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蘇聯空軍武官 范伯超

 

范伯超將軍(1910-2001)回憶錄

一、家世及學業之基礎
   
前清宣統二年,即西曆1910年,歲次庚戌。是年二月初二己時,我誕生于世居的四川省高縣上鄉德邁壩(現屬今宜賓市筠連縣巡司鎮之德面村)之馬頭岩老房子。依宗譜,我是鐘字輩,取名范鐘宏,乳名木成。先祖父喜愛我,就常以此名呼喚我也。先嚴瑤祥公,先慈梁氏夫人德貞,育我兄弟姊妹五人。幼時,家設私塾,延師課讀。斯時,家居農村,離筠連縣城約30余華里,鄉鎮村落並無公立學校可入學,離家最近的縣城筠連縣,該城中只有三年制之小學一所,當我度過快樂的童年後,與堂兄鐘良同入筠連小學就讀。
   
三年後,我自更名伯超,又同堂兄考入敘府(今宜賓)之敘屬聯合中學(今宜賓市一中前身)就讀。明年,轉學入成都工科高級中學之四年制初中部化工科續學。在校三年之間,除學習製造肥皂、生髮油及照相等技術外,在學科方面,我的數理化三科學年成績,均列全班約卅

名同學中第一名,每學年可減免學雜費約三十塊大洋,由此減輕了不少我家庭的學費負擔矣。中學畢業後,即考入四川大學之前身成都大學預理科就讀。在校一年後的暑假,余在常去的成都少城公園圖書館閱讀時,偶爾翻閱到上海出版的申報,在其廣告欄中見有中央軍校(即黃埔軍校後身)招考第八期學生之新聞,回宿舍後遂與同班學友陳君偉略及邱君容聊天談及中央軍校招生之事,大家討論後認為可以前往一試,但須取得家庭同意才行。陳君的家鄉遠在川東之涪陵縣,我則遠在近千里之外的川南,我兩者都無問題,唯邱君須向時任新津縣財務局長之父親請示秉告後才能決定。兩天后,邱君終被獲准出川投考軍校。我亦向我的張姓化學老師陳述將赴南京投考軍校,不意他卻主動贈我二十塊大洋。兩天后,邱君父親特意為我們餞行。隨後三人結伴而行,先乘汽車到重慶換民生公司的輪船出巫峽遠赴金陵,前途如何皆置之度外。途徑漢口下船遊玩時,第一次看到一小飛機在天空飛翔,非常好奇,但不知是何人的飛機而已。

二、童年時的回憶
      
我出生在名列縣中第二殷實富足的大地主家庭,有田地千餘畝,也是五世同堂的傳統世家。上有曾祖母,祖父母,中有諸姑伯叔,下有兄弟姐妹及堂兄弟姐妹和很多侄兒侄女,總共約有三十餘口,聚居在馬頭岩老房子—一個大的四合頭房子內。房側面還有油坊、馬廄、豬圈、繅絲、釀酒的槽坊和飼養家禽家畜的地方,環宅圍牆邊有幾棵百年百果樹(銀杏),靠山的房後面則是茂密的竹林、楠木、柚木、松柏和酸棗樹。其居家環境儼然典型的自給自足的莊園似的。
      
範氏家族人數雖眾,然家教甚嚴,長幼內外,井然有序。長輩中都各司其責。我出生時,父輩中大伯早逝,現存兄弟四人,吾父瑤祥排行居三,前有二伯瑞祥,青年時遊學成都,法政學堂畢業,掌管對外交接應酬,我父與四叔經營商業,五叔瓊祥管理雜務,他喜歡養犬馬和野禽,尤其喜歡黃鸝鳥。記得我曾隨他到野外捕得黃鸝幼鳥一次,說不出的高興。四叔壯年承接祖業,善於經營商業,利用設備,生產菜籽油、蘇麻油供食用,購買民間原料生產棬子油、桐子油。在繅絲方面,除家人自養蠶繭外,也收購其他農家生產的蠶繭。小時候,我常隨大人到桑園採摘桑葉,尤其喜歡摘食烏黑甜美的桑葚。生產出來的油與絲,出售給收購的商人,由他們轉運到敘府(宜賓)出口。其時桐油與絲茶是川南特產外銷的物資,而油料和白酒則主要供鄰近市場民間之銷售。

離我家門前百余步有一條蜿蜒而過的小河,從雲南境內發源,除洪水期間外,平常清澈碧綠,可涉水而渡。小時夏天常同一些玩友一起在河中游泳嬉戲。記得有一次我害瘧疾時不顧身體發抖怕寒,赤裸跳入河中游泳,不意竟不治而痊癒,記憶中從此再沒犯過瘧疾。

孩提時的我天性調皮不安分,常惡作劇與玩友打鬥。有一次我失手擲小石頭將一表弟額頭打傷流血,生怕家長重罰而逃到我外婆家“避難”;還有一次同堂弟偷摘人家的梨子,被發現遭主人追趕,只好不要命的逃之夭夭。其他同人到小溪中捉魚,或爬山捕蟬、入鳥巢取卵,或到大坪上採摘楊梅及柑橘李子之類,也是其樂融融啊。

我家族之尊長多享高齡長壽。家人與鄉親,曾為我曾祖母黃寂貴太夫人設百歲慶生宴,甚為熱鬧。承租我家田地的佃戶來賀者很多,蓋有時秋收年歲不好歉收時,我家都減收其應交的糧租穀物;每年春節前要施米給貧窮的人戶,當他們攜米袋來時,我就幫家人用量米的容器—升子盛米給來者;我家門前之路,是通往雲南昭通的要道,傳說是秦時修築的五尺道,商旅來往和運輸馬幫很多,路上很多么店子供旅客食宿。我家經常在路旁設有免費提供茶水的大容器,以供過往行人解渴取用。

記得民初為反對袁世凱帝制,雲南蔡鍔的護國軍入川,從我家大門前大道通過,其官兵軍容與軍械、軍馬之威武壯觀,給我留下深刻之印象,這或許對我後來立志從軍不無關係。袁世凱稱帝失敗後,四川政局風雲變幻,那些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閥,各自在駐防之地稱雄稱霸,強征賦稅,各自為政。而在川滇邊遠地方山區,則有些地痞流氓興風作浪,甚至嘯聚山林落草為寇。兒時我家就遭遇過土匪的一次大的搶劫,土匪擄去了我父親和祖母做人質,我而伯父為救母籌款不幸涉洪水罹難。幾經周折交了贖款雖將人質救回,然昔日和平興旺的大家庭遭此變故,景況已大不如前了。為求自保之計,父輩不得已用重金購得毛瑟槍數支以自衛。又為免除匪徒勒索恐嚇計,又在離家約十裡的兩河口覓得一個離地兩丈餘的石灰岩山洞。該洞有厚重的石門,裡面有水源,有適於休憩的石屋和儲存食物的幹洞,越往裡走越深不可測,據說裡面有風洞,風洞進去還有陰河,燒硝的窯子等,洞內岔道很多,最遠通到雲南的牛街鎮。總之,範家從此分一部分人住進洞中,居高臨下,將此洞作為躲避匪患,與入侵者周旋的“聖地”。如是雖可保一時之安寧,然地方政府的苛捐雜稅則不勝其擾,可謂苛政猛於虎也。

正當我小學畢業之前兩個月,先慈不幸身患疾病。那時因無醫院可送救治,只好延請數十裡外的中醫診治。母親腹痛臥床月餘而病情日益加重,中醫似乎回天無力。彌留之際,我們兄弟姐妹繞床悲泣,直到老人仙逝。那種生離死別的悲痛,真是無可言喻。至今想來,那時先慈可能患上今天普通的盲腸炎病,無奈那時醫術所限,竟至奪去人的生命。回想母親生前,每次我回家時,她總是為我做一碗香噴噴的蛋炒飯吃,而在她生我弟妹坐月子時,也總要舀些雞肉來喂我。。。。。而今一朝離別,真是情何以堪!生母去世後,雖有父親及其他親人的照顧,亦難免有失雁孤單的感覺,終日鬱鬱寡歡,童年的歡樂已不復再現矣。

三、我的求學之路
   
回想少時,予天性喜歡玩耍並不十分在意讀書。在私塾期間,老師課以四書、三字經、百家姓等國學,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諸篇,雖能背誦一些章節語句,但大多囫圇吞棗,老師從不講解,我亦不甚用心。正所謂“讀書不求甚解”者也。及至小學,亦複如是,甚至每有頑皮累犯校規的行為。在全班四十多人中,學期成績放榜時,我的成績總是遊走在最後幾名之間。僅以手工一科成績來說,竟然是將一位同學丟棄的竹雕冒充自己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因嚴重違反校規而受到體罰。那是一位姓皮的團長帶領駐軍住在我們校區,一天,聽說他們要去河邊打靶訓練,我就十分好奇想去看看,但離放學的時間尚早,為了早點放學,我就悄悄去把時鐘撥快了一小時,校工不知就裡,看到時間到了就開始打鈴,我也就混在通學生中離開了學校去參觀射擊。此事因被校長張奎文回校途中發現,馬上集合在校生點名,偏偏其他人都在,就我一個人缺席。到我姍姍回校時,即被震怒的校長逮著責問,我無言以對,他先以開除、退學威脅我,後又改為給我一次嚴重體罰才了結。至今想來,記憶猶新。

我所就讀的小學校,每年招收新生一班,約50名。我入校時是第15班,上有高年級1314班。那時在城區的學生放學後可以回家,稱為通學生。鄰近教室邊,尚有可供遠道來校學生住宿的寢室十多間,住宿的學生稱為住堂生。還有廚房和炊事工人的配合等。住堂生每星期六午後可以離校回家,家與校之間的距離約30華里,往返之間對年輕人來說,也不覺得勞累。我在校雖不喜歡讀書和寫毛筆字,但卻喜歡看小說,特別喜歡《說唐》、《征西》、《封神榜》、《三國演義》、《西廂記》等舊小說。為要看小說,需要有錢去買,在缺錢之時,我常在爺爺床頭木枕箱中偷一些銅板去城中的小書店去購買,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很可笑。惟讀小說中有許多字都不認識和瞭解,竟從上下文中來瞭解其大意。總之這些小說中的人和事,對我一生的氣質和思想的形成影響不小,使我學到了如何安身立命、待人處世之道。

自先慈去世後,護送靈柩到平安堡墓地安葬之日起,看到旁人有母愛的快樂而我獨無的情況下,總有種孤苦伶仃的自卑感,戀家的情懷也就日復一日淡泊起來了。以後進了中學讀書,每到寒暑假期,除回家領取學費外,其餘時間多半不回家,願留校或與同學結伴遊玩度日。記得有一年暑假中,我從成都坐木船到宜賓後,再步行三日才回家去住了十多天。有一天,父親帶我去看媽媽的墓地,在我向墳頭叩拜之後,父親神情凝重的對我說:“你母親的這陰宅,是三星冠的結穴,他日後孫都有錢。又其向山有一似旗的山峰,也許會出武人。”我聆聽後,默然未作答,也未問及其他。幾天後,父親就給我100多元的“袁大頭”做學費,於是拜別離家返校。從家到宜賓約300余華里,要徒步走三天,再從宜賓去成都約八九百華里。那時沒有公路和汽車,也要步行走七八天。只是實在走的疲乏時,偶爾雇坐一段簡易的滑竿代步。

我在宜賓讀一年級初中時,適逢愛國鬧學運,反對列強侵略中國,對英國停泊在長江的遊輪示威。市區各校都停課了,學生結對成群的遊行,高喊“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我亦好奇的參加了遊行,如是搞了好多天,其間我也結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記得在同鄉中有姓閔名銘厚和姓龍名世舜的朋友(龍世舜為高縣革命烈士--天馬注),還有其他的五六個人,還相約在城隍廟中結為異性兄弟。由於彼此相聚的時間很短,隨後我又轉學去了成都,就同他們疏遠了,進而失去了聯絡,再無古城會的機會了。嗣後的幾年間,聽說龍君和其他一些人被地方軍閥槍殺了。後來做過大陸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的父親李碩勳,是慶符縣人,該縣現已併入高縣,也是鬧學運的積極分子。據雲也在不久被槍殺在海南。當時我們的拜把兄弟中,或許也有他老兄在,因時間久遠,實在無從詢問查考了。

   在民國14年至19年(1925-1930)間,正是我在中小學求學的時代。那時四川出現了幾個割據稱雄的軍閥,如川北的田頌堯,川西南的劉文輝,川中部的劉湘及川東的楊森,他們彼此常為爭奪地盤而兵戎相見,更不惜在各自盤踞的地區橫徵暴斂,斯時的天賦甚至已徵收到民國八十幾年了,人民在苛政之下真是苦不堪言,在偏僻的縣鎮鄉區又多匪患。一些殷實人家,自然成為軍閥土匪魚肉的對象。自古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早已民生凋敝,

社會動亂,險象環生。我家鄉的糧價與省城成都相較,幾乎三比一之差。我讀書的學費,須靠大量出售糧食以為繼,家庭的負擔可謂重矣。家人雖不言語,而我內心實感不安,故萌發了放棄大學讀書而去從戎的打算。

民國19年暑假,我與前面提到的陳、邱兩君結伴離川東下之時,即寫信回家告知我將遠赴南京,不必為我籌措學費匯蓉,當此之時,想到今後將遠離父愛及故鄉,前途渺茫,禍福未蔔,心情無比悽惶。但轉念男兒志在四方,家中尚有長姊和弟妹伴父為慰,也多少減輕了一些內心矛盾和傷感。

四、投筆從戎——新的人生起點
      
且說我們三個志同道合的青年,陳君稍長,邱君約小我一兩歲,也都沒有嘗試過背井離鄉的滋味,可以說是盲目闖天下的流浪漢一般,從成都來到重慶,再換江輪順江東下,經巫峽、宜昌、漢口、九江而平安到達南京,沿途旅遊觀光,卻也感到處處新奇,有若劉姥姥進大觀園一般。到京安定後,就相伴去瞻仰中山陵,參觀明孝陵、莫愁湖、夫子廟、秦淮河等名勝古跡,真有百聞不如一見的欣喜。
      
初到南京,因舉目無親,人地生疏,飲食起居都是分工合作。因軍校在南方的招生已過,而北方又不讓我們去應考,使我們不免心灰意冷,大失所望。幸而得到西康省活佛的保薦終於達成我們的夙願,心中陰霾一掃而空,心情也逐漸開朗起來。中央航校二期生入伍後的生活,雖然我們所在的連隊不同,但每逢星期日放假則經常相約出遊。那時的入伍生每月的薪餉可領到10多元鈔票,故每次倦游返營前,總要到餐館打牙祭飽餐一頓,最喜歡的當然是川菜回鍋肉或蒜苗炒臘肉之類。一年左右的嚴格軍訓雖然不免辛苦,但大家年齡相若,互相鼓勵,也不覺得十分疲憊,反而磨練了我們的心志。

 中央航空學校創辦於民國二十一年,校長為先總統蔣公中正兼任,副校長是毛邦初,政訓處長是蔣堅忍,學生隊長是勞聲寰。在學生隊中分設飛行與機械二科,主要招收高中以上畢業生受訓,對投考生之體檢甚嚴,體檢合格者才有資格參加筆試。所以有志報考的青年雖多,而錄取者甚少。當時,因及格錄取的名額不夠,故又從中央軍校第八、第九兩期學員中另外考選一部分以補充,我和陳君即是補充之兵員。初次招收的學生稱為航校第二期,把以前的航空班改為第一期。學機械的有50名,學飛行的則達百餘名。飛行的教官除少數是中國人外,其餘多為美籍顧問。為首的顧問名叫“羅蘭”,他主管的飛行的訓練,對學生飛行之成績有絕對的去留權力,飛行不合格者,則立即予以淘汰。以此,我班畢業時僅剩下50名而已。淘汰的同學,依其志願,軍校來者可回軍校續讀,或願留下者,改學機械,願退學者亦聽便,絕無留難的困惑。

自筧橋中央航校創建後,第二期學生尚在做初級飛行訓練,就招收第三期的學生入伍,以後的第四第五期亦在相隔不久的時間內連續招考,顯示中央有大量擴充空軍的鴻圖。斯時日本軍閥見此情勢極為恐懼,認為中國空軍的強大對其帝國主義的侵略圖謀不利,處處找中國的麻煩,似有提早對華發動侵略之跡象。政府為求空軍人員訓練安全計,就將航校暫時遷到河南洛陽。訓練設備較簡陋,只能作初級飛行訓練之場所。羅蘭稱之為洛陽分校。後來又在軍校考選一批,直接送洛陽分校作初級飛行訓練,稱為第五期甲班。在浙江招收的文校的學生,稱為第五期乙班。那時的國情朝氣勃發,抗日思潮高漲,有志青年皆以從軍為榮,投考空軍更是其嚮往的目標。後因局勢稍緩,又將洛陽學生與飛行訓練搬回母校筧橋。航校的飛行訓練,分初中高三個梯次,初級飛行時,則用初級教練機,每一教官帶五名學生為一組,或加一補習飛行的學員,每一學生每天由教官帶飛約半小時,帶飛累計約十幾小時後,教官認為可以單獨飛行者則放單飛,單飛後仍留班續受其他科目的訓練。如教官認為某一學生他日難以成為合格飛行員時,則請總教官帶飛考核再作去留之決定。蓋不適宜飛行的學生絕不能勉強續飛,並非人人天性都適於作軍事飛行員。擔任我所在小組的教官叫史懷慈,做訓練的飛機是美制“弗立特“飛機。同組受訓的學員中,有一個曾留學俄國受過飛行訓練的王叔銘(即後來的空軍總司令--天馬注),他的飛行技能不如學生,常受教官的斥責,呼之為笨蛋。他因與毛副校長同為留學俄國這層關係,又是黃埔第一期的學生,故而未受到飛行淘汰,也算幸運的了。每當他受教員苛責之後,他與我們友善,態度和藹,常常發牢騷洩憤。還在初級飛行未結束時,因史教官調作他職,就准他留作我組之教官。他對人很平和,同我們相處感情亦好,我們也尊稱他為我們的教官。初級飛行結束時的同學尚有陳恩偉、梁亦權、韓德輝三人,但到中級高級飛行時,。則換為其他的美籍教官,中級飛行訓練的飛機也換為美制“道格拉斯”飛機,其馬力大,可做戰時的偵查機。我升入高級飛行時所用的飛機則是義大利的“菲雅特”機,馬力愈千匹,時速約300公里,戰時可充作轟炸機使用。
      
在北伐之後,建都南京的中央政府,表面上具有全國統一之雛形,實際各省仍有大小殘餘軍閥勢力存在,他們與中央政府陽奉陰違,暗地裡販毒走私,橫徵暴斂,魚肉人民,如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文輝,廣東的陳濟棠等可為代表。內憂如此,外有列強的虎視耽耽,尤其在發生“九。一八”事變之後,蔣公深知日本的狼子野心,他日中日將不免一戰,更知空軍在未來戰爭中的重要性,故筧橋航校之誕生實與其有直接關係也。

此前說到筧橋初招的學生為何改為第二期?因在民國17年間,曾在黃埔軍校第六期中甄選了一批學生成立航空隊,著手訓練飛行人員,後改為航空班,是以在後來空軍建制上改為航校第一期,亦即筧橋航校之前身,而筧橋航校亦即後稱之空軍軍官學校的前身也。第一期中其飛行優異的學生多選為第二期飛行教官,如陳嘉尚、胡為克等即是。
      
在中國空軍建軍發展史上,還有一段複雜的歷史淵源關係。為響應、踐行國父孫中山先生“航空救國”的理念,在中央成立航空隊時,東北、河北、廣東、雲南、湖南、河南等省,也有航空訓練飛行人員的組織。中央組建航空署後,就著手收編各省的航空人員,對其主管負責人則予以厚祿安撫,如東北的高志航、王衛民,雲南的張有谷、晏玉綜,廣東的黃光銳、丁紀深,河北的胡伯錫、王允斌及湖南的陳棲霞等。尤其有趣的是,廣東陳濟棠的航空隊,在他蓄意謀反前曾迷信測字,說“機不可失”,後來他的航空隊集體逃飛到中央後,他就不敢再心存異心,只好臣服接受中央的節制。於是中央把各省來歸的人員編成幾個隊,以廣東隊、雲南隊等稱之,隊名則是依其隊長省籍名之也。
      
空軍的文獻《中國的空軍》現已發行700餘期了,但其創刊地卻是在筧橋航校。我在做高級飛行時,曾投稿“飛行經驗談”欄目,敘說飛行之技巧,連續刊發了好幾期,還論及空軍飛行員的修養、素質與抱負,認為一個優秀的軍事飛行員,不僅要飛行技術好,還須有豐富的學識,否則與一般汽車司機無異。記得此文刊出後,曾遭受一些同學的反感,認為用汽車司機來比喻,有貶損其身價之嫌。還有一次發言,說到未開學前,有資深學識俱佳的胡家枚教官帶一名准字生陳先夫(革命先烈陳英士的兒子),與另一教官駕駛的飛機在空中飛行時相撞,致胡教官駕駛的飛機失控墜地,與同機的陳君死亡。我在一次周會發言中指出尚未開學就擅自帶人駕機飛行,造成機毀人亡是無視飛行紀律的表現,聽者震驚。另一位教官雖遭罷黜,但在考核時上面卻認為我的思想有問題,指我行將畢業時的言論過激不當。
      
我在航校受訓期間,校長蔣公曾有兩次奉化溪口之行。對航空報國的實踐及“無空防即無國防”的訓示,是他講話的主題。蔣公每次回鄉經過杭州時,必來筧橋航校點名訓話,每當點到某一學生的姓名時,該生立即高聲回答“有!”而校長的慈祥態度與訓示,無疑使聆聽者十分感動,從而激發了每位學子的愛國之情和犧牲報國的決心。

五、航空報國實踐篇
      
筧橋航校第二期受訓的學生,在民國22年雙十節之後,已大體上完成了高級飛行的訓練,預定是年年底為畢業的日期並舉行畢業典禮。不意正當畢業前夕,就發生了福建省的軍頭蔡廷鍇性病作亂,中央決定派重兵征討。與此同時,蔣公命令航校組織航空隊去助戰,命令教官王叔銘組成一“暫編轟炸隊”,動用轟炸組的三架飛機做編隊的作戰機,甄選在校受訓的學員與學生為飛行隊員,由王叔銘任隊長,隊員有學員李賜楨、王星理、學生中竟我獨被選中。當得知這一消息時,我的心情真是無比激動,暗自慶倖從此有從軍報國的機緣也。

當“福建事變”時的航空署長是徐培根,曾留學德國學習軍事的優秀將領。在“暫編”轟炸隊未出發前,已確定前進基地是溫州機場,對作戰所需的燃料和炸彈都已經齊備。出發之日,除駕機的隊員外,各機後座的投彈手,選有王衛民、朱天寶、鐘龍光等人,所用的轟炸機是義大利製造的菲亞特。王隊長沒有飛行過這種飛機,以前飛行用的是一架美制道格拉斯飛機。起飛之日晴空萬里,飛機編隊飛到溫州機場順利降落,而後一天除熟悉機場及城郊的環境外,同時做機械裝油掛彈的檢查和準備,駐防溫州的臨時隊部和住宿地則選定城郊一家大旅館內。萬事俱備,只待下達攻擊命令。、
      
在獲知氣象消息後的一天早晨,天氣良好,能見度亦佳,由三架飛機組成的轟炸編隊接到作戰命令,目標直飛福州上空。投彈轟炸的目標是郊區的叛軍據點,每架飛機投下四枚四五十公斤重的炸彈後,全部安全返航。雖然投彈的效果如何無法目睹親見,但對於初試鋒芒的我,則有一種夢想成真的興奮與快樂。兩三天后,又執行第二次任務,目的的改為福建的泉州,也是郊區叛軍據點。這次由於投彈高度不高,地面物景設施歷歷可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紅色的屋頂。在返航降落滑行時,我的飛機突然熄火,原來是燃料殆盡。幸好已經落地,如在崇山峻嶺中出現此種情形,如何選擇安全地點迫降,後果如何,都是很難預料的了——真是有驚無險啊。兩次作戰任務完成後,全隊就奉命返回杭州筧橋基地。這次福建事變,大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已平息,空軍兩次出動究竟造成叛軍多少傷亡亦不得而知。我想心理上精神上的威懾肯定大於實際效果,尤其對各省蠢蠢欲動或持觀望態度的軍頭們,不啻是當頭棒喝吧。
      
回到基地不久,民國二十三年新年到了,航校第二期畢業典禮也如期舉行,蔣公親自主持畢業盛典。校區內喜氣洋洋,洋溢著歡樂的氣氛。當空軍準尉的軍銜授予我們時,內心充滿了成功的喜悅。授銜時,飛行畢業生的龍頭是曾畢業于清華大學的林久奎同學,機械科的榜首則是曹起成。
      
大約航校第二期生畢業時,三期生亦入伍期滿,隨即送校受飛行訓練。我們二期畢業生,除一部分留校擔任教官外,其餘則分到各航空隊服務。那時新成立了好幾個航空隊,尤以驅逐隊為多。我被分派到第二隊為準尉隊員,隊長王叔銘,副隊長王伯約,隊址在江西南昌,主要任務是配合江西“剿共”。第二隊也是唯一的一個轟炸隊,配備意制菲雅特轟炸機。隊員中,有資深的老飛行員李錫槙、王星垣,而我是階級最小、資歷最淺的隊員。

大約航校第二期生畢業時,三期生亦入伍期滿,隨即送校受飛行訓練。我們二期畢業生,除一部分留校擔任教官外,其餘則分到各航空隊服務。那時新成立了好幾個航空隊,尤以驅逐隊為多。我被分派到第二隊為準尉隊員,隊長王叔銘,副隊長王伯約,隊址在江西南昌,主要任務是配合江西“剿共”。第二隊也是唯一的一個轟炸隊,配備意制菲雅特轟炸機。隊員中,有資深的老飛行員李錫槙、王星垣,而我是階級最小、資歷最淺的隊員。
      
杭州筧橋,南京明故宮與江西南昌的機場,是當時空軍部隊駐紮的大本營。各隊的隊員人數,依編制均未滿額,畢業分派時也不一定按所學專科安排,如與我同學轟炸的徐卓元就被分派到第一隊的偵察隊。分發到南昌的同學甚多,因為當時南昌駐有兩個偵察隊,和我一起從四川來的陳偉略就被分派到偵察隊;還有一個驅逐隊,其隊員差不多全是我們二期的同學,劉梓剛即其中之一。擔任“剿共”任務的主要是偵察隊與轟炸隊,指揮“剿共”軍事任務的蔣公行轅就座落在南昌城的一個美麗湖濱邊上。空軍部隊所用機型,轟炸機是意制菲雅特,偵察機是美制道格拉斯,驅逐機也是美制霍克機。這些飛機都是從國外進口的,在性能上只能算生產國的二三流飛機,從機上的航行儀錶、起降設備來說,都要靠飛行員自己目視操作,常因天氣的惡劣和能見度太差而致機毀人亡的事時有發生,甚至超過了前線與敵方遭遇戰死亡的人數。

當時我所在的轟炸隊的任務,是配合陸軍去轟炸江西境內的共軍據點,但並非天天出擊,往往是一個戰役開始前要出發幾次。由於我在隊中的資歷尚淺,總是飛僚機隨領隊機飛行,炸什麼地方和目標,則按領隊機的指令而由後座的轟炸員投下所攜帶的炸彈。當然,我們還可因作戰飛行而領到額外的飛行獎金。
      
就在江西一次“剿共”飛行中,我的好友陳偉略在返航途中遭遇暴雨的惡劣天氣,低飛撞上廣昌的河堤而與處於後座的謝良一起不幸殉職。此事在蔣公召見我時,述及二君殉難經過及靈柩尚停廂中還未入土,遂請求將二人靈柩送回筧橋空軍公墓安葬。蔣公聽後憮然,隨即命令侍立旁邊的航空署長陳慶雲說:“陳署長,此事你快辦。”果然不久,兩君靈柩即運抵筧橋安葬。那時蔣公常於夜間在他辦公室指名召見我們飛行隊學員,因為我們是他創辦的航校的學生,所以召見我們時的問話一般都比較慈祥親切,有如家人一般。他一見面的第一句話就問“你貴庚多少?”次之又問“近來的生活和心得”。在我一生中,曾受過他多次召見,對他的問話也總是自然地以晚輩的禮節恭謹的回答,沒有絲毫一點畏懼的心情。
      
初期擔任航空署長的徐培根,是一位軍事造詣和修養甚高的長官,“九一八”事變後,蔣公深知日本的亡我野心,他日中日將不免一戰,故對制空權與地面防空非常重視,為備戰鬚髮展空軍,發展空軍除培育地勤人員外,還要有足夠的機場供飛機起降,徐氏則擔負起此一戰略構想的實踐。於是沿海與內地各省均雷厲風行擴建機場,僅南昌地區,除我們現在使用的郊區舊機場外,又在遠離郊區處新建一大型機場。這些機場,在後來的抗戰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徐氏後來因為一次油庫失火被追究責任,逼迫下臺,接替他的便是前面提到的陳慶雲。不過徐氏下臺的真正原因並非油庫失火案,據聞系因擴建機場而得罪了當時的江西省主席也。

抗戰爆發前,義大利是我們的邦交國,在民國二十三年三四月間,義大利的空軍部部長巴爾波將軍要求中國派遣20名空軍軍官前往該國受訓,空軍當局就甄選出飛行及機械的軍官廿名赴義大利留學,我有幸被選中為其中的一員。在報名參選時,適逢南昌選拔參加華中運動會的運動員,我亦被選為50米自由式游泳代表,後因臨近出國而作罷。在被選送出國留學的廿名同學中,除了官階較高的三名外,其餘幾乎全是空階為準尉的二期畢業同學。

 六、第一次出國留學
     
空軍的官階,自民國二十二年初起,所有人員的官階一律降低兩級改敘。我想是當時各省航空單位人員歸併中央時,起官階都比較高,一般比陸軍同階的高兩級。如空軍少尉的薪金50元,約等於陸軍上尉的薪金。現在通過改敘,顯示空軍是新軍種、新制度、新精神。以我二期同學為例,初敘官階是準尉,半年後從71日起,改敘為少尉。我在出國期間,仍保留我在第二航空隊的隊員資格,只是名稱改為額外隊員。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留學人員陸續集中,由航校副校長毛邦初領隊在上海搭乘義大利“甘吉”號郵輪赴意,途徑香港、新加坡、吉隆玻,渡印度洋,經紅海、地中海約廿多日海上生活,終於抵達義大利的那不勒斯港口。上岸後,由義大利政府派員接待並引導參觀當地的維蘇威火山遺址。當我們看到西元79年被維蘇威火山岩漿淹沒的古羅馬龐貝城於千年後發掘出土的遺跡時,不禁驚歎古羅馬王朝當年的文明與繁榮。隨後又乘火車去羅馬,過幾天受到我駐義大利大使劉文島的接見及義大利空軍部長的盛宴款待,參觀了市內許多有名的名勝古跡。最難忘的是參觀梵蒂岡教廷與教宗的會見,還在辦公室內覲見了義大利軍政領袖、當時的總理墨索里尼。在意期間,我有幸認識了在職武官的鄧文儀和方超。
      
留學期間,義大利空軍部特地找一家有名的服裝公司為我們每人定制一套軍裝,其品質與款式俱佳。著裝後,學機械的被送往工廠實習,學飛行的分偵察、轟炸、攻擊三組,學偵察的送往北部的米蘭一學校受訓,學攻擊到中南部的某基地,學轟炸的荊懷智、肖起鵬、趙廷珍和我四人,則前往北部熱那亞港海軍基地,學習水上飛機的飛行及低空投擲魚雷的技能。而此種技能,在當時被認為是最機密的學識。各組分別學習半年後,又全部集中到阿爾伯特羅基地集訓。不久集訓結束,除林文奎同學留下進修未回國外,其餘學員乘義大利“康特紅”號輪船返國。
      
在意國受訓時,我曾利用假期參觀了著名的比薩斜塔以及工業城市米蘭。也曾邀約同受偵察訓練的陳恩偉、韓錫倫、韓文炳及張之珍等前往阿爾卑斯山下長約七十多公里的名勝納哥湖,遊歷了著名的威尼斯水城,欣賞了義大利獨具風格的雕刻藝術和價值連城的名畫作品。
      
在返國途中,曾在埃及的納塞商港作短暫停留,結對乘車去開羅參觀神秘的金字塔、獅身人面像等名勝古跡,最後到蘇伊士港上船,重過紅海、印度洋,到新加坡、香港回到上海。值得一提是,同船回國的還有著名電影明 星蝴蝶小姐,她為我們每人送了一張親筆簽名的照片。
      
結束約一年光景的第一次留學回國,我被分派到南昌的空軍部隊訓練處任少尉教官,由義大利顧問負責學術科的教授,受訓的則是各隊的空勤人員。直到民國二十五年的三月,又奉命調任中央航校少尉教官,越數日即升為中尉教官,與彭允南同學分任飛行組的正副組長,負責訓練第六期飛行學員。
      
結束約一年光景的第一次留學回國,我被分派到南昌的空軍部隊訓練處任少尉教官,由義大利顧問負責學術科的教授,受訓的則是各隊的空勤人員。直到民國二十五年的三月,又奉命調任中央航校少尉教官,越數日,即升為中尉教官,與彭允南同學分任飛行組的正副組長,負責訓練第六期飛行學員。   
七.第二次出國留學
      
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前夕,中國已有全國統一的局面。國人求強、安內攘外的思潮蓬勃高漲,除日本外,其他列強與小國,多與中國友好建交,一些大都市還設有領事館。其時,德國與中國的商務關係日趨密切,無論軍事與工業的交易堪稱大宗貿易,故中德的友好邦交甚篤。於是,德國的空軍部長戈林將軍提出請中國派出三名空軍軍官前往德國受訓。我空軍當局即發表甄選消息,但德文是應考主科。我得到消息後也躍躍欲試,不揣冒昧報名參加應試。我的德文程度極為膚淺,但在我負責的第六期受訓學生中,有一個叫田鎮舟的精通德文,於是我和他達成默契,每日上午,他接受我的訓練;下午,他則當老師輔導我學習德文。這樣在短短的一個月間,我的德文竟能達到應考水準,終被榮幸錄取。其他二人一個是第三期學員黃漢文,他未入航校前,已是濟南大學學生,早已有德文的基礎;還有一個是曾留學德國的王祖文。就在我們三人積極辦理出國留學手續之際,震驚全國的“西安事變”爆發,局勢的動盪變化,使得出國之事無形中停頓擱淺。直到次年“西安事變”平息後,我們才於六月連袂奔赴上海,登上義大利郵輪“康特白”號出國受訓,職務則改為航空委員會中尉服務員。

航空器雖發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其製造的技術與成品的性能均屬幼稚。歐戰初期,航空器在作戰用途,只能在飛機上用於投擲類似手榴彈的輕型武器,中期才發展到機與機間可互相對抗射擊的階段。以後由於戰爭的需要,各國莫不爭先研發,致航空器的性能與製造突飛猛進,其馬力亦有日益增大的趨勢,發動機也由螺旋槳改為噴射機,飛機體型逐漸增大,配裝雙發動機、四具發動機的已經出現。戰後民航機也應運而生,成為交通運輸的寵兒。在以前,人們出行,特別是出國旅遊,多依靠汽車、輪船,如到歐美遊學或旅遊,必須搭乘輪船前往,且緒進過20多天海上生活才能達到目的地。我兩次到歐洲留學,雖沿途可以觀光覽勝,但乘風破浪的顛簸生活,也極單調乏味。
      
從上海搭船去歐洲的乘客很多,中國人中尤以留學生最盛,坐的多是經濟艙。去德國人員中,除王、黃二君與我及一般去德留學的學生外,還有中央各部會去德進修或公幹的人員,彼此結交為友,相處甚歡,如學成回國曾任民航總局局長的戴安國夫婦就與我們同船。郵輪的航線,幾與上次出國時差不多。路經斯里蘭卡島的可倫坡港時,我們曾去唐朝高僧玄奘研習過佛學的地方參觀。郵輪每到一著名港口停泊下人下貨或補給燃料和飲水時,我們總是抽空去參觀名勝古跡,瞭解風土人情。最後終於到達義大利的北部港口城市熱亞那,同舟共渡的朋友們也就在此依依惜別,分道揚鑣了。
      
在義大利上岸後,我們三人坐火車穿越邊界進入德國直達首都柏林,隨即到我住德使館報到。程夫放大使設宴招待我們。那時我駐德空軍武官是胡維克,陸軍武官是豐梯,就是在胡武官的家裡,我初次認識了蔣緯國先生。初到幾天,參觀了柏林的博物館和動物園,波茨坦的無愁宮及其他名勝,後來我進住在一個德國家庭中。他家有個老太太和一個30多歲的兒子,和他們在一起生活,還可學習德文。兩天后,空軍部通知我們入學,王君到偵察學校,黃君則到驅逐機部隊去學習,我被分派到南部傲沽堡城郊名“策漸”的空軍基地學習。那裡有一個很大的機場和營房,受訓的人員很多,都是調訓的軍官和軍士,訓練的科目是如何領航、射擊和轟炸的學術。在訓練領航技術時,在空中如何利用電波交叉以測定自己飛機的位置,與現代雷達技術相似。領航員的任務,就是在空中糾正飛行方向以達到飛行的目的地;學習轟炸技術,即用瞄準器測定目標投下炸彈。在射擊訓練方面,主要是用機槍來對抗或攻擊敵機;飛行訓練則注重利用夜點線燈燈光起降,當時是在機場跑道的兩側,每隔50公尺放置一盞馬燈作為地面引導降落的參照物,而現代已改用電力燈光設備了。此種方法,在  我任飛行中隊長時,曾在四川新津機場使用過。
      
在策漸基地期間,我請求發給我轟炸與射擊的的典範令書籍,校方不允許。經多次請求,允許借給我在行政組長的辦公室閱讀。每次去閱讀時,組長就從他的保險櫃中取出給我,閱後仍放保險櫃中。典範令類的書籍,在各國的軍事單位中,都視為密件而予以妥善保存。於是我就利用閱讀的機會不停的抄錄,後被組長發覺予以阻止。我就提出抗議說:“有關轟炸射擊的書籍我國也有,其內容與你們的差不多,沒有什麼特別秘密之處,既然給我閱讀,我擇有興趣的地方摘錄一些有何不可?”這一招還真管用,以後他就在沒有為難我了。就這樣,差不多我把全書都抄錄下來了。在訓練轟炸時,有轟炸目標的靶場,其靶標是紅白相間不同角度的造型物,其反光有利於在空中使用瞄準器時易於尋找目標。在射擊靶場,其設施是在五十公尺外的木板上,貼有飛機縮小比例尺的飛行形圖紙,靶標是電動的從前面通過時予以實彈射擊。我利用星期假日,常去靶場仔細觀察其設施,牢記在心以供日後回國後以為訓練的藍本。而在通訊方面的學術,則絕對阻止我參訓。
      
我在德國的軍營生活,得到校方的細心關懷。我不僅一人單獨住一間套房,還指定一名中尉軍官照顧我,我與同營的軍官都相處的很好,飲食起居都在一起。我常參加節慶時的晚會,乘坐他們的車到附近的城市去玩。記得有一天到慕尼克去玩時,適逢義大利總理墨索里尼到德國訪問,與希特勒同乘一輛敞篷車從慕尼克大街上通過,沿街群眾對他們鼓掌歡呼。另有一次,希特勒在紐倫堡舉行盛大的閱兵式時,我應邀穿上我國的空軍軍服前往參觀,與其他一些國家的軍官坐在閱兵台的左側方階梯坐席上。閱兵典禮開始前,我看到希特勒從我右側方很近的地方經過登上閱兵台,大約有幾公尺的距離,因而很清楚的看到他的眉目表情。那次受檢閱的部隊除步炮兵外,還有坦克及其他機械化部隊,其軍容的浩大壯觀,真是令人側目。只是此次閱兵未見空軍參加,令我疑惑不解。
      
在德國受訓的後階段,日本發動了對我國的侵略戰爭,德國輿論幾乎一邊倒傾向日本。一天,校長突然叫我到他辦公室去,他告訴我說:“你看到報上的消息了吧,這是國與國間的政治問題,對你來說是沒有關係的,我將加強對你的訓練。”我聽後十分感動。在德國停留的約一年時間,我處處留心觀察到德國人的做人處事之道,其務實精神令我至為感佩。受訓結束返回柏林準備回國之前,我還去漢堡的一處專供軍事用具的店裡,買了一些航行用具和練習射擊用的飛機靶圖。離德前我特意將留學期間收集的資料和筆記本托使館帶回,以防處境時遭沒收而功虧一簣。其時聞黃君已經回國,而王君因未有聯絡而不知其所在矣。民國二十六年的深秋季節,我便離開德國,前往巴黎遊玩兩天,在旅行社訂好船位後,取道瑞士去義大利熱那亞港口,登上意輪“康物白”號回國。船中乘客,多是學成歸國的留學生,李國鼎就是其中之一。因中日戰爭愈來愈激烈,船上的中國人心情都很沉重,也不知將來如何是好,所以沿途很少上岸遊玩觀光。船到上海後,面無笑容的同船者匆匆告別,作為唯一回國的空軍人員,也無人來碼頭接我,深感孤單寂寞。

八、抗戰風雲 
     
自德國留學回來上海登陸後,旋即搭火車去杭州,稍事休息一兩天便攜眷去南昌,不久又經湖南去宜昌駐地。在南昌時,一天上午,就看到一架日本飛機在南昌上空飛行偵察,只是沒有投彈,可能只是偵察飛行。但不久在未聞空襲警報的情況下,南昌機場突然遭到日機轟炸。空襲後我們到現場觀察,見地面各處都有屍體橫臥,連樹上都掛有血肉,真是令人觸目驚心、慘不忍睹。在日機轟炸過後的鄉村,到處一片蕭條陰冷的景象,人們過著惶恐不安的日子,滿腔報國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那時在宜昌駐有我空軍第十二中隊,隊長叫陳有超,專門訓練射擊士。他知我在宜昌,便邀請我協訓受訓人員,我亦欣然接受邀請,接連講了幾天課,把我在德國學到的射擊知識傳授給了他們。因不願在宜昌久留,大約停留兩三周後就啟程去重慶轉往成都定居下來。先奉命任鳳凰山基地一個訓練機構的教官,不久就派任空軍第六隊中尉本級隊長,時間是民國二十七年的九月,是年十二月晉升上尉,駐防新津機場。中央航校第八期畢業的學生全部送到我隊為見習官接受我的指導和訓練。見習期滿分發時,我選留王其、烏鉞(19778月-19821月任臺灣空軍總司令)、劉善本(1946626日國民黨八大隊上尉飛行參謀劉善本駕機起義到延安,解放後授少將軍銜—天馬注)人補充為我的隊員,隨即調防溫江受俄國製造的輕型轟炸機訓練,配屬第六大隊,兩三月之後,又改調第八大隊,移防太平寺機場,大隊長是徐煥升(19637月-19677月任臺灣空軍總司令),編制中尚有第八及第十兩個中隊,飛行的飛機也是俄制高空轟炸機,每中隊配屬九架。
     
自第六中隊配屬第八大隊之後,即接受俄國顧問的短期訓練,空地勤人員都要進行新機種的訓練,認識新機的性能及其維護操作,這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的事了。那時日軍已沿江攻佔了宜昌沙市一帶地區,中日雙方在湖北境內發生大小不同的戰役多起,駐川空軍部隊有協助陸軍作戰的任務,第六中隊即加入轟炸駐宜昌日軍的戰鬥。每次出發時,由大隊長或副大隊長擔任領隊機指揮官,其他隊部隊長的機隊,常擔任左右兩翼的副指揮官。我的副隊長是蔣少兵,分隊長是張鳳瑞、譚德鑫。每次出發時,擔任我左邊僚機的飛行員多半是副隊長或分隊長,右邊的僚機多半選擇劉善本、烏鉞、王其三人中的一人擔任,那時我的隊員中尚有陳衣凡(19707月-19756月任臺灣空軍總司令)、他因一次飛行缺失而被調出。當宜昌機場被日本修復使用後,成了日本空軍的前進基地。在最後一次出發轟炸宜昌前,徐大隊長原決定是三架飛機組成指任指揮官,第六隊有六架飛機組成兩組做他的左右僚機分隊,我則擔任副指揮官。臨近出發時不知何故,大隊長不能領隊出發,即令我代他率領八架飛機去宜昌轟炸日軍據點。是日天氣不大好,雲層很低,我率領的八架飛機組成品字形出川東征。飛到南充一帶時,上空仍是厚厚的雲層,飛機難以上升,心中不免一陣焦慮。但絕不能回航,只有向前,絕不能退縮!幸好到達廣安上空時,發現有一大雲洞,我即率隊盤旋而上,穿洞升到雲層上空,當飛到萬縣、宜昌一帶時,眼前已是碧空萬里無雲,而我們飛機飛行高度已達到六千公尺以上了。到達宜昌上空,可以清晰的尋找目標直至投下八架飛機所攜炸彈。當我們勝利完成任務返航時,才發現空中有高低不同的高射炮炮彈爆炸的白點,好似日本鬼子為我們送行鳴放的禮炮一般。不意此時發現有紅太陽標誌的日本單翼飛機升空向我機群攻擊,我即命令隊形集結,由射擊士用機搶向敵機射擊,飛機亦加大馬力升到七千公尺左右。戰鬥中擊落日機一架,我方劉俊駕駛的一架飛機,因滑油管被敵機擊壞而在返航途中迫降於梁山機場。此次飛行作戰,前後達六個小時,而人機均安全降落。而我因此次轟炸宜昌作戰中的出力而獲得嘉獎,實乃人生一大快事也。
      
那時我們的轟炸機有兩種類型,即重轟炸與輕轟炸兩種,而八大隊是唯一的重轟炸機隊,可飛到八九千公尺高,機上人員每次飛行時,須戴上氧氣罩,還發給飛行員一點口服的西洋參,但我很少吃。在我這次領隊飛行遭遇的敵機,是日本最新出廠的九六式機型,當我降落後,俄國顧圍住我詢問此次空戰的情形,航空委員會的周至柔主任亦來電詢問。我曾報告他,這是第一次發現的日本新式飛機,其性能甚佳。不幾天,另一輕轟炸機的大隊長鄭長庚(也是我的同學),他率一隊去宜昌執行任務,被敵機打掉了兩三架,內中多是前廣東來歸的飛行員,為此事委員長很生氣,下令把他關了好幾天方才放出。
      
自中日戰爭爆發後,俄國對我示好,曾派遣人員與飛機來援助中國。他用意雖善,但究其動機亦有其不善之處。在中日之間每次戰役開始前,他們他不給我們飛機,總是在戰役即將結束時才給我們飛機。在二次戰役時,其上次送來的飛機早已陳舊或多損毀矣。自日本新式九六機出現後,由於其性能優異,我方戰機與之對抗常處於下風被擊落,從而失去了制空權。在很長一段時期,敵機在我領空為所欲為,耀武揚威,如入無人之境,而我方殘留的俄國飛機,當遇空襲警報時,只好飛到機場邊的林竹間隱蔽,待警報解除時,才敢飛回機場。直至194112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空軍來華參戰,局面才有所改觀,中國飛行員始得揚眉吐氣,而日本飛機的光環遂漸漸消退。
      
當我國失去制空權不久,我即調任空軍軍士學校任教授科上尉科長。這時前托駐外使館帶回的有關書籍和筆記如《空中射擊教範》、《轟炸學》、《轟炸隊之組成與訓練》及圖表等也相繼翻譯出版,我就將這些出版的資料作為學校及隊部教學的教材,為此我曾多次獲得獎金。在士校的半年後,第一期學生畢業時,空軍成立了第十一、第十二兩個航空大隊,以在校受驅逐與轟炸的學生為隊員,我被任命為第十二大隊的少校大隊長,我的同學彭允南任副大隊長,下轄四個中隊,以陳禦風、方朝俊、徐應鵬、衣複恩(山東濟南人,曾任蔣介石專機機長,官至空軍中將。—天馬注)等四人分任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的中隊長。衣複恩因飛委員長專機不常在部隊工作,由其副隊長譚德鑫代理中隊長。邛崍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歷史上曾是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相戀之地,大隊成立後,隊址就設在邛崍機場。該機場頗大,在機場附近的河灘上設有投彈的靶場,訓練飛行員及領航員。我的統禦和訓練,則仿效德國軍隊的嚴格軍紀與精神。一次日本驅逐機追擊一架我方俄制輕型轟炸機時,日機射擊的發光彈都可目睹,只見我機自山區向下俯衝,飛機後座上的射擊士跳傘降落我方飛機最終逃脫日機的追擊,安全回到成都的基地。事後上級認為跳傘的射擊士是臨陣脫逃,應受軍法的審判,重則可判死刑。於是我以目擊者的身份作證說,日機見我機已向下俯衝,認為我機已被擊中將機毀人亡,所以停止了追擊,而射擊士也以如是想而離機跳傘,不可以冤死作判云云,上面最後才不了了之。
      
邛崍與新津都是川西重鎮,也是哥老會盛行的地區,故地方士紳與地頭蛇的實力坐大。我在邛新兩地都有較長時間駐防,我總是一方面約束自己的官兵不要與他們發生糾葛,另一方面我又同他們交往聯絡,保持相當的友誼,蓋因我也是四川人,同他們有鄉誼之情,故總能溝通,和諧相處,從未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
      
第十二大隊在邛崍的訓練很成功,只有有作戰飛機的裝備,學生都可以到戰場一顯身手。但在無制空權的情況下,可就英雄無用武之地,也真是遺憾之至。民國三十年初,我奉調空軍官校初級班少校主任,官校代校長是王叔銘,教育處長及副處長是王衛民及金恩心。初級班地址在雲南的祥雲。在雲南祥雲訓練第十五期學生,飛行組的正副組長是時光林與陳鴻福,飛行教官則全是先期航校畢業的學生,真可謂一代傳授一代,以適應戰時空軍之急需。學科方面的教官,則由幾個美籍顧問擔任。當其時也,滇西戰況十分緊急,日軍有從越南進攻雲南的軍事行動,日機不時飛臨祥雲尋找目標攻擊,一旦有空襲警報,初級教練機悉數飛往賓川的臨時機場躲避。與此同時,加強對學生的步槍射擊訓練。滇西戰況緊急時,初級班又奉命搬到昆明附近的淚沾益訓練。兩月之間,第十五期的飛行訓練即告一段落。
      
學員畢業後,我亦回成都短暫休假。不意在我辦妥攜眷去昆明的準備前兩天,成都空軍總指揮官毛邦初在其辦公室當面告訴我不能攜眷前往,令我感到十分困惑。我有些氣憤地問他何故,他卻含糊其辭,使人不得要領。在他旁邊的參謀長張廷孟即向我說:“總指揮不要你帶眷去,你就不要帶去好了。”我聽了仍是一頭霧水,便向指揮部的某人事處長打聽,他卻說,你的職務有變動。我想前幾天,王叔銘才來成都,我還陪他到處走走,他都沒提到我有職務上的變動,一如往常見面一樣。雖然如此,我還是打消了帶攜眷去昆明的念頭而隻身回到沾益。後來才瞭解到,是王教育長不滿我回成都休假時,曾在昭通取回我被扣的奶粉兩罐,竟請求航委會免我初級班主任職務並予議處。於是我寫一信寄到重慶航委會主任周至柔處,力陳我攜回奶粉經過詳情。待我飛到昆明後,見到官校王教育長,他臉色陰沉的責備我不該擅自取去被扣的奶粉。我回答說,是因我成都初生的小兒因補母乳不足才跟昭通站長留有收據才去走奶粉的。可是被扣價值數千的從印度帶的西藥而被尤家(尤是王的內弟,也是官校的飛行教官)選取走卻沒人過問?他則假惺惺的大罵昭通站站長黃國聰該死,並馬上電令黃站長來昆明。當黃來到昆明後,他卻隻字未提奶粉與藥品的事,只是問及一般業務後就叫他回去了,絕口未提奶粉之事,反而在第二天請我吃飯,一如往昔的和祥。翌日,我即辭行飛返成都與家人團聚,一面休息,一面著手準備報考軍令部的武官訓練班。其時,已是民國三十一年深秋的事了。
     
中國初有空軍,被認為是新的兵種是不錯的,官兵的敘級及支薪的高低與陸軍有很大的不同,以薪餉來說要高出同級的兩倍。想到空軍服務的人才易於延攬,但空軍初創之時,都是從陸軍中調用補充成立的。為奠定新制度計,將現職人員的官階一律降低兩級改敘,即空軍的少尉,相當於。陸軍的上尉的官階。既名為空軍,當有空勤地勤人員混合組成,在薪餉方面,則是服空勤的則另加空勤津貼,即空勤加給,其加給又有高低之分,如本薪是百元,則加給為百分之五十即五十元,本薪三百,則加給為一百五十元。這樣,官階越高,則加給亦隨之增多,如此以來,他日飛行士官,為報國而犧牲生命在所不惜,但生前的待遇則屬可憐。空軍第六中隊,在民國二十七八年間是直屬航空委員會,稱之為獨立中隊。蔣公在重慶召開第一次空軍軍事會議,我是第六中隊的隊長而有幸參加這次會議。會議期間,我寫了一個議案,建議“凡屬服空勤的官士,不分官階的大小,則空勤加給則一律。”此案經審查後提交大會討論決定其取捨。當大會召開時,蔣公主持會議,由當時的高官黃秉衡提出報告,說加給的高低差額應依官階的大小不同,飛行加給因階級差別和服務年資的長短不同應享受不同的待遇給予。是時,我就離席提高聲調說:報告委員長,飛行加給意旨,是鼓勵能服空勤人員的給予,在戰爭中生死與共何分階級之大小?自應採用一視同仁的待遇云云。委員長聽後立即裁奪說:“今後服空勤的官兵,不分其階級的大小,其加給的給予采一律的給予。”我聆聽此決定暗自歡喜,心想其他大官兒們此時此刻,不知幾人歡喜幾人愁呢!

九、我的武官生涯
     
也許因為我秉性使有些官員不快的緣故,在民國三十一年底,我被解除初級班主任的職務而調任航空委員會的隨員,形同沒有實際的職務的閒散人員,只是薪餉仍照支不誤。俗話說:無官一身輕。在成都閒居的日子,我考取了軍令部武官訓練班接受訓練,班地址設在重慶城邊的菜園壩,受訓的同學約三十余人。學員中僅海空軍軍官約六七人,其餘都陸軍的軍官。除一般學科外,在語文方面,則分英法德語文三組,由專員教授。一般學科的教授,包括通信、國際情勢、外交官禮儀及情報的搜集等知識。軍令部執掌情報的第二廳廳、處長都來講課,外交部官員也有來講話的,唯語文訓練是主科。
在武官培訓期間,全體學員還參加了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三十一期受訓畢業。武官訓練班約半年畢業,畢業前一周,還組織全體學員到成都和貴陽參觀。在重慶武官受訓畢業後,等待分派到各國大使館擔任武官職務。學英美法語的同學自然都分到相應的國家去任職了,唯學德文的我,被派往俄國,但遲遲未能成行。屢次去俄國駐華使館詢問駐華大使羅申,總說“尚未來示。”直到等了三個多月才獲得俄使館的簽證,其時已是民國三十四年的秋天了。我辦好出國手續後,就從成都出發飛昆明,稍事準備就搭乘飛機取道印度前往莫斯科。
     
從民國三十三年秋天起,為國服務的性質有很大變化,是派駐蘇聯空軍副武官,接任前任副武官徐煥升的職務,所持的護照則是紅色的外交官護照,這與一般官員的公務護照或普通的黑色封面護照不同,持有紅色封面的外交官護照,無論到有無邦交的國家旅遊或過境都可以收到不同一般的特殊禮遇。此次我出使蘇聯,正逢世界大戰方殷之際,故所經國家及路程均極為審慎,多所考慮和取捨後,選定先從昆明飛印度的加爾各答,在該城停留一天,由駐印度外交機構人員導遊,參觀了市區及一大型動物園,然後坐火車到新德里,把所持中國銀行支票在印度銀行換成旅行支票及一些美鈔。又深知戰時的蘇聯日用品的匱乏,就在印度準備一些日用生活必需品。在印度的大都市都有我駐外機構,我有何需求,都能得到及時幫助。幾天後離開德里轉往拉合爾,這時我在雲南前工作的航空初級班所招學生,已遷到該地接受初級飛行訓練,然後送往美國進修。其班主任是陳嘉尚,曾是我筧橋受訓時的教官,我們交情甚篤。適逢我同學劉志漢赴美經過該地,於是陳主任就陪我們一起到“喀什米爾”山國旅遊一次,過幾天後又參觀了初級班在國外訓練的情況,後而轉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住一夜即飛往伊拉克的首都巴格達,受到盟軍的接待安排,於次日坐火車去伊朗首都德黑蘭。那時的伊朗也是我們的邦交國,也有我駐外機構,但歸我駐蘇聯大使館的節制。駐德黑蘭的武官是四川籍的黃子安,與我有鄉誼之情,對我十分關照。我隨他的導遊與參觀,對伊斯蘭教國家風俗人情的瞭解獲益良多。大約休息了兩三天,就搭乘俄國的飛機飛往巴庫過夜,於次日轉機飛到俄京莫斯科,有我使館及武官處的人來接機,送我到任所武官署。此次出國,雖然多次轉接,但沿途均有我國和盟軍的聯絡機構而未受到任何的阻礙和困難,由於機構與機構的通訊聯絡密切,因此這次出行還是十分順利,值得慶倖。
     
初到任所時的幾天,先赴我大使館拜會駐蘇大使傅秉常老先生,及其他參事、秘書與館員等,嗣後與武官郭德權、副武官鄒宇光、語文軍官張維新、高森及杜慶等朝夕相處,進而瞭解館務及當時俄國的一般國情,以便從今以後執行武官的任務。此外,還抽時間拜訪有邦交國家的武官。武官的任務是多方面的,除使館同仁擔負的一般任務外,還要負軍事方面的情報搜集工作。換言之,武官的身份可以說就是“公開的間諜”,對駐在國的軍情要時時瞭解掌握,如有疑惑不解的地方,則要請求參觀或詢問。有時對方也可能以軍事秘密為由拒絕,尤其在共產黨掌權的國家常不如人願者十之八九。我在俄國兩年任職時間,僅允許我參觀了一個空軍的訓練機構,同他們的官兵會餐過一次。當然也應邀參觀閱兵式和參加一些普通的軍事活動時,常與各國的武官有所接觸,在武官團中彼此交換情報亦有之。

初到CCP專制的俄國,所見所聞則多迥異於其他自由民主的國家,不免有些驚異。兩三個月之後,欲離開莫斯科城郊到更遠的地方旅遊參觀訪問都受到限制,對方常以沒有人身安全保障為由委婉謝絕,所有的外交人員如同居住在一個碩大的自由監獄裡生活,使人感到苦悶。俄國克格勃保安人員對各國外交官多所監視,除住地有警衛人員看門,尤其發現有武官出門,立即會用電話告知附近的特工人員跟蹤,試圖將武官的一切生活納入全方位監控之中。但有時也防不勝防,我們出行時,不論白天夜晚,總和他們玩鬥法,捉迷藏的遊戲而擺脫他們的跟蹤監視。
     
那時俄國民生也很貧困,尤以日用品和食品匱乏。以食品來說,雖說計口授糧,每戶按人頭都發一本不同顏色的口糧本,但規定只能買當天和明天的口糧,如所定日期的當天口糧不買,明天就自行作廢,故每一家庭都無三日隔宿之糧。常在冰天雪地的寒冬深夜,看到民眾排著長龍去購買口糧和日用品,油糖券雖載有少得可憐的數量,也常常因缺貨而買不到。只是對我們使館人員可在特供商店購買,且數量可不受限制,故有時送一些給在使館服務的俄國人,他便會千恩萬謝。個別的特供商店還有外國進口的舶來品出售,可謂應有盡有,專供外交人員和本地的大官要員選購,而普通民眾則只能遠遠的站在旁邊興歎,根本不能進入。生為普通俄國人,哪能享受民權民主的生活。在工廠做工,如夾帶一磅的奶油或一公斤麵包一經發現,就要送往無薪給的勞改營作苦工,其處罰之嚴厲,由此可見一斑。最滑稽的是,當上級要來某工廠檢查產品倉庫時,該廠就會聯絡其他廠將物資混在一起充數以顯示自己的業績。這種蒙上欺下的行為,這在其他國家是很少見的。蓋蘇俄只重視軍工企業的發展,卻忽略了對民生的改善與日用品的需求,其貪污腐化的情形亦由此而滋長,也就不足為奇了。再以糧食生產來說,原沙皇俄國時,俄國號稱歐洲糧倉,自列寧廢帝制執政後,實行土地改革,強行沒收農民土地改為集體農莊,不服從的就焚毀糧倉使農民就範。但秋收後,政府取的多,而農民得的少,致農民怠耕情緒產生,因而使糧食生產一年不如一年,產量日益減少。
      
俄國與德國在未發生戰爭前有邦交關係,但俄國強行侵佔波羅的海沿岸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及立陶宛三國後,強迫集體移民荒涼的西伯利亞,只准攜帶一些隨身衣物,對國內所謂有問題的人家,亦採取流放西伯利亞的辦法。對工廠的工人一律不准罷工,否則最高可處死刑,甚至大批處死不留活口。當局常在工人中培養一些奸細充當告密者,有時為一二公斤白糖或數公斤麵包而被收買,造成工人隊伍分裂,無法有所造次的行動。所以當最初德國進攻俄國時,軍民多表好感甚至投降歡迎德軍。但希特勒的錯誤在於,德軍所到之處,大肆虐殺無辜民眾試圖今後作殖民的妄想,遂使人民不堪德軍的殘酷殺戮而轉向奮起反抗,而平常受過軍事訓練的人民一旦群起抵抗,德軍的敗局也就註定無疑了。
     
俄國的幣制常因通貨的膨脹而改變。為圖國家的強盛,不惜用重金獎勵在科技上有突出成就,在戰爭中有戰功的人士,他們須得一筆可觀的財富,既不能買田買土置產,就只好將此意外的財富到特供商店去購買進口的高價商品,當然還有發國難財的暴發戶也可以到此商店買東西。這樣每到一次形成民間貧富懸殊的時候,就來一次幣制改革,有如過去的舊台幣換取新臺幣一樣。人民也有收購美金等外幣的嗜好,於是高價黑市的兌換就應運而生,外交機構如使館的開支,則只能按低廉的官價來用,政府則可以得到可觀的外匯。雖然如此,使館的人員常以外幣黑市兌換俄幣來使用,政府雖有禁令,卻禁而不止,無可奈何。
在歐戰的晚期,我曾參加過兩次閱兵典禮,一次在紅場閱兵,愛森豪威爾以貴賓身份和史達林站在列寧墓上的閱兵台檢閱各兵種的部隊,外交團則站在閱兵台右側觀禮,可以很清楚的觀察到他們清晰的眉目;另一次是郊外的閱兵,噴氣式飛機結隊飛過閱兵台上空,其速度相當的快,此亦是我初次看見噴氣機的飛行。。
     
歐戰後期,德軍不斷敗退,盟軍節節勝利的消息傳來,俄京晚間的上空也常常可以見到燦爛悅目的焰火,街頭也有歡呼的群眾。在歐戰晚期值得一提的是戰俘的歸來,希特勒的軍隊慘敗了,英美將德軍集中營中的俄國戰俘送到俄國黑海邊的奧德薩交接,俄方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以迎接英雄是禮節歡迎自己同胞歸來。可一轉背將他們引到一個地方,立即將盟軍送給他們的一切衣物悉數沒收,繼而以他們不愛國卻投降敵人將他們送到很遠的地方集中勞改。
我在莫斯科駐節期間,俄國曾邀請中的學者郭沫若和華羅庚先生訪問,亦受到我們使館的款待並導遊位於郊區的前沙皇夏宮,不過夏宮已殘破不堪了。華先生是世界知名的數學家,他曾明白的告訴我:“我講的,他們不一定全懂。”我聽後暗想,華先生是否有一些誇大?蔣經國先生來訪時,我們也有機會參觀了克里姆林宮,在其宮內的紀念館中,曾看見有前清的國旗和一些掠去的中國古文物。在俄京的博物館、教堂和其他名勝地也曾留下我們的足跡,在官方的寄賣商店,常有從德國搶掠來的物品,其中德國在高級照相機和名貴珠寶,常常成為外交男女人士最搶手在商品。
     
又一個夏天,我同使館的秘書謝子敦先生前往瑞典旅遊。先從莫斯科坐火車到彼得堡遊玩一天,然後改乘輪船經芬蘭的赫爾辛基觀光,再轉瑞京斯德哥爾摩旅遊一個禮拜,在該城有我國的武官俞伯森導遊勝跡,所到之處都很清潔,早上上班的人員都井然有序的騎單車趕去,我們回來時也順便買了些東西帶回。在波羅的海的航行中,看到海上許多美麗的小島,令人遐想嚮往,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盛夏的莫斯科郊外風光甚美,武官處的同仁都在郊區租房度假,或在小河深處游泳,或見一些年輕漂亮的俄羅斯女郎赤身裸體躺在沙灘上曬太陽。俄國妙齡女郎身材健美而多情,外交團的年輕單身壯漢自然成為他們的獵物,公開的緋聞沒有,但暗地裡的緋聞卻不少,食色性也,何足怪哉。
     
不久郭武官德權先生奉調回國後,就由我代理其職務。當繼任空軍武官的強立文上校來俄京上任時,就由我以代理武官處的名義為他舉行宴會,向他介紹武官處的人員。伙食是使館的廚師辦的,酒料用名酒伏特加,曆兩個多小時才盡歡而散。武官處的人員,兩年之間,調出調入的人常有,如陸軍副武官鄒宇光已半年前奉調回國,語文軍官張維新則調任伊朗作副武官。我亦於民國三十六年初奉調回國,行前向大使及館員們辭行,也受他們餞行,我還專門向在俄京認識深交的華僑崔君道別,因在工作期間,常從他在空軍任職的俄籍親戚中獲得不少有益的情報。我和一起回國的使館一秘謝子敦夫婦離開莫斯科,乘十二天火車經西伯利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車程既長,又逢俄境嚴冬,新西伯利亞的氣溫在攝氏零下三十多度,雖然窗外十分寒冷,但每到一大站時,也到車外月臺上散步幾分鐘,趁此機會欣賞難得的冰天雪地冬景。過貝加爾湖時,還到一漁舟上品嘗到了貝加爾湖鮮魚的美味。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停留兩三天,由領事館的人伴遊觀光冰凍的港灣,然後改搭俄國的輪船經日本海抵達上海回國。取下行李搭火車回到南京,一些兩三年不見的親友到站歡迎我歸來,使我感到無限的溫暖。從此結束了難忘的外交官生涯,再次回到我的空軍大家庭服務。
     
回到南京,首先是向航委會報到,然後獲得較長時間的休假。此間除拜訪一些長官和友好及到各地旅遊觀光外,就是趁閑將在俄工作的一些重要事項和所見所聞寫成報告呈送空軍總部參考。南京對我來說,自西安事變平定不久即赴德國留學,直到抗戰勝利後的次年才重返京華,可謂舊地重遊,感慨良多。不久,餘又奉調到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服務,仍保留空軍軍籍。赴任前,有師生之誼的老長官王叔銘兄對我說:“我國與蘇聯的民航將來有密切的關係,此次派你到民航局去具有其重大的意義。”我想,這大概是今後從軍轉為從政的開始,於是我收集整理了一些民航方面的資料,也對將來如何工作做了初步的考慮,形成了腹案。

十、從政服務篇
      
中國的民用航空局,是抗戰勝利後才成立的,第一任的局長是戴安國,副局長時左紀彰。組織機構則有安全處、業務處、秘書室及會計室等單位,直屬交通部領導。安全處的業務,是主管民用航空器之安全及有關民航法規方面的事宜。我初到民航局時,是安全處的專員兼一科的科長,當時的處長是我同學賴遜岩,曾一起留學過義大利。不久我即升為簡任六級的處長,是交通部的簡任級文官。全域的主要幹部有如科處長及重要職員,都是由空軍各單位調來任命的,當我熟悉一般業務和情況後,即著手將有關各國的民航法規作為藍本,結合我國的國情來編訂出我國自己的民航法規,呈報核定後轉發實施。此種工作說起來容易,然制定成法規以實施並非易事,實際上是非常艱巨的工作。
      
中國的民航機載旅客飛行的業務,是由中央航空公司執行,其飛行員多是雇傭的美國人,他們常常忽視我國的法規,經常任性的違反我國的民航規定。記得在民國三十六年的耶誕節,上海的天氣不好,能見度差——那時還沒有發明現代的導航儀之類設施,一架雇傭美籍駕駛員的民航機,因不聽警告勉強起飛在上海機場降落時導致機毀人亡的慘劇。為杜絕此類安全事故發生,有司民航安全職責的我就下令通知所有民航起降的機場航站,如有民航犯規的,即將人機扣留。由於各機場的站長多與我認識而密切配合,嚴格管制飛安的事宜,從此民航機犯規的事件大大減少,如遇民航機發生空難,則及時派員前往調查處理。如有一次,有我民航機飛香港發生空難,餘即著處中田科長萬傑一行前往調查處理。
      
我在民航局任安全處長時,常有機會陪局長參加交通部俞大維部長主持的部務會報,有時則要我一個人去參加。俞是由兵工署長調任部長的,他的軍工學識造詣很高,是否交通方面的業務和技術也是內行,我不敢妄加推斷,但使我對他印象深刻的,卻是我每次參加他主持的會報時,他總是默然聽著各單位的彙報而不表意見或作指示就散會。我們的民航局也是每週有例行的會報,由局長主持,科長以上的人員參加。那時的民航局只管唯一的一個中央航空公司,故各單位的業務也很清閒,多以報告某單位一周有多少公文的進出及一些芝麻大小的事的請示,有如開出一張介紹買支票之類也算一件公文,以此來充作某單位的工作績效,也實在荒唐滑稽。有一次提出這些來報告,暗諷安全處的無所事事,我立即生氣的說:“安全處的公文,也許十天半月也難發出一件有關飛行安全方面的文書或頒發一件法規,這是事實;如以發出一張介紹買機票的紙條也算一件,則不知兩者之間孰輕孰重?!”此語一出,那些自誇者無不瞠目結舌,從此也就沒有這些無聊的“工作報告”了。
      
中國民航的發展,抗戰時期唯一一家官方的中央航空公司,也是軍方撥出幾架軍用飛機改裝而成的,飛機師差不多都是聘請外籍人員擔任。飛機少而想買機票的人多,在這僧多粥少的情況下,真是一票難求,有辦法的人都到民航局業務處申請一張買機票的紙條。其實那是坐飛機的安全係數很低,沒有導航設備,航行與機場的起降全靠目測,受天氣好壞的制約很大,故飛機失事常有所聞。李國鼎先生在英國留學返國時,曾與我有同舟共濟之緣,他剛回國時,曾在我一空軍高炮團主持機械維修的業務,後來離開空軍在上海辦《科學雜誌》,曾來信約我投稿,我曾寫了一篇如何利用音波飛行的稿件在他的雜誌刊出,闡述的也許就是現代的導航觀念,可回國後迄今還沒和他謀面。
      
民國卅七年(1948)間,國軍失敗,共軍節節逼近長江,民航局就奉命遷往廣州。而軍情一天比一天緊急,更滋長了我重回空軍大家庭服務的想法。於是我便飛往臺北謁見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將軍,請他把我調回空軍,不久獲准,即派到空軍警衛第二旅任副旅長,而旅長是勞聲寰將軍,也是我在筧橋當學生時的隊長,因有師生之誼,他很喜歡我。到任後不久就同他移防到金門擔任金門防務。越二月,他奉調第四十五師師長,我則調任空軍高射炮兵司令部任副司令。

十一  重回空軍大本營
      
自接任空軍高炮副司令後,即到三重埔的司令部報到。司令是辛文銳,副司令是譚鵬,參謀長是張爾耕。我對高射炮使用與操作是一竅不通,空軍既不要我回空軍部隊及有關空軍作戰的單位去服務,卻派我去學非所用、風馬牛不相及的機關去工作,不僅感到困惑,且有些無奈。但轉念一想,人生以服務為目的,何必在這些方面自尋煩惱,不懂的地方也要有困而學之的精神去克服,於是就平靜下來,安之若素。所幸司令部的長官及部屬均對我很好,我也虛心求教與他們合作,很快和他們打成一片和睦相處下來了。我主要執掌人事、軍法方面的業務,營團長級軍官新任職時,司令常派我去行布達式,偶有說某某軍官思想有問題,尤其是說與共產黨有嫌疑時,我就非常認真謹慎,不可因為一些蛛絲馬跡或捕風捉影的現象隨意製造冤案,不可以莫須有的罪名冤枉好人。即或過去有疑而今已改邪歸正者,也既往不咎。故在我任內,並未發生此種無頭公案。
      
我在高炮部服務的幾年,因工作少而清閒,則有空看書或找英德文的短篇文章來翻譯,也曾派送我到陽明山的實踐研究所,圓山高級班及石牌訓練班等短訓三兩個月,但放假時就返回司令部辦理我所管轄的事件,還考入國防大學第一期接受半年的訓練。在這些訓練機構學業結束或畢業時,蔣公常召見詢問學習的心得。記得在國防大學畢業時接受蔣公召見,問及我的學習心得如何時,我就說:受訓的軍官階級都不高,以後到部隊時,其主管多是受日本的軍事教育,於是就會產生不同的作戰構作業,在此狀況下很難收合作之效。似應多調高級軍官參加受訓,云云。他就用筆認真的記下來,從第二期起,就輪調高級軍官受訓,胡宗南將軍就因調訓而大發牢騷,說我們還要受什麼訓啊?
      
民國三十八年秋,共軍的勢力侵入四川重慶,在成都還有一個高炮第三團,辛司令派我去成都安排該團空運臺灣。成都空軍指揮官是徐煥升,他當第八大隊大隊長時,我是第八大隊第六中隊長,關係自然十分密切,故空運第三團的事也很順利的達成。第三團團長是郭俊武,我到成都後與他見面時明確告訴他,此次空運,武器和車輛,能帶就運,不能帶就放棄;但官兵與眷屬則要全部空運臺灣。該團空運臺灣後,就安置在宜蘭整訓。我回台時,順便將滯留大陸的我不滿周歲的幼子力仁從其外婆家接回,使其母子團聚,便於撫養。
      
民國四十二年間,我又奉調空軍總司令部督察室任副督察長,吳順民為督察長。每年由督察長率領視察團定期到空軍所屬各單位視察,考察各單位的行政及技術各方面的業務績效。偶有督察長因受訓不能率團前往,就由我代理督察長的職務,率團到空軍各單位視察,一般由團員去業務單位考察,我則主持各種不同的座談會及對主管的個別談話,如飛行人員的座談會,機械人員的座談會等,向他們提出問題,徵詢空軍工作的優劣及改進工作的意見等,不記錄誰的發言,讓大家暢所欲言,他們往往因此而興奮異常,爭先恐後發言,各抒己見。即使有的意見偏頗,我也會向他們作耐心的講解釋疑,收集的意見常達一兩百條,好的不說,注重缺點如何改善,綜合起來寫成報告,呈送總司令鑒核。有一次我在報告的結論中我曾說道“視察結果士氣不高”等語,據空軍司令部辦公室主任趙國標事後雲:總司令把報告看後,雖批由各單位錄辦,但表情很不愉快,曾將報告丟在地板上。我則一笑了之。
      
這次視察報告,雖沒得總司令的嘉獎和譴責,卻也採納了我在報告中的一項建議並付諸實施。內容是請求提供一筆經費補助官兵子女讀書的學雜費。那是我在嘉義視察時,對一機械士官的家庭訪問而觸發的。我見他他一家大小七八口人正在吃午飯,吃的卻是空心菜,一點油水都沒有,我就很驚異的問他,你為何這樣刻苦?他立刻站起來憤怒地說:長官,我不願兒女們象我這樣。我不刻苦,他們的學雜費從哪裡來啊?我聽了十分感動。是啊,很多這樣的人家都是隨政府從大連逃難而來的,哪有能隨身多帶錢來臺灣,公家發的糧餉僅夠一家糊口,對子女多的人,往往因無力提供甚高的學雜費而造成學齡兒童失學。於是總部的主計署先提出五萬元補助官兵子女的學雜費,還附加了在校成績好的條件,五萬元杯水車薪解決什麼問題?後來只好不斷增加金額來解決日益嚴重的子女讀書負擔問題。空軍這樣做,陸海軍知道了也跟著來,其他文職機關也如法炮製。那時來台的官兵已有四五年光景,其子女已達學齡的很多,政府為他們解決了這一困難,真是功德無量。而王總司令首昌德政,可謂造福袍澤,令人敬佩。
      
督察室是工作總的比較清閒,約任職一年就把我調任作戰計畫委員會委員,猶若高參這樣的職位,名為戰計委員,也是將級的官階。在十多位委員中,現階為上校的人也不少,也沒參加過任何有關軍事事務的研討,也可以說是一個名不副實的養老機構。民國五十五年時,以上校限齡而把我退役,而很多人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延役,我卻沒這種運氣。從此,我就永遠告別空軍,自民國二十年起,至民國五十五年止,期間三十五年的服務生涯中,尤其在從軍的後期,自民國三十八年以來,都是以低階校級的軍階服將階的職務,從政方面的官階則止于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