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隊二十七中隊 盧茂吟

 

我出生於農曆民國10年正月1日,籍貫是江蘇銅山。父親畢業於清朝末年於江蘇設立的陸軍小學,民國15年父親21歲時,在山東鉅野與西北軍(編按:馮玉祥部)作戰時不幸陣亡,當時我才5歲。父親在世時,家境小康,也有一些田地,祖父要父親接管家業,只是時年17歲的父親十分重義氣,經常接濟朋友,財務管理也不以為意。父親作戰犧牲後,家道開始中落。我是家中長男,年方5歲,卻得開始準備負擔家計,只好把家中僅剩幾處田地拿來種綠豆當作主食。田地位處村落外偏遠地方,常有野狼出沒,而且蘇北常有大型暴風,加上整路都是刺人蒺黎,這樣的種田生活對我這個小孩子而言,實在過於艱苦太困難了。直到我和母親到附近的雙溝鎮投靠一位家境很好的親戚,生活才得以改善。

民國26年抗戰爆發時,我還是個中學生,整個國家已經充滿了抗日的氣氛。於是我在江蘇加入了第11集團軍(編按:抗戰初期編成,屬

5戰區,總司令為李品仙,防線為津浦路一帶),隨後移防到了河南。後來,因為中學學業尚未完成,想要繼續唸書,我才離開11集團軍,到武漢去找舅舅。到了武漢,才知道他已經調到重慶了,此時我身上的盤纏已所剩無幾,想起有個表哥住在徐家棚,就動身去投靠也。就在武漢車站等火車時,遇到一位郭姓中學同學,在告知的去向後,他跟找說:「那你何不跟我一起到陝北去就讀抗日大學呢?」我想生活總要有點著落,而且名稱是「大學」,應該是可以讀書的,於是馬上答應。火車往北行駛到了河南信陽,靠站停車2小時補充燃料,乘客可以趁機下車活動筋骨,我也下車走動。很巧地,又遇到在家鄉的趙姓結拜兄弟,一聽說我的去處,極力反對,堅持不讓我去當「8路軍」,並邀約我一同去武漢投考軍校。

此時中央軍校15期正在武漢招生,我很幸運地錄取了,並到位於湖南武崗的第2分校受訓。民國2810月畢業後,我留在學校擔任區隊副、區隊長等隊職幹部,帶領陸官17期的學生。這一期的學生都很優秀,有幾位在國軍晉昇到軍長,在抗日及戡亂戰役表現十分傑出,對此我也相當引以為榮。

在第2分校待了2年餘,我進入位於廣西桂林的陸軍大學參謀班受訓,完訓後受階上尉,分發到隸屬廣西部隊的131師,就在廣西南部與日軍隔河對峙。雙方只是相互監視,掌握行動,卻都沒有進一步行動,緊張的戰場上反而透露著些許輕鬆的氣氛,雙方官兵甚至還正常休假呢! 3個月後,有次叫桂林休假時,在報紙上看到空軍官校在招考留美空軍生,我覺得131師的作戰方式,實在不符當年我從軍抗日的宗旨;留美空軍生雖然考試很嚴格(規定大學肄業兩年以上才得報考),但我已是陸軍大學畢業,許多考試科目應該難不倒我。於是我前去投考,並幸運地考上了空官15期。

我在民國30年中考上空軍官校後,開始接受飛行訓練。首先是在雲南驛進行初級班的訓練,不久又到霑益進行初級班訓練。31年時,我們在國內經過測試後,合格人員由昆明搭乘C-47民航機(編按:中國航空公司)到印度加爾各答,住了約1個月,搭火車到了喀拉蚩及孟買,在孟買搭了1艘英國輪船到美國,這艘船原是一般民用輪船,因為戰爭關係被英國政府動員徵召,擔任運輸人員的任務。因為此時太平洋正是盟軍與日軍的激戰區域,為了不被戰事波及,這艘船從孟買出發後航行到南非德爾班,繞過好望角,橫渡大西洋到美國紐約。

到了紐約略做休息後,我們前往位於亞歷桑那州鳳凰城附近的雷鳥基地(Thunderbird Field),開始從初級班接受美軍全套課程的飛行訓練。完成雷鳥基地的訓練後,中級班移到位於土桑(Tusun)附近的馬拉納(Marana)基地,高級班及部隊訓練(OTU)則又移到路克基地(Luke Field)。在國內和美國受訓時,初級班都是使用美製的PT-17雙翼教練機,中級班和高級班則是使用AT-6單翼教練機,部隊訓練是以接近實際作戰的情況,使用當時尚在美軍前線服役的P-40

民國32101日結束在美國的訓練課程,巧的是,我在此的訓練期別跟陸軍官校一樣都是15期,只是兩者的畢業年份差了好幾年。基本上,空官畢業剛下部隊的軍官都先授予准尉,3個月後再升為少尉,由於承辦人的疏忽,原本應該在受訓過程中晉升少尉,我卻足足當了2年半的准尉。

畢業後,我們搭船返國,第一個目的地是印度。回到印受後,到喀拉蚩進行銜接訓練,主要是熟飛P-40。接著於民國3310月左右,我被分發到第5大隊的第27中隊。第5大隊已經在5月開始作戰了,基地也從桂林遷移到芷江,於是我就在芷江開始在中美混合團的生涯。

抗戰開始時,中國空軍整體建制尚未完全,機種更是混亂,有英、美、俄、法、義大利等各國飛機,作戰性能不如頂期,只是大家憑著一股犧牲奉獻的愛國心,同心一力進行抗日,所以初期才有814大捷,還有幾次空戰的勝利。只是我們設備實在比不上日漸增強的日軍,一再受到日本的攻擊,而無有效的反制戰力,日機更是肆無忌憚地對中國城市進行大規模轟炸,老百姓每天都要疏散到防空洞躲避空襲。尤有基者,曾有1架日本軍機深入四川成都,並目中無人地降落在太平寺機場,拔了機場紅旗後從容地將飛機飛走,其狂妄姿態真是令人氣結。

民國3065日晚間,日機對重慶展開大規模的地毯式轟炸,就曾經發生過萬餘名民眾於防空洞內不幸罹難的「重慶慘案」。(民國3065日晚上9時,日軍對重慶進行大規模的地毯式轟炸,因事出突然,所以重慶居民無法即時疏散,萬餘人躲進市區內的公共防空大隧道。因轟炸長達10小時,且隧道內人數超乎原有容量,於是民眾產生高溫缺氧現象,但礙於空襲警報期間,隧道緊閉無法外出,造成洞內民眾推擠、窒息身亡。事後各方統計不一,死亡人數由9千人不等,史稱「重慶慘案」。)

31年時,陳納德將軍在中國成立了「飛虎隊」,配備百餘架P-40,與日軍的零式戰機作戰,獲得不錯的戰績。不久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對日宣戰,輿中國成為盟友,原來志願軍性質的「飛虎隊」解散,323月,美軍第14航空隊派駐來華,並接受陳納德將軍建議,同年10月成立中美混合團。

中美混合團隸屬於第14航空隊,下轄3個大隊,分別是第135大隊,而我所服務的第5大隊,之下還有第172627 29中隊。人員編制土,大隊長、中隊長由中美各派1人擔任,出任務時由雙方平均派遣為原則,譬如兩機任務時,中美各1架飛機出動,4機任務則為中美各兩機出動。我到隊時,第5大隊中國大隊長為張唐天,美籍大隊長為丹寧(John Dunning)上校,第27隊的中國中隊長是廖廣甲,美籍中隊長為德爾(James Dale)。還有幾位長官的名字我已不記得了,不過我最推崇的是當時的副大隊長鄭松亭,他是從第3大隊第28隊調過來的,在第3大隊時就已經戰功彪炳,到第5大隊後依舊身先士卒,立下不少光榮的戰績,我與鄭副大隊長經常一起出任務。不論是作戰或是日常生活,我們都會跟美國人接觸,大家相處很和諧。混合團中的美籍隊員,有的是在美國受訓的同學,有的是由其他部隊調來的。大家在芷江一起作戰,培養出深厚的感情,午(1996)年來拉斯維加斯(Las Vegas)參加年會的賈維特(Harold Javitt),就是我當年的好友。

芷江機場堙A第17隊與第27隊的作戰室,位於跑道南端;26隊與第29隊作戰室,則位於跑道北端。第1大隊第4中隊也進駐了1個分隊4B-25在芷江機場,他們的分隊長是空官9期的張堯,恰好也是找在官校的教官。後來擔任我國駐美代表的夏功權,當時也是那4架轟炸機隊員之一。此外還有第14航空隊也進駐了1個全是美籍隊員的獨立第75戰鬥機中隊,整個芷江機場約有130架飛機。當時我們吃的伙食是「高空伙食」,住的宿舍是兩人一間的平房。機場跑道位於1個小丘陵上,兩頭都是30-40呎深的稻田,其中一條跑道與航空母艦頗為類似,長度也不足,用

一架掛著500磅炸彈(上面寫著『咬嚼的毀滅者』)P-40

以起降P-40P-51等戰機還夠,但是起降B-25就需要一點技術了。

民國341月,有1B-25轟炸機進行迫降,結果降落失敗,飛機墜毀在跑道外頭的稻田裡,接著起火,機槍子彈因受熱而像鞭炮一樣霹靂啪啦地亂飛,救援人員前往將受困的機組員搶救出來,只剩1位美籍士官的腿被壓在飛機機體下,眼看著火勢即將把他吞噬。大隊長丹寧上校上前原本想將他拉出機身殘骸,但是機身太重,根本無法辦到。丹寧上校就拿起一把斧頭想砍斷這位士官的腿,至少可以保住性命,可是火勢實在太強,而且一直引燃機上彈藥,砍一條腿在時間上都來不及了;於是丹寧上校舉起一把手槍,直接向這位士官開了兩槍結束生命,以免受到火燒的痛苦。在現場或聽說這件事的基地同仁,個個眼眶泛紅,但都贊成大隊長的緊急處置,因為大家都認為在當時情況下,這位士官並無任何生存的機曾。到了3月份,丹寧大隊長也被軍事法庭以殺人罪起訴,但結果獲判無罪。

其實在芷江這個機場起降出意外的飛機不在少數,多是因為滑出跑道而掉落到稻田。抗戰勝利後,上級指派我到湖南漵浦(編按:抗戰後期中美混合團所規劃的補助機場)1P-51飛回來,於是從芷江這邊,由同隊同寢室的俞揚和駕駛T-6雙座機,載著我去進行任務。結果起飛後,飛機熄火也掉到田裹去了,我們兩人命大,只受了點小傷。

民國33年起,美軍開始軍援中國,並在印度汀江成立了1個「空運司令部」(Air Transport Command, ATC),有600C-46運輸機,每天飛越喜瑪拉雅山運輸汽油、武器等軍事裝備,送到昆明、重慶、成都等幾處大基地,藉由這些裝備來補給國軍部隊,也提供第14航空隊充分的物資支援。因為這些C-46飛越喜瑪拉雅山區十分危險,經常要與惡劣天璞搏鬥,不幸殉職的人也不少,美軍將喜瑪拉雅山的山峰稱為「駝峰」(Hump),於戰後成立了1個「駝峰飛行員協會」(Over hump pilot association),來紀念當年飛行員的英勇行為。我雖不是C-46飛行員,卻也因為多次飛越駝峰赴印接機,於是也加入了該協會,還是永久理事之一。

5大隊一開始使用P-40戰機,直到民國3423月時開始換裝P-51,因為戰事緊急,所以每個人只熟飛1個小時就開始作戰了。就地面攻擊而言,我覺得還是P-40的性能較佳,因為P-40的裝甲比較能抵禦敵人砲火,也就是我們說的「耐打」。有位服務於第26隊的15期同學郭幹卿,在346月某天,帶著16期的馬啟勛以及兩位美籍飛行員,至九江一帶執行炸射任務。過程中他的飛機座艙儀表板遭地面砲彈擊中,爆炸後共有73個砲彈小碎片滲入右半身,飛機也受到重創,一路飛到洞庭湖上空,人機均無法支撐,於是勉強跳傘,跳傘後被送入湖南常德醫院急救成功。戡亂時期,他出了一次任務不幸陣亡,遺體上還有當初中彈開刀無法取出的7片碎片。所以說,我覺得就飛機結構而言,P-40戰場存活率應該高於P-51

民國335月間,日軍開始在湖南岳陽的白螺磯修築機場,並在湘鄂邊區持續集結重兵,開始進攻長沙、衡陽一帶,史稱「長衡會戰」。陸軍方面發生多次激戰,空軍則與日機多次在衡陽上空遭遇,雙方尚無明顯勝負。此時白螺磯機場已經成為日軍第1線唯一的重要基地,駐守的轟炸機、戰鬥機每天出動,轟炸重慶、昆明、成都、桂林等都市,對於大後方的人民與政府及國軍地面部隊造成很大的威脅及傷害。此時擔任大隊作戰官的丹寧中校(編按:丹寧中校於3311月接任第5大隊大隊長,並晉升為上校)提出了1個作戰計畫,主要是奇襲白螺磯機場。該計畫內容是先以部分戰機飛抵衡陽上空進行空戰,但我機並不做真正的攻擊,而是與日機周旋,目的在於消耗日機的油量。約數十分鐘後,日機返回機場加油掛彈,我方主力機隊則經由先遣戰機部隊告知日機回航消息,即刻飛往白螺磯機場上空進行對地攻擊。此時日機有的正在降落,有的正在地面上進行加油作業,根本無法起飛迎擊。此計畫在7月中下旬前後實施了3次,果真如丹寧中校所研判的情況,日機幾乎在地面上即已被我方擊毀,也就是史稱的「三襲白螺磯」。這3次奇襲作戰將日軍在第1線的作戰飛機消滅殆盡,日機已無力進行具有規模性的轟炸及空戰,直到抗戰勝利,制空權均掌握在我軍手中。

民國343月後,因為日軍在太平洋的戰事失利,中國戰場上又遭受國軍堅強抵抗,多處呈現膠著。為了避免夜長夢多,日軍在湖南中、南部集結重兵,想要孤注一擲地進攻重慶、成都、昆明等地,早日結束戰事。而進攻的路線上,最大的阻礙就是駐防湘西的芷江的第5大隊,所以芷江是日軍進襲的首要目標。從4月開始,日軍就集結了65千人,分4路進攻,著名的「湘西會戰」就開始了。國軍的地面部隊主力是由王耀武將軍所率領的第四方面軍,把日軍阻擋在洞口、新化一帶的雪峰山對峙。第5大隊這段時間天天出擊,掩護地面部隊作戰,並配合第1大隊第4中隊進行轟炸。

湘西會戰中,第5大隊最具決定性的一役,就是在4月下旬,由第17隊和第27隊共出動12架飛機(我也是僚機之一),攜帶著燃燒彈(Naplam Bomb),在洞口至雪峰山日軍左翼部隊陣線一帶進行地面攻擊。此次任務之前,大隊已經先行派遣了飛行軍官至地面前線設置對空通信電台,可以清楚指示空中投彈時彈著點的修正。而位於雪峰山一帶的國軍地面部隊,也確實地在地面鋪設布板符號,指示我們投彈點。於是我們在明確的地空聯繫下,發現日軍左翼部隊位於雪峰山茂密森林中,於是投下燃燒彈後,整片森林瞬間起火,日軍傷亡十分慘重,殘餘的日軍往山谷裡逃生,我機即進行掃射,日軍幾乎無可遁逃!此役事後經美軍調查,現場日軍遺骸約16千人,其傷口多為飛機大口徑機砲所造成,日軍的左翼部隊幾乎全數遭到殲滅!不久後,鄭松亭副大隊長帶領8架飛機出任務,目標區是邵陽西邊洞口一帶,我從空中發現有一支日軍躲藏在某樹林中,即向鄭副大隊長報告。鄭副大隊長即命令我領隊開始進行攻擊,機隊於森林附近投彈,整個森林開始著火,日軍被封鎖在樹林中,也造成該部隊大量損失。回基地後才得知,這支部隊原來是日軍的總預備隊,根據地面部隊得回報,該部隊受到汽油彈攻擊,兩萬人也近乎全滅。

日軍在湘西遭遇國軍堅強的抵抗,左翼及預備隊都受到殲滅,第5大隊又奉命攻擊日軍右翼殘部,右翼實在也撐不下去了,最後只剩幾千人撤退,也將日軍征服中國的最後妄想毀滅了。此次會戰,第5大隊總共出動了九百餘架次,有時1個人1天要出到兩次任務以上。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513日星期五那天,美籍隊員有所顧忌的黑色星期五,所以全天都由中國隊員出勤,我忙到連午飯也沒吃,整天出了4次任務!直到黃昏才回營房休息。這段期間,中美空軍所有物資油彈也都優先補給第5大隊;雖然當時日軍制空權盡失,出擊時並無日機的威脅,但地面砲火仍舊猛烈,只要進人目標區,不管是高射砲、機槍、步槍、曳光彈等,全部往空中射擊,飛機被擊中數十發子彈都是司空見慣。

湘西會戰的勝利,除了第5大隊的奮力作戰外,第四方面軍的王耀武將軍也居功不小,因為他領導著地面部隊與日軍頑強對抗,才能得到最後的戰果,抗戰勝利後,也受到蔣總統的勳功褒獎。這次重大的戰果,響起了8年抗戰反攻的號角,日軍最後的氣數已盡,國軍從此轉敗為勝、轉守為攻。事後有人分析,我等第5大隊隊員在雪峰山投擲汽油彈並於洞口發現日軍總預備隊予以攻擊,才是地面部隊可以擊敗日軍的關鑑因素。

此處提到了「燃燒彈」或是「汽油彈」,英文原文叫做「Naplam Bomb」,威力十分強大,一枚燃燒彈在地面爆炸後,可達到長200-300呎,寬50-100呎的燃燒面積,可以持續燃燒15分鐘。所以這種炸彈只要往目標區一投,殲敵的效果十分顯著,也是第5大隊常用的配備武器。

湘西會戰結束後,日軍已成為強弩之末,隨著納粹德國的投降,整體戰況對日本也相當不利。不久廖耀湘將軍的新6軍及何應欽將軍的總部都來到芷江,國軍準備開始反攻了。811日,日本宣布投降; 8月21日,日軍副參謀長今井武夫等8人,乘坐1架日軍運輸機前來芷江洽降,我們則由鄭松亭副大隊長領隊,領著8架飛機,在空中警戒並監視日機落地。我也是這8架警戎機之一,也很榮幸地見証了這一個歷史時刻。

退伍後,民國56年時我與家人移民美國,其實移民生涯初期實在很辛苦。我白天在北嶺大學(編按: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教書,晚上在銀行上夜班,太太也為了生計辛苦工作。多年辛勞後生活逐漸好轉,子女也都非常有成就,我們夫婦也倍感欣慰。

回顧歷史,我曾在陸、空軍第1線,總共經歷了195次戰役,想起我的官校15期同學,在參戰6個月後便陸續有過半的同學為國犧牲。比起他們,我還是個生存下來的幸運兒!「中美混合團」當年隊員的許多英勇事蹟,現在都成為抗戰歷史上光榮的一頁!我也一直自許為飛虎隊永久的成員,每年在美國舉辦的駝峰協會、第14航空隊協會、飛虎第5大隊年會等等,我都會抽空參加,見見當年老戰友。我的軍旅生涯前半段都在戰場中渡過,希望當年國軍為國為民犧牲奮鬥的事蹟,能做為人們追求和平,遠離戰端的見證與歷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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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飛虎薪傳
中美混合團口歷史 國防部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