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軍軍士學校概貌

 

空軍軍士學校自1939年春開學起,到1945年抗戰勝利時止,共辦了六期,有畢業學生共約一千餘人。這些畢業的學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分配在當時各個空軍大隊裡,補充了抗戰軍興以後因傷亡大、空軍軍官學校訓練人員之不足。他們大部分都參加了抗日戰爭,有的參加了抗戰勝利以後的內戰。

作者曾從飛機損失殆盡的部隊裡調往該校擔任中級飛行科的教官,到1942年又調空軍第八大隊,在校期間約四年,共教練了四期學生,因此對該校的教學訓練情況知道一些。現在寫出來給有關方面作參考。

軍士學校的建立

蔣介石在南京建立了政權以後,鑒於空軍在戰爭中的作用很大,於是在杭州筧橋辦了一個航空學校ー一後改為空軍軍官學校。但培養空軍飛行人員,由於身體條件的要求嚴格以及在當時又貧困又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一切都要依賴外國的環境下要發展更非易事。所以筧橋航校自1931年第一期學生畢業到1937年第七期畢業時止,共訓練了將近一千人左右。這一千人在投入剿共和同各地方軍閥打內戰中已損失了一部分。再.二八抗戰到武漢保衛戰期間,損失更大。當時原筧橋航校已遷至雲南昆明,名稱改為空軍軍官學校,在招收第十一、十二期學生時,但因東部國土淪陷,所有進出港口也全部失去,航空訓練的必需物資如汽油等均告斷絕,內地知識青年亦大大減少,原來按照投考筧橋航校即空軍軍官學校標準的青年,僅供應空軍軍官學校已經不足。因此當時同美國和印度商量,由國民黨政府向印度租借臘河( Lahor)一個民用機場,作為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初級飛行訓練的基地。昆明的初級班搬往該地,中高級的飛行訓練則送往美國實施,以縮短訓練時間。

另在成都平原籌設一個空軍軍士學校。為爭取更多的青年來投考空軍,將投考的資格降為初中畢業,訓練畢業後任為空軍飛行軍士。同時又同蘇聯協商,請予飛機、汽油等的物資援助。

1938年在成都平原勘測建築機場和校址,最後選定在成都南門外六公里的簇橋鎮附近的太平寺地區,劃定良田四萬多畝,築了一個當時最大但沒有跑道的太平寺機場。建設了同時可容納600個飛行學生、200個飛行教官的大禮堂及校長教育長與各科室的辦公校舍;築了由校部通往機場一條約兩公里長的公路以及四個飛機修理廠,其中一個修理廠跟中級飛行科分駐在雙流機場。在雙流的中級飛行科又有六幢共可容納五六百學生和教官宿舍及教室等。中級飛行科除在雙流建築了一個可供中級教練機和當時各個作戰部隊使用的機場外,又在彭家場辟了一個臨時使用機場,在太平寺學校本部附近還設立了一個空軍子弟小學。因當時日軍的飛機已對成都進行空襲,學校的經理科、倉庫等都還另築房屋分駐在學校周圍附近,稱為疏散區。從學校到那些疏散區房屋間,都築了馬路與掩蔽部。這些疏散區的建築和雙流中級飛行科的全部建築占地,還不在上述的四萬畝之內。所以空軍軍士學校的建設規模,實在要比杭州筧橋航校大得多,所花的錢也多得多。

空軍軍士學校在1938年秋就開始動工建築,為了趕時間,先是築太平寺機場,每天拉三四萬個民夫。到1939年初、校本部房子初步完工,太平寺機場也有一部分已可供初級教練機使用。

軍士學校的思想教育和文娛活動

空軍軍士學校的編制既完全按照筧橋航校,它的教授課目和飛行訓練科目,也完全按照筧橋航校所實施的那一套。只有投考的標準降低了,只要初中畢業、身體健康,夠格的就行。該校招生的面還是很廣的。像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淪陷後,也秘密宣傳航校的招生;在未淪陷地區如四川、雲南等省更可公開大招。在山西和西北各省也去招生,可是錄取的很少其中主要原因是那些地區一年四季風沙很大,青年學生患沙眼的很普遍而嚴重。眼睛的好壞,在飛行人員的條件中是至關重要的為了爭取青年投向空軍,空軍軍士學校在招生時,對他們投考的標準雖然是降低了,但入校後開始訓練時期,不但飛行的課目、飛機的型式完全與筧橋航校和空軍軍官學校一樣,就在學科方面,如飛機構造、空氣動力、發動機、飛行學、力學、航空兵器、無線電、氣象學、機械實習等學科上絕大部分也是與空軍軍官學校所授的相同。在校學生的生活紀律教育,主要的由學生總隊負責。根據空軍軍官學校的傳統習慣,飛行學生對校內一切非飛行人員,哪怕是對直接教授他們學科的教官的管教,總是不大能接受的。如果是飛行教官對他們進行管教時,至少在當面總是規規矩。他們知道既然學空軍,對這些老前輩,總是逃不了他們的管轄的,所以一點也不敢頂撞得罪。因此在空軍軍士學校的學生總隊裡,除了總隊長、總隊副是陸軍人員外,其他的學生隊隊長、副隊長都是從飛行教育中遴選幾個平時生活作風比較嚴肅的來兼任。

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由政治部(在筧橋航校叫作政治訓練處)負責。政治部主任周禧,江蘇揚州人,曾留學日本空軍級別是上尉。在他下面有四五個訓育教官,如楊弘、柳博我等人,他們的級別是空軍中少尉。國民黨在空軍軍土學校裡,教育長是黨方面的特派員,實際黨務工作皆由政治部辦理,如舉辦學生和教職員工集體入黨時,特派員只不過在形式上監視一下而已。

思想教育的進行方法,平時在學生隊設一個訓育員,遇學生有越規行為時,就找他們去進行個別談話。另外在做紀念周時由教育長(特派員)講話,有時也由政治部主任作作精神講話。講話的中心內容總是環繞著領袖第一。學生對搞黨務政訓工作的人員總是看不起的,叫他們的講話是賣膏藥,都不愛聽他們那一套。平時就把他們看作是空軍裡的寄生蟲。在空軍軍士學校採用飛行官帶管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就是那一個飛行教官教那一組學生的飛行,不獨對他們的飛行技術要負責即連他那一組學生的生活紀律、政治思想都要負責。

學生的文娛體育活動,在教育過程中是一個重要的部門。當局者認為飛行人員的身心愉快健康,不但能在飛行時頭腦清爽,在飛行中千鈞一發的緊要時機也能處理適當。如果遇到同伴飛行失事引起其他人精神緊張時,只要來一次文娛體育活動,就可消除他們的神經刺激。因此在空軍軍士學校中的文娛樂體育活動特別多,尤其是在王叔銘任教育長時,還特別撥經費組織了一個大鵬京劇社

大鵬京劇社的成員,大部分是學生,少數是飛行教官、機械人員以及其他教職員。他們都是一些京劇的愛好者。其中以飛行學生劉飛鵬為台柱,他曾經進過正式科班的。最初學過小生,因倒而改學老生,後又倒嗓,他感到學京戲已不能出山,後來投入空軍。因此他戲路很廣,往往缺什麼配角,他就能補什麼角色,是個百搭。王叔銘也很愛聽京戲,特別是旦角。所以他一上任,就組織了這個大鵬京劇社,並且還請了一個教師經常進行指導。他只要聽到哪裡有女的會唱會演京戲的,就特地去找來為楚安排掛名工作,實際上也是為了陪他玩玩。這個大京劇社後來一直被保留下來。等到國民黨逃往臺灣後,王叔銘任臺灣空軍總司令時,還派這個京劇社到美國去演出。

飛行訓練

1939年初,空軍軍士學校第一期學生約250人開始飛行訓練,分兩個大組,一個組飛行時,另一個組上學科,循環輪流。當時初級飛行科科長趙中一,漸江東陽人,他是筧橋航空學校第一期畢業生。其他的飛行教官,除少數有幾個是廣東或廣西款校出身的以外,絕大部分都是筧航校畢業後分配在各個作戰部隊再從作戰部抽調面來的。所以他們在教練中,非但手式一致,而且都已有實際作戰經驗。

飛行開始時,先由飛行教官教飛,教官坐在前座,學生坐後座。第一次是感覺飛行,完全由教官駕駛,學生只要坐在那裡感覺飛機怎樣離地,怎樣上升,怎樣轉彎,天地線的位置,辦認方向,如何返回機場,如何著陸,如何滑回停機線等等。第二次飛行,教官在地面先對學生講解做各種飛行課目的聯繫手式。初級飛行也是按照大、中、小轉彎,螺旋下降,上升轉彎,“8字飛行,定點著陸的課目次序實施的。起飛時由教官駕駛,要學生在後座用右手輕輕扶住操縱杆,左手握住油門,雙足輕輕登住方向能,就是讓他去感覺著教官如何地在使用杆和能以及油門的。起飛後通常爬高到3000尺左右,然後開始做各種課目。例如數官在前座伸出一個指頭(食指),就表示要做大轉彎(180°),如伸兩個指頭,就表示要做中轉彎(180°),如停三個指頭,是小轉彎(360°)。教官用右手食指做一個螺旋手式,就表示要做螺旋下降等等。先從大轉彎做起,教官做一個樣子以後,把操縱交給學生接著照樣做,教會了一個課目,再繼續做第二個(如中轉彎)課目。課目中的定點著陸的意義是如萬一遇到在空中飛機突然發生故障,飛行員就要根據當時的飛行高度,在地面選擇一個比較平坦的地點,把飛機盡可能地飄降到那一點去,以減少人機的損傷。

ー個飛行學生,從教官第一次教他在空中做大、中、小轉彎,螺旋下降和起飛落地,經過測驗可以單獨飛行的,接受力比較強的,大約需7個小時;一般不超過12個小時;如果超過12個小時,決定予以技術淘汰。在空軍軍士學校的學生受到飛行技術淘汰的比例約為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這個數字比筧橋航校減少多了。

空軍軍士學校第一期學生初級飛行結束時,平均約為60個小時,然後升入中級飛行科。另由銅梁入伍生團將第二期學生送人學校。

中級科的飛行課目與初級飛行一樣,有的組進度快,時間充裕,教官也教他們做側滑動作。有的也教一些特技飛行(教特技飛行用弗力提初級教練機),所以中級飛行階段實際上是熟習飛行階段。只是使用的飛機種類不同,飛機發動機的馬力比較大,機身比較重,速度比較快,因此學生飛行時感覺也就不同。

高級飛行分轟炸與驅逐兩科。兩科人數多與少的分配,一方部隊的需要。 面根據學生本人的志願,一方面根據他們飛行的成績和各個作戰部隊的需要。

第一期學生進入高級飛行的時候,原有太平寺機場、雙流機場、彭家場機場已不夠使用(太平寺機場歸初級飛行和高級飛行的驅逐科使用,雙流機場、彭家場機場歸中級科使用),因此把轟炸科每天送到新津機場去飛行。高級飛行大部分都是學生自己單獨飛行,教官將新的機種把學生帶飛到會單獨飛行以後,就把飛行的課目在地面同學生講清楚,如何使用油門,如何用操縱杆和方向舵。如驅逐飛行的急轉彎上升翻轉纏鬥飛靶成隊飛行對地面目標的攻擊對空中目標各種方向用度的攻擊等等提出規定和要求,然後指定空域讓學生到那指定的空域中去飛行和做各科動作,教官則在地面觀察,等學生飛完動作著陸後再給他講評。

轟炸飛行的課目與驅逐機不同,如練習平飛投彈,事先就教他瞄準器的使用法。轟炸目標航路的進入”“俯衝投彈這些課目都先要教官帶飛作出樣子。“3機到9機的成隊飛行隊與小隊長機必須有教官帶飛。盲目飛行(又叫儀器飛行,實施時蒙住座倉,不見天地線,只憑儀器飛行)、夜間飛行長途飛行等等。中級飛行和高級飛行兩個階段,從開始到結束,平均各為60個小時,所以一個飛行學生從初、中、高級全部飛行時間約為180小時。

跳傘練習

等空軍軍士在第一、二期訓練時,曾舉行過一兩次跳傘練習。飛行教官和學生都可以參加。教官是自由報名的,學生則有自由報名的也有經過動員,但沒有普遍進行練習。

跳傘使用的飛機是初級教練機弗力提。先在地面集中進行講解,主要對跳傘者說明跳離飛機後,心內默數一、二、三、四(即約4秒鐘),然後開始拉環,等傘張開後根據風向加以操縱等等。實施時,跳傘者二人分別伏在飛機左右兩下翼的支柱間,起飛後,飛機爬高至3000英尺,在機場上空開始跳傘。第二次舉行時,因有一人的降落傘背帶突然斷脫,結果摔死,因此以後就不再舉行。

使用的飛機

初級飛行開始時所使用的飛機,倒還整齊像樣,全是五汽缸、星型發動機、125匹馬力的弗力提"。這種飛機,油箱置在上翼中央,巡航時速為75英里,加滿油能續航三個小時,雙翼堅固穩定,油箱改裝一下,能作倒飛,做各種特技動作,確是一種較好的雙座和初級教練機。筧橋航校的初級訓練所採用的也是這種飛機。

中級飛行使用的飛機,在第一期學生時最為雜亂。計有羊城可塞亨克等好幾種。這些飛機都是空軍軍官學校、廣東航空學校和抗戰開始以前各個空軍部隊等幾個方面淘汰下來的舊飛機,所以往往檢修了一次以後,用不到幾天,又要檢修。不僅如此,而且隨時都可能出事故,飛行失事也因此多。例如作者本人,也有一次用可塞帶飛一個叫李成林的學生,在雙流與彭家場之間上空,突然發生故障,僅一分鐘,座倉罩上全噴滿滑油,看不見前方,螺旋槳轉數從1700轉掉到1000轉,油溫驟然上升,將有著火危險,但當時高度僅一千多英尺,緊急考慮:跳傘吧,人員當然較為安全,飛機則必全毀;可是當時飛機已很缺乏,又極力想保存飛機,就決心作迫降。但要飄滑到雙流機場或彭家場顯然兩面都不可能,於是立即叫前座學生(中級飛行是學生在主座的)關閉電門(斷絕火源),把飛機抓過來由自己操縱,在飄滑中只想在迫降後儘量減少人、機的損傷;又想儘量使救護方便一點的地點,這樣我就盡力靠近公路的方向滑行,企圖能在公路上降落為最好,結果終因高度不夠,在離公路約200米的一塊幹田裡降落了。飛機遇田埂翻身,損失很小。二人並未受傷。後來的開失事審查會議是由教育長王叔銘主持,據機械組長于永康彙報,系滑油箱內一個螺絲釘掉,因此滑油大量外冒。這個螺絲釘的位置,平時一般檢查,不易查到,結果王叔銘判定:飛行人員措施適當,機械人員也無責任。

194010月間,美國賣給中國一批中型北美機,的有30架左右。交接的地點在緬甸臘成機場。由空軍軍土學校派了一批飛行教官(以中級科為主)去接收,作者也是其中人員之一從這批飛機到達以後,中級科的飛行就比較順利。這種飛機的外型是下單翼式的,螺旋槳可以變距,600匹馬力,巡航時速為120130英里。

高級飛行階段驅逐科所使用的飛機,都是作戰部隊裡所淘汰下來的。如蘇聯的“I-15”式,美制的霍克式。這兩種都是雙翼單座戰鬥機,其起落架均可收入,巡航時速都在170英里左右。前者有四挺機槍,霍克有兩挺大考而脫機槍。在筧橋抗日第一次空戰時把日軍木更津航空隊打得落花流水的就是這種霍克。其性能與日軍的九六式差不多。“I-15”在初到中國時,在四・二九漢口上空的大會戰就發揮過威力,尤其是與下單翼的“I-16”聯合使用更好。因I-16的平飛速度大,利於追擊,“I-15”則轉彎半徑小、,利於纏鬥。只是轟炸科所使用的飛機,開始時也用可塞羊城這些,到中級科的北美拿到後,就分了一部分給轟炸科。這種北美經過裝上炸彈架(翼下),即可作水準投彈練習,也可作俯衝投彈練習,裝置盲目飛行設備也比簡單容易。

試行蘇聯飛行方式

1938年起,蘇聯支援了中國的抗戰。當時蘇聯除了派空軍志願隊連人帶機來了幾個大隊直接參戰外、還幫助中國在伊寧成立了一個空軍教導總隊,幫助中國訓練空軍飛行人員。訓練完成後,還供給中國上述各式飛機給各個大隊,以加強戰鬥力。經過一段時期,中國空軍的各個大隊幾乎完全使用了蘇聯的飛機,有的機場就中國空軍和蘇聯空軍志願隊共同使用。經蘇聯空軍的建議,在機場上飛機起落改用蘇聯制度,因此,空軍軍士學校為了適應當時作戰部隊的要求,也採用了這種制度,以養成飛行教官和學生的使用習慣。

這種制度方法很簡單,不過在原來的“T”布邊站了一個指揮者,手執紅白旗,準備起飛的飛機,從停機線滑出來以後到達“T”布平行位置時,即停止前進,就要看指揮人員的旗號,如手舉白旗,即表示允許起飛,如舉出紅旗,則表示前後左右有障礙,叫飛機暫時不要起飛。在空中的飛機準備降落時,也必先看看這指輝人員的旗號,舉白旗表示可以著陸,舉紅旗即表示有障礙,就必須重新開大油門繼續恢復平飛,再準備作第二次的著陸。這種蘇聯方式,安全性的確比較大些,但在國民黨空軍一直是採用美國方式的,已養成了習慣,後來又因各作戰部隊都陸續接收了美制新飛機(如P-40),所以這種蘇聯方式只試行了一個短時期。

對敵機空襲的措施

1938年底起,日軍對成都開始進行空襲。日軍知道成都是當時中國空軍最大的基地,所以空襲次數逐漸增多。因此空軍軍士學校在各個方面採取了防空的措施。除了派飛行教官去協助成都市在廣播電臺講解防空常識外,首先把原住在成都市區的教職員眷屬都遷移到學校附近之疏散區,校內則大量設置滅火機及沙包。最主要的是飛行教官除了教練外增加了飛機疏散任務。規定一遇到空襲警報,初級科的飛機全部飛往雅安機場;中級科與轟炸科的飛機全部飛往雅安附近經一帶空中盤旋;驅逐科的教官則駕“I-15”霍克,擔任對敵轟炸機群的攻擊。

由於這樣,飛行教官中一般都感到空軍軍士學校的飛行教官沒有當頭。由其在初、中級和轟炸科的飛行教官,覺得自己所飛的飛,速度既慢,又無武裝,一遇敵機,只有挨打,不能打敵,有死無生。如在作戰部隊,作戰陣亡,那是有名有堂,在空軍軍士學校如被打死,既不算陣亡,連撫恤也少,沒有價值;驅逐科的教官則覺得既要擔任教練,又要擔任作戰,有雙重任務,而且所使用的飛機都是一些過去在部隊上已被淘汰了的舊飛機,平時就不敢拿它做大角度的俯衝和急劇動作,用於作戰,如果一旦遇掩護性能較優的敵戰鬥機(事實上曾遇到過敵九七式機和零式機吃過大虧),那是連招架之力也沒有的。後來因為敵機空襲頻繁,採用這種飛機,不但增加了人員的犧性,而且消耗汽油太多(當時的汽油也全靠蘇聯供應,從漫長的西北公路進口,實在來之不易),這才在機場四周構築飛機掩蔽部,一架飛機築一個掩蔽部,一遇警報,將飛機滑行(或叫學生推行)到掩蔽部。

太平寺機場的奇恥大辱

王叔銘在1935年被任為筧橋航校洛陽分校主任起,作風是迎上壓下,對飛行教官拉攏,對他的黃埔同學則互相吹噓,互相利用,對他有爭奪權位利害關係的同事進行陰謀打擊,可算是當時國民黨空軍中的奸雄。他在空軍軍士學校教育長調任成都空軍第三路司令時,正是日軍的式戰鬥機耀武揚威的時候。當時國民黨空軍已把蘇聯援助的飛機消耗得只剩幾架,還都放置在重慶白市驛。成都駐的空軍部隊雖多,有第一、二、四、五、八、十ー、十二等大隊,但五個大隊都只有幾架熟習飛行的飛機。日軍在漢口的空軍基地,對此瞭解得很清楚,所以有段時期,幾乎每天來光顧。敵零式戰鬥機第一次到成都的那一回,敵機利用太陽雲塊的掩蔽,地面只聞隆隆機聲,王叔銘司令官指揮無能,亦未發覺敵機所在位置,結果被敵寇奇襲,我方起飛在空中的“I-15”“D-BⅢ”各一架被擊落。敵機還在邛崍、溫江、雙流、太平寺等各機場進行掃射。從此日軍更知道國民黨空軍已無抵抗力量,愈加肆無忌憚。而王叔銘則硬要在成都凡是可以起飛的戰鬥機,都要起飛抗擊,還為此下令如敢違抗,軍法從事。這給空軍軍士學校驅逐科的飛行教官們很大的威脅和震驚。他們考慮:打吧,敵我飛機的性能懸殊,數量懸殊,有死無生;如果不打吧,一則自己面子不好看,二則平時知道王老虎(王叔銘的綽號)不好惹。正在這個時期,又一次敵式戰鬥機十餘架來襲,國民黨空軍無力抵抗。敵機在各機場打完地靶以後,到太平寺機場上空,其中有一架在其他敵機的掩蔽下,竟在太平寺機場著陸,且不顧守衛機場的陸軍警衛部隊機槍步槍的射擊,把兩面太陽旗插在機場上,然後又從容起飛。這一事件,不久即傳遍了成都各個空軍部隊和學校,飛行人員都引為是奇恥大辱。王叔銘當時也驚恐萬狀,知道這件事情,如果被老頭子(蔣介石)知道,一定會大發雷霆。因此他就暗地下令不准提起這件事,可是大家心裡明白。

歷任教育長

空軍軍士學校第一任教育長(校長是蔣介石兼的,當時有很多軍事學校校長都由蔣兼)晏玉琮,雲南人。畢業於雲南航空學校,國民黨在南京建立政權以後,他就投向中央。蔣介石在江西剿共時,他是七個航空隊長中之一個。筧橋航空學校成立後他為該校教育處長。他辦事還算謹慎小心,在同事之間相處也較好,不肯得罪人,有人稱他好好先生。所以國民黨空軍的上層中,別人差不多都有你擠我,有大得大失的時候,員玉琮始終是穩步往上爬的。但在管空軍軍士學校約兩年後,有不少人說他在創建士校、開闢太平寺、雙流等機場的工程中,貪污舞弊發了大財。說他和土校的經理科長鄧心厚秘密在外面買了18輛大卡車跑生意。航空委員會正待查間,忽而該經理科長先行自動辭職離校,晏亦不久即調離軍土學校。但不到一年,晏玉琮又出任昆明空軍第五路司令,一直到抗戰勝利,又改為空軍第五軍區司令。所以晏雖然不是國民黨空軍的正統出身,但也是國民黨上層的親信。

第二任教育長是王叔銘,又名王勳,山東人。黃埔第一期畢業,後轉學航空,曾赴蘇聯學習。抗戰以前曾任空軍第二隊隊長(轟炸隊),1935年調任洛陽航空分校少校主任。當時在國民黨空軍中,他的地位不但遠在黃秉衡、毛邦初等人之下,論級別還不及晏玉琮、黃毓沛、將堅忍等人的高,但等他當上了洛陽航空分校的主任以後,不久適逢西安事變,他即派飛機前往救蔣,一面拉攏黃埔一期同學,如胡宗南、俞濟時、戴笠等人,和他們搞關係,一面在空軍中自號為委員長的學生,有要事可以直接去見委員長來嚇唬人,一面又拉攏航校各期中比較活動的人,來培養他個人的勢力。對資歷比他老,級別比他高的則迎奉他們,特別是對毛邦初這樣的人,不但當時在空軍中資歷威信都比他高,而且又是委員長的至親,所以毛後來雖已出國,但毛的老婆兒子要跳舞,他就派自己的汽車去接送,上下汽車時則親自給她們關門開門如蔣經國、蔣緯國因事來到機場,他就更加緊跟他們,只怕侍奉不上。他有這套本領,所以任教育長後僅一年,就調升為成都空軍第三路司令部司令又不久即升為空軍副參謀長。再升為參謀長。

以後在解放戰爭期間,凡是國民黨使用空軍最多的幾次戰役,幾個地點,如東北戰場最緊張的時候,山東戰場和胡宗南部侵犯延安的時候,劉、鄧大軍渡黃河的時候,乃至淮海戰役時都是他親往指揮的。在這麼多次大量使用空軍的戰役中,他之所以能這樣機動地抽調這麼多飛機,的確因為他往往利用俞濟時等人的關係,不先通過周至柔,直接向蔣介石要求派大量的飛機,用上壓下的辦法,至於某一戰役需要多少架轟炸、驅逐機和運輸機,補給如何維持等,從不事先計畫,只要求飛機愈多愈好,他就覺自己資本意大愈威風。所以當時也有不少人私下說他真是胡搞一氣,但不論他在每次成役失敗後,總還是騙得最高當局的信任,所以在1948年又升任了空軍副總司令。

晏玉琮任教育長時,李懷民為教育處處長,到王叔銘為第三路司令時,李懷民即升為教育長。李為雲南人,在雲南航空學校畢業,很早就投了中央。因為他知道自己不是嫡系正統,所以工作作風也很小心謹慎,待人和平,對上對下都能相處。曾經也當過航空隊長及學校教育處長等職,因此他雖並不很高明,沒有大魄力,但上面認為他在工作中不會出大毛病,是可靠的,所以他也能穩步地向上爬。

第四任教育長是劉炯光。他也是由原任教育處長升為教育長的。級別仍為空軍中校。廣西人,小個子,廣西航校畢業。他主要是白崇禧的人,與謝莽同為廣西空軍中的佼佼者。謝莽從成都轟炸總隊總隊長調任廣西桂林第二路空軍司令,劉即任為空軍軍士學校教育處長。從他在士校教育處長和教育長一段時期的工作來看,做事是認真的,正派的。對他自己的生活作風的要求也比較嚴格,所以他在士校雖也不是筧橋正統,但一般飛行教官和學生都還能尊重他。在空軍軍士學校當過教育處長的還有王衛民、毛初、陳有維等人。王衛民遼寧人,東北空軍出身。他在王叔銘任洛陽航空分校主任時,他為該分校空軍上尉教授科科長兼航行學教官。他個人的生活很樸素嚴謹,對學生的要求也很嚴,工作很認真,因此王叔銘很相信他。以後,王叔銘往往自己調到哪裡,把他也安置到哪裡。例如王叔銘曾有一時期當過昆明空軍軍官學校教育長,就把他調去當教育處長,王叔銘調空軍士學校教育長,又把他調在士校當教育處長;後來王叔銘升為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王衛民就被任為空軍總部供應司令,駐上海虹口。

摘自:舊中國空軍秘檔 作者磨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