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友誼的衍生－戰後飛虎老兵的對台交流

戰後飛虎老兵的對台交流

        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成立於民國三十年（1941）年8月1日，除了協助國民政府掃除了日本飛機對大後方領空的威脅，也曾經於第1次滇緬戰役時期曾經阻止了日本陸軍第15軍意圖由緬甸打入中國雲南省的攻勢，為中華民國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漆著鯊魚牙與青天白日徽的Hawk-81A2戰斧式戰鬥機也就成為了一段中美友誼史的象徵，而許多志願隊的老兵依然在戰後不同的領域裡支持著兩蔣執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然而這一鼓支持我國的力量也因台灣逐漸走向本土化而逐漸消逝。

陳納德與戰後中國

        作為中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美國陸軍第10航空隊駐華空軍特遣隊與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的指揮官，陳納德在戰爭期間與蔣介石夫婦建立了相當良好的友誼關係，並且也因為這個原因而與美國軍方高層產生了許多問題，從而使得他在1945年7月，也就是日本戰敗的1個月前被調離了中國戰區，而無法親眼見證日本軍在中國大陸的投降，然而也因此使得他與國民政府走得更為接近，最後成為了中華民國的堅定支持者。

        戰爭結束後的1945年12月，陳納德返回了中國大陸，並且與美國商人魏豪爾（Whiting Willauer）於1946年10月合作投資成立了民航空運隊（Civil Air Transport）為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進行運輸業務，與中國航空公司還有中央航空公司成為當時中國的3大航空公司，隨後又在國共內戰中協助國軍進行物資運補以及戰場空投的任務，後來又擔負起運送政府軍政大員以及災民撤退前往台灣，其中包括山西省主席閻錫山先生，1950年，民航空運隊更成為了唯一隨政府遷往台灣的民用航空公司。

        當中國航空公司與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宣布投共之後，大批C-46與C-47運輸機被遺留在香港的啟德機場，因此中華民國政府立刻認命尚未投共的中國航空公司主任秘書王助接任中航總經理的職位，將飛機產權移交給民航空運隊，再由陳納德出面打官司，防止英國政府將這些飛機轉移給中國大陸，同時民航空運隊也開始派人破壞兩航在啟德機場內的運輸機，以減少中共發展航空力量的機會，保衛台灣的領空安全。

        然而打這場官司也讓陳納德損失的相當慘重，雖然最後成功保住了這批飛機，但是也讓陳納德破財約50萬美金，而那批買回來的飛機卻已經殘破不堪而無法由民航空運隊繼續使用，因此在遭遇財務危機的情況之下民航空運隊又與中央情報局簽訂了合約，納入了美國情報單位的指揮系統內，同時也開闢由台北飛香港、東京與大阪的國際航線，一方面開拓海外市場，同時也以民用航空公司的身分掩護其真協助台灣與中情局進行情報工作的真實身分。

        除了成立民航空運隊之外，當時在中華民國空軍內的日本顧問也建議由我國提供50架P-51D/K型野馬式戰鬥機，由日本飛行員擔任駕駛實施自殺攻擊的作戰計畫，後來又因我國空軍並不缺乏飛行員而使得這個計畫遭到否決，改由我空軍自行組織秘密敢死隊，而陳納德也將出任這支隊伍的指揮官，不過卻因為當時我戰鬥機航程太短而宣告放棄，不過這些挫折都沒有讓陳納德打消過繼續進行一系列打擊共黨的計畫。

        無論是在東北亞的朝鮮戰場，或是東南亞的法屬印度支那，都能夠看到美國飛行員駕駛民航空運隊飛機為美軍以及法軍進行空投運補的身影，當然在緬甸的國軍反共游擊隊也接受過一系列的支援，因此當時陳納德確實是亞洲反共陣營的堅強支持者，除此之外他還曾經主張建立一支裝備F-84雷霆式噴射戰鬥機的國際志願空軍，其目標便是做為遠東反共陣營的滅火員，只要哪裡出現可能遭遇赤化的危機，便前往協助滅火。

        然而這一系列的目標卻沒有得到美國政府全力的支持，也因此陳納德的這些計畫都無法順利實施，畢竟在當時的許多美國人來說，冷戰的結構與過去的第2次世界大戰是有本質上的不同了，過去在對抗日本的戰爭中，日本帝國就已經被定位為破壞和平的法西斯侵略者，然而在冷戰期間亞洲的中共、北朝鮮與越盟卻被許多自由派的西方學者視為抵抗帝國主義以及國內強權壓迫的解放者，自然讓中華民國無法像過去抗日戰爭時期一樣的廣受歐美人士同情。

        此外，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美國人大多珍惜好不容易得來的和平，因此美國政府更是不可能與共產陣營爆發一場大規模，並可能引發第3次世界大戰的熱戰，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美國政府極力反對蔣介石政府的反攻大陸國策，自然也讓陳納德的計畫都胎死腹中，然而出生南方，思想保守的陳納德卻依然在美國的政壇中大力為中華民國呼喊，他對中國的熱愛其實可以從他與中國籍女子陳香梅的婚禮中可以看出來，而這對夫婦也是華府中國遊說團中的最強悍支持者。

        當陳納德於1958年7月逝世前，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前往路伊易斯安那州醫院探望這位中華民國的老朋友，而即便在他閉上雙眼之前，他所關心的依然是是否能夠看到蘇聯與中共的垮台，以及台灣未來的前途發展，當他去世之後，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葉公超在他的墓碑上親自寫下了題詞，使得陳納德的墓碑成為阿靈頓國家公墓中唯一擁有中文字跡以及中華民國空軍軍徽者，這在其他的美軍人士的墓碑上都是看不到的。

        而在1960年，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也在台北為陳納德將軍雕像舉辦了揭幕儀式，使得這位早期因為懷才不遇而被美軍多方排擠的美國陸軍航空隊中校最終成為了流傳於中美兩國歷史的傳奇性人物，而如今在岡山的中華民國空軍官校內，也陳列了一座陳納德將軍的半身像與中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的編製圖表，由此可見他在中華民國空軍中所享有的尊敬與榮耀也是其他美國軍人所不可比擬的，而中國也確實提供給了陳納德一個發展一技之長的機會。

        陳納德逝世之後，改名為民航空運公司的民航空運隊也就慢慢的失去了過去與中華民國的革命情感，外加當時民航空運公司的股份尚有49%的股權掌握於美方手裡，因此當台灣一手掌握的中華航空公司於1959年成立之後，民航空運公司的地位也就逐漸沒落，終於分別在1963年與1968年的C-46翠華號與波音737超級翠華號兩機失事之後，中華民國政府要求中情局將航權轉讓給華航，結束了該公司在台灣的運作，同時中情局也於1973年賣掉民航空運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宣告公司結束，可見陳納德對台灣航空業的發展史影響之大。

飛虎隊老兵與我國的軍事合作

        在冷戰的時代，許多前志願隊的老飛行員或地勤人員繼續選擇留在軍中，自然也就無法避免與共產陣營的國家發生衝突，其中許多由於戰時在華經驗，因而有了在亞洲繼續作戰的機會，當然也就與中共政權處於敵對狀態了，尤其是參加韓戰或著在台灣擔任美軍顧問團的成員者，更是直接協助了敗退後的中華民國繼續與中共對抗，當然也有不少人參加了民航空運隊協助國軍進行運補以及對中國大陸進行偵查的工作，即便當他們都退役之後，也依然組織飛虎協會並與我方保持多年的友誼關係。

        對日作戰結束之後，許多志願隊的老兵因不同的原因繼續留在了美軍單位中服役，其中第3中隊機械士查理斯.貝斯頓（Charles Baisden）雖然於1945年9日退伍，不過卻由於他眷戀過去的戰時生活而又於1948年加入了剛成立不久的美國空軍，成為一名中士，首先被派赴裝備麥圭爾空軍基地的一支F-82戰機聯隊裝服役，後又於1950年6月被派往駐防於日本板附基地的第8戰鬥轟炸機大隊轄下的第80戰鬥轟炸機中隊中任職，該中隊很快於韓戰爆發後被調往了南韓的金浦空軍基地。

        隨後貝斯頓升級至專業軍士，並被調往了裝備B-29超級空中堡壘的第19轟炸機大隊第90轟炸機中隊，以沖繩（琉球）的佳手納基地作為根據地起飛轟炸北韓的軍事目標，而當時貝斯頓就是擔任B-29轟炸機的槍手，在朝鮮上空多次與中共以及北韓的MiG-15戰鬥機作戰，直到1951年12月他與其他機組人員返回美國為止，而他在回憶這段歷史的時候也不遮掩的表示自己並不喜歡共產黨與共產主義，且認為他們是威脅世界和平的亂源之一。

        此外，前美籍志願隊第2中隊副中隊長艾德華.瑞克特（Edward Rector）於戰後晉升至美國空軍上校，並且擔任美軍軍事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and Advisory Group）空軍組的組長，當時台灣的處境非常困難，中共人民解放軍空軍已經由蘇聯手中取得了MiG-15噴射戰鬥機，然而中華民國空軍卻依然再使用老舊的F-51野馬機與F-47雷霆機兩款2戰時的螺旋槳老舊戰鬥機，自然使得空優開始向中國大陸頃抖了過去。

        抵達台灣的瑞克特首先親自訪問了裝備F-47以及F-51戰機的5個中華民國空軍大隊，並傳授飛行員對抗中共米格機的技巧，他首先向我國空軍的飛行員們表示儘管MiG-15在速度與性能上擁有許多優勢，但是F-47與F-51在轉彎的性能上卻更為靈活，所以一但在空戰中遭遇米格機，只要實施反轉攻擊，MiG-15自然也會轉彎閃躲，自然就暴露在國軍飛行員的射擊範圍之內，然後再將其逼得必須降低高度，來減損米格機的燃料。

        而事實上國軍飛行員也相當的信任瑞克特，其中5大隊飛行員毛節盛少尉和金華上尉便曾經駕駛F-47N雷霆機於1953年5月11日在大陳島進行偵查任務時遭遇到了兩架MiG-15的攻擊，創下了擊傷1架MiG-15的空中戰果，除此之外蔣介石也接受了瑞克特的建議，將陸軍出生，不熟悉空中作戰的周志柔撤換掉改派王叔銘接任空軍總司令的職位，曾經於飛虎隊在華時期擔任空軍第5路司令官，代表中國空軍掌管志願隊事務的王老虎與瑞克特合作的相當愉快，並協助空軍引進了F-84雷電式噴射戰鬥機。

        這些經驗使得瑞克特在日後的回憶當中表示，這是自己擔任空軍職務以來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時間，而他也經常有機會成為蔣夫人的貴賓，因此是名符其實的中華民國之友，此外加入民航空運隊，協助國軍進行補給空投、戴運部隊撤退甚至對淪陷後的中國大陸進行空中偵查任務的也大有人在，其中第3中隊的王牌艾瑞克.雪林（Erik Shilling）便是另外一個例子，他在國共內戰期間就曾經冒險駕駛L-5聯絡機飛往遭到解放軍包圍的山西省臨汾救出指揮官梁培璜之女。

        除此之外，他也在東北淪陷前夕駕駛C-46運輸機協助大批的難民進行撤退任務，並且親身經歷了大陸的撤退，目睹民航空運隊的飛行範圍逐漸縮小至重慶、桂林、廣東與昆明等西南大後方，甚至還經歷過一次飛行意外，當時他駕駛滿戴物資的C-46在桂林上空遭遇暴風雨，隨後右發動機又發生故障，逼得他必須在高空中把大批物品拋棄掉，才勉強飛回了桂林保住了一條小命，而他後來也跟隨民航空運隊撤往了台北。

        韓戰爆發之後，美國正式與中共進入了敵對狀態，而民航空運隊也在中情局的指導下開始在遠東地區執行空中偵查任務，協助印尼訓練飛行員的雪林也因自己過去在華的作戰經驗而被羅伯特.饒士和（Robert Rousselot）選中參與了民航空運隊的大陸偵查或滲透任務，他於1954年由沖繩的佳手納基地駕駛DC-4運輸機起飛，分別在上海與漢口週邊投下了中情局所訓練的特務人員，除此之外還意圖在空中找出中共解放軍雷達站的所在位置。

        這段期間，他分別駕駛DC-4、C-54E與C-118等飛機執行任務，由佳手納與克拉克基地起飛飛遍了重慶、漢口、柳州與南寧等大江南北，偶爾也會在執行完任務之後降落於台灣，每次執行任務時雪林都深恐自己遭遇中共MiG-15，不過很幸運的他都沒有遭遇到任何攻擊，有一次在飛到重慶執行完空投特務人員的任務之後，他與瑞克特兩人分別受到蔣夫人的招見前往官邸，並且接受宴請，而蔣夫人當時表示自己一直等到雪林執行完任務之後才睡得著的話也讓他大受感動。

        當越盟的軍隊與法國人在法屬印度支那開戰之後，雪林也駕駛著C-119運輸機前往這個滿是戰火的土地為在奠邊府遭受武元甲圍困的法軍空投過物資，儘管這些最後都無法阻止共產勢力在東南亞的擴散，以及日後美軍身陷越南泥沼的危機，不過雪林等民航空運隊的飛行員也都為了阻止赤色勢力的蔓延而做過努力，除此之外，現任飛虎協會會長的理查.羅西（Richard Rossi）也在戰後參與過民航空運隊的任務，為美國與中華民國戰後的軍事情報合作盡過一己之力。

        當然，也有些飛虎隊的成員並沒有參加民航空運隊或著美國空軍，不過他們依然以民間的力量協助過台灣發展自身的空中武力，其中支持中華民國最力者莫過為第2中隊隊長大衛.李.希爾（David Lee Hill），他在志願隊時期就已經與蔣家相當親近，在他的回憶錄中便指出曾經因不滿第1中隊的飛行員，日後成為美國陸戰隊航空隊黑羊中隊王牌的派比.波音坦（Pappy Boyington）因為在蔣介石面前酒醉不堪的形象而大為不滿。

        除此之外，希爾也認為美國對於中華民國政府失去大陸要付出很大的責任，並指責史迪威、戴維斯與謝偉斯等親共美國軍政人士有意為導致中共勢力坐大的罪魁禍首，並且認為中國共產黨對於世界的威脅不會輸給日本軍國主義，反共與支持蔣氏夫婦的心態是相當明顯的，有時候支持中華民國的態度甚至遠超過美國，在回憶錄中還指責了羅斯福總統命令暗殺蔣委員長的計畫，可與陳納德相提並論，此外王叔銘、周志柔、毛邦初、羅英德還有李成源等空軍大老也都是希爾的朋友。

        希爾對中華民國空軍最大的貢獻就是受諾斯洛普公司之託，赴台洽商F-5戰鬥機售予台灣的事宜，而他也趁機提出了由我國與美國聯合生產F-5E中正式戰鬥機的點子，並得到了美方的採用，而F-5E也是在2代機抵達我國以及IDF經國號戰機出廠前這段期間，台灣空優的最大保障，另外他也協助我國空軍由美國取得10架T-28教練機，作為空軍官校訓練飛行員的飛機使用，由此可見這些飛虎老兵對我國空軍的影響相當深遠（註一）。

友誼的延續

        戰後飛虎隊老兵們組織了飛虎年會（Flying Tigers Association），並且於1952年6月28日，首度於美國加州的好萊屋舉辦年會，會中邀請了陳納德夫人陳香梅以及中華民國總領事江易生擔任貴賓，而飛虎協會的成員也會前往台灣訪問，跟中華民國政府的友誼也並沒有因為對日戰爭的結束而有任何減少，外加當時中國共產黨正與美國交惡當中，所以他們自然也將領導抗戰的中華民國視為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

        對於在戰後出生於台灣的許多年輕人而言，飛虎隊無疑是美國援華的精神象徵，尤其是在紀錄片「中國之怒吼」當中，漆著鯊魚牙的Hawk-81A2戰斧式戰鬥機更是經常出現於螢幕當中，與日本人屠殺中國民眾的畫面型成了強烈的對比，而擁有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血幅也一直都是台灣軍品收藏家所熱愛的收藏品，畢盡這是見證那段難得友誼的一個精神象徵，也是美援得以持續的主要歷史淵源之一。

        我國空軍對於飛虎隊的評價也都是相當正面的，其中在空軍總部情報署所編寫的《空軍抗日戰史》叢書第9冊當中，對於美籍志願大隊在中國的作戰有著如此的描述：「該大隊人員，率皆剛毅果敢，作戰英勇，協同我國及盟國空軍，屢予日寇以嚴重打擊，將敵空軍力量，吸引於西南滇桂前線，使我大後方逐漸以至於完全免除空襲之威脅，重振頹廢之民氣，堅定必勝之信心，豐功偉業，未可煙沒。」

當美國逐漸與中共修好關係之後，飛虎隊更是中華民國政府維持對美關係的最後希望，當蔣介石於1975年4月5日去世後，飛虎協會於7月7日的年會，由希爾發表了以下的談話來肯定先總統對於領導中國抗戰反共的貢獻：「美籍志願大隊是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成立，蔣夫人當時一直稱呼該隊隊員為『我的青年朋友們』。蔣總統為美國的忠誠朋友．也為自由世界領袖中對抗共產主義最傑出的領袖。中華民國在這位畢生為人民線生的卓越領袖領導下，目前成為世界最進步的國家之一。」

        除了由駐美大使胡旭光代表政府頒發抗戰紀念獎章給志願隊的老兵之外，蔣夫人也在電報中再度懇求這些老朋友對面臨外交危機的中華民國伸出援手：「飛虎隊員一向忠於自由精神與原則。在烏雲四合，響起威脅性雷聲之時，盡你們之力量，就這種不幸定會經過的暴風雨，向美國警告，將是你們的神聖工作．最近，你們這些位中國的真正朋友定也讀到或聽到我們千萬人民所流露的令許多訪客感動的深切悲傷之痛。」

        尤其是當美國與中共建交即將明朗化的1978年，飛虎協會還組織了80人於6月5日對台灣進行了5天的訪問，由空軍總司令烏钺上將親自接待，並且先後會見了國防部長高魁元、參謀首長宋長志以及前航空委員會主任周志柔等，然後又先後到台北新生公園與慈湖向陳納德銅像以及蔣總統致敬，除此之外還向空軍總醫院捐獻了小兒科病房的醫療設備，並遊覽了烏來以及東西橫貫公路，受到我國軍民熱情接待。

        而希爾也在會上再次強調美國與中共的建交將是錯誤的政策，還表示美國人民將不會允許卡特政府背叛中華民國的行為發生，儘管最後美國依然於隔年宣布承認了中共，並且與台灣斷交，不過飛虎協會的成員依然選擇中華民國作為中國政府的代表，在年會上依然掛出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並且繼續到台灣來打氣，曾任陳納德翻譯的空軍大老李成源甚至還表示台灣省主席周志柔逝世前，還特地請希爾從美國到台灣來與他見最後一面，由此可見飛虎隊老兵們與我國的感情一直是相當堅固的。

        隨著中共於19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對岸也開始承認了飛虎隊援助中國抗日的那段歷史，並意圖藉機拉攏美國老兵來孤立台灣，同時爭取對日抗戰的正統領導權，不過早期無論是飛虎協會，還是駝峰與14航空隊協會都拒絕前往大陸舉辦年會，僅有個別人士回到舊戰場憑弔老戰友，然而令人吃驚的卻是當時的中國大陸居然沒有多少人熟悉這段歷史，許多人甚至連飛虎隊以及14航空隊的區別都分不出來，因此台灣佔了很大的優勢。

        直到1985年之後駝峰飛行員協會的人員才開始組團訪問中國大陸，再來是14航空隊協會，不過飛虎協會卻始終站在支持中華民國的立場而沒有動身，而即便連過去參加過中國遊說團的陳香梅也開始往返兩岸為蔣經國與鄧小平傳遞訊息了，不過飛虎隊與台灣的友誼也在李登輝執政之後漸漸衰弱，1994年飛虎協會再度組團訪問台灣與泰國，然而到了1年之後他們便開始訪問中國大陸，對於台灣也就漸漸疏遠了。

近年來我國與飛虎協會的來往

        隨著蔣經國總統於1988年逝世，台灣也就進入了李登輝的時代，而對於戰爭的認識，曾經作為皇民，兄長於菲律賓遭到美軍炸死的李登輝自然與那群跟隨兩蔣到台灣的老國民黨軍人士有所不同，自然也不會對於飛虎隊存有什麼革命情感的，許多李登輝這個年紀接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籍精英對於當時轟炸過台灣的美國飛機更是不會有任何的好感，畢竟當時「米英鬼畜」與「支那人」同樣都是皇軍的敵人。

        隨著主張本土化的民主進步黨崛起，過去抗日戰爭的歷史都被視為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政治宣傳，歷史的主流逐漸轉向了台灣史的研究，而當陳水扁於1993年贏得台北市長的寶座之後，不但開始以「終戰」來稱呼台灣光復，同時也於1995年將台北新生公園改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時，將陳納德銅像移往了台北松山機場的航道綠地上，這個舉動終於激怒了許多飛虎隊的老兵，也讓1994年的台灣之旅成為了絕饗（註二）。

        對於陳納德雕像被移出新公園，飛虎協會以訪問中國大陸表達了無言的抗議，他們與第14航空隊協會還有駝峰飛行員協會的成員，還有韓戰F-86空戰英雄費席爾（Hal Fischer）遊覽了北京、南京、上海、西安、桂林、昆明和廣州等地，不但重遊了雲南與廣西的舊戰場，也到南京祭拜了航空烈士公墓裡面的老戰友，還跟中共人民志願空軍在韓戰中擊落過費席爾，作為南京航空聯誼會代表的韓德彩會面，相談甚歡。

        即便如此，當時許多中國大陸的民眾對於飛虎隊的歷史依然一知半解，甚至不知道飛虎隊這個外號的真正意思，畢竟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之下，這段歷史長年也是被隱瞞的，中共在教科書中不但宣稱日本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被中國人民擊敗，同時也否認了中國曾經接受外國支援的歷史事實，這些公然扭曲歷史的行為曾經讓許多飛虎隊老兵感到相當不悅。

        儘管在許多歷史的認知上，飛虎隊與中國共產黨政府有顯著的差別，不過隨著在雲南滇池發現志願隊墜機殘骸的消息之後，也讓飛虎協會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更為緊密，起初該機被認為是第3中隊王牌英雄查理斯.歐德爾（Charles Older）的第68號Hawk-81A2戰斧式戰鬥機，後來則被認定是1942年4月28日由第1中隊飛行員約翰.布拉克邦恩（John Blackburn）所駕駛，墜入滇池的P-40E小鷹式戰鬥機。

        盡然傳出了在雲南發現飛虎隊戰機殘骸的消息，也自然就讓飛虎協會的主要交流對象由台灣轉向了中國大陸，並且開始透過由傑夫.格林（Jeff Greene）成立的「美中航空歷史遺產基金會」（The Sino-American Aviation Heritage Foundation）與中共政府進行接觸，希望能早日打撈出這架被視為飛虎隊最後遺跡的P-40E戰鬥機，並將其運回美國本土展覽，也讓已經由理查.羅西主導的飛虎協會與中國大陸開始進入了蜜月期。

不過由於當今中共依舊不忘強調自己是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依舊持續抹殺國民政府領導抗戰的地位，進而也就等於沒有客觀公正的來評價這段歷史，羅西的女兒麗迪亞（Lydia Rossi）就曾經抱怨過當時他們到大陸去觀看中共的抗戰戲劇，裡面僅出現少數的國軍角色，但是卻完全沒有出現任何美國人，此外即便羅西等飛虎隊員可以穿著縫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血幅的夾克在大陸進行活動，不過在許多大陸的相關介紹飛虎隊的書籍與影視中，卻仍然在避免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出現（註三）。

        雖然此時飛虎協會已經停止訪問台灣的活動，然而他們卻依然視中華民國為中國的正溯，再舉辦年會的時候除了依然邀請台北駐美經濟文化處代表參加之外，也依然懸掛著那面他們曾經用鮮血捍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而在美國舉辦的年會也依舊是邀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人員參與並致詞，其中2001年在西雅圖舉辦的年會中，駐美代表程建人就獲得邀請前往參加，空軍人員也與會頒發紀念品。

        此外在8月16日，中華民國空軍官校也在教育長賈澤民的帶領下參加了馬里蘭州的佛瑞德航空展，並從岡山空軍官校軍史館運文物赴美介紹我國空軍，而飛虎隊的人員也參與了這次的航空展，希爾、雪林與貝斯頓等人都出席了航空展，程建人也與陳香梅分別上台發言，場面十分感人，同時也突顯出了我國政府不重視國民外交的缺失，2003年筆者也有機會到聖地牙哥參加飛虎隊年會，當時看到一群老外懸掛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讓人實在感到這比花一大筆錢進入聯合國而來得有效多了。

        在那次的年會當中，筆者深感老美在延續軍史方面確實勝過我國，比方說參與年會的飛虎隊後人當中也有12歲的小女孩，不過她們對於志願隊的歷史卻能夠講得朗朗上口，反觀台灣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連拍個電影《旗正飄飄》都能夠把陳納德來華作戰的歷史給隨意曲解，實在是直得注意的現象，現在將焦點擺在藍綠鬥爭的台灣社會難道還要等到未來由與飛虎隊毫無歷史淵源的中國共產黨來解釋這段歷史嗎？

註譯

註一：第3中隊王牌飛行員，陸軍出生的羅伯.T.史密斯（Robert T Smith）的兒子布萊德.史密斯（Brad Smith）在接受筆者訪問時，曾經指出其父在戰後就業於洛克希德公司，對於F-104星式戰鬥機售予台灣的採購案似乎也扮演了一定的推手。

註二：陳納德銅像已經於2006年8月12日移往花蓮空軍基地的飛虎隊紀念館，駐防花蓮空軍基地的空軍401聯隊前身正是中美空軍混合團第5大隊，並長年使用繪有飛虎圖騰的圖案作為隊徽，儘管近年已經將隊徽改換為阿美族太陽神，不過空軍依然研習傳統，在花蓮基地蓋設飛虎隊紀念館來傳承這段歷史，筆者深感敬佩。

註三：2005年在芷江舉辦的抗戰勝利60週年活動中，由於飛虎隊老兵大多年長而僅剩下羅西參與了盛會，當中中共甚至還請出了新4軍的老兵參與紀念飛虎隊的活動，實在是有點文不對題，而事實上志願隊也沒有到過芷江作戰，真正在芷江目睹日本投降的應該是中美空軍混合團的第5大隊，可見中共對於飛虎隊的這段歷史還是缺乏一定的了解，也因此還是有很多類似希爾這樣的老兵堅決不去大陸進行訪問的。

(摘自Sam上下論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