生現居美國加州,我們仍保持連絡。

民國三十三(1944)年冬天,下雪後的芷江營區。

我和日軍交戰的多數經驗都發生在駐防桂林與芷江的那段期間。日軍在19411943年間戰力仍然相當堅強,甚至還奪取了我們的某些基地和桂林等城市。當日軍在中國肆意攻掠之際,我們不斷移防,直到停駐芷江。芷江機場就像是航空母艦一樣,跑道建在山丘頂上,其終點則是斷崖,而這種環境對我們造成相當嚴重的問題。例如,某日我們1架飛機起飛時,發動機剛好發生故障,結果就直接墜落斷崖,飛行員當場喪命。我在芷江機場曾見過蔣介石委員長與蔣夫人,當時他們到該地頒發勳章,表彰我們對抗日戰爭的貢獻。

當時,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對日軍實施炸射。每次任務通常由810架飛機執行;有時我們也會為B-25轟炸機實施護航,對日軍進行轟炸。當年我只是個普通的飛行員,因此首次和日軍接戰時會感到害怕。但經過幾次戰鬥任務後,我就逐漸適應了。我在任務前總會禱告,希望上帝賜給我好運,能平安完成任務,因為那時我還沒結婚。我想,上帝一定是聽到我的禱告了,因為我在中國從來沒有受過傷。我曾在香港附近發生過一次意外。當天1架友機飛到我的前面,以致我撞上這架友機的機翼。幸運的是,我並沒有受傷,而友機也安全返回基地。這位隊友後來在某次任務中被日軍擊中,跳傘後,他毫髮無傷地被中國人民救回,並送回我軍的防區。

有一天,我在經過數小時的炸射任務後,於返航途中與隊友失去連絡。當時天色已暗,我飛過一處中國小鎮,嘗試著判斷我所在位置。我在該鎮上空開了幾槍,結果鎮上的燈光突然全熄滅了。當時,我對自身的處境相當擔心,因為如果找不到返航的路線並及時抵達基地,在燃油耗盡後,就只有跳傘自保一途了。但突然間,發現遠方出現了探照燈的光束。儘管我不知道那道光來自何處,但我還是決定冒險一試。我隨著燈光飛去,幸運地找到了芷江機場。能在黑暗中找到返回基地的路,我感到非常興奮。後來我才知道,當我迷路時,基地也發現了,所以才用探照燈指引我返回基地。

芷江機場外圍人員生活區的入口牌樓,上寫著「公理」二字。

在芷江基地駐防期間,我曾經參加過幾次派對,並和中國飛行員開懷暢飲。他們的酒量都很好,在數度乾杯後,這些中國飛行員仍然神色自若。我們共同渡過相當美好的時光,且彼此保持著良好關係。在中國那段期間,中國人民相當敬重我們,因為我們離家萬里,到中國與當地人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我在l 9441月回到美國。28歲那年和內人結婚,我讀高中時即已認識我太太,入伍前已經訂婚。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被調到空軍後備部隊,駐防於德州,負責訓練新飛行員。戰後,陳納德將軍不再擔任第14航空隊指揮官,但他仍然繼續留在中國,某些美國飛行員離開軍職,跟隨陳納德將軍在中國繼續奮戰。

我對中國人民很有好感,直至今日仍保持著良好的友誼。人們應該牢記當年美國飛行員犧牲生命與中國人民並肩坑日的歲月,並從殘酷的戰爭中,記取教訓。

(編案:迪哈文先生已於2009112日,在俄亥俄州家鄉辭世,在此除表示哀悼外,並對迪哈文先生當年於中美混合團的英勇表現至上最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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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飛虎薪傳 中美混合團口歷史 國防部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