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隊大隊長 徐康良

 

徐康良於民前六年四月十四日生浙江孝豐人,中央航校第一期畢業,曾任中華民國空軍副總司令。中將退役後,任台灣石門水庫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徐康良早年是小學教員,民國十七年報考軍事委員會新設立軍事交通技術學校。在學不及半年,學校併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交通兵科。徐康良再於同年下半年報考陸軍官校航空隊(後改稱航空班)。受訓地點在南京故宮機場,民國十九年年底畢業,但畢業典禮因故延至民國年春始舉行。

航校為提高空軍人員素質,於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開始聘美國飛行教官實施甄別訓練,是為「高級班」的開始,調各航空隊隊長以下人員受訓,每期基礎訓練一個月,合格以後再受新機種的飛行編隊訓練,陳嘉尚是同學。於民國二十二年秋正式結束高級班訓練,獲得文憑。高

級班結業的學員組成空軍第一隊,由楊鶴霄任隊長,葉志堅任副隊長,徐康良被派為飛行電訊員,駐南京續訓半年,由美國顧問耐特(Mr. Knight)指導。

徐康良第一期中央杭校飛行科畢業證書。

戰前中國空軍的建軍

民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間中國空軍實力逐漸充實,飛機數目漸有增加,但機種很雜,大小各式均有。第一、第二隊為輕轟炸隊,改用諾斯羅卜(Northrop)廠製 造之輕轟炸機,第三至第五隊為驅逐隊,用霍克三式機(Hawk)為主。至民二十五年秋冬時擴建為九個大隊,原六個隊成為六個大隊,每大隊有兩個至三個中隊 (轟炸大隊有兩個中隊,驅逐大隊有三個中隊)。第七、第八為重轟炸大隊及運輸大隊,所用機種為法製亨克爾(Heinkel)及意大利製之卡卜羅尼式機。第九大隊為攻擊大隊,所用機種為許來克(Shrikes)機。此外另有少數意大利及德國製的機種,如K47雙座戰鬥機等等。

民二十二年我派至第一隊任飛行員,是年底升任分隊長,曾出任務多次,座機亦曾屢次受創。廿四年升任新成立之第十一隊副隊長,廿五年調升第二隊隊長,是年秋擴建大隊,我隊新編為第一大隊,我仍任第二中隊中隊長。

二十三年春任分隊長時,派任務率機三架赴徐州,協助山東省主席韓復榘追剿土匪劉桂堂,斃匪無數,我機尾部被擊中有似蜂窩,駐徐州約一月後任務完成返南昌基地,接受由意大利顧問指導的空勤訓練。當時有一批意大利費亞特輕轟炸機抵達,空軍第一、二隊集中訓練接收此機。八月間我一人單駕可塞機派駐福州,受省府主 席指揮,偵察福建省內土共活動情形。九月一日出任務返回時天氣奇壞,厚雲覆蓋,已臨黃昏,看不見地面,飛機在天空環繞,油量將盡,正擬叫後座偵察員關廷祥 君跳傘之時,怱見一雲洞,下面恰是福州城燈光,立刻穿雲洞下降,在機場落地滑行後油即用盡,可謂吉人天相。

是年秋返防南昌,時第一隊已有四個分隊,改為新編制時只有三個分隊,須減少一位分隊長。當時以任期論,先我出任分隊長者有同期同學黃正裕、張之珍,後我出任分隊長的有東北留法國航校出身之王常立。我要求隊長將我改為附員留隊,俾使王常立分隊長留任。但命令發表後仍留我為分隊長,王調為附員。後來抗戰發生,王常立調王第四大隊任隊附,迨高志航大隊長及王天祥副大隊長相繼殉國以後,王繼任四大隊長,某次出任務負重傷,療養多年始癒。來台以後我任空軍訓練司令時,王仍為中校附員,經我推荐派任花蓮防空學校總務處長,升空軍上校,此是後話。

同年秋接用新機諾斯羅卜輕轟炸機,曾短期派往重慶配合追剿長征之共軍,但因是國防新機,作戰轟炸任務少。有一次我被派偵察任務飛至川貴交界之綦江縣附近,山高雲深,飛機折回時高度約一萬尺,發覺僅掠樹梢而過,可謂險極。後座任偵察為楊鴻鼎同學,五十年後,我與楊君在台相見時,大家均感到餘悸,嘆息不已!

二十三年的意大利教官由准將階的軍官名羅第(Lodi)者率領,幫助訓練我空軍。當時學員多由陸軍官校學生中招考而來(多為軍校九期至十一期學生),因為編班的時間略早於筧橋航校的第五期,故稱為五期甲班,在南昌接受意大利教官的訓練。意國教官訓練方式與航校美國教官很不一樣,不採用淘汰制,每一學員均繼續 訓練至結束,其訓練的實效不如航校,而意國教官亦覺得中國空軍素質太差,故航校五期的畢業生很不願被稱為五期乙班,因為他們接受的是航校正規的訓練,淘汰率高,而且畢業的時間在甲班之前。甲班的訓練直至民二十五年始與第六期甲班同時畢業,當時我任第二隊隊長,有不少五、六期甲班畢業生派來隊上見習,由部隊上 繼續施予作戰飛機之訓練。

二十四年我升新成立之第十一隊副隊長(隊長黃正裕),與第十二隊(隊長安家駒、副隊長沈延世)同駐防南昌。隊員多由航校第三、四、五期畢業生充任,常常由我帶飛隊員。當時飛機並無雙座駕駛桿之設備,我在飛機後座只是起些心理上的鎮靜作用,這種不安全之訓練,只有我奉命惟謹,並無第二人如此指揮如此服從。

抗戰前幾年歐洲意大利及德國軍國主義興起,法西斯之風亦吹至中國,於是有藍衣社(復興社或力行社)之組織,民二十二年時空軍軍官有不少已祕密參加藍衣社組織,我同學中如狄志揚、胡偉克、張之珍、鄧志堅、黃正裕等均在內。記得是年我在福州因閩變不得脫身之時,曾見到街上有「打倒藍衣社」的標語,我問與我同被監視之黃正裕「什麼是藍衣社?」他即斥我不要多說,事後才知他加入藍衣社。後來駐在南昌時,有不少同學隊友亦已加入,有時談論問題亦半公開,並不十分保密。後來同學鄧志堅推荐我加入,我對此事並不熱衷,因為一向比較傾向民主、自由,不喜歡極權的法西斯,即問加入藍衣社究有何作用,因我早於民十五年三月在浙江富陽高小當教員時,已由校中同事二人介紹加入國民黨為黨員,如今又何必再加入宗旨不明的組織。鄧答以加入此組織可以成為核心小組,對將來事業有幫助。我總覺得為了想升官而加入此組織實無意義。另一同學張之珍即反對吸收我入社,認為我的思想及政治觀方面與他們不符合,所以我始終未曾參加過藍衣社。

二十五年秋末,我已升任第一大隊第二中隊隊長,當時因百姓抗日,偽蒙軍事件發生,第一大隊與第四、第九大隊均奉派至洛陽、西安。事件解決以後仍留駐洛陽,至是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發生當日,中央第十三軍萬耀煌部在陝西咸陽,我奉派偵察西安、咸陽、臨潼一帶情況,投通訊袋予第十三軍軍部。後中央部隊與陝軍楊虎城 部在渭南縣發生衝突,我隊飛機奉命支援中央軍。西安事變解決後,委座由西安飛至洛陽,我等在機場列隊歡迎,見到張學良隨後亦下機,為之愕然。西安事變解決 後,對中共之軍事行動已無形中停止。數月以後,奉命將第一大隊全部飛機移交第二大隊,而本大隊等待接收新購之美機,但不久抗戰爆發,形勢突變。

抗戰發生與我空軍之應變

七七事變後不久,全面抗戰爆發,日本帝國主義以其絕對優勢的兵力大舉入侵,欲鯨吞我國。中國空軍草創成軍,力量薄弱,又無工業基礎,自外國購得之各種飛機 數目既少,性能上又遠不如日機;各種人員之訓練亦不足,真是有如以卵擊石。但是我空軍袍澤奮勇迎敵,在艱苦卓絕的情況下很多優秀人員均為國犧牲,如今回憶,猶歷歷在目,仍覺痛心。

抗戰發生之初,西方列強均採中立,我國孤立抗敵。幸而蘇聯以其戰略上的需要,助我而抵制日本,除供給相當數目的飛機以外,亦派「航空志願隊」來華,與我並 肩作戰,歷時年餘。但是俄援受到地理的限制,須經中亞、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數千里路程,耗時很久,實際上到民廿六年底廿七年初時,俄機及人員,物資 始陸續到達。當時多由俄國飛行員將飛機飛至蘭州,途中亦有不少損失。在蘭州由我國空軍人員接收,經過簡單飛行訓練,再將飛機東飛經西安至漢口、南昌一帶備 戰。

蘇聯之空軍志願隊派遣來華參加作戰之人數不少,約多過我空軍飛行人員一、二倍,飛機均由其自行帶來,因為口徑及裝備之不同,彈藥亦多半由蘇聯運來。我國運 輸工具缺乏,由蘇聯供給運輸卡車隊,移交中國陸軍部門使用。俄志願隊人員在華全由勵志社招待,居住生活均與我空軍人員分開,只有在出任務時,臨時與中國空 軍人員混合編隊,往往由俄國人員任長機。當時輕轟炸機隊之首席俄國指揮官的中文化名叫馬慶,不知其俄文名為何。他對於航空及機械方面的知識相當豐富,遠勝 過我空軍一般部隊長的素質。此指揮官在華停留約半年後返回俄國。

勵志社為了招待俄方人員之實際需要,曾招到大批通曉俄語的翻譯人員服務。我大隊中擔任翻譯之軍官為王世籜。王為東北人,略諳俄語,曾隨一代表團至俄國接受 短期訓練,回國後即分派至一大隊第二中隊為附員。我空軍與俄國志願隊並肩作戰歷時約年餘(民二十七、二十八年),俄國飛行員人數多過我國,其出任務架次亦多過 我方,亦有不少人在我國陣亡。當時俄機種類約有四五種,戰鬥機為I-15I-16;轟炸機為SB,後有DB;運輸機為大型四發動機之伊留申式 (Ilushin)。中國很多機場均緊急擴充備用。俄空軍人員除作戰陣亡者外,往往因地形、技術、機場設備等因素,在運輸飛行中失事者亦不少,在合作作戰的一段時間內,俄方傷亡人數多過於我空軍。俄國人員受到嚴格管理,一切保密,與我方人員甚少接觸。

抗戰前期空戰有時很激烈,但日本常佔優勢,主要是因其飛機性能優越,尤其以攻擊戰鬥機零式機(Zero)為最著名,此機航程遠,動作靈活,有「空中霸王」之稱。零式以前有九六式,轟炸機則多由台灣為基地之日本海軍陸上飛機為主。不但我國空軍原有的飛機性能不及,即俄國飛機亦不如,因此空戰時日本飛機屢佔上 風。

抗戰發生時我在第一大隊任中隊長,當時大隊的飛機全部移交第二大隊,而第二大隊駐防安徽廣德,抗戰初期出任務次數多,傷亡亦大。我第一大隊後奉派至西北接 收俄機SB,常往返蘭州、西安、漢口、南昌一線。廿七年初新機陸續到達,始參加作戰,基地在漢口及南昌。我空軍當時主要任務,戰鬥機隊為:(1)掩護我方 重要軍事基地;(2)迎擊來攻之日本長距離轟炸機。至於我輕轟炸機之主要任務為破壞日本空軍之前進基地,通常趁日機大舉出擊之時前去偷襲。此一任務往往不 能達到預期效果,一則因為我方飛機數目太少,再則指揮不夠靈活之故。轟炸隊其他任務包括轟炸在長江航行之小型日本軍艦。

記得在春末夏初駐南昌基地時,發生一件令我很惋惜的事情。當時我一、二中隊的飛機幾乎全部維修,僅第一隊有一架可用。某日黃昏大隊長龔穎澄到我的寢室,告 訴我上級命令派一飛機於夜間到日本佔領之下的南京去投通訊袋,他欲派第一隊隊長李賜禎執行此任務,於晚十時起飛。我考慮此情況後,即告訴他此一任務有幾種 困難:第一,我機無夜間飛行之設備,第二,我機油量僅夠四小時,由南昌至南京在白日直線飛行即需兩小時,故油量極為緊迫。因而我建議改為後半夜起飛,抵南 京履行任務後天即黎明,回程可向仍在我軍控制之安慶機場降落加油。我要龔將此建議向指揮官張廷孟陳述,當時因已晚,我即就寢。次晨龔穎澄再王我房,嘆息李 隊長出任務未回,飛機很可能油盡撞毀。我即問何時起飛?遲了兩小時,半夜十二時起飛。我說十二時與十時有何區別?心中懊悔未親去見指揮宮張廷孟詳細解釋, 不然李中隊長亦不致無謂犧牲。

我第一大隊從二十七年春開始,出任務頻繁,常常與俄志願人員混合出擊,由俄軍官為長機。我中隊隊員高威廉(航校五期畢業)在作空中疏散時,為日機擊落而首先殉國。隊員王景常、萬承烈出任務時座機被擊,跳傘而受傷。傷勢一癒立即返隊參加任務,報國之勇氣可佩。是年夏派駐漢口時,我軍與日寇為爭奪馬當要塞激烈戰 爭時,我大隊出任務頻繁,犧牲亦大。我隊上隊員劉若谷曾在我座機任偵炸員,隨我出任務多次,隨後自己飛行出任務時即陣亡。

二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上級頒發給出任務次數最多之轟炸隊員十二人,每人得K金懷錶一只,為特殊榮譽。我排名第一,後為衣復恩及王世籜、第十二名為劉若谷,但他未領到此懷錶時已犧牲。頒獎品之當日,我曾兩次出任務,第二次任務跟隨一俄志願軍官往炸安慶機場(已為日佔據)及長江上日艦,任務完畢回航時為日 機追擊,俄人飛機被擊中而強迫降落,我飛返漢口後即告知上級此情況。幸而此俄軍官得救,以後輾轉回到漢口。

漢口的任務完畢後,我即升任第二大隊副大隊長,派駐南昌,大隊長孫桐崗一個月以後調職,由我升任大隊長。過後不久,第二大隊派赴蘭州接收部份SB俄轟炸機,轉駐四川成都,訓練隊員。

二十七年冬,中央派軍訓部長白崇禧到成都校閱,我駐成都空軍轟炸及驅逐機隊均應編隊作分列式飛過,接受校閱。當時準備轟炸 機出九架編隊,一大隊六架,二大隊三架,由一大隊的徐卓元中隊長領隊。在練習時隊形不佳,改為六架編隊,但是校閱時不

蘇聯制SB轟炸機為我國主要轟炸機

成隊形,變作每機串越而過,甚為難堪。幸好驅逐隊二十七架飛機由董明德領隊飛過時隊形整齊,白部長對我空軍亦未苛責。

我自畢業以來一直在作戰部隊服務,由飛行員升至大隊長,出任務已不計其數。抗戰初期任部隊長時尤為辛勞,每日清晨必將隊員叫醒起床,整日在機場及營房待命,常感睡眠不足。我當時年輕,體格素健,尚能應付。至民二十八年初奉命調為空軍官校高級班轟炸組組長兼學生隊長,在調差時有人問空軍指揮官毛邦初,為何調我至官校服務,毛答我空軍少有部隊長如此辛勞,以身作則,歷次冒險參加作戰任務,置生死於度外,我空軍總也應該留下些種籽。毛是一番好意,其實做官校轟炸 組長飛行之時數不會比部隊中少,亦同樣辛苦。以我在抗戰時期空軍中服務之經驗,覺得毛邦初及張廷孟二指揮官均能體卹部下,愛護袍澤,是難得的好長官。以後 空軍中對兩位均攻擊、詆毀甚烈,我始終不以為然。

空軍官校早已遷至昆明,據聞在遷校之時甚得雲南省主席龍雲之合作與支持。我任轟炸組長時的學生是官校第九期,當時教育長初為周至柔,後為張有谷。因為我兼 任學生隊長,覺得責任上應該認識學生,於是在兩、三個月以內將第九期一百三十多位學生的姓名、籍貫等完全記熟,我記憶力素佳,當亦有助。到了第九期學生畢 業以後,我辭去學生隊長兼職,由胡偉克繼任。在轟炸組為時約一年,迨官校第十期學生畢業時,我被調至航空委員會而離開昆明。記得任轟炸組長時有一架雙座 SB型機交來作教練用,由我帶飛,當時教官中以熊恩德之飛行技術最出色。

民二十九年初奉調成都航空委員會訓練監部教育處副處長(時處長為南苑航校第三期畢業之王立序,資格很老),不及一月又調回官校任初級班主任,駐於雲南西部祥 雲縣之雲南驛,受訓的學生為官校第十三期。當時因抗戰有年,通貨膨脹,軍公教人員之生活愈形困難,我空軍中尤以地勤修護人員為甚。於是工作情緒低落,飛機 維護不佳,清晨開始飛行訓練時往往飛機不能準備就緒。我甚為擔心,但又無力改善人員的物質生活,只能動之以情理,強記機械人員之姓名,每日清晨親往散居於 農家之維修士官,直呼其名,使其不得不起身上班,如此方法能略收效果。

是年十二月初清晨發生一件怪事,我走過營房時,突然一面國旗掉落在我前面,心中為之一怔,似感不祥之兆。果然十二月十二日中午學生飛行訓練剛結束,飛機排列停靠於機場之時,日機大批來襲。我方時間上來不及將飛機按疏散計畫散開,日機攻擊之下毀損了十五、六架教練機。我是班主任,理應負起責任,與官校教育長 張有谷同奉召到重慶軍法執行總監部報到,接受調查。調查結果提交軍法審判,我立刻受到監禁,張有谷則因有人事關係,保出在外候審。當時審判官中空軍所派恰 為第一路司令毛邦初,毛解說此一事故與班主任無關,因為在訓練期間,事實上不能將教練機每次疏散。在毛堅持之下,我被宣告無罪,坐了四十五日軍中監房後被 釋,且升為中校,調成都空軍軍士飛行學校任教育處長,亦可說是因禍得福,時為三十年春。張有谷調為成都第三路司令,官校教育長則由王叔銘接任。我於是與張有谷、石邦藩三人同車由重慶到成都赴任。

是年六月二十二日(即希特勒下令攻蘇聯之曰),日機大舉襲成都,當時我空軍大部飛機集中在成都附近,因為我機性能遠比不上日本,又飛機之補充困難,上級為了 保全實力,採取疏散,命令各部隊及訓練單位實行「空中疏散」,即敵機來以前飛走,以避免遭遇。實際上空中疏散之方法缺點很大:第一,當時沒有空中聯絡之裝 備,空中疏散時指揮困難;第二,我機油量不夠,航程較短,日機利用其優點,往往盤旋不去或追擊我機。空中疏散之機群很容易出事,不是被日機擊落,就是油盡 墜毀。我方自戰爭開始即對日本之軍事情報不足,如對零式機之性能不明,無法研究出空戰時對付的辦法,空戰中經常受挫。其實到太平洋戰爭初期,美國飛機之性 能亦不如零式機,直至P-40出籠後,研究出「一擊即逃」(hit-and-run)的戰術對付零式機,才逐渐挽回空中頹勢,佔據上風。

當日機來襲時,我空軍一個大隊飛機奉命向天水方向空中疏散,結果大禍臨頭:因為聯絡不佳,在一無防備的情況下遭遇到居高臨下的日本零式機,結果慘遭全軍覆沒。時任三路司令之張有谷再度送監受審,幾有性命之憂,據聞後得白崇禧緩頰,始得釋放。我軍士學校中級科之美式訓練機亦奉命飛空疏散,本擬在成都西南之邛 崍機場降落加油,但日機盤旋未去,我感覺事態嚴重,用電話與副處長毛瀛初商量,毛建議即電邛崃站站長鋪紅T字警告飛機勿下降,後來機群飛住雅安機場加油以 後歸來。我在地面一時不知機群何往,甚感緊張,幸而後來機群全部安然歸來。得此一經驗以後,我覺得不能再實行空中疏散,因為人、機之危險陸太大。於是向上 級力爭,改採地面疏散,終得上級允准辦理。此一改變很可能減少了不少飛行員的生命犧牲。

抗戰之前四年我國獨抗強敵,最為艱苦,我空軍自不例外。幸而在戰前之兩、三年內政府已做了些備戰的工作,汽油及彈藥已分散儲存,故在戰爭最困難之民二十九、三十年仍有相當油量備用,在運輸交通甚為落後之情況下,已屬難得。我空軍最感缺乏的是性能優良的飛機,可以與日本一拚上下,然而當時因機種性能相差懸殊,飛行員技術無論如何好,仍處於挨打的劣勢。即在如此窘困的情況下,我空軍袍澤中可歌可泣之事亦不少。如原曾任第二大隊我的副大隊長之同期同學金雯即是一 例,他後來曾兩度任大隊長,在第二次赴任時,即將家小送回家鄉(浙江溫州)、有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果然在出任務回程中遇難殉國,當時其家屬尚未抵達家 鄉。其實抗戰初起,我空軍之指揮即不明確,常常不能發揮作用,雖成立指揮部,由周至柔及毛邦初擔任正副指揮宫,但當局相信美國人,在蔣夫人的力荐下,指揮 多由時任官校顧問之陳納德中校(Clare CChennault)代行。陳納德為美國退休中校,本人並不具有豐富的空軍指揮經驗,同時亦缺乏有才幹者之輔佐,指揮作戰並不得當,造成一些我空軍優秀人員之無謂犧牲,令人惋惜。空軍中自然亦不乏膽小者,往往設法怠飛、停飛,希能改派地面工作,以苟全性命。

三十年夏,張有谷免職後,由楊鶴霄繼任第三路司令,七月間我奉調繼楊為轟炸訓練總隊長(當時副總隊長為孫仲華,總隊附是徐煥昇),總隊設於成都,隸屬空軍指揮部。同時亦成立驅逐總隊,總隊長由士校教育長劉炯光兼,副總隊長是毛瀛初。兩個總隊名稱雖好,但無實權,有同空設,我一向忙碌慣了,在此任總覺無所事 事,頗感無聊,幸而半年後即調任重慶的空軍第一路司令部副司令兼參謀長(我繼當時殉職之同期同學丁炎,司令為劉牧群)。不久珍珠港事件發生,太平洋戰爭爆 發,我國成為同盟國成員之一,與英、美、蘇並肩作戰,不再孤立抗敵。我則再度調回官校任初級班主任,奉命將初級班遷往印度的Lahore接受美國新機訓 練,至三十二年春遷移完畢,在Lahore的人員宿舍及其他設備等已大致就緒,三十二年初正式開訓。官校第十六期生之第一班在我當班主任時訓練完畢,當時的教官多是官校十二、三期畢業,曾赴美接受短期飛行訓練歸國者。我在Lahore僅住了三個多月就奉命回成都,抵成都時為三十二年五月,始知我已被任命為總領隊,將率領大批空軍人員赴美接受長期訓練,以接收美國援助的B-24型重轟炸機群。

三十二年五月空軍從各部隊及機關中挑選了約三百名軍官,軍士,集中成都,分四批赴美接受飛行、通訊、領航、機械、轟炸、射擊等專業訓練。我被任命為總領隊,副總領隊二人為洪養孚及王世籜。我率領第一批人員首先離國,經由昆明赴印度,九月一日在孟買(Bombay)登船,船行約一月抵達舊金山,轉到洛杉磯以南 Santa Ana空軍基地等候。其他三批人員陸續到達以後,即在該基地接受入伍訓練(美國稱之為Pre-flight training)。該基地龐大,受訓學員多至萬人,每週有一次分列式,我亦曾輪到擔任分列式的校閱宮。當時我見到如此龐大的空軍訓練基地,加以整齊嚴格 的訓練方式,覺得對日本的戰爭必可獲勝,因為以我國落後的裝備及草率的人員訓練,尚可以單獨擋住日本四、五年,如今有資源及人員如此豐盛之美國為盟友,焉有不勝之理!

我空軍人員在Santa Ana受入伍訓練三個月,同時補習英語會話,多由隨行之翻譯官及美國士官任教。受訓結束至一九四四年春末開始分組專業訓練,當時飛行人員訓練在美國的 Advance Flying School,位於DouglasArizona;領航員在StMarcosTexas的領航學校:轟炸人員在AlbuquerqueNew Mexico的飛行轟炸學校:通訊人員在StLouisIllinois;機械人員在Mississippi州某地;射擊人員在KingmanArizona之射擊學校。我因為是總領隊,曾到各地視察受訓人員。

我政府原向美國提出的受訓人員名單中沒有總領隊及副總領隊,我即向上級申請同訓,經華盛頓批准後參加第一批飛行人員的訓練。當時第一批二十人已經開訓兩個月,我因遲來,美空軍派一專門教官姓Dye者來教我,日夜趕訓,於一個月內飛滿了七十餘小時,通過了嚴格的甄訓,且由美空軍特別發給我畢業證書。記得我開 始訓練第一次進入Briefing Rome時,室內有很多中國學員對我立正致敬,發現這是另一批來美受訓的原官校十六期的畢業學生,正是我在Lahore任班主任時帶的學生,可謂巧合。我即告訴他們現在我在這裡也是學員,不必再對我立正了。

第一批受訓的飛行人員二十人,有十六人合格,連我一起為十七人。訓練中受淘汰者或停飛者即先行送回國。其他幾批飛行人員亦陸續於兩、三個月內接受訓練。飛行訓練結束以後,即進入B-24型機的過渡訓練(Transition Training),我記得我第一次飛B-24時即是夜間憑儀器的飛行,很快就能習慣,教官說我夜間儀器飛行好過白日的視覺飛行。就在這一段訓練時期,我接到命令升空軍上校階,當時的階級甚至高過訓練學校的美國校長卡特中校。全部人員的飛行及其他分科專業訓練均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結束。各組人員結訓時,我 航委會副主任主持美國辦事處之毛邦初將軍均親自蒞臨觀禮。毛氏在華府交遊甚廣,活動力強,與很多美國政要熟識,當時與TWA的老闆Howard Hughes是常常一同狩獵的熟友。

各科訓練雖已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全部結東,但因當時美國的B-29超級堡壘重轟炸機進駐中國後方各機場基地,一切優先補給。我們若於當時即接收B-24機群回中國,将無法供應。於是決定暫時繼續留在美國,接受重疊的機上作戰訓練(Air Crew Combat Training),地點在PuebloColorado。十二月十二日晚間我與其他四位同僚開車從Colorado Spring返回Pueblo基地的途中遭遇車禍,我及徐應鵬受重傷,我的頭骨在右眼上角裂開了約一寸半長的裂縫,但當時仍神智清楚,實也奇陸,遵醫囑在 基地醫院長期療養,歷時三個月之久。

一九四五年五月出院以後,率領全部接收B-24留美人員奉命至長島(Long Island)某基地集中等候運返中國。當時美國租借法的規定,移交的飛機必須由美國的空軍人員輸送回中國,而我等訓練完畢的人員必須搭船或另乘運輸機離境。五月十三曰我全部人員分搭三十架B-24回國,我先輾轉回國報到,而且視察成都的營房等各種設備,因為一時準備不足,B-24機群及人員暫留印度的 Karachi待命,我亦暫住Karachi。八月初旬我奉到命令回國接任空軍第三路司令,故先離開Karachi,而B-24機群編成第八大隊,由洪養孚任大隊長,駐防成都,勝利以後遷上海大場機場。

我於八月十四日回抵成都接空軍第三路司令之任(成都),次日日本投降之消息傳出,萬眾騰歡,經歷了艱苦的八年,終於取得最後勝利。民國三十五年政府還都南京,改派空軍第二軍區司令(北平)。民國三十七初,東北戰局緊張,又兼任空軍第一軍區司令(瀋陽),十月調空軍參謀學校校長,民國三十八年晉升空軍少將。

國府遷台後,徐康良調任空軍訓練司令,民國四十一年(1952)四月調升空軍副總司令,任內升空軍中將。民國四十六年(1957)五月出任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會副主委執行官,民國五十二年(1963)底任中華民國總統府戰略顧問,民國五十五年(1966)退役。

回憶我空軍在抗戰期間之貢獻,在國力薄弱工業無基礎的情況下,總算亦盡了很大的努力。至於外國的援助初為蘇俄,後為美國。早在抗戰以前我空軍航校即聘有一批美國教官,幫助飛行訓練,我空軍飛機亦多半購自美國。美國總顧問原為裘偉德(John Jouett),後為退休中校陳納德。陳氏很得蔣夫人賞識,抗戰初期曾參與對我空軍之指揮,後仍留官校任教官。珍珠港事變以前,美國曾運一批P-40飛機至仰光,陳納德得知消息後,即邀約一批美國失業飛行員,成立志願隊,說服我當局接收該一批P-40,幫助我國抗敵。我空軍亦派人員支援美國志願隊(記得傅瑞瑗及石隱即曾擔任此類工作),志願隊初出任務時,即曾擊下零式機,建立聲譽。

美志願隊原以昆明為基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派第十航空隊駐印度,以原駐華空軍武官Clayton L. Bissell為司令(Bissell很快由上校升准將而少將),而在華之志願隊改編為第十航空隊一支隊。後來因為蔣夫人大力支持及戰事的需要,擴充成立 第十四航空隊駐華,任陳納德為司令,且升少將。該隊隊員以飛虎為標誌,故又稱飛虎隊(Flying Tigers),派駐後方及華南各基地,飛機種類由P-40進而為P-47P-51。後來又與部份中國空軍成立中美混合聯隊,主要是一指揮機構,有時我 空軍之驅逐及轟炸單位受其指揮。聯隊長初為蔣翼輔,後為徐煥昇。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美國的軍援陸續到達,飛機的補給機種主要是P-40P-47P-5l驅逐機及B-25轟炸機。美國的物資援助比較可靠,源源供應,不 似抗戰前期俄援之時斷時續,時冷時熱。我空軍為了取得密切聯繫,派航委會副主任委員毛邦初長期駐華盛頓,主持中國空軍辦事處。

抗日戰爭勝利我回國之時,經過了幾年的美國軍援及人員的訓練與充實,我空軍的實力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大。當時第三、四、五、十一、十四大隊為戰鬥大隊,所用 機種多為P-47P-51,每大隊編制上有七十五架飛機,實際上為五十架左右,其使用的妥善率為75%,即三十五至四十架飛機;第一大隊改為運輸大隊,用C-46;第二大隊仍為輕轟炸,用B-25。第八大隊即原由我從美國帶回之重轟炸機三十架B-24編成。第十大隊為空運大隊,多用C-46C-47 後又成立第二十大隊亦為運輸。第十二中隊為偵察,照相中隊。一九四五年夏秋我空軍作戰用飛機約四百架,加上教練機等,全數當接近五百架。

摘自網頁文章《抗战前后的军旅生涯》,是以《口述历史》第8期收录之《徐康良先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