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大隊第八中隊 陳鴻銓

 

我生於五四運動那年,小學期間適逢五三○與五三慘案,民國二十年進入初中,開學兩週、就發生九一八事變。翌年元月日軍再度挑起上海一二八事件,同年冬又進佔山海關、熱河,在在激起青年學子對日本侵略行為強烈的仇恨,誓言他日定要為國家雪恥,為民族報仇。

民國二十三年,進入當年校際會考第一的武昌育傑高中,校長王化啟先生是瀋陽人,治學甚嚴,除著重德、智、體均衡發展外,尤喝力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操。緣以王校長早年曾在家鄉參與抗日活動,九一八事變,背負老母逃難,被日本兵由後方以機槍將其母親擊斃,不共戴天之仇,使其對日本人益加痛恨,所以經常鼓勵畢業生投考軍校,直接參加報國行列。我乃受其感召,於畢業後隨即報考航校(空官校前身)十二期,那正是蘆溝橋事變前夕,七月八日參加初試,武漢地區報名者有七千餘人,複試後僅錄取九名,考官是來台後曾擔任台中空軍醫院院長吳樹本少將,他曾戲言:那時候空軍挑選學生,如今學生挑選空軍,弦外之音值得省思。

陳鴻銓他是1938年進入黃埔軍校的。入黃埔軍校的那個春節,是憂傷、興奮、等待,五味雜陳,感慨良多。他清楚地記得,走進黃埔後的頭一個春節,是在長沙度過的。當時正在開展新生活運動,不能過春節。他們只是過了一天的節日,官兵們圍在一起吃大鍋菜,景色非常淒涼。其中,有人想起九一八,就流淚了。“我們的連長是黃埔六期的。”他衝著那個落淚的士兵大聲地喊:“就你家住在松花江上嗎?我們這裡還有弟兄們家住在黃河口上,長江岸邊,但是他們都沒有家了,都被日本強盜佔了。現在,大家要站在前頭,殺敵衛國,知道不知道?”眾人響亮回答:“知道。”連長接著說:“你們要像個革命軍人的樣子,要做黃埔軍人的典範。”

從那天起,我覺得自己真正成了革命軍人,終身以黃埔校友為榮。抗戰的時候我們靠步行到了成都,住在草堂寺,大家都住在寺廟的房間堙C美國那個時候雖然支援中國,但是不顯露在表面。有一次,美國軍人看到我們站著吃飯,感到吃驚。我們表示:不收復失地,決不坐下吃飯。美國人聽了以後,點頭稱讚。他知道八百壯士的英雄氣概,他知道中國人民的抗日精神。他欽佩中國人民,他欽佩黃埔軍人。

航校十二期原訂於民國二十六月十月一日在南京小營入伍,由於淞滬戰爭失利,延後至民國二十七年元旦在南昌麓家山報到,隨即經鐵路到長沙。由長沙徒步行軍到常德,再經水路到宜昌轉重慶來鳳驛,三個月後再度徒步沿成渝公路走到成都。航校正在西遷,復校遙遙無期,兼以全國前線需人孔急。乃於聆聽政戰部主任訓話後,全期同學均自願轉入陸官十五期一總隊(校本部)受訓,欲以另一種方式報國。直到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畢業,航校已在昆明復校,於是又歸建空軍接受航校教育兩年,後於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一日畢業,本期學生先後接受了陸、空官校雙重革命洗禮,因而在航校中途停飛之同學大都轉往陸軍服務,未失報國良機。

民國二十八年是抗戰前期,國家處境最為艱苦黯淡的時段,對外交通聯絡與援助完全斷絕,軍用物質運輸,僅靠西南通往越南與緬甸的兩條國際公路,但自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以後,越南公路遭法國維琪政府封鎖,七月間通往緬甸的運輸線又初英國所封鎖,雖然在十五個月後英國因歐戰開始,與中國結盟關係,宣佈重新開放面路並援助中國,但在此一年多內,我科國完全陷於孤立狀態,艱苦情形可想而知,尤以汽油補給不易,空軍造成沉重的打擊,正如當時的口號:「一滴汽油一滴血,一寸山河一寸金」,更由於日本換裝零式戰機後,我機性能相對落後,犧牲慘重,作戰祇能靠技術與勇氣打拚,但部隊依然士氣高昂,義無反顧,此其間許多感人故事未見流傳,殊為可惜。在這段時期的飛行訓練,也因油料缺乏,裝備不足而倍感困難,兼以警報頻仍,幾無寧日,初級班在祥雲與雲南驛者,因地區偏僻,較有緩衝,中高級班在昆明校本部受訓。祇好因時因地制宜,利用拂曉至上午九時敵機來襲前,及警報解除後至終昏的空檔施訓,學生分成上下午兩班,學學科班及飛行班,因此飛行班四時起床,早餐後摸黑至疏散區將飛機開車滑回機場,空襲警報時,則由教官帶學生飛至附近之尋佃、楊林等機場疏散,驅逐組的美製霍克三型與俄製I-15,打地靶課目時,為珍惜得之不易的彈藥,同學們常以點射方式射擊,三十發點三○子彈竟飛三十多個航線,那時還未聽過「克難」二字,但事實上已經將克難精神發揮於極致;不飛行的另一班,晚一小時起床,實施學科訓練,每日九時左右即有空襲警報,通常距緊急警報約有二十分鐘間隙,學生尚能攜帶自己寢具、書籍到場外附近疏散,警報解除後,返校繼續上課或作體育活動。如此,日復一日斷續訓練,仍能按計晝如期完訓,真是一項奇蹟,不能不對當年教育長王叔銘,教育處長王衛民,以及各位老師們由衷的感佩,這種艱苦卓絕均剛毅精神,我們無以為名,祇好稱之為筧橋傳統的昆明精神。

民國二十九年,也就是一九四零年,中國空軍處境最慘。當時我們只剩下三十七架戰鬥機,都停放在四川成都,而且性能比日本的「零」式戰鬥機差遠了。所以,每當日本人來轟炸四川的時候,我們就要避開戰鬥。有一次,我們空軍的弟兄們乘坐卡車走在路上,前面有一輛轎車,是當地顯要人物的兒子開的。他總是擋住我們的去路,我們無法開快。結果,我們就下車去要他讓路。他一聽說是空軍的,脫口就說“龜兒子,空襲警報響的時候你們哪去了?”這一句話惹怒了我們,大家動手把他揍了一頓。這下子可是把事情鬧大了。最後,由國民黨重要人物張群出面才把事情平息了。

民國三十年歐洲戰場上德軍猛攻英國,英倫三島遭德機狂炸,空軍嚴重折損,當時美國尚未參戰,為支援英國,乃在亞歷桑那鳳凰城雷鳥機場,由民間西南航空公司組成飛行學校,負責秘密代訓英國飛行員,此時我空軍情況與英國相仿且尤有甚之,乃由中美政府協商,將我飛行學生送美與英國學生同訓,教育長王叔銘顧及遠赴外邦與外國學生同處不能稍落人後,決定派尚有三個月即將畢業之十二期學生赴美參訓。珍珠港事變之前,中英學生均著便裝,事變發生後中英美成為同盟,美國對德日宣戰後,即改穿軍服,此項代訓遂由半機密而透明化。我們雖然在國內尚未畢業,飛行時間亦僅一百五六十小時,但較之英美學生強,故受訓成績多列前茅,中國學生之盛名不脛而走,傳遍鳳凰城。有所謂纏鬥咬住假扮學生想誘人違規之教官,座機返被學生咬尾,確有其事;也有謂中國學生降落時倒飛進場,離地十幾尺時方始改平落地,這顯然言過其詞,絕無可能,但已顯示眾人對中國學生之佩服,這也是老美的長處. .你有能耐他就服氣。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國軍進行的大會戰一共有二十二個。湖南常德會戰是在一九四四年進行的,之後就是更為慘烈的衡陽會戰。你們會問:這些會戰進行的時候,國軍空軍在哪?大家都知道,一九四四年是抗戰最艱苦的一年。這一點,從《蔣總統秘錄》一書中也可以看出來。當時,日寇差一點兒就打進了重慶。日軍的飛機對重慶進行了猛烈的轟炸。由於我們的空軍不能升空作戰,所以經常被老百姓罵娘。

我們在鹿克高級飛行學校畢業後,被分配到位於東岸康乃迪州的美國陸軍航空五十八大隊(該時空軍尚未獨立)任飛行員,接受P-40的部隊訓練,數月後因該大隊調往歐洲,中國學生又回鳳凰城鹿克基地繼續戰鬥機訓練。

民國三十一年冬回國前,美方要求酌留部份人員擔任後期中國學生的教官,大家都渴望回國參戰,惟恐落人於後,不願留美任教。誰知回到昆明卻被派至印度臘河擔任教官,也因而使我體會到教人比受教還難。在臘河一年,我身兼數職:飛行教官、學科(飛行學)教官、學生區隊長及胡偉克班主任參加校外活動時的侍從官,這段時間,工作忙,心神難以安靜,仍盼望調往作戰部隊,加入抗日行列。直到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始得如願,調至中美混合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受美陸軍第十四航空隊作戰管制,抗戰勝利後歸建中國空軍,迄至三十九年底,共計在八中隊待了七年,抗戰期間雖然歷經不少驚險刺激:諸如自己第一次擊落敵機,以及被同隊美國飛行員誤為敵機,由背後向我射擊,也曾以P-40於夜間放起落架故障安全迫降河邊沙灘等。但比較緊張刺激者,是由大別山下立煌縣一處隱密機場起飛,準備轟炸下關江面停泊之日艦,這次任務屬試

航性質,由四架P- 51擔任,每機攜帶五百磅通用炸彈及五吋火箭各二枚,在場地與風力極差之條件下勉強起飛,險些不能離地,任務雖然完成,投彈時我係最後一架,遭敵艦砲火擊傷右翼,險些失去平衡,力求鎮定,慶幸平安歸來,歷險過程迄今仍難忘懷。

衡陽會戰一個半月,我們空軍沒有出戰。當時的國軍守軍司令方天覺在日軍快要破城的時候給蔣介石先生發了一封電報,內容感人,有“來世再見”這樣的話語。時間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這個消息一見報,在重慶立刻掀起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參軍熱潮。年輕人都受到衡陽守土將士的激勵。

常德會戰時期,我們空軍沒有飛行油料。當時盟國對中印緬戰區的物資補給主要是用於緬甸的英國軍隊,我們在最低的時候才得到百分之零點四。我在美國的第十四航空隊服役過,那時十四航空隊也沒有油料補給。這支部隊是美國人的。當時,美國的史迪威將軍擔任中印緬戰區參謀長,蔣介石先生是總司令。史迪威充滿了“大陸軍主義”的色彩,看不起航空隊。與蔣先生也發生過激烈的衝突。後來蔣介石向美國方面提出要求,撤換了史迪威將軍。美方派來了魏德邁將軍來接替。情況大為好轉。我們可以得到盟國援助這一戰區物資的百分之十八,航空油料也有了。我們可以駕駛飛機出任務了。我們和陸軍的協調配合非常好。在生死與共的時刻,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