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大隊十七中隊機工長 班倪(James Bennie)

 

我在1922年出生於蘇格蘭,1930年代,我大約十來歲寺,因為蘇格蘭生活艱困,又聽說美國是個新天地,有很多事業可以謀生,於是我們全家移民到美國。二次大戰爆發之前,為了學習一技之長,我在1家飛機修護學校就讀,學習飛機修護的技術,畢業後,在某家航空公司擔任飛機修護技師約有一、兩年的時間。

1942年,美國已經加入二次大戰了,因為當時美國還是徵兵制,時年20歲的我也被徵召入伍,並派到大西洋城接受基礎訓練。因為我有修護飛機的專長,所以就被分派到陸軍航空隊的飛行部隊工作,任務就是在第一線的飛機修護工作。起先駐地是在亞利桑納州,之後就被調往新墨西哥州。在新墨西哥州服務不久,我被派到印度的喀拉蚩,隨即被指派到中國的中美混合團(CACW)17中隊服務。大戰結束後,19461月我從軍中退伍。韓戰爆發後,我重回後備部隊,並辦理留營服務,決定繼續留在空軍了。19771月,我以一等士官長階級退伍。

我並非志願到中國,到中國完全是個意外,也就是說完全是由上級指派的。1943年,上級調查我們是否有意願離開美國本土到海外作戰,我的確有到海外作戰的意願,所以也回覆了上級。我的維修專長機型是B-17重轟炸機,當時因為盟軍只有在歐洲戰場才使用B-17,而且基地都在英格蘭,所以我一直認為會被派到英格蘭。到了我搭上汎美航空的C-54運輸機時,還是認為會被派去英格蘭。但在飛機起飛之後,發給我的機票竟是1張往印度喀拉蚩的單程機票,真是嚇了我一跳。經過長途飛行,飛機在喀拉蚩降落後,我還是不知道下一步會被分派去那堙C不久之後,上級才給我命令,要我到位於中國湖南芷江的中美混合團服務。

在喀拉蚩休息幾天之後,我們坐火車離開,花了10天的時間橫跨印度大陸來到阿薩姆(Assam)省。印度領土廣大,這趟旅程讓我看到許多壯觀的景象,真是一個大歷險的過程。

在火車上有美國人、中國人,還有我們的裝備。這是一列非常老舊的火車,大家只能利用火車停下來給鍋爐(火車引擎)加水的時候,在火車站堿~個戰鬥澡;在早上也可從鍋爐中取熱水沖泡一些東西喝。到達阿薩姆省後,我們把所有的裝備運送到C-46運輸機土,然後就與裝備一起飛越喜瑪立雅山到中國,1C-46運輸機可以裝載26位人員和貨物。

我分發的單位是中美混合團的第5大隊第17中隊,這是一個中美合作的團隊,不論空、地勤,中國人和美國人都有。有人告訴我說,美國飛行員在執行若干次任務之後可以先行返家,但我們地勤人員卻無此規定,必須等到戰爭結束之後才能回家,其實當時我還年輕,也不擔心回家的日期。

芷江基地有一條建在高山頂上的2,000英呎跑道,基地裡所有的建築物都是蓋成一圈。在跑道的兩端駐紮有兩個中隊。那裡有一條路直達右邊的稻田,我們必須把飛機藏在那裡的機堡,以免被日本飛機轟炸。

我的職務是機工長,整個中隊大概有25位弟兄。每天的工作

班倪先生初到印度時留影。

就是早上530分起床、著裝、然後到餐廳用早餐。用餐後,到停機線啟動發動機暖機、然後把飛機滑行到飛行線就緒。當天若有任務,飛行員會來發動引擎待命,此時我會再可到餐廳吃一些早點。當戰機完成任務回來之後,我們會給飛機加油及補充彈藥,作好再出任務的準備。在其他的時間裡,就從事一般飛機的維修工作。通常是給飛機加油、維修機件、還有處理彈藥,例如250磅、 500磅炸彈以及.50機槍彈的處理等等。P-40戰機上有6挺機槍,出任務時,通常在飛機的兩翼上還各掛有1枚炸彈。到了下午45點時,我們就把飛機滑行到待命區,然後回營舍休息。

當時的運輸非常困難,往往造成後勤補給上的問題。從美國運送補給品到中國是非常費時且複雜的任務,例如,要運送到中國的飛機必須先在美國拆解、用小型航空母艦或運輸船載運到喀拉蚩組裝,組裝好後再將飛機飛到中國。在零件不足的時候,我們會靜待補給,或是盡可能維護飛機的妥善,偶爾也會拆解1架飛機上的零件來修理另1架。有人說我們在飛機燃料中添加東西,但這不是事實。雖然補給有限,但是我們絕對不在燃料中添加任何東西,而且在燃料中添加異物,對飛機機件及飛行員是十分危險的。

在中國飛機的維修十分困難,缺乏許多工具可用,但是大部分的工作是以人力執行。舉個例子,更換發動機的時候,我們就把3支鐵桿綁在一起做成1座三腳架,然後在三角架頂端安上1套滑輪。首先我們把飛機推到三角架下,以人力把機尾抬高到飛行水平後,用空彈藥箱把滑輪勾上發動機並把它吊起來。然後就把機尾放下,並把飛機推出。接著將舊發動機放到板條箱上解開滑輪後,再把新發動機掛上並重複之前動作。加油和換發動機比起來也輕鬆不到哪去。汽油都是裝在55加侖桶堙A加油時要把一桶桶的汽油滾到飛機旁,然後把油桶立起來、打開桶蓋,再用手搖泵加油。加油時,要一個人轉手搖泵打油,另一個人同時拿著漏斗並過濾水分或雜質。

班倪先生於P-40戰機前留影。

我們和中國機組員一起工作,但是各有所隸屬的單位,雙方的人員數量是相當的。整個中隊有美國的指揮官也有中國的指揮官;有美國的機工長也有中國的機工長。一開始雙方語言不通,在溝通上有些問題。但在學了中文之後,我們就比較了解他們了。我的工作夥伴是一位中國機工長,彼此都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們合作無間。例如,他會幫我把油加入飛機油箱,並且幫我打開發動機蓋更換火星塞、電池與潤滑油。我負責飛機維修的全部的工作,因為大部分的技令都是英文,而且飛機上的標記也都是英文,所以我的效率比中國機工長高了一些。中國機組員工作很認真,都會隨身帶筆記本好方便記東西。基地內有個男孩子英語很好,我們可以彼此溝通,工作上對我幫助很大;也許當時中國空軍內有開辦英語訓練課程,只是我不太確定就是了。

圖左:兩位地勤人員至印度接收新的P-51戰機,這架飛機已被漆上「Jo and DoDo」外號。

圖右:此架編號767P-51即為「Jo and DoDo」一地勤維修人員檢查飛機情形。

在中國各方面所經歷的事都很美好,但階級差別這件事讓我非常在意。在芷江後期幾年的記憶中,因為擴建機場的需要,機場來了9,000位建造跑道的苦力,給我十分深刻的印象。因為他們的人數實在太多了,所以我根本無法知道他們是誰、具有什麼身分,看到他們的時候,也很難聯想他們是有血肉之軀的常人。到中國之前,我從來沒有過這種經驗。因為文化上的差異,有很多事情我無法理解。多年之後,再可想起來,我真的是被這些中國人所感動。中國人也給我上了一課:曾經有一次,我對一位中國人生氣並大聲叱責他。從那時候開始,他就再也不跟我講話。我實在是錯了,也不應該這樣做。這是一次很大的教訓,對我也造成很大的影響。在爾後的人生當中,我再也不曾犯下同樣的錯誤。從那次之後,我一生中只要有中國朋友和我連絡,我都會儘量和也們保持聯繫。在我升為督導人員後,我非常小心處理人員管理的問題,我從中國人那邊學到的另外一件好事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氣。

芷江的生活條件不太好。例如,我的床是兩呎寬四呎長的木頭床,床墊是很薄的棉墊,大概只有兩張毛毯那麼厚。營舍都是木頭做的,很多老鼠跑進跑出。有一天半夜醒來,發現1隻老鼠正在咬我的手,另外還有兩隻在我的床舖上,我就起來用米酒洗手消毒。我們吃很多的花生和柑橘。餐飲部分由中國廚子做菜,因為沒有美國人習慣的馬鈴薯,所以我們也吃米飯。食物中很多

17中隊美籍隊長威爾德(Charles Wilder)中校正在P-40上準備出動,身旁為班倪先生。該架P-40綽號為「Jo and DoDo」,換裝P-51後,仍將該綽號漆到新飛機上。

蛋、雞肉和水牛肉,但是沒有牛奶。可能是烹調方式的不同,雞肉和水牛肉我吃得很不習慣。飛機大概1個月會帶來一次福利品,其中有香菸,而且大多是契司特非牌(Chsterfield)的,不過我不抽香菸,只抽煙斗,事實上大多數的人抽煙斗,因為當時香煙很少見。而我則從芷江城裡買中國菸草,商店裡面有一個菸草磚,大概4吋寬1呎高,店裡的人用刀子把菸草刮下來,然後包起來。1個月配給1罐啤酒,但是沒有罐頭食品之類的東西。我們的制服布料也不是很好,總之,當時物資缺乏,許多東西都是克難取得。

當時有一些娛樂,所以我不覺得孤單或壓力太大。我們有一些平裝版的小書,偶爾也會看一場電影。有時候有中國明友會請我們眾聚吃吃中國菜,然後閒聊,喝得酩酊大醉。

我待在第17戰鬥機中隊兩年,直到二次戰爭結束。大戰結束時,我被分發到第21偵察中隊,這個中隊在戰爭結束後編成第30中隊。我曾飛過成都、西安、青島,最後在1946年的耶誕節前到了上海。後來

幾位第17中隊地勤士官的合影,右二為班倪先生。

別人才跟我說,中國共產黨就在西安附近。大概有34個月,我們執行特別的飛行偵察任務,例如替中國政府執行空中偵照作業。到了上海之後,我搭乘運兵船回西雅圖,但是我的單位是從陸良飛過喜瑪拉雅山先到加爾各答,然後坐船回國。離開中國的時候,我的階級是上士。

我在中國學到很多,結識很多朋友。更重要的是,我喜歡四處闖蕩,我不喜歡在一個地方待很久。我很喜歡我的工作,在中國也享受許多歡樂和體驗許多冒險。那段在中國的日子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階段,也很珍惜這段跟中國人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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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飛虎薪傳 中美混合團口歷史 國防部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