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人知道抗日戰爭時期美國飛虎隊和駝峰空運的故事，可是有幾個人知道當年是誰為飛虎隊組裝了第一批100架P-40戰鬥機的？是誰將駝峰空運的飛機送上天空的？是誰為這些飛機檢查維修的？為了揭開這段塵封了73年的抗戰歷史，2007年作家譚立威和戈叔亞在雲南邊境壘允的荒草叢中找到了壘允中央飛機製造廠的奠基石，上面刻著的字跡仍然清晰可辨——"CAMC 1939"。? 它們就那樣冷冷地沉默著，像無字的墓碑，無言地訴說著半個多世紀前的中國航空業曾經的光榮和夢想，曾經的滄桑和悲涼。在譚立威等人不懈的努力下，早已灰飛煙滅的壘允中央飛機製造廠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抗戰歷史終於漸漸地浮出水面。

        今年是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清明節，一群原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後代們來到南京抗日航空紀念碑前深切緬懷父輩抗戰壯舉，告慰在壘允中央飛機製造廠、駝峰空運、對日空戰中做出貢獻的兩航父輩！

        下面的文章就是兩航後代王敏為紀念在抗日戰爭中作出過貢獻和犧牲的中央飛機製造廠和它的員工而寫的。

        1942年4月31日，日軍從緬甸向北侵佔臘戌後，沿滇緬公路繼續北上，離地處中緬邊境的壘允中央飛機製造廠，已不足100公里，飛機廠危在旦夕，在得到遠征軍參謀部“戰情危急馬上撤離”的情報，以及航委會同意立即撤退的指示後，為防留下物品資敵，在壘允中央飛機製造廠監理錢昌祚的命令下，放火焚燒了廠房，車間，辦公室，宿舍等所有建築，還燒毀了待修的20餘架飛機，並炸毀了大量不能帶走的器材設備廠房後，撤離了壘允。這個有二千多名員工，當時中國最大的飛機製造廠就這樣被付之一炬，永遠走進了歷史。在中國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今日，我們寫此文紀念這個為抗日作出過貢獻和犧牲的中央飛機製造廠和它的員工，就是為了不忘歷史，不忘落後就要挨打的慘痛教訓！

筧橋中央飛機製造廠飛機廠房

        1933年4月，民國政府為發展飛機製造業，決定與美國寇蒂斯-萊特飛機公司，道格拉斯飛機公司以及聯洲(通陸)公司，合組成立中央飛機製造廠-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mpany 杭州公司，(它的英文縮寫是CAMCO或CAMC)簡稱“中杭廠”，這是中國最早的一座中美合資企業，它的建造成本是$250000銀元，由國民政府分五年攤還，經營五年後飛機廠的全部財產便歸屬中國政府所有。

        合資的中美雙方委任威廉-道各拉斯-泡利（William-Douglas-Pawley）擔任總裁，布魯斯-加德納-禮頓（Bruce-Gardner-Leighton）和喬治-波溫-阿諾德（George-Bowen-Arnold），擔任副總裁，王助擔任中國人的最高領導-監理兼中方主任飛機設計師。該廠將負責飛機的各種零部件製造，飛機組裝，飛機修理和保養，直至今後擔當起獨立的飛機製造重任。經過一年多籌備，終於1934年8月在杭州筧橋正式運營。

        建廠初期，這支由中美航空業專家組成的技術團隊，採用了美式的企業管理方法，他們把工廠劃分為廠部辦公部門（行政，財會，設計，檢驗），生產管理部門（車間，工具，器材，動力），車間又根據工種，和飛機生產的性質和類別分為金工、機務、焊接、木工、油漆、發動機、裝配等部門，先後有十多位美國工程師和數位中國留美工程師擔任了各部門的主管領導，各管一方，各負其責，並開始對近300名技術工人進行指導和培訓。它們通過對飛機的實際修理和組裝，來提高技術工人的能力和水準，使工人們對零部件檢驗，部件裝配，操作順序，工藝要求，工序要求，工具的使用，直到最後零部件合攏成飛機等各道關口的嚴格的檢驗，審核，有了清晰全面的認識。同時也對最後試車，試飛合格，負責人簽字批准出廠的全過程得到了瞭解，特別是對品質第一有了深刻的體會。作為飛機生產主力軍的中國員工，他們發揮了中國人勤奮，努力，謙虛，好學的精神，在美國專家的幫助和指導下，在中國監理的組織和配合下，立即投入了飛機的組裝，生產和製造中，並以驚人的速度和效率，使一架架飛機檢驗合格，成功試飛，並投入了部隊的裝備和使用。

1934年12月，杭州飛機製造廠辦公室大門。

        從1934年8月飛機廠開始投入生產到1937年7月7日，軍發動全面侵華的盧溝橋事變，再到1937年8月14日日軍開始轟炸杭州，飛機廠被迫遷離杭州的3年中，總共生產，組裝和修理了道格拉斯偵察機，諾斯洛普輕型轟炸機（Northrop light bombers），“弗利特”教練機、“雪力克”截擊機、Vultee攻擊轟炸機及寇蒂斯的各類戰鬥機如：寇蒂斯鷹式-II（Curtiss Hawks-II），寇蒂斯鷹式-III（Curtiss Hawks-III）等戰鬥機共計235架。

        1937年8月飛機廠被轟炸後，9月3日全廠被迫先遷至武漢南湖機場，後遷往漢口，選定在漢口一座6層樓，地處江邊碼頭的大型倉庫，開展生產恢復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廠房改造，中央飛機製造廠于當年11月中旬開工製造和修理飛機。 在漢口時期，杭州飛機製造廠趕制過伏爾梯—1式驅逐機約10架， 還有一些待檢修的飛機，經過長江航運公司船運抵達漢口後，在大型倉庫裏進行修理，修理好的飛機機身，用汽車牽引，穿過英，法租界的市區，到達中山公園後面的機場，再裝上機翼試飛合格後交付使用。當時全廠員工為求給抗日前線提供飛機，克服困難，齊心協力，先後承擔修復了來華助戰的蘇聯的戰鬥機，從義大利進口的戰鬥轟炸機，政府交辦的雙發動機單翼水陸兩用飛機，以及大量美國的鷹式戰鬥機，轟炸機，偵察機和教練機等飛機，到1938年8月，在漢口僅一年時間，就在十分艱苦和困難的環境中，修復和組裝飛機達100架左右。

        由於日軍緊逼，時局危急，日軍開始轟炸武漢，漢口已不能久留，政府和美方商定再遷往雲南昆明附近，同時為在搬遷時還能保持一定的修理，組裝飛機的能力，還決定抽調人力，物力和部分裝備，在四川成都和湖南衡陽兩地設立小型臨時修理廠，並在1938年5月將伏爾梯驅逐機收尾裝配工作疏散到四川成都昭覺寺成立臨時裝配車間 。又派出大批員工赴湖南衡陽幫助裝配蘇式伊—16型戰鬥機，大部分人力轉向大修戰時受損的各型飛機。遷往昆明的方案是希望美國的飛機元件，可通過船運達到越南港口，再用中法鐵路從越南陸路運到昆明。或用船運到達緬甸仰光港，再從仰光用陸路北上到達臘戌，與中國的滇緬公路相接，再運到昆明。但這搬遷的方案，還沒開始，就傳來由於法國政府受日本威脅，宣佈禁止中國利用滇越鐵路從海防進口軍用物資或戰略物資，所以不得不放棄這一方案。 由於昆明到中緬邊境的畹町的滇緬公路剛修建好，距離近千公里，路況又不好，長期依靠長途車運的方案，缺點明顯。而這時昆明也已遭到空襲威脅。所以飛機廠選在昆明也已變得不太安全。經過反復考慮決定選在中緬邊境的畹町附近更好，第一遠離戰區，比較安全。第二，從仰光陸路到中國滇緬公路的起點畹町， 運輸距離短，耽誤小。第三，省時，省力，省費用。就這樣，中央飛機製造廠的落腳處定在了中緬邊境畹町附近的壘允。戰亂中苦難的飛機廠再次開始搬遷。全廠器材設備全部通過粵漢鐵路經過廣州，轉往九龍，然後這些器材設備再由香港全部海運到緬甸仰光 ，再從陸路運到瑞麗的壘允，而在衡陽，成都的兩個修理裝配點，也全部遷往瑞麗壘允，並開始籌建新廠。

在壘允的原中央飛機製造廠一角，作家和歷史學者譚立威，戈叔亞發現了留存了半個多世紀的奠基碑。上面清晰地刻有中央飛機製造廠的英文縮寫和奠基時間-“CAMC 1939”。圖片由譚立威，戈叔亞攝。

        1939年春天，中央飛機製造廠壘允廠正式動工建設。先修公路，架橋梁（過南畹河），搭造臨時房屋，鋪設臨時水電和開拓廠基。然後推土造試飛跑道，建造水電房，鋪設正式電水線路和管路。最後安裝生產設備，建造公共房屋和員工住宅。生產裝備大多從美國重新進口。進廠公路中畹町到壘允的25公里公路，由西南公路局建造，廠區公路由國內建商承包，鋼結構廠房，鋼橋由仰光承包商承辦，木結構房屋由仰光的廣東木工承包，竹結構房屋雇當地少數民族工匠搭造。其他的修造跑道，安裝設備，鋪設水電，以及公共實施全由本廠員工組成的施工隊完成。

        到1939年中，廠房、辦公樓、宿舍、食堂、子弟學校、醫院、球場、商店合作社、電影院、經理處、監理處、美國員工宿舍和俱樂部……已陸續全部完工，一座現代化的工廠和人口稠密的城鎮出現在中緬邊境。在離開壘允8公里外的雷烏村，另一項工程也在進行，壘允飛機廠監理邢契莘正在領導指揮修建另一座大型的飛機場，那就是飛虎隊曾使用過的一線戰鬥機場-南山機場（也叫瑞麗飛行場）。

        在半年來晝夜不停的趕工中，1939年7月1日，壘允中央飛機製造廠迎來了正式開工的日子， 飛機廠開工後，只經過了3個月，在1939年10月，壘允飛機廠組裝的第一架飛機就試飛成功，人們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了這場以抗日為動力的生產活動中。

        但是飛機廠還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難，例如從美國和海外運往中國內地的各種戰略物資以及中央飛機廠急需要的飛機零部件，只能通過仰光-臘戌-畹町-滇緬公路這條生命線來得到補給和援助，但是日寇為了扼殺中國，掠奪東南亞的資源，支持其進行長期的侵略戰爭，日本軍方竭力鼓吹“南進”東南亞，並希望快速迫使中國投降，以便把拖在中國戰爭泥潭裏的日本軍力抽調出來，應付其他戰場，為此日本政府作決定，必須採取一切手段，封殺滇緬公路，切斷中國獲得外界支援的這唯一通道。當時的滇緬公路運輸頻繁，日機常來騷擾轟炸，更嚴重的是緬甸殖民當局-英國政府，在日本外交壓力下，宣佈了封閉滇緬公路3個月(1940年7月至10月)，這使我國抗戰陷入了最困難時期，也使中央飛機製造廠的長期生存，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為了破壞中央飛機製造廠，日本又派出大批間諜，用各種身份潛伏在中緬邊境南坎，據中杭廠老員工葉肇坦等人回憶： 在南坎“有日本派出的游方和尙“，”也有用高倍望遠鏡偵察窺望飛機廠的開照相館的日本老闆”，”還有被日本間諜收買的深入到離飛機廠僅幾公里的緬籍間諜“，據瑞麗政協主席刀安年先生回憶：”日本帝國主義的間諜曾多次企圖潛入，試圖進行破壞，但均未得逞。為什麼？是因為有一支由當地村民組成的警衛團，警衛團長還是我們德宏州第一任州長刀京版。刀京版在接受了警衛任務後，就廣泛發動群眾，要求一旦發現陌生人，就立即向他的警衛團報告。曾有兩次日本間諜剛剛進入弄島街，就被當地的村民發覺，後被警衛團給收拾了，日本間諜根本接近不了製造廠。

        但是飛機廠這個極其重要的目標仍然被日本盯上了。1940年10月26日那天，日本軍機27架偷襲了壘允中央飛機廠，造成40人死亡，67人受傷，這對全廠員工是很大的打擊。由於廠區要分散，生產地點要改動，居住點也不宜太密集，要搭建簡易居所，辦公室和美國員工宿舍要遷往廠區南畹河對岸的緬甸小鎮-邦坎，所以生產活動也被停弛了下來。

        來壘允後的一年中，飛機廠共完成了霍克-3戰鬥機3架，霍克-75單翼金屬戰鬥機30架，萊茵單翼金屬教練機30架， 組裝CW-21單翼金屬截擊機5架,改裝勃蘭卡（Ballanca）雙翼蒙布式教練機8架，組裝P-40單翼金屬戰鬥機29架，組裝DC-3運輸機3架，改裝比奇克拉夫特（Beachcraft）單翼全金屬海岸巡邏機4架，大修西科爾斯基水陸兩用機1架。共計113架。

        自轟炸後，生產幾乎停止，為了擺脫被動挨打的處境，民國政府明白，必須改變被日寇把持制空權的狀況，經過與美國顧問陳納德以及飛機廠總裁威廉-泡利商量後，都想到了蘇聯暗中派出空軍志願隊援華對日作戰的方法，所以一致同意由中央飛機製造廠生產，組裝提供飛機和修理飛機，由泡利，禮頓和愛德華-泡利等人具體組織去美國招募美國志願者，於是他們分頭去遊說美國政府官員和領導，並接觸美國的退伍軍人和預備役軍人，還設計了由中央飛機製造廠作為雇主，招募美國志願者作為受聘來華進行飛機修理，飛行訓練，培養地勤人員等工作人員，以秘密來華對日參戰。這一活動從1940年下半年時已開始，1941年4月得到了美國總統的准許，招募活動順利，一切都在緊鑼密鼓的進行中。中央飛機製造廠也有新的變動，41年6月開始，由航委會委任的錢昌祚擔任新的飛機廠監理一職，接替患眼疾的原監理邢契莘， 他的重任是馬上開始組裝即將從美國運抵仰光的100架P-40戰機組件，以武裝即將到來的美國250多名秘密來華對日參戰的航空志願隊隊員（AVG）。

        1941年7月，美國的250多名志願者分批來到緬甸仰光，開始在緬甸仰光，同古，馬圭等飛行基地開始訓練，陳納德為志願隊隊長，3個志願者中隊中的兩個進駐了壘允。

        而壘允中央飛機製造廠的員工們，為了造出飛機，又要防止被日軍偷襲，在總裁威廉-泡利的支持下，把重要的發動機車間遷往緬甸的八莫，建立起發動機分廠，又把即將開始大規模組裝100架P-40的裝配場地，改在了緬甸的敏各拉東飛機場，就地開箱，就地組裝，就地試飛，就地向美國航空志願隊移交可戰鬥的飛機。而壘允飛機廠主要任務是修理和組裝飛機和全力配合美國航空志願 （AVG）以及緬甸英國皇家空軍（RAF）的一切需要。從1940年10月被炸到1941年12月初，飛機廠共在仰光裝配了近40架P-40戰鬥機，壘允廠只是完成修復5架萊茵式教練機，大修康得運輸機1架和西科而斯基水陸兩用機1架，總共不足50架。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對總裁威廉-泡利是一個重大打擊，工廠受到轟炸後，他堅持恢復生產，想了很多方法來克服困難，經全廠上下的努力，使飛機生產剛剛出現生氣，如今戰爭爆發，使希望變成了泡影。因為戰爭的爆發後，受“美國租借條約”的影響，戰爭中美方向中方提供的飛機等戰略用品，將用物資抵押或國家信用保證，並在戰後歸還。這對威廉-泡利在中國的飛機銷售業，無疑是致命的，因為銷售商得不到進貨和出售的差額和回傭 ，將不得不放棄這生意。因此，在戰爭爆發後一周，中央飛機製造廠CAMCO終於移交給了中國。飛機廠移交後，在緬甸仰光的員工又繼續組裝了P-40戰機近60架，壘允飛機廠員工為飛虎隊檢修了約20多架P-40戰機，同時也對過去留下和新送來的飛機進行了修理， 還為英國皇家空軍也維修過數架。據統計從1939年7月到1942年5月的3年左右時間裏，在壘允組裝生產修理的飛機，再加上部分在緬甸組裝和修理的訓練飛機 ，總共有300架左右。

        1941年底開始，美國援華航空志願隊在中國，緬甸，泰國等地，對日本的空中襲擊和轟炸進行了有力的打擊，並取得了巨大勝利，這支駕駛著鯊魚頭飛機的空軍部隊，把日本空軍打得落花流水，被中國人民親切地稱為了"飛虎隊" ，70多年來，飛虎英雄的威名為全中國人民所熟知。雖然飛虎隊在空中打擊日軍的行動，並取得了輝煌勝利，但是，日軍卻瘋狂地在陸地上，發動了反撲，他們沒有花幾個月時間，就向西先後佔領了印度支那半島，泰國，香港，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荷屬東印度（印尼）， 並開始向緬甸進攻。1月20日日軍就從泰國侵入了緬甸，1月底就攻克毛淡棉，2月中旬就又開進米鄰，3月8日佔領了仰光，並北上，3月29日侵佔同古， 4月22日坦克開進東枝，4月29日偷襲臘戌與中國遠征軍激戰後，4月31日佔領臘戌……,這時離開中國壘允僅130公里了。4月27日上午，中央飛機製造廠第三任監理錢昌祚和新廠長曾桐召集全廠員工開會，宣佈撤退事宜，最終決定，壘允的飛機廠和在緬甸境內的八莫飛機發動機分廠將全部撤往保山。到5月1日下午，全廠人員撤退完畢，錢昌祚監理命警衛大隊蔣伯范大隊長率領警衛隊開始焚燒，炸毀和破壞所有飛機廠的器材，設備，廠房和設施，防止軍用物資，器材等落入敵人手中。他自己親手焚燒了監理官舍。全廠爆炸聲驚天動地，火光熊熊，被焚毀的飛機器材約值美金三百多萬，建設費用一百多萬，中美員工艱苦奮鬥努力建成的壘允中央飛機製造廠，僅僅生存幾年，就在日寇的鐵蹄下，頃刻間灰飛煙滅。

        禍不單行，沒有想到5月4日中午，日軍對保山進行了一次大轟炸，全城人民死傷數萬，損失慘重，全市一片悲嚎。美方員工和廠領導居住的保山飯店附近著彈，飛虎隊員本尼·福希犧牲，楊格受傷，美籍華人工程師Y.Y.王受重傷後在空軍醫院去世。工廠技術工人曹如發，鄭玄煜，沈乃翠，林柄泉等被炸身亡，監理處曹秘書的夫人也被炸死，她手上的金戒指也被人割斷手指盜走。所幸大批工人都住在城外33公里庫房裏，而未受到轟炸，即使這樣中國員工也死難二三十人，傷100多人。 5月5日廠領導作出決定，為保全員工的生命，被迫放棄運來的物資和器材，騰出汽車載運員工和家屬，連夜離開保山去昆明。此時，驚慌失措的飛機廠員工，又聽到傳來的噩耗，航委會宣佈，中央飛機製造廠立即解散。員工們的家鄉遠在萬里之遙，無從依靠，在戰禍中，他們只能各奔東西，自尋生路。這個有2000多名員工，當時中國最大的飛機廠，自1934年成立以來，共組裝生產了飛機600餘架，幾乎全部投入了對日本的抗擊之中，飛虎隊裝備使用的全部99架P-40戰機，也均由壘允中央飛機廠在緬甸，壘允組裝生產。而其中受傷損壞的20多架P-40戰機，也全部都由壘允中央飛機製造廠修復後，重新投入抗日的行列，飛虎隊抗日的輝煌業績，有中央飛機製造廠員工的辛勞，努力和付出，這是他們對日寇侵略所激發出的滿腔愛國熱忱的具體行動和體現。中央飛機製造廠經歷3次建廠，4次大搬遷，十餘次小搬遷和3次大轟炸，共有70多名員工被炸死，近200名員工炸傷，但可惜的是飛機廠僅僅生存了7年多，就壽終正寢。距今已73年了。

        今年是抗日戰爭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回顧中央飛機製造廠的悲壯歷史，我們絕不能忘記它給我們深刻的教訓，我們一定要把祖國建設的更好，更強大。如果沒有強大的國防，那是要挨打的，亡國的。

        在這裏，我們把杭州中央飛機製造廠前輩遺留下的一些飛機廠工作相片，刊載在這裏，以表達對他們當年抗日愛國行動的敬意，以及今日我們對他們的懷念之情。

本文摘自九一八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