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中旬，收到一封來自對岸的電子郵件，署名日本駐北京“北海道新聞”北京支局的佐滕 千歲記者，他由方軍先生介紹下，己經採訪了住北京的彭嘉衡伯伯，希望我能幫忙協助採訪住在台北的飛虎隊老人。

        方軍先生也是我所敬佩的一位，他的父親為八路軍出身，本身也在中共部隊服役過也是一名共產黨員，在留學日本期間在餐館打工送外賣期間，到處尋找二戰期間在中國戰區作過戰的日本兵，他千方百計地接近她們與他們交朋友，以聊天中挖掘她們在中國土地上的暴行和她們難以啟口的隱私和今日的心情，使他們能將這段鬼子兵的親歷、親見、親聞並提供他們的日記、照片、物証等資料提供於方軍先生，之後寫了一本“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世所罕見，彌足珍貴。回大陸工作後，因有感於中國政府對於國民黨抗日老兵的不重視，因此以自己工作之餘的時間及自費開始上山下鄉採訪這群住在窮山偏闢之處抗日國民黨老兵的工作，又出版了“最後一批人”一書，此事引起了大陸當局之不滿給予警告，但他依舊從事抗戰老兵的口述歷史的史料收集和寫作，使得自己的日子過的苦哈哈，我心中感處很深，我的情況也比他好不了多少，一切自費，從未受到政府及軍方之協助，但是今日無所作為，明日就成歷史，想在尋找也難，現以和時間在賽跑，老人快速的病逝，也帶走了一切。也曾有人告訴我，你現在所做的事為國家為歷史都非常的重要。但如果這件事真的這樣重要國家和政府為何不作，要我這一小老百姓來擔這個責任，兩岸都一樣，我和方軍先生都是在為了保存這段歷史在獨自作戰，寂寞的心情也都是一樣的沉重。

        對於日本記者想要了解這段中國空軍抗日戰史，使我很不能理解，這是我們馬政府從來都理會的一段過往，為何一個日本人要了解一批打敗他們父輩的抗戰歷史呢？但對於此事我當然很樂意協助，我心中盤旋到底是訪問誰好？他原想訪問的徐華江伯伯，人在醫院現在情形非常的不好，其他多位老人也有病在身，因此，我告之目前本學會精神體力尚佳的只有李繼賢伯伯和都凱牧伯伯二位，但表示無法事先約好，必須等他人到了之後，在依老人的精神而定。

        直到七月十五日接到一位佐滕千歲小姐從北京打來的電話，才驚訝的得知是一位女記者，真不好意思，我之前和她通了多封電子郵件還一直稱她為佐滕先生，她有位住台北的朋友郭先生要去北京，希望要一本中我寫的「中國飛虎」好先做點功課，她將於二十一日到台北，等入住旅館後在前往會面相談採訪事誼。

        二十號她將來台的前夕我打電話聯絡二老看其精神情形如何，可否安排接受訪談，李繼賢伯伯說：「我討厭日本人。」這下我又頭痛了，這位小姐大老遠從北京來總是希望能多收集一些史料，只好多花一些口舌：「您痛恨的是他的父輩日本軍閥對中國的侵略，與她無關，同時將您的對日作戰如何炸射日軍的經過，讓她們明了中國對日抗戰之決心和侵略者的下場，希望此段歷史的教訓能待來永久之和平…..」，好不容易李伯伯才答應，但對於一名日本女子想要知道這段過去却也覺得奇怪。

        二十一日，中午三點多來到了她住的旅館才發現就距離李繼賢伯伯住家走路只要五分鐘的路程，我們相見後一起到附近的咖啡店座座，這回我要先摸摸她的底才行。

        佐滕千歲小姐在大學時期學得是電影，在學期間學會了中文，畢業後投入了記者的工作，擔任記者以十二年，也曾來台灣五、六次做採訪工作，對台北也算是有些熟識，目前在北京擔任記者以五個多月，主要採訪是當地之新聞工作，將會駐守北京三年，中文的聽、說、讀、寫(繁簡體字形都行)，又很獨立的一名女子，真使人佩服。

        為何妳一名女子會以此題材做為研究的對象，難到妳不知道在中國還是有人仇恨日本人當年之行為，我也曾遇上餐廳門口掛上“拒決接待日本人”的招牌。

        佐虅千歲小姐回答：「我也見過這些招牌，蘆溝橋等地我也都去過了，希望用時間來減緩這段歴史的傷痛，同時，我也很希望多方面的去了解這段過去。」

        「對飛虎隊老人的採訪工作是上級指派的嗎？」我問

        不，是我自行決定做這方面的採訪工作，我曾到中國工作過，後來又回日本工作，2007年在來中國時認識了一位台商，他的父親曾為中國飛虎之一員，但當時並未深入的探討，今年因為方軍之介紹認識了北京彭嘉衡老人，使我了解到中共早期對這些人的一些廹害情形，方軍告訴我直到2005年抗戰利六十週年中共總理温家寶接見了這批飛虎隊老人之後情形才有轉變。這件事對我們日本人而言真使人吃驚，也是沒有想到的一件事情，這些人都是戰爭期間的英雄人物，為何成為廹害的對象，因此我對這段歷史很有興趣想要了解這段過去。而今年的八月十五日對中國來講是抗日戰爭勝利六十五週年，日本而言則年是“終戰”六十五週年，日本媒體對於二次大戰有三個日子是比較重示，一、七七蘆溝橋事變，二、珍珠港事變，三、終戰。日本的民族在這些日子中，都在報上都會發表有關二戰時期的報導。以日本人的角度而言，所報導的大都是同美軍作戰為主，侵略中國並不是在作戰，中國的國力太差，日本太强，中國並非對手，而美國是一個强大的國家，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和蘇聯才是日本主要作戰的國家。中國對日本的侵略說成為反法西斯主義之戰爭，因此日本人也就不提侵略二字，此次的採訪也將在日本報上刊登，日本的報紙也有左派及右派之分，我的報社屬於左派，對於當年日軍在中國的一些暴行也有報導，因此也可能引起了右派份子的不滿，但我希望能將這段歷史告訴於日本的讀者們。

        她原本計劃回北京後就前往山東日照去訪問王延周伯伯，一年半前方軍才去見過王延周伯伯，因此介紹她前往，王伯伯是我父親十四期的同學，兩年前我曾與王伯伯通過電話，但想到山東訪問他老人家必須要很大一筆經費，因而作罷，這些年來老人身體健康方面或記憶力老化的特別厲害，我希望她確認王延周伯伯的近況後在前往以免白跑。

        我在去年九月曾到成都看視張義聲伯伯，張義聲伯伯官校十二期生，是我父親第三批留美同學，他人除了行動不方便之外，各方面還不錯，可介紹成都友人李肖偉先生，他是成都電視台的記者，也是對二戰中國戰史很有興趣，並有著作“超堡隊 B-29在中國”一書，可請他帶妳前往張義聲伯伯住處，日記者很感興趣，因此回家後即寫電子信予李肖偉先生。

        二十二日，中午我至旅館接了千歲小姐步行至李繼賢伯伯家，雖然以告之是一名女記者，見了面李伯伯還是瞪大了眼左瞧右看，相信他心中也在奇怪為何是名女記者對這段歴史有興趣。

        佐虅千歲小姐也不相信李伯伯今年已九十七歲精神和體力都不錯，他老人家早上三四點鐘就起床做運動，去年還能跑步四十分鐘，今年比較差一些了快步步行四十分鐘，。在來之前記者也做了不少的功課，除了在我贈送他的一本“中國飛虎”李繼賢的文章上面做了很多記號要李伯伯加以補充之外，另外一張紙上又寫了十幾項要尋問事項，李伯伯都加以詳細回答。

李伯伯向日記者說明如何用汽油彈炸射日軍。	佐虅千歲小姐訪談後與李伯伯合影留念。

        其中有兩個問題是比較特別的，一是對於當年國民政府敗退台灣時，有些飛虎隊員叛逃(中共稱為起義)或投靠中共的看法及是否也曾想投共，李伯伯此為個人思想問題，他們並不了解中共的本質，而我確是深知共產黨不能信任，他們在我的家鄉做了很多壞事，屠殺了很多百姓，我恨死他們了，我對日本人一共作戰了五十二次，對共產黨作戰了二百五十次，彭嘉衡是五大隊十七中隊的隊員，他是二十六中隊的隊員都很熟識，對於他的事情也感到遺憾。

        另一件事情，對於七七事變及抗日戰爭勝利，中國大陸風風火火的到處有記念活動，反觀台灣沒有一點聲音，好像忘記了此事，而深深感到奇怪。對於此事李伯伯都火大了，大罵馬英九都望了本，國民黨在他的領導下，一點愛國思想也沒了，黨不像黨，民進黨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所以沒有紀念活動，是可以理解，如今是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執政，今年的七七抗戰紀念日，一點紀念活動也沒有，他太望本了，他如何對得起這些為中華民國犧牲的先賢先烈。談到此事激動萬分，髒話都罵出來，我怕他血壓太高，馬上換一話提。事實上李伯伯在七月六日就叫我到他家，將此事之不滿告訴我，要我幫他寫一信投書於報社，我依他所述回家趕出此文時，送交予他時以七月七日，他認為在投書時間以過，無法對馬政府表達意件而作罷，此次日本記者提出才又火冒三丈，一吐多日來心中之不滿。

        李伯伯對日本記者也有好感了，一定要我們留下來在他家吃一頓便飯，飯後又切水果吃並與他的女兒及洋女婿(才從夏威夷來台探訪母親)愉快的談天，約八點左右離開，送她回旅館後返家。

        回家後打開電腦查看信箱，接到住在江蘇“南京航聯會”義工的沈紅大姐的來信：「今天早上7：00鐘彭嘉衡的太太給我來電話，帶著哭腔說“沈紅啊，你彭伯伯不行了，現在醫院搶救，他前天晚上還在念叨你，說你熱心幫他宣傳飛虎隊的事情，還幫我們要房子，所以我今天打電話給你，請你轉告南京航聯會的老人……”」

        2005年我在北京曾去拜訪過彭嘉衡伯伯，彭伯伯對我很好，2007年在湖南芷江中國籍飛虎紀念館開幕時我們又二次見面時，彭伯伯說要同我住一房，但因我人得了重感冒又發燒，怕傳給他老人家而不敢太親近，而錯失與他交流之機會真是可惜，日本記者告之，彭伯伯還要一本“中國飛虎”，所以今天才帶到旅館交由女記者回北京時帶給彭伯伯，希望他能度過這難關。

        這些年來有好多熟識的飛虎隊老人都病逝了，聽到此消息真讓人難過，張亞崗伯伯二三十年來身體都不好，腰上一直掛着尿袋，但腦筋清楚異常，是我的最佳顧問，經常去尋問一些事情，有天打電話給他尋問是否方便去他住處問一些事情，他說今天人不太舒服過兩天在來。此為我同他最後一次通電話，一星期後就病逝了，段有理伯伯人身體很好，就只是脚關節有些不舒服行動不便，但也從未見到他拿手仗，也突然在睡夢中去世，而今情況不太好的徐華江伯伯也在榮總醫院住了兩個月了，現在己經是在拖時間而己，早在一個月前徐媽媽就要我介紹一家殯葬社給她，並要我幫忙寫徐伯伯的訃文有關他的生平，現在很怕再接到徐媽媽的電話，對我而言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了！

        今天李繼賢伯伯大駡馬政府忘本，又使我想起了陳年往事，約三年前連戰黨主席訪問大陸之後，國共兩黨也台面上也開始交流，那年我接待了大陸各軍史博物館來台訪問人員，其中騰衝「國殤墓園管理所」張龍館長告訴我，那些當年留在大陸現以不多的國民黨老兵有一個心願，希望國民黨能派一個人去看看他們，我知道寫信沒有用，為此我還特別去了國民黨的黨部向相關單位主管報告此事，回覆就冷冷的兩個字「沒錢！」。2008年馬英九要選總統，蔣孝嚴要選立法委員，收到通知要辦黨員聚會幫蔣孝嚴拉票，我心想蔣孝嚴是蔣家人，大陸的那些老兵，是蔣家兵也許他能向黨部反應，因此寫了一封呈情函，在會議結束後當面交予蔣孝嚴希望他們高票當選後，能將選舉剩餘款拿出一點錢派一個人前往大陸看視國民黨的這些老兵，我也可向大陸友人請他們提供老兵名冊，他點頭答應回去研究看看，如今他二人都當選了兩年多，我還未獲認何的回覆，使人深感無奈，我雖有三十多年的黨齡但和國民黨每年唯一的接觸就是一張交黨費的通知書及要選舉時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尋求支持一票的宣傳單而已。正如李伯伯所言國民黨的本質以變了，所做之一切都和選舉、選票有關，不能得罪綠選民，其他一切都不再重要。這些雜念不斷的再我腦海中翻轉，使得我失眠了。

        以同都凱牧伯伯聯絡好了十點左右到都府拜訪。所以二十三號早上九點來旅館接日本記者時，告訴她彭嘉衡伯伯病危的消息，她也大吃一驚的說：「我來台灣的前一星期才和彭伯伯見過面，我們一共見過兩次，在更早的兩星期前第一次去拜訪他之後，還請我到外面吃晚飯，他一切都很好，為何一下就病危了，真使人難過。」

        都凱牧伯伯家住天母地方較遠，要先座捷運再轉公車，也許是因彭伯伯的事情，日記者在公車上就打電話給成都的張義聲伯伯，因日記者講中文的音調有些怪，張伯伯聽不懂就由我轉接，我同他說我是誰他想不起來，因此只好說我是你同學田景詳的兒子他就想起來了，年紀大了就這樣舊事忘不了，新事忘得快，他很高興日記者去拜訪他。在打電話給李肖偉先生告之前往成都的時間，一切安排好了，又再打電話給北京報社談了一下。她告訴我行程有了些改變，不到山東去採訪王延周伯伯了，改定機票去成都。明天(星期六)將搭乘火車去高雄，由高雄友人開車帶她去岡山空軍官校參觀軍史館，星期天回北京，星期一還上一天班處理不在的這段時間的公務(佐滕千歲小姐是北京支局的支局長)，星期二飛成都、星期三採訪張義聲伯伯後回北京，就要回復上班及開始整理文稿在八月份交稿，這是我所見到這麽拚命的一位日本女孩(我也只認識這唯一日本人)。

        都凱牧伯伯歡迎我們的到來，高興的說我在飛虎隊員中是最年輕的一位了，今年才八十八歲。並笑說也曾接受多次的訪問，但日本記者是第一次，而且還是個女記者，為此覺得新鮮及不可思義。

        首先日記者提出的問題，是每一位投身軍旅的飛行員都帶着國仇家恨，不明白為何都伯伯與他人不同，當初却是糊里糊塗的進了軍校。

        都伯伯回答：「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北，他和父母一起逃難，那時才十歲，也完全沒有吃到逃難的苦，所以並未有深切的感受，在大後方求學也一切順利，直到上大學二年級時，空軍委員會來學校招生，招考空軍留美學生班，我不知空軍為何，但對留美有點興趣，主要是有免費的身體檢查，誰知道就被錄取了，學校知道後就立刻幫我辦了退學手續，我被迫不得不離開學校，我們十五期學生在抗戰及內戰期間傷亡慘重，但最後也只有我一人升任將軍，也是我當初所未想到之事。」

        訪問至最後還是同李繼賢伯伯一樣的兩個問題，「您對投共的飛行員有何看法？」

        都伯伯回覆：「不耻！我看不起他們，他們是國民黨所培養，卻投效我們的敵人，回頭與我們作對，他們在文革期間所受的廹害，我一點也不同情。」

        為此依我的了解，我必須為他們平反一下，我說：「其實也不是全部，有很多是華僑，如彭嘉衡、林雨水等人，他們離開僑居地來中國加入軍旅，是為了救祖國而不是為了那一個黨派，抗戰勝利後為了不要參與內戰而請求退役返回僑居地，內戰結束後中國百廢俱舉須要人材及飛行員，他們是為了幫助祖國的建設而又回大陸，如今不管當初他們的決定是好是壞，最後也都將是歷史了。」

        另一件事您對馬英九政府對於八年對日抗戰，死傷軍民上千萬人才贏得勝利，在此重要的日子，台灣方面並無記念活動，對我們日本人來講有點不能理解，您有何看法？

        都伯伯半天不出聲，最後才慢慢的回答：「也許是政治上的考量，記得台灣以前也有紀念活動，但扁政府時期之後才沒有再辦。我們將軍們每一年的春節總統府都會贈送我們一個紅包內有五千塊錢，不是每一位將軍都有，而是有參加過戰爭的將軍才有，政府重視我們這批老人，我拿的是心安理得，就連扁政府時期這個紅包也都有給，但馬政府上台後就下令取消，也許是財政上的縮減，對此我也沒有怨言。」

        我心中在想真是如此嗎？能活到現在又參加過作戰的將軍還有多少人呢？也許不足一百人了，李伯伯痛駡馬英九政府忘本不是沒有道理，都伯伯只是不好意思在對外人說政府的不對。

中國飛虎一書中有不明白之處都伯伯詳細回答。	訪問之後日本記者與都伯伯、都媽媽合影留念。

        採訪完畢以十二點多，都伯伯請我們在他家附近吃中飯越南米粉，席間也相談愉快，結束了這次的訪談。我們一起搭公車到我家，她想要看我手中的一些資料及相片，我將徐華江伯伯的「作戰日記」手稿影本供她拍攝(原始本以贈軍史館)，她五點還有一約會要前往師大拜會一歷史學家，所以四點左右送她上公車，互道珍重再見，完成了我的工作，我不知道她回去後要如何以一個現代日本人的角度來檢視這場戰爭，以及用何看法來寫作這批當年的對手，也不清楚刊登後日本百姓對這些抗日戰史有何反應，但不遠千里而來追求正確的史實，其精神使人佩服，只能祝她一切順利，我們也完成了戰後第一次與日本媒體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