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日是中華民國空軍第1美籍志願大隊（The 1st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也就是「飛虎隊」成立75週年的紀念日。為了紀念「飛虎隊」在世界軍事航空史上的獨特地位，美國民間團體紀念空軍（Commemorative Air Force）將於9月24日到25日間，在亞特蘭大的迪卡爾布桃樹機場（DeKalb Peachtree Airport）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

        由於美籍志願大隊的元老級成員已經不多，飛行員更是凋零殆盡，所以可以預料出席今年活動者，會以「飛虎隊」的直系嫡傳單位，也就是美軍第23戰鬥機大隊還在世的先進為主。戰時隨第14航空軍其他作戰單位在華作戰者，尤其是與國軍飛行員混合編入中美空軍混合團的美國退伍軍人，也將會有人出席這次在亞特蘭大舉行的盛會。

        伴隨著二戰老兵的大量凋零，此次在迪卡爾布桃樹機場舉辦的活動極有可能成為「飛虎年會」的絕響。延續去年紀念抗戰勝利70週年活動的精神，想必海峽兩岸方面，都會將出席此儀式視為推動國民外交乃至於爭奪歷史話語權的重大機會。然而，更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則是除了成為兩岸外交戰的工具外，「飛虎隊」的歷史是否還有可能為華府、台北與北京三方帶來其他的正面意義

大陸：切斷美台軍事交流的手段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且宣告對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以來，出於對美國的敵視，乃至於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將軍本身親近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中共有將近三十年的時間，是對「飛虎隊」的歷史採取全面否定，甚至於醜化的態度。那段時間，不只陳納德被形容成了「美帝國主義」的飛賊，就連在戰時救助過美軍飛行員的共軍老幹部，都在歷次政治鬥爭中遭到了殘酷的整肅。

        直到美國前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於1972年造訪大陸，乃至於華府與北京在1979年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以後，陳納德的地位才在陳香梅的不斷奔走下獲得了平反。有鑑於當時的中共急需來自美國的軍事支援以抵抗蘇聯的威脅，「飛虎隊」的歷史逐漸成為了北京用於鞏固，進而提升與華府外交關係的工具。

        然而，抗戰時的中共並沒有空軍，所以不可能如同國民政府一樣，直接派遣飛行員在空中與美軍並肩作戰。因此北京在論述這段歷史的時候，強調的主要還是8路軍、新4軍以及所謂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在「敵後戰場」上，救助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之事蹟。對於包括中美空軍混合團在內，國軍一切與「正面戰場」上與美軍並肩作戰或者相互配合的貢獻，中共則是絕口不提。

        除了沒有自信坦然面對抗戰史實外，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共深知，台灣在斷交後能夠延續與美國的「非官方」關係，尤其是「非官方」的軍事合作關係也同樣與雙方在二戰期間建立下來的傳統情誼有密切關係。畢竟當時華府的當務之急是聯合中共擊敗蘇聯，所以任何冒著得罪北京的風險與台北合作的政策，都必然會涉及到美國對「自由中國」的道義承諾。

        這不僅在於包括夏公權與喬無遏等中美空軍混合團的退伍軍人，在當時仍奔波於台北與華府兩地推動雙方軍事交流。就連大力推動《台灣關係法》的美國亞利桑那州參議員高華德（Barry Goldwater），便是二戰期間負責訓練國軍飛行員的美國陸軍航空軍教官。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共自然是希望讓中華民國在一切相關的紀念活動中消音。

        而讓中華民國消音的方法，就是在歷史論述中醜化國民政府的作用。在1979年上映的電影《一個美國飛行員》中，國民政府在上海外圍活動的游擊隊忠義救國軍，就被形容成了一群企圖把迫降於淪陷區的第14航空軍飛行員移交給日本人的反派。最後還是在新4軍敵後武裝的冒險犯難營救下，那名美軍飛行員才從相互勾結的日軍與「蔣幫」手中逃出生天。

        當美國的駝峰飛行員協會（Hump Pilots Association）年會，於1986年9月在阿肯薩州小岩城（Little Rock）舉辦年會，並邀請海峽兩岸的空軍退伍軍人一同前往參加時，中共駐休士頓總領事林崇斐還一度出面要求美方人員將大會上與星條旗並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移除並改立五星紅旗。所幸，在台灣方面的抗議，還有美方人員對二戰史實的尊重下，林領事的建議並沒有得到接受。

        李登輝上台後，伴隨著台灣方面推行的「本土化」與「去中國化政策」，中共在幾乎毫無挑戰的情況下，就全面從中華民國手中把這段歷史給接收了過去。只是此刻北京當局也發現，這段國共兩黨與美國攜手打擊日本的過去，同樣也是連繫海峽兩岸「中國認同」的一段重要歷史遺產。一旦台灣人都完全站到了日本的角度去看待這段歷史，那麼海峽兩岸也將注定走向永久的分裂。

        待民進黨於2000年取得執政後，中共開始強化與淪為在野黨的國民黨之間的交流，自然不可能再以過去那種全面抹煞與否定的態度去面對國民政府領導抗戰的歷史。而連戰在2005年對大陸的訪問，也確實讓胡錦濤首度以中共國家主席的身份，在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的活動上承認了國軍在「正面戰場」上抵禦侵略者的貢獻。

        自此開始，來自台灣的國軍退伍老兵也可以透過國共交流的平台前往大陸參加抗戰相關的紀念活動，發出中華民國的聲音。只是如果這類型的活動一旦納入了官方或者國際因素，中共就會出於維護其「一個中國」的原則而牢牢抓住論述權。所以，海峽兩岸政府無法共同舉辦慶祝抗戰勝利的活動，也同時派遣代表出席美國相關的紀念儀式。

        哪怕是在海峽兩岸關係最密切的馬英九時代，中共對於在海外有中華民國政府出席的二戰紀念活動也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比方說去年9月2日，由美國全國二戰紀念之友會與全美國家公園服務處兩個單位，在華府舉行的慶祝二戰勝利70週年活動上，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就因為台北駐美代表沈呂巡出席了獻花儀式而選擇退席抗議，只因為他不願意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由於深怕兩岸在海外共同出席二戰的相關紀念活動，會在國際場合上出現「兩個中國」的解讀，同時也希望美國能停止對台軍售，今年的飛虎年會勢必也看不到台北與北京的駐美代表共襄盛舉的畫面。然而，大陸固然有其缺乏自信的問題存在，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尤其是當今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在面對這段歷史的時候，也有其難以迴避的問題存在。

台灣：站在誰的立場紀念二戰？

        提到20世紀最力挺中華民國的美國友人，陳納德若自稱第二，恐怕沒有人敢自稱第一。所以在過去蔣中正與蔣經國的時代，「飛虎隊」的歷史一直被視為中美合作的典範而得到廣泛的宣傳。只是出於與大陸爭奪正統地位的目的，中華民國政府同樣不會在相關的歷史描述中，提及中共8路軍與新4軍救助美軍飛行員的事蹟。

        然而，可能也正是因為兩蔣曾經大力吹捧「飛虎隊」的緣故，這段歷史在進入李登輝執政的時代以後，又突然在鼓吹「本土化」與「去中國化」的台灣成為了一種「政治不正確」。1995年，時任台北市市長的陳水扁，就不惜冒著得罪美國的風險，將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在即將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的新公園內豎立的陳納德銅像移出。

        面臨來自飛虎協會（Flying Tigers Association）、第14航空軍協會（14th Air Force Association）與駝峰飛行員協會的抗議，陳水扁領導下的台北市政府表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內不適合出現與戰爭相關的事物，所以堅決完成了陳納德銅像的遷出工作。當然，這是一個不是理由的理由，因為在今日該公園的二二八紀念館內，就展示了大量與戰爭相關的日軍文物。陳水扁當選總統後，對於爭取「飛虎隊」歷史論述權的態度，更是採取著寧願讓給中共，也要全面棄守的態度。民進黨政府這麼做的目的，當然是為了迎合深綠獨派人士建立「本土史觀」的政治訴求，畢竟「飛虎隊」的歷史發生於中國大陸，並非台灣大多數二戰世代「集體記憶」的一部份。只是，出於在現實上對美國的需要，陳水扁政府還不敢公開擁抱「皇民史觀」而已。

        一直要等到陳水扁即將下台的2006年底，他才為了修補因「迷航外交」而瀕臨崩盤的美台關係，才在花蓮空軍基地盛大的舉辦了中美空軍混合團，並將被他從新公園移出的陳納德銅像送往401聯隊的隊史館與以典藏。2008年，馬英九代表中國國民黨贏回了台灣的執政權，又再度恢復了中華民國的傳統立場去紀念「飛虎隊」的歷史，華府與台北的互動才逐漸恢復穩定。

        此刻，淪為在野黨的民進黨，為了重新贏的執政權，在國家認同的論述上走向了比過去陳水扁時代還要更極端的道路。在全力阻礙馬英九改善兩岸關係的同時，民進黨也試圖全面摧毀年輕選民心中的中華民國認同。而為了否定中華民國光復與擁有台灣的正當性，民進黨與其外圍的獨派學者所採用的方式，就是大力推廣「皇民史觀」。

        過去陳水扁時代，獨派所推動的「皇民史觀」僅著重於強調日本殖民統治如何帶領台灣走向現代化。到了馬英九時代後，淪為在野的獨派則傾向於全面肯定日本在20世紀上半葉的做為，包括發動所謂的「大東亞戰爭」。受到部份日本動畫與漫畫的影響，年輕一代的深綠支持者普遍相信日軍當年進軍中國與東南亞的行為不是侵略，而是要從白人手中解放被殖民的亞洲人。

        在「皇民史觀」的認知裡，陳納德率領「飛虎隊」援助國民政府抗日的事蹟不再被視為一種行俠仗義之舉，而是助長黃種人殺黃種人悲劇的「帝國主義」陰謀。當然，更為獨派所津津樂道的，則是陳納德指揮的第14航空軍曾參與過轟炸台灣的行為。他們以此為依據，攻擊中華民國政府在二戰期間就算沒有直接參與，也間接協助了「美帝國主義」轟炸自己口中宣稱的同胞。

        2013年11月，為了紀念中美空軍混合團成軍與第14航空軍空襲新竹70週年，馬英九政府邀請陳納德外孫女嘉蘭惠（Nell Calloway）率領美國二戰老兵來台出席活動，就遭到了獨派年輕網民的猛烈抨擊。而當中華民國政府於去年盛大舉辦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活動的同時，蔡英文成立的想想論壇則不斷的宣揚1945年5月31日，美軍空襲台北，無差別屠殺台灣人的歷史。

        理所當然的，民進黨與獨派外圍團體不斷強調美軍空襲台灣的事蹟，主要針對的對象並不是美國，而是「忽視」了這段歷史的國民黨政府。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所林冠志曾投書指出：「我們沒有『二戰和平紀念日』。我們更沒有『五三一』全國鳴笛一分鐘哀悼、『五三一』鮮花哀思、『五三一』官方中樞紀念儀式！是的，台灣彷彿從人類史上最重要的戰役中徹底消失。」

        所以，在蔡英文於今年年初成功當選了中華民國總統，並且在5月20日宣誓就職後，究竟是該「馬規蔡隨」的繼續站在同盟國的立場去紀念二戰，還是從軸心國日本的角度出發去回顧這段歷史，恐怕便是台灣接下來所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嚴重問題。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獨派在今年的5月31日十分安靜，蔡英文做為中華民國的總統，也沒有舉辦任何與『五三一』有關的大規模紀念活動。

「飛虎隊」可成為美國與兩岸和解的橋樑

        在「飛虎隊」成立75週年後的今天，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做為盟友彼此合作的中華民國、美國與中共三方，還因為彼此的意識形態或者領土主張上面的差異，處於高度誤解的狀態之中。由於中共尚未宣佈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立場，中華民國政府接受美國軍事援助以抵禦解放軍可能犯台的局面，不會因為當前或者未來的政黨輪替而有所改變。

        與此同時，美國與中共在南海與東海的對峙也有越演越烈的趨勢。尤其是因為兩岸當局與日本就釣魚台列嶼主權之爭而引起的對立，更是令許多當年參戰的飛虎老兵感到相當的不適應。因為在70年前，中國與美國是共同抵抗日本法西斯的盟友，但是到了今天卻演變成美日同盟對抗大陸的局面，這是所有當年並肩作戰的中美二戰老兵所料想不到的。

        至於台灣，無論是國民黨執政也好，民進黨執政也罷，則都被夾在由美國與中共組成的兩大陣營之間左右為難。畢竟台灣若選擇了美國的陣營，可能會因為違背「民族大義」而遭到對岸13億人民，甚至於海外華人的敵視與不諒解。假如選擇了中共，台灣則有可能因為得罪了美國而失去當前在政治制度上所擁有的一切獨立與自主空間。

        固然，美國、台灣與大陸之間存在的現實問題與爭議，並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得到充分與圓滿的解決，然而「飛虎隊」的歷史在三方目前存在的爭執當中確實能夠扮演一個「緩衝劑」的角色。目前旅居香港，二戰期間被分發到第23戰鬥機大隊第75中隊的飛行員陳炳靖先生，就表示他十分願意扮演這個「民間大使」的角色來調解華府與北京之間的糾紛。

        在接受《中時電子報》訪問時，陳炳靖表示當年中美兩國的飛行員一起駕駛P-40戰鬥機抵抗侵略者，雙方的關係比親兄弟還要親。由於有太多的美軍飛行員為了保衛中華民國而戰死，戰後許多第23戰鬥機大隊的戰友用電話與陳炳靖聯繫時，第一句的問候永遠不是「你好不好？」，而是「中國好不好？」（How is China?）。

        所以，陳炳靖認為本身沒有深仇大恨，而且也曾經親如兄弟的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是絕對沒有必要為了南海這個微不足道的問題走向對立的。身為唯一還在世，曾經被編入第23戰鬥機大隊的中國籍陳納德「嫡傳子弟」，陳炳靖堅信透過宣揚「飛虎隊」的歷史，能夠減輕美國與大陸彼此之間的誤解，並且提升雙方的互信。

        而在當前台灣還無法直接與大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情況下，紀念曾經共同參與的這段「飛虎隊」歷史，或許也是增加國軍與解放軍諒解的好方法。有趣的地方是，許多共軍救助盟軍飛行員的案例，背後其實也是有國軍參與的，只是在過去70年的論述中，台灣與大陸都會刻意掩蓋掉對方參與的部份，導致許多精彩故事往往出現「只講了一半」的狀況。

        比如說1944年2月11日，中共領導下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拯救了一位遭到日軍擊落，隸屬於中美空軍混合團第3大隊第32中隊的美軍中尉飛行員克爾（Donald Kerr）。由於中華民國政府從來沒有承認過這個中共港九獨立大隊的合法地位，所以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出版的《中美空軍混合團英勇戰鬥紀實》中，只講了此故事前半段的空戰部份，而沒講後半段的營救部份。

        至於克爾當年所隸屬的中美混合團第3大隊，不僅曾在50年代的台海空戰中與解放軍大打出手，而且也是今日空軍清泉崗基地第427戰術聯隊的前身，仍在抵禦中共犯台的第一線中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這樣下來，大陸與香港出版的史料也就只能著重強調克爾被中共游擊隊營救的後半段歷史，而對前半段的故事模糊帶過。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大陸與香港的出版品甚至連中美空軍混合團第3大隊第32中隊的番號都給寫成了第32戰鬥機大隊第3中隊。只有在去年於香港出版的《克爾日記》上，我們能夠完整的看到這位美軍飛行員先是如何的與國軍飛行員一起空襲香港，然後又在被擊落後得到中共游擊隊救助的經過，由此可見兩岸合作撰寫抗戰史的必要性是確實存在的。

        當然，要解決這個問題，中共可能還是要先放下過去的成見，願意與由中華民國國防部與外交部派出的代表，或者至少由台灣官方指定的學者一起出席在國際場合舉辦的抗戰相關紀念儀式，包括在美國舉辦的「飛虎隊」慶祝活動。假若華府、北京與台北的官方都有願意心平氣和的坐下來紀念「飛虎隊」的歷史，那麼最後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可能還是台灣人究竟該從哪個角度來紀念二戰。

        如果是想從日本人的角度去紀念這段歷史，那麼台灣踩到的可能就不是只有大陸，而且還包括了美國的底線。前駐美代表沈呂巡在去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提到：「有一陣子我們在『去中國化』的時候，我是駐美副代表，美方有個很高層的人問我，現在搞「去中國化」，那你現在的政府上承的是誰？你上承的中國末代皇帝還是在台灣的末代日本總督這個問題很有意義。」

        對於這個問題，沈呂巡從最現實主義的角度出發，給了個一針見血的答案：「今天在我看來你無可選擇。你只有說，我們是清朝的繼承者，今年已是中華民國104年，不管你喜不喜歡。因為你的文化，你的一切都源自於此。這樣的話對台灣的安全也是更好的保障。你要說你繼承日本最後一個總督，請問你有什麼好處呢？」

        既然台灣現階段仍需要來自美國的保護，又無法擺脫對大陸的市場依賴，那麼在歷史論述與國家認同上，選擇一個兩大強權都能接受的論述，才有可能爭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從情感層面出發，究竟又有多少包括民進黨人在內，出生於戰後的台灣人真的瞭解，進而打從心底認可日本的「大東亞戰爭」，恐怕也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從蔡英文上台後，就再也不提「五三一」大轟炸的態度來看，所謂「皇民史觀」應該只是民進黨為了奪取執政權時使用的一項「戰略武器」。如今民進黨已經成為了中華民國的執政者，在歷史論述上自然也需要一項新的「戰略武器」來爭取華府與北京的認同，而「飛虎隊」的歷史，確實也提供了新政府一個最好的選項。

        當然，現實利益的考量之外，紀念歷史的正確態度還不外乎回歸真實的人性。因此在感謝當年為了光復台灣而犧牲的國軍與盟軍烈士的同時，台北方面當然有必要去為當年遭到日軍強徵的台籍日本兵與慰安婦爭取他們應得的公道。至於遭到盟軍空襲誤殺而死的台灣前輩，無論未來是哪個政黨執政，理所當然的也要發自內心的給與安慰與祝福，以確保所有國民的史觀與認同能得到真正的尊重。
摘自中時電子報 2016年06月09日 許劍虹／台北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