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山下兄之蘭州

鴻飛偶遇戰句容  嘉定城邊恨未東
紫金山畔承君讓  也曾金鎖釋飛熊
軍部狂言原幻影  田中奏摺盡成空
八年苦難應強記  南海鄉聞葬巨龍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六點鐘，由第八中隊暫時調來南京陵園圖書館臨時幫忙工作的喬特務員，將還沒有起床的白天班警戒人員，第二十四中隊的飛行員一個一個地叫醒。六時十五分去用早餐。六時三十分就要去機場，好讓昨天夜班的人員回來休息，這是第二十五隊。二十四隊和二十五隊一般說來是每隊負責一天的任務，這是從九月二十一日以後的特別規定。

        八月十四日，日本空軍發動向我們猛烈攻擊，我空軍人員誓死抵抗，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我空軍在上海、杭州、南京、句容谷都打了很漂亮的仗。八月十七日開始，空軍前敵總指揮部就決定將第三大隊的三個中隊、第四大隊的三個中隊，和第五大隊的兩个中隊，一共八個中隊集中在南京、句容兩地，統一運用、統一指揮。

        這三個大隊大隊長是第三大隊長蔣其炎駐在句容；第四大隊大隊長高志航於八月十五日受傷，由王天祥接任，駐防南京。王天祥於八月二十二日在上海陣亡，九月下旬由王常立接任。王常立接任一個星期，於十月五日就受了重傷。

        第三大隊大隊長蔣其炎亦於九月十九日，在南京空戰中被日機擊落，第三、四大隊就沒有大隊長指揮了。

        揚州方面的第五大隊大隊長丁紀徐，於八月二十日作戰失職，交軍法撤職查辦。揚州方面第二十四及二十五兩中隊到南京集中，因此，自九月中以後，南京就由各中隊聯合編組，而由前敵總指揮部直接負責指揮各中隊，因為此時連大隊的人選，都不容易提出夾了。

        至於中隊長方面：第七隊是霍克機成立的第一個部隊。可是老隊長王天祥陣亡，新隊長郝鴻藻在上海作戰被打了下去，副隊長劉宗武於九月十九日南京之戰受了傷，我本人於開戰之前是第七隊分隊長，於八月十六日奉命調到第二十四中隊接任副隊長(原副隊長梁鴻雲於八月十四日陣亡)。其他的隊員如劉領賜、楊慎言、楊春瑞、高品芳、趙世琦、揚孤帆等，調走的調走，傷亡的傷亡，剩下徐葆昀和范濤兩位，我乾脆帶他們到第二十四隊來，如此，第七隊就算結束了。

        第八隊是最老的一支部隊，飛的是義大利FAIT-CR32機，情況卻也好不到那兒去，隊長陳有維受傷住院，副隊長劉熾徽、分隊長黃居谷、蔡志昌和其他兩位隊員都陣亡了，最後留下隊員岑澤鎏一個人，天天守著一架飛雅特機，他盡了最大的努，每次作戰他必定参加，卻於九月二十二日南京之戰中，被打了下來，第八中隊亦就如此停下來。

        不過第七隊和第八隊雖然飛機沒有了，飛行軍官也死傷殆盡，可是機械人員和事務人員還是完整的。他們是當時南京作戰飛機修理維護的主要力量，必須有人帶著，否則他們連薪餉都領不到，於是前敵總指揮部徵得我個人同意，明令發佈我為「第二十四隊副隊長並暫兼空軍第七隊隊長」。因此，我除了白天忙於飛行工作以外，晚上還得處理些第七隊和第八隊的雜務，如分配工廠工作，準備撤退時之人事與交通運輸安排等。

        第十七中隊方面，波音飛機已打得差不多了，蔣其炎隊長於八月中旬調升第三大隊大隊長後，中隊長就由黄泮揚接任。十月上旬，廣東方面新的飛機到達，第十七中隊只剩下兩架波音機。黃泮揚就帶著第十七隊飛去漢口。準備以廣東飛行人員為骨幹，重新組織一個新的五大隊，他們準備以廣州為訓練基地，很快地全隊走了。

        九月二十一日早晨，第四大隊飛去蘭州接收新機。第三大隊在十月初也就全部空了，除了十七隊隊長黃泮揚帶著兩架波音機去了後方之外。連一位分隊長都沒有留下來，只有一位大隊副林佐少校，也在九月中旬就去了樊城，幫新大隊長李凌雲，以廣西航空學校幹部為基幹，組成新的第三大隊。如此，東南戰區的整個空軍作戰責任，就落在第二十四中隊和第二十五中隊的肩上。

        以八個中隊工作的分量，由兩個中隊來負擔，自然是很重。而且，日本的戰鬥機已經有兩百架左右進駐了上海附近的飛機場，使得我們兩個中隊，總共不到二十架的飛機，簡直疲於奔命，平均每人每日的任務量總在三次以上。難怪飛行員們每天晚上睡下去，人人都像一隻死了的豬，幾乎每個人都在「打呼嚕」。早上六點鐘，如果沒有人去叫喚，真是起不了牀。有人在叫苦，但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如果沒有我們這幾個人在前線硬挺著，我們後方的新生力量訓練不起來。九月十九日以前，上海方而來的敵戰鬥機都是九五式，基至九一式也有；現在，卻通通是九六式，這一個大轉變，使我們比以前更艱苦了，但是，我們必須挺起腰桿，硬頂上去，爭取我們新部隊所必須的時間。

        六時三十分，全隊到了機場，我是第二十四隊的隊除長，每日警戒人員的編排是我的責任。習慣上，我總是在用早餐時，跟劉粹剛隊長先作口頭上的商討，然後將腹案寫在報告紙上，在警戒室的報告欄上用圖釘釘上，反正只有十個人，大家一看就清楚了。跟著每個人都去看看自己的飛機和機工長談談，必要時，會試試發動機，然後就回警戒室待命。

        自從九月中旬以後，我們的隊形就改用了兩機一組的編隊。經過許多次失敗的經驗，飛行時已經不再使用三機編組的戰法了，血的教訓，不容你不作改變，這一天的編組是：

第一組：劉粹剛、袁葆康。
第二組：傅嘯宇、董慶翔。
第三組：鄒賡續、馬金鐘。
第四組：羅英德、張韜良。
第五組：徐葆昀、范濤。

        這個編組的十個人中，有七位是原來第二十四隊的人員，我本人是新調來的，同時，我將第七隊剩下來的徐葆畇和范濤也一齊帶了過來。

        六時五十分，偵察飛機的天候報告是：自上海至安慶全部陰天，南京附近雲高四千五百呎，五千五百呎出雲，雲上碧空，雲下亂雲甚多，有低至三千呎者，南京至江陰間，有三處雲洞，可見陽光，但範圍並不太大。

        九時四十分，防空監視哨報告：鎮江、儀徵附近有機聲；九時五十五分，機聲由六合轉到烏衣去了。我問劉粹剛隊長「作何打算？」他反過來問我：「你說呢？」我說：「就速度言，大概是九六式偵察機，來看看天候狀況，在這種天氣裡，即使他們用大編隊，來了也不一定能够佔得很大的便宜。」他說：「那麼請你上去看看吧！」我說：「好的！」我召集了徐葆畇和鄒賡續兩個小組，作了三分鐘的會報。

        我告訴他們說：「低空亂雲那麼多，我們必須分開三條路去找。就是高空一組，低空南京以西至安慶一組，南京以東至丹陽一組。我問鄒賡續他願意飛那個位置，他表示願飛高空。徐葆畇說，他願意去烏衣方向找找看。因為他判斷敵機還會去蕪湖一帶偵察。」我說：「好，那我就去句容。」我們決定在十時十分徐葆昀一組離地，跟著鄒賡續那組起飛；我則在十時十三分離地。

        起飛前，我拿著地圖告訴張韜良，我判斷敵機回上海的路線，如果不是沿著長江的話，就必定沿著京滬鐵路，他絕對不會到雲上邊去，因為他沒有只羅盤就能飛回上海的把握。今日他沿着長江北岸，經鎮江、六合、烏衣、全椒這一線而來，很可能從南京、句容、武進、無錫這一線回去。因此，我決心在紫金山、棲霞山之間等他，找在湯山附近南北向之線飛行時，如果我向北飛，請他飛在我的右翼。如果我向南飛，請立刻轉到左翼，比我後一百呎、高一百呎。如此，我便可以嚴密的監視著南京的方向，我告訴他，我在這裡飛了兩年，這裡的地形、地貌，少有人比我更清楚。他點點頭，我們就上機去了。

        我們在雲底下盤旋，經過兩個多小時日曬之後，雲層比兩小時以前薄得多了，雲高五千呎，雲底下亂雲還是很多。不過，棲霞山方面已經有雲洞，紫金山北面也有陽光照下來。於是，我由大連山與湯山之間，向北飛向棲霞山，然後轉可來，始終對紫金山嚴密注意著。十時三十分，忽然在紫金山方西，有一點亮光反射入我的眼簾，只有百分之一秒就過去了。我猛然想起，這是玻璃的，或者是金屬的反光，我知道此刻我們在那個位置並沒有飛機，尤其是我們沒有鋁金屬的飛機，那麼，那一定是敵機到了。

        我立刻急轉向紫金山，並依靠著亂雲作掩護，說時遲、那時快，在我左前方的亂雲底，約三千呎左右，一架九六式戰鬥機向東飛行，正側著機翼向他的右邊地圖查看。我立刻向僚機打個符號，失速倒轉下去，正好對著他的尾巴，以零度射向，發射了一串子彈。他立刻垂直上升，轉眼就升入雲頂上去了。

        這時我的高度只有兩千五百呎，乃用全速升高至雲底下，同時請張韜良轉到我的右翼位置。我知道，我是絕對打中他了，因為位置實在佔得很好，而且距離似乎也够了。我想，他跑不了，他既然受傷，絕對不敢在雲上飛行，所以我帶著張韜良直接飛向句容去等他。果然沒有多久，他就從寶華山南邊的雲洞穿下來，我以全速度追下去，直到丹陽，我正想再次射擊，可是射程太遠。他也以全速東飛，當我用盡了馬力，想再靠近一點時我發現他機身有縷白色霧狀的氣體，連串地從右翼後漏出來，形成一條白線。我很清楚，我已打中他的油箱了。

        這時，我比他高約五百呎，但是，我追不上他。過了無錫，快到崑山白色的霧線忽然間就沒有了，他飛機的速度突然明順地減低。我知道，他的汽油漏光了，我在崑山上空追上了他，見他已經在地面迫降，同時看著他的飛機翻了過去，那是在嘉定東邊的一塊田地上。

        我告訴張韜良，請他在上空掩護，我在一百呎高度盤旋了二十五分鐘，很快地一群士兵從附近跑來，將飛譏的尾巴提起來，把飛機翻正。一會兒，布板符號出現在平地上，符號是三○二團，這必然是一個訓練有素的部隊。據我的經驗，能够在這麼快的時間擺出符號的，在那個時候是非常非常之少。我看著他們將日機飛航員由飛機內抱下來，再放在擔架上，我就帶著張韜良飛回南京。當飛機停下來，看看時間，己經是十二點十三分了.

        降落後，正在告訴機工長填寫飛行時間，總站定前線陸軍第三○二團姓常的團長來長途電話，說要找二四○四號飛機的飛行員說話，我說你還沒有回來，他走示二四○四號飛饞打下的日本人已經捉到了，人是昏過去了，但還是活的，請空軍立到派人去接回後方。我說：「是有那麼一回事。我正想報告您呢！」於是我擺開了地圖，詳細向他們說明地點，和地面應走的路線。石邦藩總站長已經組成一個小組去運那九六式飛機，他們拿著我的地圖就出發了。

        不一會，丁普明副總站長給我接通了嘉定三0二團的電話，那邊一位軍官說，常團長到前線去了，我問他那位日本飛行員怎樣了？他表示在飛機翻過來時就昏了過去，似乎左臂是腫大了，已經給他敷上了雲南白藥，還縛在擔架上。剛才醒了一下，現在又睡著了，他不肯說話，前線也沒有人會說日本話，因此，請空軍立刻派人來將他運走。我告訴他，人已派出去了，可能明天上午才能到達。接著，石邦藩、丁普明、劉粹剛等人面前，將詳細情形說了一遍，並請前敵總指揮部登記羅英德、張韜良合擊九六戰鬥機一架，並俘虜山下七郎上尉一員。如此，這事就算辦完了。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十七時十分，我單機偵察上海方面至羅店、瀏河一帶前線狀況任務回來。剛到站部，石邦藩總站長就向我招呼，走近他的身旁，我問他：「老師有什麽紛咐？」他說：「二十六日俘虜的日本飛行員接同來了」。我說：「好的，我馬上去肴看他。」他笑笑說：「我正在等你回來一同前往。」我馬上拿起電話撥給指揮部丁炎科長，向他報告了我所見的前線狀況，和第一線地圖對照了之後，我就起身要走。這時劉粹剛隊長來說，傅分隊長在當塗被擊落了，我問他情況如何？他說還不知道，不過似乎不會好到那裡。不問可知，又是凶多吉少了。我問他去俘虜收容所去不去？他說沒有時間，於是我叫張韜良去拿些香煙和水果，就跟著石邦藩上了卡車開向中央體育場去。

        俘虜收容所設在中央體育場的「看臺」底下。平時作為運動會時的辦公室，是三合土的建築，倒是非常堅固。目前是戰爭時期，沒有體育活動，所以俘虜收容所就設在這裡。航委會在房子外邊做了一段木做的圍柵，木柵門外站著一個衛兵，推門進去是一個草地的大院子，中間一段短短石子路對著並排的兩道門。進去後，才知道是兩個頗大的辦公室，用木板間隔成五個小房間，和一條去廚房及廁所的小通路。警衛旅長萬用霖派來了一位上尉，帶著六位槍兵和一位日語翻譯官，住在一邊的三個房聞，另一邊兩個小房間就住了三位日本戰俘。

        我曾一位一位地細心看過他們的紀錄。第一位觀察員，他的右臀受傷，用很髒、很髒的布包紮著，全身發出臭味，並帶有很濃的腥血味。我指指他的右臂，他動一下，「唉喲！」一聲就昏過去了。他旁邊地下坐著的一位是水上飛機的飛行軍曹，屬於能「登呂母」艦。飛機迫降於靖江邊的沼澤地帶，偵察員死了，他還活著，腿骨斷了。還好，兩個星期前，由裘景仲醫官給他動手術，現在包了石膏，不能走路。我請翻譯問他那位少尉的情形，他說：「那位少尉八月十五日在曹娥江被擊下，當天在杭州給他包紮了傷口，直到現在，四十三天了，沒有換過一次藥，可能手臀部的皮肉都腐爛了，他每日都叫痛，每次痛得厲害就昏過去。我心裡想，我必須想個辦法，憑這位警衛旅派來的陸軍上尉，也又能怎樣？我問問他為什麼不請人幫忙，他說：團部裡根本沒沒有醫官。是的！這是正確的答案。

        我們進去另外一個房間，睡在地下的就是山下七郎大尉。在戰地的運輸非常繁忙，敵人飛機對交通的轟炸也非常厲害，他們走走停停，足足花了兩天時間才回到這裡，每個人衣衫都盡濕了，真是辛苦！

        收容所有一位能說日語的翻譯，他本來是第七隊機務室的器材管理上士，名王少康，浙江黃嚴人，為空軍第七隊隊長王天祥的族人，於上海同文書院畢業後，在三井洋行工作過一段時間，後來他的父親以替日本人工作為恥辱，乃由王天祥帶到第七隊工作。周鳴湘知道他會日文，調升他為准尉本級翻譯官，有了他，我就方便得多了。因為我們是第七隊老同事，而且在第七隊裡，我是專鬥管理機械部門的分隊長，他早就認識我了。

        據運送的人員說，山下七郎自從由飛機抬下來時就昏了過去，不過脈搏呼吸還好，但一直昏睡。直抵達南京時才張睜眼啃，四處張望，喝了一杯水，給他麵包，他沒有吃，又睡過去了。可能是飛機翻過去時，將身體某部位壓傷了，路上沒有醫生，也無法幫他檢查。我摸摸他的衣服，內外衣都像泡在水裡一樣，全部是水，我問押運員何以如此？他說，在路上遇大雨，不只是他，每個人都濕了。我無可奈何地看了石邦藩一眼，他用手摸摸山下的額頭，糟了！他在發燒。於見立刻拿起電話，要總站的醫官馬上帶人來看病，同時命事務人員馬上去夫子廟的舊衣店，買六套單衣褲，和三套棉衣褲來，以便他們三個人換穿。

        大概個把鐘頭，衣服買回來了。同時，裘景伸科長也帶了兩位醫官同來，工作人員將他濕透的衣服換下來，才發現他的左臂腫了，很可能是壓傷的。幸好，骨頭沒有斷，立刻給他包紮好，同時餵他吃消炎藥，然後讓他睡下去。其實，他是迷迷糊糊，根本就沒有醒過。

        龔定中醫官是我很熟的朋友，我馬上拖他過來替這位少尉觀察員換藥，裘科長說他來看看，看完了就只是搖頭，原來手臀上包紮的紗布，已經和右臀的皮肉長在一起了，分不清那是膿？那是血？那是污泥？必須將衣服剪開，一分一分地刀剪並用，才能將爛了的肉和污泥混在一起的紗布拿出來。這時，少尉先生已痛得昏過去，不省人事了。我很佩服他，他痛得那麼厲害，竟咬著牙，沒有叫過一聲。我看著裘科長替他清洗，一塊一塊地將爛肉割去，然後敷上藥、包紮好，並給他換上新衣服之後，石邦藩帶著找們一起到附近的回教館子吃牛肉麵，已經八時十分了。

        吃完了麵，裘科長等先回辦公室，石邦藩和我又同俘虜收容所去。這時山下七郎已經醒過來，石邦藩就請王少康告訴他：「這位羅英德就是將你打下來的人。」他翻翻白眼地說：「我的油管漏汽油，油漏光了，但決不是你打下來的。」聲音非常弱小，轉身又閉上眼睛。我叫王少康告訴他，他的油箱被子彈打穿了，汽油漏光，不過，我們目前不談這個問題，要緊的是，他要多吃東西，等恢復了健康，再談其他。

        看看隔壁房間，那個少尉已經醒過來，就過去跟他談談，他始終不願說出他的名字，我們也不再問(山下七郎的名字是他在飛行衣上寫著才知道的)，他吃完一個麵包之後，對王少康說，他很感謝我請軍醫來給他換藥，不過，他是敗軍之將，不應當再敷藥，應該讓那些肉爛了就自然死去；現在既然敷了藥，他也沒有話可說了，他只能說一句慚愧和多謝。我對他說，他這種想法是完全錯了，我們都是軍人，為國家而戰，那是本分，所不同的，是日本軍人為日本充滿野心的軍閥所發動的侵略行為而到外國打仗，而找們中國軍人則為捍衛國家的生死存亡而浴血抗戰。我和他本身都無仇恨，他雖被我們擊落了，但對他的國家已盡了最大的努力，無愧於日本國民了。

        我問他有沒有家人，他說有一位二十一歲的妻子和一個八個月大的兒子，可惜以後再也見不到了。我告訴他，要好好地將身體養好，我保證他絕對可以回日本去，見到他的妻子，我們絕對相信，這個戰爭日本必定要失敗。他將來回日本時，可以見到那時候的日本人對所謂「大和魂」和「武士道」都必然有一個新的詮釋。並且，希望他能在這段停留在中國的期間，細心地去體認中國文化的偉大。

        從此以後，我差不多每晚經過都停下來看看他們。我怕的，是我們士兵們會虐待他們，尤其要給他們換藥。這期間，白天來看他們的人也很多，如賴遜岩、高志航、劉興亞、羅機、丁炎，和情報小組等的人員都來過。有一天，我對山下說，他們三個人要不要寄封信回家，告訴他太太和小孩，說他們還活著，我可以從香港替他們將信寄回去。他們考慮了一天，第二天告訴我，他們不要這樣做，怕影響家人的安寧。

        十月五日，第二十五隊調去土橋機揚駐防，南京只有第二十四隊一個中隊的九架飛機(分隊長傅嘯宇於二十八日受傷，於五日死亡)，我們第二十四隊的工作更忙了。飛行員行日出動次數，總在五次以上，反正，我們只有九架飛機和九倜人，所有的籌碼，統統就在這裡了。

        十月六日，馬金鐘戰死於青龍山、十月十二日，曹芳震陣亡於燕子磯、十月十四日，張韜良陣亡於六合、范濤陣亡於來安。十二日和十四日兩次空戰中，我的飛機亦都傷得不輕。十四日，我的左翼被擊中三十二發子彈，幸而人還平安。然而，隊上卻只剩下劉粹剛、徐葆畇、董慶翔、張若翼和我五個人，因為王倬和袁葆康兩人調出去了。到了十月二十日工廠修好了三架飛機，於是敖居賢、鄒賡續、張慕飛三個人調進來，總靠有八個人，熱鬧多了。可是工作太多，隊長劉粹剛的精神開始有點緊張，難怪他行為變得粗魯，這是過度疲勞的結果。我還好，我沒有家眷，沒有精神上的負擔，任務來了，屁股一拍就上飛機。

        十一月中的某一天，我曾出動了十三次，我的體重亦由一百三十二磅降到一百零三磅。周至柔主任很堅持地請醫生來給我們作全身檢查，都是健康的，就是過度疲勞而已。不過，我還算好，我除了出任務之外，就是睡覺，不管在那裡，坐下來就會打呼嚕，這是惟一能侈恢復體能的辦法，因此，許多天沒有去俘虜收容所看他們。

        十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十分，我由前線偵察瀏河口及其以西白茆口一帶，敵軍之運輸艦隊及敵軍輜重之登陸情形回來，本來預定是周鳴湘在休息室等著我回來後，立刻報告全偵察情況給指揮部，以作當夜作戰之參考。我正拿起一瓶牛奶在喝，周鳴湘右手拿著一支左輪手槍，鐵青著而孔，一邊走、一邊說：「忘八蛋，我非斃了你不可！」問他為何那麼地生氣？他說，俘虜人員立刻要去漢口，等船轉去四川，那個飛行軍曹不肯走，怎麼說都說不通。，並且用他鎖在手士的手銬，打傷了一個衛兵，所以我斃了他。我跑過去看肴，見一輛卡車上六個槍兵和山下上尉及那個少尉，那個飛行士就死在車旁的泥坑中。我命令卡車不要走，等我十五分鐘。然後我馬上將偵察報告，就地圖上和周鳴淵、情報科長丁炎兩人解說清楚，報告總指揮部以後，立刻將休息室裡已戰死的飛行員，掛在那兒的冬季飛行衣，拿下了十五件，並請工友替我拿了四大箱奶粉、四大箱餅乾、四大箱香煙，都是用不完的慰勞品，交給了領隊的陸軍上尉。告訴他，此去四川要在路上過冬天，飛行衣是每人一件，食品大家用，千萬不要分彼此；尤其是不要為難兩位戰俘。

        同時，我請王少康翻譯，告訴山下和那位少尉幾句語：這是戰爭，我們都是軍人，必須服從，人是活著總比死了來得好；而且他們兩人都有妻兄在家裡等著，千萬要留著活命，將來好相見。此去四川，旅途千里，生死難卜，但總應在求生方面下工夫，千萬要服從上尉押運軍官的命令，不要學那位飛行軍曹的樣子。最後，我告訴山下七郎，很抱歉將他打下來，但是，這是我的工作，如果我不小心，也會被他打下來。而且，今後不知道那一天，我可能也會被他們的飛機打下來。他們此行目的地是重慶，如果大家有緣分，會在重慶相見，如果他在重慶沒有見到我去找他，那我就是戰死了；人生就是刻此，也許他的運氣比我更好也說不定。總之，希望他能好好地跟中國人合作，留得青山在最是要緊，要他好自為之。

        王少康譯後，他緊握著找的手，不肯放開，他哭了。旁邊那位飛行少尉更放聲地大哭起來。我說：「走吧！你們關山萬里，前途多艱，善自珍重，我們重慶見面好了。」我悵惘地看著汽車發動，慢慢地遼離我的視線。

        十月下旬開始，作戰更為困難了。第二十五隊調回武漢改入第三大隊；第二十四隊本來還有八架飛機，十月二十六日，劉粹剛率領四架去太原，當晚劉粹剛失事殉國，南京方面，只有我帶著董慶翔、敖居賢、張若翼等幾個人，支援著上海方面大軍轉進。直到十二月六日下午，我在安慶接到由敵前總指揮部作戰科長羅機親日帶來了命令，令我於十二月七日晨四時五十分前，抵達南京上空，掩護最高統帥飛機。任務完成後，於十二月八日飛南昌，奉命將第二十四隊交新任隊長梁亦權接長，然後本人則奉調俄國空軍志願隊工作。

        十二月九日，我將第二十四隊交梁亦權後，我還得去漢口將第七隊及第八隊留在漢口的人員交代清楚，原因是九月下旬以後，第七隊及第八隊的飛機和飛行員都沒有了，但地勤人員還有七十三人，其中第七隊有三十四人，第八隊有三十九人。這些人員每日還有工作，於是前敵指揮部臨時發表我暫代第七隊隊長，以帶領這七十三個人員。

        第七隊及第八隊兩隊的番號，由廣西前空軍第一隊及第二隊接收改編而成，為另一個新的第三大隊，大隊長李凌雲，副大隊長林佐，第七隊隊長為陸光球，第八隊隊長呂天龍。十二月十日空軍前敵總指揮部令我到漢口辦理第七、第八兩隊人員的交接工作。

        十二月十一日我到了漢口，在漢口日本租界有兩幢大房子是我第七隊的隊部。這房子是日本三井洋行所有，目前我們住了一百七十人，有一大部分是眷屬。我在航委會見了林佐和呂天龍，將部隊人員名冊交給他們，可是他們只要機械及軍械人員，共他文職人員及事務人員都不要，因為他們已經有了。我只有交由航空委員會人事處另行調派，於是立刻派了七輛大卡車，將第三大隊所需人員當時就運走，第七隊、第八隊其他人員就暫時留下待命。

        航空委員會在漢口舊日清公可辦公，當我入門口的時候，正好遇到王少康出外辦事。我問他關於他們的情況，他一見到找，眼眶一紅，就哭出聲來了。我請他慢慢地說，原來他們千辛萬苦到了漢口，可是沒有地方住，目前暫住在日清公司的地窖裡，連米都沒有，又沒有那個單位肯管他們的事，因為警衛旅萬旅長人還沒有到，這幾天連買幾個饅頭的錢都沒有。我跟他到地窖去看一看，簡直不是人過的生活;！裡頭暗得連對面的人都看不到。地面上有一吋左右深的臭水，日本人撤退的時候，將排水系統破壞，使得上邊還浮著大便，木板上坐著男男一女女十多個人。

        那位陸軍上尉出去找他的長官去了。大約過了五分鐘，我的視力才能適應，見到山下七郎，我馬上對他說：「這是戰爭，你們都辛苦了。但是要知道，許多民眾比你們更不如，你們要堅強起來，我馬上替你們想辦法改善。」這個時候我聽見有女人的哭聲，正好，那上尉管理員也回來了，我問他找著他的團長沒有？他說沒有，因為他們是乘汽車來的，而團部卻要由安慶步行到漢口，還沒有到。

        我拖著他和王少康，馬上去二樓找周鳴湘秘書，將前後情形告訴了他，他表示可以先發餉給他們，給養三個月，但房子沒有辦法。一則漢口沒有房子了；二則他們正待船去重慶，不必找房子了。我說，如果我找得到房子是否可以給他們住。他說：「我比你清楚，你不會找得到啦！」於是我問他，我可不可以見見周主任？他拿起電話，問揚卜坐，說主任有空，我馬上就上去，將情形詳細向主任報告，我說：「我是飛行員，可能明天就會被打下去，我不忍心想像我會有那種生活。」他想了三分鐘說：「好，你和鳴湘商量好了。」

        我馬上去周鳴湘處，請他派我兩輛大卡車，同時回地窖去，叫他們立刻準備搬家，並吩咐那位上尉，立刻去總務處處長室，支領三個月的薪水，和生活給養等項。周鳴潮問我說：「羅英德，你發神精病麼？你那裡來的辦法？」於是：我告訴了他，我的做法：

        第七隊和第八隊全體人員乘船到漢口之後，有機械士、軍械士及文職人員連眷屬共有一百幾十人，他們以「代理隊長羅英德」的名義，分配了日本租界三井洋行的一間大房子，並且有員工宿舍大小房間二十六間、厨房、日本式的男工及女工的浴室，房子很不錯。

        我造冊給第三大隊副大隊長林佐及第八隊隊長呂天龍的時候，曾建議他們全部接收，他們不肯要，只要技術人員，帶來七部卡車，將機械人且連家眷一百三十多人都接走了。常時我很不舒服，現在，我可解決了大問題。上午他們剛走，正好，下午我帶著「俘虜收容所」搬家。周鳴湘也高興了，正好他的祕書處有三家人昨天到了，沒有房子住，分他三間房子，大家都高興地上車去等。

        在門口，山下七郎看著我，我馬上告訴衛兵，將他的腳鐐打開，他說了句「阿里阿多！」我告訴王少康轉告他：在戰爭期間，一切都不能和平時相比，他要多多忍耐。他眼睛紅了，低著頭說：「在這四十天的後退行動中，我見到日本飛機對逃難民眾的無情攻擊，自己感到無限內恥辱利悲痛，日本軍應該攻擊的只有中國的陸軍，而我所見到的飛機轟炸的都是手無寸鐵的平民，日本的武土道到那裡去了？我實在在你的面前感到慚愧和悲哀！」我知道，人到底是人，他還有人性。

        下午二時左右，我們到了日本租界的房子，叫人去買了一百個麵包，和兩百個茶葉鷄蛋，讓大家填飽了肚子，然後分配了房間。指定由第八隊的喬副官負責今後的全部指揮責任，並由第七隊特務員陳嘉義協助他。這裡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第七隊和第八隊的飛行人員沒有帶走的行李，大概有二十四個大皮箱，我看來，都是人員調走時來不及帶走而寄存下來的，十之八、九都是已戰死了的人，連我自己也有一個在裡面。我想想，召集第七隊和第八隊的人，部隊已沒有了，這些東西都是殉職人員的，我將他分成三分，每隊分八個箱子，第七隊、第八隊、俘虜收容所各一分，然後大家打開箱子，平均分配。至於收容所方面的八個箱子，則由我叫鎖匠來打開，然後平均分給他們。

        這時候，我才發現俘虜收容所多了三個女人，一個是收容所管理員，那位陸軍上尉的母親(我忘記上尉的名字)，另外兩個是二十歲左右的女子，原是隨丈夫逃難，丈夫被日機炸死了，隻身無所歸，上尉的母親不忍心，在路上讓她們上車的。八個大箱的衣物，他們男女十三個人分，上尉管理員、王少康、六位槍兵、兩個戰俘、三個女人，很令他們滿意了。尤其是我將七隊剩下來的十幾件飛行衣，日本人每人分兩件之外，全給三個女的，好讓她們去改做。

        十二月十一百那一天，我從早上八點鐘和林佐、呂天龍會合，辦完了人員轉移，送走了一百三十多人，又將俘虜收容所搬了家，讓他們分了二十四個衣箱的衣物。這個時候，坐下來休息一下，忽然有一個奇怪的想法，我想請山下七郎出去洗個澡。於是我請王少康和那位上尉來，問他們沿途的情況。王少康告訴我，兩個戰俘在沿途見到我們老百姓逃難的情形，及見到日本飛機前後攻擊民眾三十餘次，皆搖頭認為那是獸性的行為。他們的思想很矛盾，他們兩次告訴他，他們很後悔沒有戰死；他們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回日本去了。我說，我想請他們去澡堂洗個澡，會不會出什麼問題。他說山下不會，至於那位日本少尉有沒有問題，那要問山下才能知道。我叫他去問一問，他回來對我說，山下表示：「羅上尉對我們那麼好，我還能給他出問題嗎？包在我身上，今天要我跑我也不會跑，放心好了！」於是，那位上尉管理員、王少康、我利兩位暫時自由了的戰俘，一起去洗了澡，吃了大三元的廣東館。

        途回他們的住處去，我對他們說，我明天一早就要回部隊去，以後能不能再見面，那是很渺茫的事，今天他們很自由，明天可能又要帶上手銬，這是規定，望他們不要介意。總之，一切要大家合作，免生不必要的事端。如果我再來漢口，我一定會來看他們。山下七郎看著找說：「我真希望能當你的僚機，好盡力去保護你。」我留下我的地址給王少康，回去空軍新生社時已經晚上十點鐘了。我覺得很累很累，但綜觀今年的一整年，從來沒有比今天更令我愉快，和自覺從心裏感受的滿足感！

        十二月十五日，我們到南昌報到。當地指揮官張廷孟上校，他說我是惟一被派到俄國志願部隊工作的一位戰鬥員。俄國戰鬥師有戰鬥機E-16式海燕號飛機六十五架，SB雙發動機轟炸機二十四架，我不知這是否編制如此，我想大概是個臨時編組，指揮官名叫波羅蓋威遜斯基，是個矮而壯健、三十歲左右的人，是西班牙內戰時，俄國志願軍的戰鬥英雄。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有硬底子的傢伙，一見到我，是位既瘦，又矮小，又被太陽曬得滿臉發黑小伙子，他就呆住了。因為他手上拿著一張由張廷孟指揮官，從人事處抄來的資料，記載我年紀二十六歲，飛行鐘點一千六百小時(教官飛行時間一千一百小時，戰鬥機飛行時間五百小時)，中美飛機製造廠試飛員訓練班畢業，在以往的一百一十五天作戰時間中，戰鬥任務二百四十三次，在常川受傷一次，住院四日即回部隊，前後的作戰任務中，飛機中彈共五次，均平安降落，三次降落機場，兩次在野外迫降。

        他攙著找的手，說歡迎我和他們一同飛行，並請我和他同住一個房間。同時，要求我做三件事：第一、第一個星期每天晚上七時至八時半開談話會，由我報告對日機作戰之經驗，並由他們提出問題，我作答覆。第二、帶他們飛行，熟識附近地形地物；南昌、漢口、九江來回一次，需二小時四十分鐘，每日帶飛四次，每次帶五位飛行員。第三、每次作戰時，我必須任他的第一僚機位置，一則使他不會因不熟識地形而迷途；二則擔任副領隊的職責。問我有意見沒有？我說只要他們的飛行員不反對，我沒有意見，事情就如此決定了。在他轟炸部隊方面，有一位我們的飛行員，名叫王世籜，我沒問他，不知道他是否則此安排。

        在這三個要求中，最麻煩的是每日帶飛四次的地形識別飛行。每日飛行四次，共計要飛九小時四十分至十小時，我可太累了，我想再找一個人來幫我的忙。我想找董慶翔或徐葆畇來，可是徐葆昀馬上要升副隊長，所以我決定找董慶翔。

        記得我剛到二十四隊的時候，劉粹剛分析隊上飛行人員的能力時，就說董慶翔脾氣不好。當時我聽聽就算了。有一次，在上海作戰，董承認他有一個炸彈誤投到找方陣地，劉粹剛很不高興要罰他，我告訴劉粹剛請他不必急，要再考慮一下。常時，他們六架飛機衝下去投彈，我是第三分隊，在五千呎為掩護他們，我看得很清楚，有三個彈在不同時間，在我方陣地爆炸。既然時間不同，就表示必定有三個人都投錯了，如今只有董慶翔一個人承認，表示他是勇敢、誠實，因為其他還有兩個人是不敢承認的。而且，他們六架飛機，每機帶五十公斤彈四枚，共帶二十四枚，只有三枚投錯了，其他二十一枚都沒有錯，那麼，命中率算是很高，他也不必生氣。

        從此，我便很注意他。自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開始，調第二十四隊，到我離開的一百一十五個日子中，相處工作過的飛行人員一共有十五人，其中除了王倬和袁葆康兩人在二十六年十月正是我們最艱苦的時候調走之外，其他十三個人中有十一個戰死了，剩下的只有我和董慶翔兩個人。記得我最後一次見他，是民國二十七年正月七日；那天，我剛剛打下了日本海軍第十二分隊長潮田良平上尉，救了俄國空軍師長波羅蓋威遜斯基的老命，才下飛機，就見到董慶翔站在那裏。我正要與他打招呼；此時，俄國飛行員都來了，他們高興得大叫，不由分說地，一下子將我放在肩頭上，就往總站部跑去，立刻開香檳慶祝，原來他們都知道我救了他們的長官，因此我來不及和董慶翔談話。就那麼一別，五十年了，我一直沒有機會和他見面，在我的印象中，董慶翔是個誠實而勇敢的小伙子，我請求調他，航委會不同意，沒幾天，聽說他升級了。之後(七十五年十月)，接了他一個電話，他已投身於神職工作，我心頭感到無限的安詳、舒適，這位五十年未見的戰友，他的精神已昇華到更高的境界了，這是我所能望而不可及的。

        民國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航空委員會的通信科科長夏滄一和我的老師張超西來南昌看我。張超西是美國麻州理工學院的前輩，教我們空氣動力學和航空發動機學，是位學養深厚的老師，後來轉到研究密碼的工作去。他們說，空軍得到不少的密碼資料，大部分從打下的偵察飛機及轟炸機內得到的，通信科計畫成立一個專業單位來研究這個問題，知道兩位日本俘虜都受過這方面的訓練，去請他們參加工作，他們不肯。據看守所的人員說，這兩位日本人對我甚有好感，如果我親自去勸說，他們可能會答應。我想想，我沒有這個把握，不過，可以去試試，就約好正月十四日在漢口見面。漢口是我每天帶飛地形識別課程都要經過的，不過這一天可以降落下去看看而已。

        在航空委員會，我見到作戰科長羅機和情報科長丁炎，跟夏滄一、張超西一起去日租界戰俘收容所。山下七郎似乎已經知道我的來意。我告訴他，第一、戰爭在十年內打不完；第二、在目前的狀況下，他回不了日本，而且回日本去也不會受歡迎，我建議他跟我們合作破密研究。山下七郎告訴我說：他們兩人已經商量過，他們不相信別人，只相信羅英德，問題是羅英德是否有權力答應他們的要求。我說：「那好極了！你們提出吧！」於是他們提出了三個條件：第一、絕對不將他們被俘的事，寫在中國空軍的陣中日記上，就說他們被俘受傷死亡好了。第二、讓他們有完全的自由。第三、在他們死亡以前，這件事情不能公布。

        我說：「那好極了！」第一、我在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作戰日記中，取消了擊下山下七郎那一段，同時在八月十五日曹蛾江會戰中，不提俘虜了飛行員的項目。第二、他們有絕對的行動自由。第三、如果我們都不死，在四十年內，我們保證不公布。

        在這個時候，王少康告訴我們，他們倆己和那兩位無家可歸的女子產生了情感。於是，由夏滄一作介紹人，由情報科長丁炎請客，羅機和張超西則送禮買家具，讓他們兩對，於一月十五日結婚。於是，這兩位日本人就成為中國空軍監察大隊的成員。同時，為了讓他們的生活比較舒適，先生在監察大隊工作，太太也成了監察大隊的雇員，既有兩分薪餉，管理上也比較方便。這個時候，我告訴他，我在七日那天打下了潮田良平上尉，他立刻呆住了。不一會兒，放聲大哭。稍後，我告訴他，不必傷心，潮田良平並沒有吃什麼虧，因為我親眼見到他打下我方三架飛機。他表示潮田是他的同學及至好的朋友，非常了不起的飛行員。你既然連他都打下來了，難怪我不如你。我告訴他，我親眼看著將他葬在江西拓林縣城邊的土堆上，將來有工夫，我會帶他去拜祭他的朋友。我也帶他去布莊，買了四分衣料送給他們作結婚禮物。十五日上午，我就飛回南昌去了。

        民國二十七年上半年，在南昌俄國志願隊工作，是我飛行最多的一個階段，光是帶俄國飛行員飛地形熟悉訓練，就飛了一千二百個鐘點。五月下旬，調回四大隊第二十一隊，在徐州會戰時，我的部隊打了一個大敗伙，自己也受了輕傷。民國二十八年秋，到了四川，再度傷了肺部，送往成都治療。有一天，山下和他的長官張超西一同到醫院來看我，令我喜出望外。我問他生活情形如何？他說很好，已經有一個兒子，第二個明春就出生了。他問我結婚沒有？我說在這兩年中，我沒有空閒來辦這種事，而且，空軍裏寡婦太多了，我不想再禍害別人家的女兒，我們相對慘然一笑。

        張超西老師告訴我，他們的工作成績非常好，日本軍隊的任何新密碼，變換三天之內，我們都能譯出來，山下七郎貢獻甚大。我問山下那位少尉狀況怎樣？他也很好，有個女兒了，兩家住在隔院，工作也在一起。他也想來，可是機器不能停工，只有改天再來了，他已經能用國語交談。最後我問他，認識不認識一位姓南鄉的大尉，他搶著問：「你又把他打下來了？」我表示，是他到南昌來找我，不過我已將他葬在南昌對岸新建縣的公共墳場裏。他默然良久，然後說：「他也是個了不起的人，以他的背景而言，他可以不親自參加戰鬥的。」我說：「他既然参加了戰鬥，就會有危險，不過我比他幸運而己。在我們三個人中，你比我更幸運，因為你已不必再作生命的冒險，有了妻兒，而且你們是患難夫妻，能同甘共苦，更值得珍惜。」他點點頭。他們走了之後，那天晚上，我睜著眼睛直到天亮。人生的際遇，什麼是好？什麼是壞？想起來，能不令人盪氣迥腸！

        民國二十九年我在第三大隊，奔忙於新疆和四川之間，三十年在緬甸停留了一段時間，三十一年春，因為在緬旬飛機迫降，受了點輕傷，在成都醫院裏動小手術，幾天就痊癒去重慶報到，就任航委會參謀處作戰參謀之職。在參謀處見到通信科長夏滄一，見面，他就拉著找的手說：「那兩位日本人發揮了很大的效用，今天日本的密碼，對我們已經不構成任何困難了。」三十年十二月三日，監察大隊就報告，日本海軍艦隊與統帥部間之電訊通信忽然間完全斷絕，很可能有大的行動出現。我們也通報了美國的情報單位；果然，十二月八日凌晨，珍珠港戰事發生了。

        同時也根據以上的電訊，很明顯地。英國的「威爾斯親王號」這條巨大的海龍，稱霸地中海最新建造的龐然大物，也沉到深海去了。據說，我們軍方自十二月八日起，即緊念地通知英國大使，九日那一天，請他們立刻通知兩艘兵艦立刻回航，但是他們並不相信。到了十日被炸沉的消息到達後，英國人真以為我們是神了。夏滄一科長希望我回成都時，好好地鼓勵他們一下，我自然樂於如此，因為我立刻就要回成都去。

        在成都我找著了張超西，他很忙，因為他們的部隊在改組擴大，由監察大隊改為監察總隊。我總算見到他們兩人，知道他們生活得很愉快，每個人都已經有兩個兒女，而且不論國語和四川話，都講得比我好。張超西作東，我們吃了一頓吳抄手，從此又分道而去，這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間的事。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結束時，我是空軍參謀處的副處長，忙於部署復員工作。九月間，去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正科班第二十六期受訓。三十五年回國，大部時間都在南京及北平等地工作。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下旬，我在西安，奉命調去駐英國大使館任武官，正準備要離開的時候，有一個人來找我，見面後，原來是山下七郎。算來，已經有七個年頭沒有見面了。

        他告訴我，戰爭結束了，他就到處找我，聽說我到外國去了，我問他，為什麼不回日本去？他說他絕對不能回去，因為他不回去，家人還可以領撫恤金過活，他如果同去，家人就沒有飯吃了。而且在這裏，他有太太和三個孩子，他沒有其他選擇，只有留下來。我問他生活如何？他表示，戰爭結束，他開始失業了，因為他的工作對象已經消失，雖然航空委員會還是每月照常發餉，但是他個人總自感慚愧。所以，他自動去一間鄉村的中學教書，教的是數學、理化和英文，孩子們也可以免費上學。這次來西安是轉去蘭州的，因為知道我在西安，所以特別停下來看看我。是朋友介紹他去蘭州教書，同時夏滄一在蘭州開辦一間「密碼研究所」，請他去工作，因此，他請求脫離空軍。

        我們喝了幾杯酒，談了兩個鐘點。最後他輕輕地告訴我說，他夫妻都是佛教徒，在他太太的佛座上，特別寫上我的名子，每日上香。他說：「我們都相信有報應，你有一顆良好的善心，羅上校，你將來會有好結果。」同時，他拿出一紀念冊，定要我寫幾個字，一則留作紀念，二則可以讓他三個孩子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他堅持得很，我乘著酒意，就在他本子上寫下這首七律：

      送山下兄之蘭州

鴻飛偶遇戰句容  嘉定城邊恨未東
紫金山畔承君讓  也曾金鎖釋飛熊
軍部狂言原幻影  田中奏摺盡成空
八年苦難應強記  南海鄉聞葬巨龍

        我不會作詩，但可以作打油詩來讀，也確實是我們相交八年中的寫實之作。

        民國三十九年六月，我由歐洲回國，查問通信單位，知道山下沒有來臺灣，我曾去電東京大使館查詢，駐日武官陳昭凱將軍覆我一個電報說：「山下七郎作戰被俘，已病死獄中，未回日本。」可是，我知道他可能還在蘭州。五十年了，遙望神州，我還記得他依依不忍離去的樣子！

(摘自中國的空軍 作者羅英德)

羅英德將軍擊落敵機的「指令」

第二十一中隊羅英德中隊長﹝中﹞和隊員合影，後為E-16戰機。

        羅英德將軍(中央航校三期生)在當時官拜空軍上尉，任空軍第四大隊第二十一中隊中隊長職。羅將軍抗戰開始日，即參加作戰，至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己有擊落敵機五點三三架紀錄，堪稱為空中英雄。來台後歷經軍政要職，晉升至空軍上將。因著有戰功，晉獲頌寶鼎、雲麾、洛書、乾元、光華、干城、勝利、星序、雄鷥、彤弓、懋續、楷模等勳獎章，及外國政府頒贈勳獎章等共三十餘座，其戰功堪道述者甚多，因非屬本篇範團故從略，僅以指令內容作介紹，以助空軍先進回憶，及後進者參考。

        指令：為處理公務之文書之一。所謂指令，係上級機關對於所屬下級機關之呈請，而有所指示時用之，因本令為頒授星序獎章，指示由人事處辦理字樣，故以指令行之。

        航空委員會指令：在本文件上航空委員會的「航」字，己辨認不出，僅能從全銜上，知道為航空委員會的「航」字。，而「指」字係毛筆書寫，順得格外清楚。「令」字也隱約可辨。航空委員會係空軍總司令部之前身，係由航空局等機構演變而來。

        指戰蓉庚文號：此處「指戰」，想係航空委員會軍令廳指揮作戰之代名，而此文為民國二十八年五月，依理當由主任錢大鈞先生簽發，又因航空委員會隸屬軍事委員會，故委員長蔣公亦簽署之。蓉字係代表駐地成都，其俗稱蓉城，庚字則應代表歲次。

        擊落敵機計分：以架為單位，不論驅逐(戰鬥)機或轟炸機，五又點三三架，其尾數點三三，即為與他人合力擊落敵機，與他人合分之得數(應為三人合擊)，當擊落敵機一架時，即頒一星獎章一座，依次類推，但於累積五機時，即頒一顆大星星序章代表五架。

        關防刻字：在印首顯示很清楚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但在「航空委員會」前後諸字，卻辨認不清。

        當一個空動人員在空中作戰，其擊落敵機與否，就以「作戰報告」或「陣中日記」為根據，由航空委員會「戰績審查委員會」開會審查所報擊落敵機，證明戰續確實，然後于以適當獎勵，可說既認真又公平。一切功過都由有關部門專司監督管理，井然有序，今日思之，令人緬懷。，尤其這張指令更是難得一見，相信此項文獻，在國內可能是極為罕見文件，值得珍惜與重視。
(摘自中國的空軍 作者徐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