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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昆明“飛虎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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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一篇探尋“飛虎公墓”的經過，我久久沒能動筆，這不僅是因為與公墓有關的人和事，是一頁悲壯而沉重的歷史，更因為這段歷史已被歲月的風雨撕裂得支離破碎，與此相關的遺址、遺物和史料已被人為毀壞、散失而難以查尋…… 悼“飛虎”烈士 1943年某月某日， 一個電話引發的行動 2007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毛祥麟老師的一個電話，毛老師在電話中向我描述了與探尋昆明“飛虎公墓”有關的陌生之地：昆明東郊，有一個叫小麻苴的地方，有一座叫龍樹庵的寺廟，有一位叫海清師傅的掃地老人……，就像是一個久遠故事的開場白。 此前，我也曾聽中國空軍軍官丁懷之子丁善達先生不止一次向我說起過昆明東郊有一片曾埋葬過美國飛虎烈士的墓地，但一直沒能親自前往探尋。這一次是毛老師與鄧家琪先生等十餘位盤龍區政協文史委的專家前去探尋回來了。於是，我約了在報社做編輯的易暉老友，搭乘單位同事李建國夫婦的小車出城了。 汽車在得勝傢俱城、高架立交橋及九門裏之間，彎來繞去，又是打手機，又是下車打聽，前後不下十次，好不容易在貴昆公路八公里處沿途商鋪中的一個不起眼的缺口處，找到了通往龍樹庵的鄉間小路。車行幾分鐘後，我們在突然出現的幾棵高大的古樹下見到了相貌平平的龍樹庵。此刻，我們已無心打聽有關“龍樹”的傳說，我們在龍樹庵旁的小麻苴新村見到了敦厚樸實滿臉堆笑的海清師傅，七旬老人的熱情與我們後來碰到的幾位村裏年輕人的冷漠態度相比，形成強烈對比。說明來意後，海清師傅非常爽快地答應了我們的請求。 從空軍公墓到飛虎公墓 海清師傅先帶我們參觀了龍樹庵裏殘存的飛虎公墓的牌坊及忠烈祠的主柱石墩，然後簡略地介紹了公墓的概況，他還講到當年美國飛虎隊員常給他們這些小孩子吃糖果和巧克力的趣事。我們提出來要看看飛虎公墓原址，海清二話不說就帶我們往龍樹庵後面的一個高地走去。高地上聳立著一座村民們花30萬建造的30米高的蓄水塔。身材健碩的海清帶我們沿鐵梯爬上了水塔一個20余米高的平臺，雖然有些探險的感覺，但眼下景物卻一覽無遺。從腳下一片綠浪滾滾的百年竹海往前望去，不遠處是一個由二層庫房圍成的巨大的長方形“操場”，中間停著幾輛卡車。據海清說這是部隊的營區。營區附近是一些工礦企業的建築物，遠處延綿起伏的青山圍著這塊風光極好，歸屬阿拉彝族鄉的壩子。難怪當年這裏的一方寶地被選做“空軍公墓”。在原公墓對面小麻苴老村落的半坡上，還有一座唐繼堯夫人的墓，我們在第二次重訪小麻苴時，看到了這座已被破壞直徑約5米無任何標誌的半圓形水泥墓，墓旁緊挨著的是幾幢拔地而起的新宿舍樓。據海清師傅說，唐繼堯當年曾跪著寫碑文，現寫現刻。每年來掃墓時還要裝上一車小麻苴的井水回去飲用，可見這裏的井水曾是何等的甘甜。唐繼堯來小麻苴時還不忘洗澡沖涼，故海清師傅說：“唐繼堯的身材像坨餌塊，身上一點疤點都沒有。”我們可以這樣推斷，當年“空軍公墓”選址小麻苴，很可能就是作為雲南航校和雲南空軍的創始人唐繼堯將軍所為，這裏真的是一塊風水寶地。 現在能找到的最早的一張小麻苴“空軍公墓”的照片為毛祥麟老師所珍藏，這是當年毛老師的父親中國空軍軍官毛文渭先生與幾位戰友為1935年11月犧牲的李法融烈士掃墓時所攝。李法融是1926年雲南航校第一屆飛行科畢業生，犧牲前在中央航校任飛行教官。1941年7月10日，“七·七事變”四周年後的第三天，陳納德組建的美國援華志願飛行隊起程飛往中國，1941年12月20日，志願隊首次在昆明升空對日作戰，以擊落日機9架（我方無一損失）的驕人戰績大獲全勝，被昆明人授予“飛虎隊”的威名。 1941年12月26日，三位飛虎隊員在完成了一次戰鬥任務後，各乘一架EW—21單座機從緬甸飛往昆明途中全部墜毀，一人犧牲，兩人受傷。這位犧牲的飛虎隊員可能就是第一位安葬在小麻苴“空軍公墓”的飛虎隊員。 1942年5月“駝峰航線”秘密開通後，在執行戰鬥和運輸任務中犧牲的飛虎隊員逐日增多，1944年是中美兩國飛虎隊員犧牲人數最多的一年，據說到1945年8月抗戰勝利時，昆明“空軍公墓”已安葬了800餘位中美飛虎烈士，其中美國飛虎烈士約200余位，昆明“飛虎公墓”因此得名。據海清師傅的同事李文華老人回憶說：“美國飛虎隊烈士的墓是在墓地左面的前面幾排，每排約20餘尊。抗戰勝利後，這些烈士的遺骨都被美方取走運回美國去了，美方在取走時在每個空墓穴旁各插上了一面美國國旗。” 近來解密的檔案資料顯示，1946年1月，雲南省相關部門專門組織力量協助美軍調查在抗日戰爭中陣亡及失蹤人員。據1946年3月10日民國政府外交部特派員公署給雲南省政府的的一封快郵代電稱：“本市美國空軍司令部吉克遜上校函稱，留昆美軍人員除“公墓登記隊”外已全部撤離，自今日起昆明區美軍活動完全停止。該隊共有官兵三名，即道福特中尉、艾葉爾上士、胡比中士。三人現住巡津街花園飯店，有軍犬一隻、運輸車一輛以供處理美軍公墓事務使用。”這份檔案檔透露出的資訊是，昆明安葬援華美軍陣亡將士的地方除飛虎公墓外，還有多處分佈。“二戰”結束以來，美軍在搜尋陣亡軍人方面是不惜代價的，這源於“不落下一人”的美軍傳統。一位負責這方面事務的美軍官員在闡述他們的觀點時這樣說：“我們把那麼多青春年華的男女送上戰場，我們必須讓他們知道，無論生死，我們都會把他們平安帶回家，讓亡者能魂歸故鄉。我們守護的是軍隊的傳承信仰。”美軍在這方面做得怎麼樣，事實已經作出了回答。 被毀的飛虎公墓 以援華抗戰的美國飛虎烈士身後命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年打擊日寇抵抗侵略的中國飛虎烈士身後命運卻遇到了誰也想不到的劫難。據海清師傅回憶說：“1953年，部隊以徵用土地建庫房為名，徵用當地村民和車輛（以牛車為主），把烈士的棺木挖出來，連同墓碑一口一口地運到幾公里外的長春山上草草埋葬了事。1958年“大躍進”大興水利建設的時候，這裏的墓碑被生產隊全部取走運去修水庫了。1980年代後期，這些烈士棺木又被盜墓賊全部撬開，其現場慘不忍睹。據說這些盜墓賊來自陝西一帶的專業盜墓隊，一些當地村民的墓也遭毒手。我們在大麻苴尋訪時遇到一位三十多歲的熱心村民畢洪友先生，據他回憶說，當時盜墓的消息在村裏傳開後，他和幾個膽大的小夥伴還去了看盜墓現場，見到一位烈士的頭上還戴著一頂美式船形軍帽，印象特深刻。 匆匆結束了在小麻苴的尋訪後，我們又由海清師傅帶路，驅車前往下一個目的地——長春山“飛虎公墓”。雖說四、五公里的車路並不遠，但彎來繞去的大路小路會令每個外來客找不著北。從後來我們專門買來的《昆明交通旅遊圖》來看，從小麻苴到長春山必須繞一個大彎穿越與成昆鐵路相連的貴昆鐵路才能到達山腳。這頭一次來尋訪，海清師傅告訴我們這座山叫“石塘山”，後來幾次我們再來尋訪時才發現不對，究其原因竟是因某處樹立的通訊線路水泥標誌樁寫錯了山名所致。石塘山是長春山北邊緊鄰的一座姐妹山，地圖上並未標注。 昆明東邊的山都不算太高，且山體保護都不好。長春山約4公里凹凸不平的山路，我們爬了一半才感覺到青山的氣味。山頂實際是一條較平緩的山地，海清師傅帶我和易暉在山地繞了七、八分鐘後叫道：“哎呀！給是這些空軍英靈不喜歡我們老來侵擾他們，把墓地隱藏起來了？這三個月中，我可是當了四、五回帶路人了。”我馬上安慰海清師傅說：“不可能！不可能！我們是他們（空軍英靈）的親人呢，他們肯定會歡迎我們來看望的。”我建議歇歇氣又找，我們選在小路旁的草坎上坐下，心想這次決不能白來！十多分鐘後，墓地終於找到了。這是一片不久前被山火燒過的小樹林圍著的墓地，樹林周邊似乎是一條撲滅山火前後挖出來的防火帶。我們看到這塊墓地大約有兩三個足球場那麼大，墓地上稀稀落落的灌木野草全被山火燒焦成焦黑色，新的青草已長了出來。就在這一年的4月5日清明節，原雲南日報總編孫官生先生和吳學源、孫汝明等幾位專家是最早尋訪這塊墓地的雲南人，一切如他們和毛祥麟老師撰文描述的那樣，原本排列成序的墓地裏的棺木已被全部撬開，留下一個個長方形的墓坑，坑裏坑外可見散落的白骨和棺木，整個墓區一片狼藉，可想見當年那些喪盡天良的盜墓賊是何等地兇狠。 海清師傅講，當年這些烈士的墳墓都有墓碑，每塊約1.2X0.6米，上面刻著烈士的名字，立碑的單位和立碑時間，碑頭還有圖案。我們舉目四望，卻是一塊墓碑都看不到。有著軍人情結和記者敏銳特質的易暉不一會就發現了一塊“石頭”，這塊石頭躺在被海清師傅稱為打“昆明保衛戰”時挖的“戰壕”的坑裏，當我們合力把石頭翻轉過來時，發現它是一塊半截殘碑，海清師傅抓來幾把青草擦去碑上的紅泥，我們用剩下的半瓶礦泉水沖洗碑體，殘碑上即顯露出幾個工整的楷書字：“……年三月二十九日（右邊）……烈士之墓（中間）……第五總站 立（左邊）”。烈士墓地上第一個“有字”實證被我們發現了，這是前幾批尋訪者都未能發現的呀。據海清師傅說，在我們之前，還有昆明市有關部門的領導也來墓地看過了。 回到家，我立即撥通了毛祥麟老師的電話，向他請教“……第五總站是何單位？”“就是空軍第五總站（師級）噻……”毛老師的講解令我欣喜，我原先還以為是什麼加油站、修配站之類呢。毛老師解釋說：“第五總站屬抗戰時期中國空軍十餘個總站之一，負責雲南省各機場的管理和指揮，負責空軍對日作戰設備和油彈物資的補給、軍需用品的供應、通訊聯絡、醫療救護等行政事務，小麻苴‘空軍公墓’的管理和祭祀，也在其職責範圍。” 2007年7月7日，正值“七·七事變”70周年之際，《春城晚報》“大觀”副刊版發表了毛祥麟老師撰寫的考察“飛虎公墓”的文章——《不該忘記的烈士》，配發了我們首探“飛虎公墓”的五張照片。引起了讀者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至此，半個多世紀以來，被遷移、被損壞、被盜毀的昆明“飛虎公墓”真相首度以較完整的形式披露於世。 拼補歷史的碎片
2007年8月18日，雲南省飛虎隊研究會在昆明成立，雲南最早成系統地研究飛虎隊歷史並著書立說的孫官生先生被選為會長。孫會長在他2007年首次探訪昆明飛虎公墓的紀實文章《清明時節雨紛紛》中這樣寫道：“附近兩個村公所在山上巡山‘護林防火’的六七個村民，年輕的有20來歲，年長的有50多歲，聽說我們是來尋訪飛虎隊公墓的，便都熱情地圍上來問這問那，並提供情況。公墓遺址約有上百畝光景，現分為東西兩片（中間有一條小路穿過，當年沒有小路，連成一片），西邊一片已被夷為平地，曾經種過莊稼，已看不見公墓的痕跡……”我們首次探訪公墓時站在東邊墓地往西看到的地形情況確實如此。 當年東西兩片墓地約分佈著500多尊墳墓，村民們的回憶與抗戰老兵（中國駐印軍）楊毓驤先生的回憶大體一致。楊老1943年夏季至1944年秋曾在設在小麻苴附近的“國立西南中山中學”上高中，每逢假日都與同學們沿著田埂小路走進風光秀麗的“空軍公墓”，坐在草坪上溫習功課。在楊老的記憶裏，中方烈士的墳墓約有25排，每排約20尊，和1953年搬遷到長春山公墓的數位大體相同，美方烈士的墳墓也在200尊以上。公墓西面正中還建有一座民族風格土木結構的靈堂，東西立有兩座牌坊。另據史料記載。 1940年曾在“向旭小學”讀書的郭師堯先生回憶說，靈堂是一幢青瓦平房，大門上方有蔣中正題寫的“忠烈祠”三個大字。1940年，學校的幾位老師率全校學生拜謁空軍烈士墓時就到過這座靈堂。靈堂中間擺著長長的供桌，桌的顏色是昆明民間常見到的那種紫紅色；供桌貼牆放著，上面有多層木板臺階，在一排排臺階上放著數十位烈士的靈牌，上面寫著烈士們的姓名、級別、籍貫、出生和殉國日期，整個靈堂給人一種肅穆之感。老師還在靈堂中給學生們講空軍英雄劉粹剛等人的故事，令郭先生沒齒不忘。 2007年9月，我從雲南省飛虎隊研究會得到兩張老照片的複製件，這是2005年9月美國飛虎隊老兵羅西隨訪問團來中國參加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時送給一位中國飛虎隊員之子的，這位中國飛虎後人就是天津科技大學的王春祺教授。兩張照片均是為美國飛虎隊烈士舉行葬禮時拍攝的，其中一張的背景是一座中式廟宇，但拍攝時間和地點不詳。後我同飛虎隊研究會楊副秘書長尋找飛虎烈士墓碑的過程中，碰到大麻苴村的一位老書記周俊先生，老書記一見到我拿出來的老照片就指著小寺廟脫口而說：“這就是小麻苴飛虎公墓裏的‘忠烈祠’。沒想到從美國輾轉到昆明的老照片這麼快就得到確認，我真有大喜過望之感。 2007年4月起，昆明發現飛虎公墓的文章和消息，昆明各大媒體均作了連續報導。8月30日，新華社播發了這一消息，海內外媒體紛紛轉載。獲知這一消息的王春祺教授不僅給雲南省飛虎隊研究會發來了上述老照片還配發了相關研究資料。其中與昆明“飛虎公墓”有關的資料出自美國飛虎隊員斯科特寫的《上帝是我的副駕駛》一文，文中這樣寫道：“後來在江西吉安找到了埃利亞斯的遺體，在那裏入殮，運回衡陽基地，然後再運往昆明。在昆明有一塊墓地，專門用於安葬犧牲的美軍人員。墓地在一個佛教的小寺廟旁邊，美國人把這個寺廟視作一個教堂。葬禮是最令人悲哀的時刻，由隨軍牧師主持追悼會，念禱文，把蓋著國旗的棺木放入雲南的紅土地裏，墓穴頂部蓋有一塊青石板，一個夥伴長眠此處；此時一隊飛機飛過墓地上空，低沉的馬達聲向他們致敬；墓碑整齊的排列著，有一個墓穴空著，是為下一個夥伴準備的。”斯科特在文章中提到的佛教小寺廟正是小麻苴的龍樹庵。 中國飛虎英烈的葬禮則是另外一種形式，據李文華老人回憶，當年中國飛虎英烈下葬時，還要從城裏請來軍樂隊，軍樂隊隊員都穿著大馬靴。郭師堯先生的文章也證實了這一點。據郭先生1989年重訪烈士墓地時遇到的一位58歲的當地老農海正清先生所講，中國飛虎英烈下葬儀式是在每年的“空軍掃墓日”統一進行的，時間定在日機（1938年）9月28日首襲昆明的日子。此前先後運來的許多烈士棺木都存放在了龍樹庵內。那時的龍樹庵比現在要寬，存放的每口棺木前都擺放著烈士生前雄糾糾氣昂昂的戎裝照。舉行下葬儀式那天來的將士很多，門口空地上都停滿了大小汽車，還配了軍樂隊，整個儀式隆重得很。 發現另外的烈士 2008年12月，我聽說發表在《雲南中共黨史研究》季刊（2008.3）上蔡惠霖先生撰寫的一篇文章《金三角的異鄉人》受到關注，這一期也發表了我寫的紀念滇軍血戰台兒莊70周年的文章，所以手頭剛好有一本，於是找出來拜讀。沒想到其中一段與海清師傅講述的打“昆明保衛戰”的一段經過相吻合。 1949年12月9日，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將軍率滇軍第七十四軍、第九十三軍在昆明通電宣佈起義，國民黨部隊第八軍、第二十六軍主力于12月15日進抵昆明近郊，對昆明城形成三面包圍之勢，並於16日至17日開始向跑馬山、長春山、小板橋一帶的起義部隊發起猛烈進攻，戰鬥十分激烈。海清師傅所指給我們看的一條蜿蜒傍山、野草荊棘叢生的“戰壕”即是當年起義部隊保衛昆明時所挖。據海清師傅講，當時第八軍、第二十六軍攻佔長春山后，這裏遍佈數百具戰死的起義官兵屍體。直到“昆明保衛戰”結束後，附近村民才把那些遺體埋葬，他們的屍骨已和青山綠樹融在一起了。蔡惠霖先生在文章中描繪的“長春山之戰”則更具體，他寫道：“18日，國民黨第八軍、第二十六軍各一部向巫家壩機場及響水閘、長春山、魚目山一線發起攻擊。起義部隊頑強抗擊，戰鬥越打越激烈。據守長春山等高地的起義部隊第四十三師三十八團五連在國民黨軍炮火與步兵的輪番攻擊下，傷亡過半。當日夜，為避免消耗兵力，起義部隊指揮部決定放棄巫家壩機場和響水閘陣地，兩地守軍轉移至吳井橋、五裏多一線。” 上述史料並無長春山守軍撤退轉移的記述，估計已傷亡殆盡，才有了海青說的“敵軍佔領山頭，村民隨後埋葬遺體”的說法。我想，在即將迎來“昆明起義”和“雲南解放”60周年紀念的特殊日子裏，我們難道不應該為這些保衛昆明、解放雲南犧牲且沒有留下姓名的起義官兵，樹一塊“昆明保衛戰無名烈士紀念碑”嗎？ 飛虎烈士墓碑追蹤 在1958年那個“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運動中，昆明農村興起了一股大修水庫的熱潮。“飛虎公墓”上數佰塊烈士墓碑 ，仿佛被一陣狂風掃過後一夜之間全無了蹤影。“當年這些墓碑大多被村裏人拉去修水庫去了”，村裏上年紀的老人幾乎異口同聲的這樣說。我們採訪過的小麻苴村民李文華即是村裏組織馬車運輸隊拉墓碑的馬車夫之一。 當年昆明的馬車有一個在全國來說獨一無二的風景，就是它的兩個輪子配用的是“飛虎隊”十輪大卡淘汰下來的輪胎，這個秘密是近日我把美國飛虎隊老兵比爾·迪柏1944年攝于昆明的一組彩照，拿去請著名探險家金飛豹先生辯認時獲知的。其中一張彩照拍的是八輛清一色汽車輪胎馬車排成一隊，可能是剛從飛虎隊駐地卸完物資出來的路上照的。當年大小麻苴的馬車隊為抗日飛虎隊運送軍需物資的光環，因後來參與運送“盜取”的飛虎烈士墓碑而暗淡下去。 2007年中旬的一天，我和易暉邀約了杜奎昌、宋向東、原中國駐印軍老兵楊毓驤先生等幾位民間抗戰史專家和抗戰老兵之子李建國等，再下大小麻苴，尋找飛虎烈士墓碑蹤跡。我們在陪同杜奎昌先生探尋唐繼堯夫人墓時，又獲得海清師傅講述的兩則軼聞，即當年小麻苴村民在唐繼堯執政時期就獲得省府的一些優惠待遇。一則是由滇越鐵路運來的“東京米”優先供應全體村民；另一則是每年村民代表只消象徵性地拎一提籃銅錢到五華山省政府，就算是交稅了，這個優待一直持續了很多年，條件是村民們要善待好空軍公墓和唐夫人墓，但這個“君子約定”只維持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就被野蠻地撕毀了。 從小麻苴村出來，我們又在海清師傅帶領下來到了大麻苴水庫。我們一行人全都下到己乾涸的水庫庫底，摸著青石和水泥砌成的壩堤尋了個遍，卻怎麼也尋不到一塊墓碑。雖然沒找到烈士墓碑，但我們獲得了水庫涵洞可能埋有墓碑的線索。 7月19日，陰雨連綿的一天。我和易暉又約了對“尋碑”有興趣的雲南電視臺記者及編導，同行的還有“中國國殤墓園網站”網主段國慶、李忠義等人。此行我們又找到老書記周俊並通過他找到老隊長徐金生，徐曾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組織過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水庫及涵洞修理加固工程，他回憶說當年墓碑都做了涵洞的面壁和蓋板，用不完的墓碑與涵洞一起都埋在了堤壩三、四來深的土層下了，因有忌諱哪個也不敢拉回家去用；他還建議趁現在水庫沒有水，可以去挖掘。 我們又一鼓作氣來到大麻苴村的上級單位——阿拉彝族鄉普照村村委會找到值班的村委會副書記李翠梅，四十出頭的李副書記似乎對飛虎公墓這段歷史不瞭解，她冷冷地回答我們說，大麻苴水庫是村裏幾代人（20多年間）勞動的成果，如果要到水庫大壩找墓碑，須經鄉政府同意，並且與大麻苴村簽訂合同，找到墓碑後即行恢復原貌。此行電視臺的朋友並未拍到他們想要的鏡頭，但我們挖碑的“路線圖”總算理出來了。接下來就是找到挖碑的出資人，這可不大容易。 我們探尋“飛虎公墓”及烈士墓碑的系列報導在《春城晚報》上發表後，易暉接到了一位轉業軍人張金海先生的電話，他說他曾於1998年隨部隊到大麻苴村一個乾枯水庫裏進行打靶訓練，見到一些中國飛虎烈士的墓碑被砌在水庫邊上，碑上還刻有名字、職務、和空軍某單位等。當易暉把這個消息告訴我我時，我心想：總算是找到有名字的墓碑了，但將近十年過去了，不知道這些碑還在否？ 我們立即聯繫上了大麻苴村居民小組負責人羅雪輝先生，他說那座水庫叫茶葉地水庫，距大麻苴水庫有三、四公里的山路。我對這座水庫的名字好生奇怪，後來在雲南地方誌專家張一鳴先生寫的《唐繼堯治滇有善政》一文中得知這個名字確有來頭。話說1923年6月，唐繼堯為扭轉我省茶業日漸衰頹趨勢，令省公署在大麻苴牧野山成立“雲南茶業實習所”，其主要目的是培養人才，培育新品種，為此在該地開闢了約200畝的“模範茶園”作為實習場所，“茶葉地”由此得名。 2007年8月初，我們尋碑小組原班人馬又踏上了尋碑之路。原定這天由張金海先生帶路，可他又臨時有事不能前來，我們只能自己去找了。驅車進入大麻苴地界，凡到岔路口我們都要停車下來問路，可見到的居民都是外地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原住民”大媽，才搞清楚茶葉地的大致方向。驅車又來到大麻苴水庫，我們下了車沿山路往上走。走了約三公里到了鐵路邊的一個“水庫”，下去一看一塊墓碑都沒有，想必“茶葉地”還在水源上面不遠處。身體強健的易暉興沖沖地在前面開路，又走了二公里後我發現不大對勁，趕緊打手機求助，原來我們在鐵路附近時把方向搞反了，於是趕緊掉頭冒著濛濛細雨往回趕。 在羅雪輝、方紹榮兩位元村領導的電話指引下，我們來到了一處有幾台日本造紅色挖掘機在作業的開闊地（後來得知是大麻苴新村的建設用地），在前方不遠處的青山上，可見到幾座半球形白色天文觀測台點綴其間的美麗的鳳凰山天文臺。此時，飄著細雨的天空驟然放晴，一時麗日當空。突然，走在最前面的李忠義大喊一聲“找到墓碑了！”我們趕緊沖上前去，只見路盡頭一座不起眼的水庫裏，一座高達十余米的石砌建築物緊靠在水庫左側的峭壁上格外顯眼。事後我們的分析得到了村民的認可，這是一條在水庫漲水時引水用的出水槽。我們看到，蓋在水槽上的墓碑都被人工鑿出了一個個碗大的進水洞，水槽左邊是僅供一個人上下的24級臺階，全部是用清一色的碑座石條砌成。據羅雪輝講：“鋪墊在水槽底部的墓碑可能就會有完整的了。”可以肯定，砌出水槽的全部石料均全部取自不遠處的長春山“飛虎公墓”。 露出水面用來做出水槽蓋板的墓碑（含兩塊半截碑）共有七塊，凡碑頭都刻有一幅展翅長空的空軍徽記。碑體除因打洞鑿去的部分外，其餘碑文均清晰可辨。如“空軍軍官學校特務營、排長XX永烈士、民國二十八年五月”，“烈士之墓、空軍第五路司令部立”，“謝機械（師）楊武”等。我把手伸進出水洞裏，毫不費力的就摸到了疑似墓碑的槽底。至此，我們已經可以宣告：較完整和疑似完整的部分中國飛虎烈士墓碑找到了！但怎樣把它取出來並加以保護，就是緊接著我們又要考慮的問題了。 挖掘飛虎烈士墓碑 2007年8月，我和易暉、宋向東、何錦等人一起，首批加入了雲南省飛虎隊研究會。幾個月後，雲南電視臺“民生關注”欄目組要做一期“飛虎公墓”現狀的報導，我同孫官生會長一道帶他們前往，當然還要請上已成“名人”的海清師傅與孫會長一道做現場解說。這組電視報導播出後，進一步提高了社會各界對飛虎公墓的關注。 2008年3月的一天下午，我和研究會副秘書長楊鳳鳴老師一道去阿拉鄉政府商談擬在長春山為“飛虎公墓”立碑事宜。年輕的鄉政府領導表示支持並派“護林防火指揮部”的越野車帶我們首次從長春山東面上山選址。我與楊副秘書長把立碑的位置選在了墓區和山路接合部的一塊開闊地前，碑體正面正好坐南朝北。那一天從西南面吹來的風一個勁的猛刮，把山頂上的樹全部都吹彎了腰，恰恰彎向立碑及墓區的位置，這場景令我心裏湧上一股熱流，真有種“天地有情伴我心，萬樹蒼翠敬英靈”之感啊。 從山上下來，因時間還早，我帶楊副秘書長去茶葉地水庫看看。早先大麻苴的平地填土工程已進行了很長時間，據說這裏還要落腳一項與鐵路裝運設備相關的大工程。越過鐵路後遠遠望去，黃灰滾滾的平地工程已推進到了茶葉地水庫的位置。我預感到不妙，驅車近前。果然墓碑已被填埋，“我們來遲了一步，怎麼辦？”我和楊副秘書長交換起看法來。“把碑挖出來要多少錢？”“十多萬吧？”我們兩人心中都沒有底。由於工地黃灰太大，我們趕緊離開了現場。驅車回來的路上，我心有不甘，於是撥通了大麻苴村負責人羅雪輝先生的電話，我說：“羅組長，你們填水庫怎麼就把那些烈士墓碑給填埋了呢？怎麼也不事先告訴我們一聲？”沒想到羅組長的回答十分乾脆，他說：“這事情簡單嘛，我喊挖掘機過去，一下子就把它給挖出來啦。”我趕緊說：“謝謝！謝謝！我們飛虎隊研究會會付給你們錢的，我們會很快跟你們聯繫挖碑的時間的。”轉眼間，一件大事就這麼快地搞定了，真是少有之事，我相信為人直爽的羅組長不會騙我們，這事一定能成！ 幾天後，飛虎隊研究會召開部分理事會議，孫官生會長、朱俊坤秘書長等領導出席。我在會上彙報了挖碑的急迫性和可行性，研究會領導當即拍板決定：於清明節前後，搶救性挖掘飛虎烈士墓碑。隨後，我先後與羅組長聯繫了幾次後，終於成行，這是繼4月3日由飛虎隊研究會組織的為長春山“飛虎公墓”立碑之後的又一次公益行動。4月9日挖碑這一天，天氣大晴，獲此消息的幾家報社和電視臺的記者都去了。當我們的車子越過鐵路線後放眼望去，方副組長帶領幾位村民已蹲在水庫上方的山坡上等著我們了，而且按雙方事先說好的安排，墓碑周圍的填土已經全部挖開，露出近20米的“碑塔”全貌。當橘紅色挖掘機巨大的鋼鐵挖鬥兜底朝目標挖下去，輕而易舉就把墓碑一塊塊取出來時，我感到這場震撼人心的“戰鬥”已勝利在望了；使用現代化挖掘設備，這是我們原先設想的取碑方案中壓根想不到的啊。挖出來的墓碑由推土機送到附近一打井隊工棚旁暫存，經清點共有15塊墓碑，其中完好的有8塊，九成以上的墓碑均刻有烈士二字。 後來我在由雲南省飛虎隊研究會2008年4月編輯整理的《中美飛虎英烈名錄》一書中，查到了8位中國飛虎英烈的部分簡歷，他們為國捐軀的年齡均不到25歲。事後回頭想想真懸啊！假如沒有當初轉業軍人張金海先生的爆料，假如沒有……那麼這些墓碑將會永埋地下了。 幾天後，雲南省飛虎隊研究會在白沙河一石料作坊找了幾位民工和一輛農用車去拉碑。由於此前我們曾聽一些村民說過，大麻苴村的一些涵洞和路基下還有一些墓碑，於是在拉碑現場，我趁機與一位村領導商量，願以一百元一塊的價格徵購烈士墓碑，沒想到這位村領導說：“一百塊？少了！一千塊吧。”我頓時語塞，因為我們現在別樣不差，“就差錢”！尋碑義舉，只得暫且告一段落。 追尋飛虎英烈的生前足跡 在荒唐的年代因村民們荒唐的行為被埋在大麻苴村周圍的數百塊中國飛虎烈士墓碑可能永埋地下了，且不要說對這些烈士的生平事蹟我們無從知曉，就是對剛尋到墓碑的十余位烈士的個人事蹟也是茫然不知，歷史責任告訴我們，應該是踏上尋覓烈士生前足跡漫漫長路的時候了。 我首先到雲南省檔案館查詢，空手而歸後又轉道雲南省圖書館查詢，一番求助，等待，失望後。得到省圖書館古籍文獻部負責人郭俊的幫助，查到一套書號為343—5037的《中國的空軍》雜誌書目（1938·7~1947·7），據說這套書目索引是1950年以後製作的，但這套收集了九年的期刊最終一本也未找到，失蹤原因不明，難道這套期刊也遇到了“盜賊”。 又是一年春草綠，值得慶倖的是在尋覓過程中我得到了一些好心人的幫助，他們是中國空軍英雄高志航的女兒高麗良女士，雲南空軍創始人唐繼堯將軍的外甥董坤維先生，抗戰老兵（中國駐印軍）楊毓驤先生，西南聯大史專家青年作家龍美光老師等；他們給我提供了一些中國飛虎的相關資料和線索，使我能夠初步勾勒出中國飛虎群像的大致輪廓。 歷史的鏡頭可以拉回到1937年12月，一群中國空軍杭州筧橋航校（即空軍軍官學校）第七期學員的出場音樂是冬季雨夜中的一陣陣優美的小提琴聲，這琴聲來自二十多位航校學員投宿的一棟小樓上。聽到這音樂即生出“如聽仙樂耳暫明”之感的人是後來成為中國建築大師的梁思成先生，他們都因前方淪陷，在往後方昆明撤退的途中——湘黔交界處的晃縣相遇了。拉小提琴的這位航校學員及另外幾位都是梁思成的同鄉。尋著琴聲見到小樓上的拉琴人，證明此前梁思成的判斷沒有錯：拉琴人來自大城市，受過高等教育。尋到琴聲使此時投宿無門處於絕境中的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五口獲得了航校學員們的熱心幫助，並從此建立起“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深厚友誼。 1939年，這些全部來自江浙閩粵沿海城市的年輕學員全部從昆明航校（即空軍軍官學校）畢業，成了正式的空軍軍官，並作為驅逐機駕駛員編入對日作戰部隊。據梁、林之子梁從誡先生在2001年8月15日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長空祭》中所披露：“（到1943年）我們家認識的那批老飛行員，除了一位傷患林耀之外（林耀、廣東鶴山人），到這時已全部殉國了！他們之中沒有人死在陸上，個個都犧牲在慘烈的空戰中。他們的遺體被埋葬在遠離故鄉和親人的地方；蒼煙落照，一枕清霜，從此湮沒無聞。紀念著他們的，也許只有我們一家。自從陳桂民於1941年9月11日（24歲時）犧牲後，每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紀念日當天中午十二點，父親都要帶領一家人，在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鐘，來悼念一切我們認識不認識的抗日烈士。對於我來說，那三分鐘是全年最嚴肅莊重的一刻。” 在《長空祭》一文中，梁從誡還提到了另外三位曾與他們家有親密來往的中國飛虎烈士，他們是：葉鵬飛、廣東博羅人、1939年4月26日（24歲）犧牲；黃棟權、廣東新會人、1940年3月14日（23歲）犧牲；林恒、福建閩侯人、1941年3月14日（24歲）犧牲，林恒是詩人和文學家林徽因的三弟。被稱為“小提琴家”的黃棟權，犧牲得特別壯烈，他擊落了一架日機，在追擊另一架時自己的座機被後面的敵機擊中墜落，遺體被摔得粉碎，以致都無法收殮。梁的全家對黃棟權的死特別悲痛，因為正是他的琴聲才使梁的一家與這批中國飛虎結下了親密無間的友誼。林耀的作戰經歷是最長的，但也于抗戰勝利前一年的1944年6月26日在衡陽一帶的空戰中失蹤，他的飛機和遺骸始終沒有找到。這時離三弟林恒的犧牲已有三年。想想吧！不到七年時間他們家所交往的二十多位元飛行員全部壯烈殉國。一代才女林徽因帶著心靈的重創和難言的悲痛，在病床上寫了長詩《哭三弟恒》，林徽因所要悼念的，顯然包括了那二十多位中國飛虎隊員，甚至可以獻給同此命運壯烈犧牲的所有中國飛虎英烈。 林徽因在這首哀詩中寫道： …… 啊，你別難過，難過了我給不出安慰。 抗戰初期，頻繁激烈的空戰使裝備處於劣勢的中國空軍損失嚴重，被稱為中國空軍“四大金剛”的劉粹剛、高志航、樂以琴和李桂丹四位空戰英雄，從1937年10月25日至1938年2月18日不到4個月的時間裏相繼犧牲，他們年輕鮮活的生命定格在最悲壯最燦爛的一刻——“吾死國生”。故而，當時最流行的一種說法是：“從空校畢業後的飛行員，能活過6個月就算長壽。” 當時，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優秀青年報效空軍抗日救國，直至為國捐軀？請看刊登於1934年5月出版的《航空雜誌》上的一則招募空軍的鼓動語：你是“壯志淩雲薄霄漢”的青年嗎？投效空軍實現這個志願！你想“騎鐵騎揚威三島”嗎（指日本三島）？投效空軍實現這個志願！你有“翱翔長空報國仇”的熱情嗎？投效空軍實現這個志願！ 位於杭州筧橋的中央航空學校（後稱空軍軍官學校），在抗戰前有個時期在校學員達400多人。蔣介石非常重視航校的建設，把它當做第二個黃埔軍校。航校重視學員精神和思想方面的教育，每一個學生隊都有訓育教官（即政治指導員）。1933年前後，航校以3,000元獎金征得校歌一首，歌中唱道：“得遂淩雲志，空際任迴旋；報國懷壯志，正好乘風飛去。長空萬里，複我舊河山！努力！努力！莫偷閒苟安；民族興亡，責任在吾肩！須具有犧牲精神，並展雙翼直沖天！” 1934年2月8日訂制的《空軍訓條》有12條之多，圍繞著“空軍救國”的核心思想，要求每個空軍將士要有“為國捐軀，殺身成仁的精神；有我無敵，至大無畏的膽量；服從命令，共同一致的要素；再接再勵，盡忠党國的氣節；冒險敢死，死中求生的出路；精密周到，持顛扶危的基準；親愛精誠，共同生死的德行；素質樸實，光明磊落的本色；自強不息，雪恥復仇的志氣；克復天然，戰勝一切的本能；堅忍不拔，最後勝利的要素。” 曾在三個月中擊落日機七架的空戰英雄劉粹剛，在1937年8月20日寫給愛妻許希麟女士的最後一封家書中寫道： “近日情勢非常緊張，中國民族求生存，勢必抗戰到底，我的工作非常忙迫，從早上四點鐘到晚上八點鐘都在飛機場裏，身體雖稍受些痛苦，但是我們精神上卻很愉快！…… 我因為工作關係，恐怕不能常常寫信給您，人生本如朝露，事事如夢一切都難預料的，設我不幸，那這就是最後的一封信給您！……或者我也許可勝利凱旋歸來。 我的麟！我最親愛的麟！真的，假如我要是為國犧牲殺身成仁的話，那是盡了我的天職！因為我生在現代的中國，是不容我們偷生片刻的！…… 我們為公理而戰爭！我們為生存而奮鬥！我們會勝利的，不會失敗的；我的麟！…… 我的麟，您靜心地等著吧，等我們恢復失地、擊退倭奴之後，那就是我們勝利榮歸團聚時；我最親愛的麟，您靜心的等待著吧！” 從以上掠影式的紀實中，我們可以一斑窺全豹，感受到燃燒著一腔愛國熱血的中國飛虎群英的精神世界、思想情操和軍人本色。那些在飛虎公墓中被摧碑拋骨的飛虎英烈，生前都是中華民族一群最優秀的子弟。 氣吞三島 威鎮九州 抗戰初期，“泱泱大國”中國空軍共有飛機600餘架，能作戰的僅有305架；而“島寇”日本海軍和陸軍的航空隊，合計共擁有飛機2000餘架，且大多性能優良，敵我力量懸殊…… 1942年1月號《航空雜誌》一篇“中國空軍之新姿態”專欄時評是一篇客觀冷靜的勵志之作，文中指出：“……中國空軍年齡雖幼而任務繁重，抗戰建軍，兩大任務，青年空軍深切領悟確實肩負而辭。以言數量，自二十六年（1937）‘八·一四’與敵空戰以迄於今，始終處於劣勢之地位。而往常器材之補充，又以航空工業未臻發達，大都仰給於友邦。故四年零六個月之奮戰，無時不以艱苦卓絕之精神與敵相搏鬥。一面整訓，一面對敵作戰；不失時機不斷整改。處處與陸軍相配合，時時予敵以重創，創下不可磨滅之史跡和功勳。” 1943年的“八·一四”空軍節，一篇“我空軍六年來輝煌的戰績”的紀念文章，則是回顧了抗戰六年來中國空軍所走過的堅持“持久戰”的艱難歷程和輝煌戰績，給人以再接再勵奪取最後勝利之信心。文章指出：“今天是我國的空軍節，全國民眾一定含（懷）有兩種共同的心理（情），其一，對於抗戰六年來，以寡敵眾，英勇奮鬥，殺敵致果的空中健兒，大家願致無限的崇敬。其二，對於建設一個充實強大、足以自衛的空軍，大家願盡最大的努力。我空軍過去六年來輝煌的戰果及戰績，洵為一頁最動人的史詩，茲作系統的闡述，用資檢討，而勵來茲。從上海會戰（即淞滬會戰）到徐州會戰，從襲擊日機駐臺灣機場到‘意義尤為重大’的‘人道遠征’日本九州各地，散發正告敵國軍民之正義的‘紙彈’（傳單）等等，都是舉國皆知的英雄壯舉。” 1938年5月19日，也就是因“一戰成名”而最後撤出徐州的滇軍60軍參加的“徐州會戰”剛剛落下帷幕的第二天，由中國空軍機隊隊長徐煥升上尉和副隊長佟彥博上尉率領的兩架美制馬丁B—10轟炸機組，執行了“轟炸”日本本土的壯舉，勝利凱旋歸來的8位機組成員因此獲得“八勇士”的稱號。在國民政府漢口舉行的盛大歡迎儀式上，中共駐武漢辦事處，八路軍駐武漢代表周恩來、王明、吳玉璋和羅炳輝也前來慰問空軍勇士並贈送錦旗；中共贈送的錦旗題詞是：“德威並用，智勇雙全”；八路軍贈送的錦旗題詞是：“氣吞三島，威鎮九州”。周恩來還發表講話，讚揚空軍勇士們的英勇壯舉，並與勇士們合影留念。 銘記！以民族的名義 六十八年前（1941·12·20），以援華抗戰的美國“飛虎隊”首戰告捷為標誌，中美兩國空軍開始合作抗日，很快從日本人手中奪回了中國上空的制空權，逐步改變了羽翼未豐的中國空軍敵眾我寡的落後局面。七十二年前（1937·7），以中國航空委員會顧問身份來到中國的陳納德上校，開啟了美國幫助中國訓練空軍地勤和空勤人員及未來“中國飛虎”的先河。1943年5月，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的三角會議上，美第十四航空隊少將司令官陳納德向與會者提出了一個旨在增強駐中國盟軍空軍力量的方案。鑒於美國已為中國培訓出了大量的飛行員，但是他們因沒有足夠的飛機和有作戰經驗的指揮官而無法參戰。與此同時，美國正面臨一線作戰飛行員的短缺，而從生產線上源源不斷製造出來的飛機已出現過剩的局面。陳納德的方案建議成立一個從司令官到小隊長級別在內的都由中美兩國空軍共同指揮的作戰分隊，重振中國空軍力量，這就是中美空軍混合聯隊誕生的由來。 2008年7月，臺灣“知兵堂”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名為《中國飛虎——鮮為人知的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的軍史作品，這是原中國飛虎後人臺灣中國飛虎研究學會的翟永華先生六年前開始整理父親的自傳資料；又搶救性地採訪了數十位中國飛虎老兵後推出的近600頁的紀實力作。該書全部以翔實的“三親資料”為內容，記述了“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第一、三、五大隊（每大隊均有四個中隊）在印度和美國的訓練過程及在中緬印戰區聯合作戰的經過，填補了海峽兩岸飛虎隊研究的一個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該書首次披露了中美合作組建“飛虎隊”的成功之道：主要分為二個方面，其一，就是通訊指揮系統和情報系統的完善，對“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的幫助非常的大；其二，飛行人員作戰的自主性強，這樣才能發揮戰力。這二條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就是硬體之外的“軟體系統”。前面提到與林徽因一家結好的林耀飛行員原來就是中美空軍混合聯隊五大隊第29中隊的一員，書中記錄他是於1944年6月在益陽空戰中負傷迫降陣亡。 一位8曾次穿越“駝峰航線”的傳奇飛行員王延周也在這本書中作了專題介紹。王廷周於1940年12月進入到（昆明）空軍軍官學校學習飛行理論，1941年被派往美國接受飛行訓練，1943年春回國後被分派到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1944年秋，王延周以累計擊毀日機五架的戰績，成為中國空軍為數不多的“王牌飛行員”。據王回憶，他在基地住在雙人宿舍，另一張床在6個月裏空出來7次，這意味著有7個戰友犧牲了。1946年4月20日，王延周駕駛的飛機因氣候原因被迫降落在河北省清河縣的一片麥田裏。後來他參加到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的隊伍中，參加了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閱兵式中的飛行編隊表演。在朝鮮戰場上，王延周又擊落、擊傷美軍F—86飛機各一架，榮立二等功。 現與老伴裘秋瑾和兒子吳緣一家安居杭州的91歲飛虎老兵吳其軺先生，1941年1月在昆明巫家壩空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加入中國空軍第五大隊,成為一名戰鬥機飛行員。1944年，陳納德將軍視察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第五大隊時，看到第二十六中隊上尉分隊長吳其軺走路（因受傷）有點拐，就關心地詢問。當陳納德將軍知道吳其軺三次被日軍擊落（一次重傷），三次又重上藍天對日作戰時，很受感動，特贈送退役C—46運輸機上的一把航空椅給吳其軺，一直使用到今天。抗戰勝利後，吳其軺因參加了88次空中作戰（含駝峰空運），獲得盟軍總部授予的“飛行優異十字勳章”，整個對日作戰中，吳其軺共擊落五架日機，先後獲得了17枚獎章。 1945年8月21日，吳其軺與戰友駕駛6架美制P-51戰機，押送侵華日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座機）作投降使者到芷江受降！受降儀式上，吳其軺與戰友們身穿筆挺軍服以勝利者的姿態，坐在受降會場的第一排，吳其軺說，那一刻，他止不住流下了熱淚，他想起了抗日戰爭中無數犧牲的中美兩國戰友。 據雲南省飛虎研究會搜集整理的有關資料表明，截至抗日戰爭結束，“飛虎隊”共擊落敵機2600架，擊沉或重創223萬噸敵商船、44艘軍艦、13000艘100噸以下的內河船隻，擊斃日軍官兵66700名。二戰中援華作戰（含駝峰空運）的美國飛虎隊隊員犧牲2264人，與美國飛虎隊協同作戰的中國飛虎隊員犧牲911人。 世事滄桑，星移斗轉。2005年9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中國人民不會忘記與中國軍隊並肩作戰並為中國運送戰略物資而冒險開闢駝峰航線的美國飛虎隊。”2007年11月2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James A. Boughner(中國名字：包傑明)來到昆明會見了雲南省飛虎隊研究會孫官生會長，瞭解飛虎公墓的詳細情況。他說：美國和中國是世界上兩個最偉大的國家，記住二戰中那段共同的歷史很重要，美中關係在發展中難免有磕磕碰碰的時候，但只要記住了那段用鮮血凝結的友誼，記住了那段歷史，在處理美中關係時，可以幫助我們順利解決許多問題。他強調指出，飛虎公墓對於美國來講特別重要，不會放棄墓地。昆明飛虎公墓即使當年已經把美國人的遺骸遷回國，但這裏曾經埋葬過美國空軍英烈，它仍然是美中飛虎公墓，希望能再認真找一找，也許能找到一些勳章、皮帶什麼的。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應當修復飛虎公墓，將公墓修好。 2008年8月18日，中共雲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羅正富視察昆明飛虎公墓遺址，這代表著政府支持的修復昆明飛虎公墓的民心工程正式拉開帷幕。雲南省飛虎隊研究會的一個初步設想是：在飛虎公墓遺址上修復公墓、新建飛虎陵園、建紀念碑、建飛虎紀念館，將飛虎公墓建設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體現二戰飛虎文化，園陵生態文化，成為昆明二戰飛虎文化旅遊的一個景區。近悉，這個景區的藍圖正在一遍遍繪製當中；一個受到各方關注的具有深遠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二戰飛虎文化景區，一定會伴隨著現代新昆明的建設步伐出現在我們面前！ |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空軍聯合作戰部隊 中國飛虎研究學會版權所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