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被擊落的日軍轟炸機機艙中，找到了一口刻有“轟炸之王”字樣的短劍。

        1939年11月4日，成都上空爆發了一次抗戰史上令人難忘的空戰。中國空軍29中隊副中隊長鄧從凱帶傷起飛，單機沖入日軍轟炸機的密集火網，他盯緊敵長機，緊追不捨，一直追到仁壽與簡陽交界處，一舉擊落日軍航空兵名將、海軍大佐（死後追晉少將）奧田喜久司乘坐的三菱G3M中型轟炸機， 不幸的是，鄧從凱擊斃奧田後，自己的座機也被其他日機擊中，自己也在此戰中壯烈殉國。

        鄧從凱出生于廣東梅縣。1933年中學畢業後，考入廣東航空學校七期甲班學習飛行。他中等身材，愛好體育，是航校藍球隊隊員；為人曠達樂觀，好開玩笑，同學稱他為“江湖佬”。他學習成績中等，但是在抗日空戰中，卻機智勇敢，掌握戰機而屢次擊落敵機。

        中國空軍主力的伊-15比斯戰鬥機，鄧從凱使用的就是這種戰鬥機。

        是役，中國空軍鄧從凱（2903號機）和26中隊段文鬱（2609號機）戰死，日方承認我軍擊落日本海航中型轟炸機4架。

        事後，中國方面在奧田喜久司座機中找到了他刻有“轟炸之王”字樣的短劍、護身銀佛等遺物。

        這個日軍大佐究竟何許人也，竟能有“轟炸之王”的美譽？他又是怎樣踏上這次死亡的征程呢？

        假如鄧從凱中隊長曉得，自己擊落的這個大佐，不但是日本海軍的“轟炸之王”，而且還是日本派駐國際聯盟的一名特別代表，不知道他會有怎樣的感想。

        日本兵庫縣神戶高等學校，奧田的母校。這裏的禮堂舞臺上至今懸掛有一枚淺間號巡洋艦的船鐘，這枚船鐘就是奧田喜久司當年弄來送給自己母校的。上面還銘刻了當時海軍大臣米內光政題寫的“報國之鐘”字樣--在日本的紀錄中，奧田與很多高官關係密切，更像是一個在政治場合長袖善舞的風雲人物而不像個一線軍官。

        奧田喜久司，日本兵庫縣人，1894年出生於一個軍人世家，1914年海軍兵學校42期畢業，1922年被派到美國留學，1923年進入海軍大學高級研修班學習。他在海軍大學畢業論文中大力提倡戰略轟炸理論，成為日本海軍早期轟炸機部隊最重要的領軍人物之一。

        1925年，奧田喜久司進入日本海軍航空兵的搖籃--霞浦航空隊擔任教務副官和轟炸教官。根據日本《水交社》的資料，奧田喜久司所謂“轟炸之王”的大名，就是此時得到的。他由於在演習中將炸彈直接投進了靶艦的煙囪而一舉奪得了刻有“爆撃の王様”字樣的短劍。奧田對這口短劍十分珍視，一直攜帶在身邊，直到他被擊落後成了中國空軍的戰利品。因為他教學出色，理論紮實，1926年被提升為海軍少佐，並轉任海軍大學航空兵轟炸教官。

        這段經歷，後來被附會為奧田曾經在九一八之夜參加了轟炸瀋陽的作戰，並把炸彈扔進了瀋陽兵工廠的煙囪裏。

        實際上1931年奧田不大可能出現在瀋陽。首先，九一八的主要策劃者是關東軍，屬於陸軍，奧田則屬於日本海軍，二者之間存在不小的矛盾，雙方不大可能在瀋陽有這樣密切的合作；其次，九一八事變時，奧田正在日本軍令部任職，正準備以“天皇侍從武官”的身份參加12月份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聯盟世界裁軍會議。當時，正值倫敦裁軍條約簽署一周年之際，這個條約規定了美國、英國、日本的戰艦噸位比例，僅僅是一個暫時性的限制條款。列強對此並不滿意，因此，剛剛簽約，對這個條約的修改討論就展開了，從1931年到1933年，各國為此在日內瓦進行了長達三年的拉鋸談判。奧田就是日本代表團的代表之一，三年裏參加了無數次談判，職位也從隨員一直提升到全權領隊。

        奧田在日內瓦會議的紀念品，這張阿爾卑斯山的明信片上，是當時日本代表團四巨頭的簽名，分別是海軍代表永野修身大將、陸軍代表松井石根大將、駐英國和法國的兩名大使。

        這個馬拉松談判，終因日本貪心太甚而破局。1934年，奧田喜久司回國，繼續鼓吹戰略轟炸理論。1935年，他升任海軍大佐、神威號水上飛機母艦艦長。此後，又升任聯合艦隊航空本部總務課長。

        武漢戰役中的日軍神威號水上飛機母艦，排水量17，000噸，曾活躍於對華侵略的戰場，1945年被中美聯合空軍重傷坐沉於香港。

        抗日戰爭爆發時，日本海軍以鹿屋、木更津兩個航空戰隊編成第1聯合戰隊，負責戰略轟炸，以12、13兩個航空戰隊編成第2聯合戰隊，負責制空戰鬥。隨著武漢戰役的結束，日軍海軍航空兵的轟炸任務比例明顯增加，因此將大量轟炸機配屬給第12、13航空隊，以改變其任務性質。1938年12月，奧田喜久司調任海軍第13航空隊司令。以這樣一位轟炸機專家領銜，意味著第13航空戰隊的任務向轟炸過渡，也帶有一點讓長期脫離一線戰場的奧田鍍金以便提升的意味。

        奧田喜久司果然不愧“轟炸之王”的大名，他上任後狠抓日軍遠端轟炸訓練，從1939年5月開始，日軍13航空戰隊多次組織了對重慶的大規模轟炸。

        1939年11月4日，日軍第13航空隊、鹿屋航空隊、木更津航空隊全軍出擊，從武漢王家墩機場起飛，轟炸中國抗戰的重要後方基地--成都。其兵力包括13航空戰隊的36架96G3M轟炸機、鹿屋航空隊的18架轟炸機和木更津航空隊的18架轟炸機。這是一次日軍罕見的大規模轟炸行動。

        負責指揮這次戰鬥的日軍指揮官，便是第13航空隊司令官、海軍航空兵大佐奧田喜久司。

        由來鍍金的奧田指揮這次大規模的轟炸，有一點奇怪，因為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隊都屬於第1聯合戰隊，與他指揮的第13航空戰隊屬於平行關係，互不統屬。不過如果知道日軍組織這次轟炸的原因，也就可以了然--日軍組織這次轟炸，是為了報復10月2日中國空軍和蘇聯志願航空隊對漢口機場的奇襲。那一次巧妙的突然襲擊不但擊毀擊傷日軍飛機一百六十餘架，而且重創了日軍航空兵在華的指揮機關--日軍第1聯合航空戰隊司令官筱原二四三少將和鹿屋航空隊司令官大林大佐重傷，木更津航空隊副司令官石川大佐戰死，在武漢而未列入傷亡名單的日軍航空兵司令官級別的高級軍官，只剩了奧田喜久司一人。

        遭到打擊的日軍惱羞成怒，嚴令迅速運來新機，對中國空軍的基地進行報復。這種情況下，奧田指揮這次戰鬥責無旁貸。

        不過，考慮到部隊的統屬問題，善於協調的奧田把出擊部隊分為兩個方陣，第一方陣是他親率的第13航空戰隊36架轟炸機，第二方陣則是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隊的另外36架轟炸機。第二部的具體指揮，仍然由兩航空隊的軍官自行負責。

        三菱96式G3M中型轟炸機，在從義大利訂購的伊式重爆屢次被中國空軍擊落的情況下，日軍轉而對這種國產轟炸機投以青睞。

        由於日軍當時裝備的97式戰鬥機還沒有足夠的航程可以掩護這種遠距離轟炸，奧田採用將轟炸機密集編隊，依靠各機機槍和火炮相互配合組成火網來進行防禦--每架96式G3M中型轟炸機裝備有1門20毫米機關炮和3座機槍炮塔，在當時算是很不錯的自衛火力。這種做法，在美軍B-24、B17轟炸機對德國、日本的戰略轟炸中，也是常用的戰術。不過和B-17“空中堡壘”那種全身如同刺蝟一樣的自衛炮火相比，96式就顯得太單薄了，這也是奧田的密集陣戰術不能奏效的原因。 應該說，雖然當時日軍在華空中力量佔有絕對優勢，但其急於報復的心理使這次轟炸的準備並不充分。實戰中，日軍因此暴露出了極大的問題，由於飛機多為修復的負傷飛機或剛剛運來尚未磨合的新機，途中日軍轟炸機不斷出現故障返航，先後有18架飛機退出戰鬥，真正到達戰場的只有54架轟炸機。

中國空軍迎戰的部隊，是第5大隊全部三個中隊，包括：

27中隊，中隊長謝荃和，裝備法國道華姻D510戰鬥機7架、蘇制伊-15比斯戰鬥機7架。
26中隊，中隊長段文鬱，裝備蘇制伊-16戰鬥機6架。
29中隊，副中隊長鄧從凱，裝備蘇制伊-15比斯戰鬥機9架。

        雖然數量上處於劣勢，但由於中國空軍的戰鬥機更加靈活，裝備有高空作戰所需的氧氣面罩，特別是鄧從凱等人無畏的突擊沖散了日軍防衛陣型，最終取得了此戰的勝利，並把日本海軍的“轟炸之王”永遠留在了這塊土地上。

        值得一提的是，指揮這次戰鬥的中方最高指揮官、第5大隊副大隊長王漢勳，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人物--他的女友，就是著名的中國特工女英雄鄭蘋如。

為國犧性的第5大隊副大隊長王漢勳和中國特工女英雄鄭蘋如。

        1939年，鄭蘋如受命到上海接近並伺機行刺大漢奸丁默邨，不幸壯志未酬，被捕遇害。有人說，她就是《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

        關於兩人的戀情，我們只知道很少的詳情--兩人曾相約勝利後結婚，王漢勳只留下一張單人照片，背後有一行小字：“送給我最最親愛的人，蘋如你”，鄭蘋如則給了王漢勳一個奇特的外號“大熊”。

        成都之戰，王漢勳在簡陽上空擊落日機一架。

        1944年8月中王漢勳在桂林犧牲。

        今天到南京抗戰航空烈士公墓，還可以在紀念碑上所刻的名錄中找到王漢勳、鄭海澄的名字。王、鄭二人的名字都清晰可辨，而當時我們到的時候看到幾個人剛出來上車，大概是一家子，有老人、青年。出來時又有一家五口剛開車來，這兩家可能是烈士的親屬。其他也有人來，我們在那裏近一個小時發現不斷有人來弔唁。

        由於年代久遠，王漢勳的事蹟已很難查詢，如果不是《色戒》，這位空軍英雄幾乎被人遺忘。但是依然有個記載，表明他1938年奉命隨大隊長董明德，王廣英赴新疆接運前蘇聯提供的伊-15戰鬥機100架，這段記載，也許可以看出王的性格。

        這段經歷接機人員曾以“十分艱苦”形容，但也不乏有趣的事情。王漢勳等都是南方人，對北方人特別是新疆人的豪爽沒有概念。於是他們在哈密等待接飛機的時候就領教了一下。

        當時有個飛行員司徒福(後在臺灣曾任國民黨空軍上將總司令)發現一個賣烤羊肉串的人手藝很好，就把他帶到兵營烤肉給大家吃。果然味道不錯，飛行員們紛紛搶食，最後飛行員們讓他按總數算，得法幣七元。王漢勳等拿了十塊錢給他不要找。那人很是意外。

        第二天，此人又帶了一筐羊肉來，也不說話，放下就烤了給飛行員們吃。大家自然非常高興，又是大快朵頤，臨走，不知道誰給人家羊肉筐裏又扔了十塊錢。

        第三天，烤肉的又來了，這次表情有些不對，把肉筐放下，就罵出一句—— 今天誰再給錢，誰就是王八蛋！

        這批飛機後來作用很大，前面提到擊落日本轟炸之王奧田喜久司少將的就是這批飛機。

        據說王漢勳對鄭蘋如到上海的任務並不瞭解，直到她犧牲一年後才知道鄭的死訊。鄭蘋如是在刺丁失敗後仍希望繼續尋找完成任務的機會才慘遭毒手的。

        應該說，張愛玲的小說很精彩，但她只是選錯了對象。而“王漢勳”這刻在紀念碑上的名字，比作家揣測、想像的一切都要真實得多。

        綜合各方資料，鄧從凱在此戰中的表現也有一點爭議--因為鄧所在的第29中隊是稍晚到達戰場的，他的確被目擊沖向日軍轟炸機方陣，並將其帶隊長機擊落。但因為奧田所在的第一方陣此前已經遭到第27中隊的猛烈打擊，鄧從凱衝擊的可能是日軍的第二方陣，被他擊落的日軍領隊轟炸機應該是鹿屋航空隊第3中隊中隊長細川直三大尉的座機。

        有一種說法認為奧田的座機是被27中隊的一架D-510戰鬥機用20毫米機炮擊中右翼根部，而後油箱起火而墜落的。而日軍的說法更為奇妙，稱奧田的死是“自爆”，也就是中彈起火後向下俯衝，試圖撞擊中方地面目標。日方飛行員形容他的飛機因為俯衝“自爆”的角度太大，把兩個翅膀都飛掉了，機身如同一根鉛筆一樣沖向地面。

        這個描述，倒是和目擊者所見比較相似，中方稱這架敵機墜落時沒有落地翅膀就如同樹葉一樣飛行了。但是，這裏面有一個微妙的地方需要注意。

        那就是奧田的座機並不是撞毀在成都的軍事或民用目標上，而是撞毀在成都以東80公里的稻田裏。所以，他不可能是所謂的“自爆”--用自己的飛機撞擊稻田，這種死法虧“轟炸之王”想得出來！

        鄧從凱的座機，就墜落在它的附近。

        根據這一點，我對此戰的看法是這樣的：奧田很可能是在空戰中被27中隊的D-510戰鬥機擊傷，而後試圖帶傷脫離戰場--以96式的巡航速度，它可能堅持了十來分鐘才能飛到墜機地點，如果考慮到發動機受損，可能飛的時間更長。鄧從凱發現了這架負傷逃走的敵機，駕駛他的伊-15比斯從背後追了上來，用一陣猛烈的掃射打死了奧田機的駕駛員--失去控制的奧田機因此才能玩出鉛筆加樹葉式的墜落動作來。

        但是，因為鄧是從敵機後方進入，這裏正是936式背部自衛炮塔的射擊範圍，鄧的飛機也同時中彈墜落，於敵同歸於盡。否則，兩機很難這樣湊巧墜落於同一地點。

        不管當時的細節究竟是怎樣，我們只知道奧田的死對日軍震動很大。

        日本海軍航空兵名將入佐俊佳（後來的大鳳號航空部隊指揮官）聽到奧田的死，黯然摘下了自己的軍銜章，說道：“我出擊的時候就不帶任何表明身份的東西了，死了，就無名地死掉吧。”

(摘自當當網站 蒼穹之魂--抗戰中的空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