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出版的空軍抗戰史專著《浴血長空，中國空軍抗日戰史》代表了目前國內研究空軍抗戰史的最高水準，吸收了此前的研究成果並有所突破。瑕不掩瑜的是，其中仍存在個別值得商榷之處，容各位參詳。
        在該書的P219記載，1941年10月4日參加空襲成都的零戰在成都鳳凰山機場著陸，飛行員跳下飛機，將我地面用於報警、指示部隊等級轉進的警報旗拔起後起飛帶走。關於這一說法，不少空戰史論著都未關注或刻意回避了，然一經爆料後就不脛而走，流傳很廣，甚至被紀實文學及零戰粉絲們津津樂道，在不少論壇也討論過，最終沒有定論。然而真實情況是否如此呢？

        其實，早在1994年《航空知識》第3期登載了王子仁先生的《“零”式飛機並未降落鳳凰山機場》一文，就1993年第6期《航空知識》收錄王德中的《“零”式飛機橫行的歷史教訓》一文出現的這一謬誤著重提出過糾正，雖然作為當時地勤人員的王老年事已高，缺乏日方資料佐證，僅憑現掌握的資料及記憶，只從側面加以論證，不過這也足以澄清了這一史實。也許當時關注這一論文的人著實不多，也許所運用雙方資料有限，以致很多人依舊堅持原有觀點，以至於以訛傳訛至今，甚至被最新的學術論著繼續采信，著實匪夷所思。

        是否存在過令人蒙羞的拔旗事件呢？這一說法並非空穴來風，只是時間、地點均弄錯了。根據《航空情報別冊 日本海軍戰鬥機隊》、《中國空軍抗戰史》、《民國空軍的航跡》等相關資料，還原了這一事件的始末：1940年10月4日，日本海軍第12航空隊8架零戰掩護27架攻擊機空襲成都。中國空軍第18中隊6架“霍克”Ⅲ分作2個分隊，向灌縣方向疏散。飛行員石幹貞因故掉隊，在雙流上空遭遇2架零戰夾擊，隨即機毀人亡。飛行員王其戰機的發動機故障，經排除後才起飛而落單，在3架零戰猛撲下，被擊落於雙流縣大腰塘。第12航空隊第3小隊長東山市郎空曹長、羽切松雄1空曹、大石英男2空曹、中瀨正幸3空曹竟不可一世地降落于成都太平寺機場，接下來就膛目結舌地發生了東山、中瀨兩人在舉目無人的光天化日之下，竟相約徒手一舉將指揮所縱火燒毀，再升空揚長而去。升空後，羽切松雄1空曹以單機奇襲3架“霍克” Ⅲ組成的編隊，報稱當場擊落2架；東山市郎空曹長與僚機有田位紀3空曹向SB轟炸機編隊發起攻擊，宣稱擊落3架。戰後，中方則稱太平寺機場未能起飛的15架中國戰機全被擊毀，這一戰以中國完敗告終

        日軍記錄未提及是否拔旗一事，但筆者以為既然能膽敢將指揮所當場燒毀，絕不比“拔旗”的影響輕，但為了以繳獲的實物邀功，拔旗之舉不是不可能。令人遺憾的是，這次“降落事件”的主角東山市郎空曹長等4人並未因此受到表揚，反而被零戰試飛員、第12航空隊零戰分隊飛行隊長進藤三郎大尉訓斥了一頓（此舉類似於“清掃三重唱”在表演“死亡之舞”後被笹井醇一呵斥）。這四人中除大石英男外，其餘3人均成為日軍海航的“擊墜王”，總戰績分別達9架、13架、18架。這四人中，只有羽切松雄在終戰前曾兩度以重傷倖免，其餘均屍骨無存。 無論拔旗事件也好，燒毀指揮所事件也罷，都是“降落事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否在抗戰中僅此一例呢？答案是否的。因為無獨有偶的是，早在1938年7月18日日機混合編隊空襲南昌時，第15航空隊艦爆分隊長松本真實少佐所屬的小川正一中尉所率小野了、德永、濱上等4架95艦爆一舉突破了中、蘇戰機的攔截，對南昌新機場實施轟炸，小野了2空兵甚至明目張膽地降落於新機場，肆無顧忌地將地面我戰機5架放火焚毀，再升空歸隊，並報稱擊落我2架戰機，其囂張氣焰不可一世，戰後榮獲殊勳。

摘自百度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