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條從大後方成、渝地區出發，暗夜裡穿過被敵封鎖的廣袤國土，落地于東南秘密機場的空中航線。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中緬印戰區，最知名的空運航線無疑是 “駝峰航線”。這條飛越喜馬拉雅山脈的冰川峽穀，倒映著無數墜機殘骸的空中通道，為支援戰時中國、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然而在中國戰場上，卻有一條從大後方成、渝地區出發，暗夜裡穿過被敵封鎖的廣袤國土，落地于東南秘密機場的空中航線。鮮為人知的是，這條航線的緣起，是因為中國航空公司的一次“絕地反擊”。

渝港航班連接後方，無辜客機慘遭毒手

        微涼的海風吹散了籠罩在維多利亞港灣的薄霧，躍出海面的紅日將鬱鬱蔥蔥的群山染上了金色，港島的居民們迎來了又一個夏日的清晨。抗戰全面爆發已經一年，相比內地戰場的慘烈廝殺，除了偶爾舉行的防空演習，這塊英國殖民地幾乎感覺不到戰爭的存在。

        但對中國航空公司而言，過去的1937年，無疑是驚濤駭浪的：上海基地淪陷，主力航線停航、美方人員分撤香港與馬尼拉，剛剛盈利的生意被迫停頓。泛美代表、高級副總裁比克斯比，又與空軍出身的總經理林偉成就是否參與軍方運輸一事互不相讓、爭吵不休……

        當主管中國業務的中航美方副董事長邦德結束休假回到香港時，他震驚發現，此前一直充當“陪跑”角色的中德合資歐亞航空，在總經理李景樅的絕對領導下，除了將業務重心轉移到漢口，迅速填補了中航停擺造成的市場空缺，甚至率先開通了昆明至越南河內的國際航班。因此，抓緊開辦一條連接戰時首都重慶與國際港口香港的空運幹線，成為擺在中航面前的首要任務。

        為扳回局面，邦德積極招募離職的美方員工重返中航服務，並且將當時廣受好評的DC-2大型客機投入運營。

        位於九龍灣一側的香港啟德機場，一早就喧鬧了起來。中航32號機，位列當天首批出港。這是中航購入的第三架DC-2，被命名為“桂林”號，三個月前加入渝港線正班飛行。客艙內，交通銀行董事長胡筠、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徐新六、中央銀行機要科主任王宇楣等政商名流安然就座。最興奮者當屬四歲的小乘客、川軍司令熊克武的外孫李德林，這是出生在國外的他首次和父母返渝拜見外公。

        駕駛艙內，32歲的美籍機長休·吳士和中國籍副駕駛劉崇佺，已經完成起飛檢查單的最後一項。此刻，螺旋槳拍打著夏日的空氣，發出有節奏的嗡嗡聲，油氣混合比與槳葉轉速均處於理想狀態。劉輕推油門杆，兩具750馬力萊特旋風式引擎由低鳴轉為怒吼，金屬原色的“桂林”號在充當跑道的草坪上加速滑行，尾輪離地，接著整架飛機騰空而起。

        當地面景物漸漸消逝在視野中時，隨機報務員羅昭明拍發了首條啟程信息：1938年8月24日上午8點04分。如果一切順利，該機將在5個小時後落地重慶珊瑚壩機場，然後前往目的地成都。

        起飛約20分鐘，“桂林”號以6000英尺高度進入內地領空，飛向此行首站——梧州。吳士忽然注意到風擋玻璃的右側遠方出現了一群小型飛機的身影。從機身掛載的浮筒判斷，它們屬於日本海軍！吳士相信日本軍人是不會攻擊一架無武裝且標識明顯的民航客機，但他還是決定掉頭並爬高至8000英尺，重回香港空域。幾分鐘後，他認為日機已遠遁，於是回轉西北方向。

        再入內地時，吳士看到了他終生難忘的一幕：盤旋多時的5架九五式水上偵巡機編隊正從11000英尺高空向DC-2的機尾撲去。他本能地推杆做大角度俯衝，試圖向雲團裡躲避。然而一梭子彈竟直接打壞了駕駛艙儀錶板,接著一陣彈雨襲來，這次的目標則是機翼。客艙裡早已一片混亂，所有人都驚恐地趴在地板上，等待著悲劇降臨。

        吳士和劉崇佺一邊搖擺機身躲避子彈，一邊盤旋下降尋找迫降場地。受傷的“桂林”號拉著黑煙掠過一段田埂，最終栽倒在中山縣張家邊的珠江支流裡。尾隨的日機如嗜血餓狼般輪番撕咬，直到把落水的客機打成馬蜂窩狀！全機除了吳士、羅昭明與乘客樓兆念僥倖逃生，其餘14人包括兩位幼童均當場罹難。

        面對中外媒體連篇累牘的報導，以及新聞電影裡遇難者遺體因浸泡多日而腫脹變形的鏡頭，日本當局始終辯稱該機“形跡可疑”才導致了後來的悲劇。另一方面，雖然中航屬於中美合資，但此事沒有美國公民喪生，故美國政府採取了甚至比“班乃島”號炮艇被炸一事更低調的立場。駐日大使格魯于8月26日赴外務省表達抗議，國務卿赫爾要求日方“採取有效措施”避免繼續發生悲劇。

        隨著時間流逝，輿論的焦點逐漸轉移到正如火如荼進行的武漢保衛戰和希特勒對蘇台德地區的覬覦。而在巨大的現實利益面前，歐亞航空率先於9月初恢復了因“桂林號事件”而停航的香港至內地航線。結果日方故伎重演，9月5日、6日，兩架歐亞JU-52型客機遭到日軍機尾隨、射擊而迫降。

        不過，香港出發的航班始終一票難求。歐亞航空只能調整策略，將進出香港的航班改為夜間落地。中航亦緊隨其後，於10月9日宣佈全面恢復重慶往返香港的夜間航班。

借道港島潛入孤島，客貨並舉維繫空運

        1939年8月初的一天，零點剛過，一架中航DC-2客機從重慶珊瑚壩江心機場悄然升空，飛向770英里外的香港。駕駛艙裡的機組人員正密切關注著德律風根無線電測向儀收到的導航信號，以保證飛機維持正確的航向。

        客艙內，軍統原天津站站長陳恭澍凝視著舷窗外夜幕籠罩的大地。武漢、廣州均告失守，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出走投敵，抗戰前途似乎愈發暗淡。雪上加霜，由於原區長王天木、助理書記陳第容被捕變節，代理區長趙理君被迫藏匿，軍統上海區各工作正陷入停頓。陳此次奉戴笠之命飛往香港，轉乘外國郵輪潛入“孤島”上海，將負責重建機構，對日偽漢奸實施“制裁”。

        借由香港轉滬，是當時後方人士進入敵佔區的常用交通方式。抗戰軍興，敵寇不僅對我國進行殘酷的軍事與經濟侵略，文物典籍的掠奪也趨白熱化。江浙人文淵藪之地相繼淪陷，大批無力世守的藏書家們變賣祖產謀生。1940年1月，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複璁就以同樣方式支身飛港赴滬，冒險搜購古籍，搶救了大批民族文化遺產。

        除了“渝港線”，中國航空公司還經營著重慶經停昆明至河內和仰光的國際航線。這三條國際航線為中航帶來了年增長約35%的可觀利潤。尤其在德國入侵波蘭後，受港英當局制裁，歐亞航空的渝港航線被迫停航。

        1941年7月，納粹當局承認汪偽政權，中德斷交，中國政府宣佈廢止歐亞航運合同。中航至此幾乎壟斷了空運市場。1940年9月16日，中航還使用一批二手的“康道爾”CT-32型雙翼運輸機，開闢了南雄至香港的貨運航線，從南雄運輸鎢礦石和錫塊至香港出口，運進國際郵包、紅十字物資與四大銀行在國外印製的鈔票。

        由於日軍封鎖海面，航材補充困難，1940年間，中航只剩4架DC-2、1架“史汀生式”與“福特式”客機，6架“康道爾”和若干水上飛機支撐危局。就是這支規模不大的機隊，維持著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空中客貨交通，使退守後方的中國政府得以繼續在國際舞臺上發聲亮相。

        1941年2月7日，應駐美代表宋子文邀請，羅斯福總統的行政助理居裡由香港搭乘中航夜班機抵重慶，對戰時中國經濟、政治狀況考察。隨後，著名作家海明威攜新婚妻子蓋爾·霍恩由美到達香港，輾轉飛往廣東省政府臨時駐地韶關，接著去桂林、重慶，並親赴抗日最前線視察。

        最大的威脅，始終來自製空權喪失時期敵機對我民航機的肆意攻擊。1940年10月29日，中航39號機（“重慶”號）在雲南霑益上空被襲。與“桂林”號的遭遇如出一轍，日機反復對已迫降的客機實施掃射，機長沃爾特·肯特、女空乘魯美英、中航職員黃琦及乘客6名遇難。而這架“重慶”號正是由原“桂林”號機體修復翻新而來。

        機械故障，甚至華南複雜多變的天氣，亦對飛行造成危險。1941年9月22日淩晨，貨班返航的陳文寬駕駛著DC-2正向啟德機場降落，但飛機似乎越飛越高，於是他決定收小油門前推駕駛杆，奇怪的是飛機反而加速抬頭，空速遠超正常落地的110英里。隨著油門收光，DC-2慢慢停止了爬升，僅維持了兩秒，它就像“撞牆”一般發生失速，顫抖著砸進跑道盡頭的醬菜園裡。受傷昏迷的陳文寬記憶裡最後一幕，是大幅度向反方向指去的空速表指針……航委會與中航一致認定是機組操作失誤導致墜機，但直到四十多年後達美航空191航班空難，人們才真正領教這種被稱為“航路殺手”的風切變現象的可怕威力。

        在那個極度困難的戰爭歲月，人的創造力也被發揮到極致。1941年5月，一架新入役中航渝港線的DC-3型客機“峨眉”號在敘府機場被日機炸斷右翼。機務部門暫時沒有DC-3備份機翼，只好將一段較小的DC-2的機翼加掛在DC-2翼下，由香港空運至當地更換。在飛行員斯威特精湛的操作下，這架左右機翼不對稱的“DC-2 1/2”居然搭載了一飛機乘客搖搖晃晃飛回香港基地大修，一時轟動輿論。

香港淪陷全線中止，空運中隊東南投款

        1941年12月8日，清晨時分，當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美軍基地的消息傳到香港不久，由廣州白雲機場出發的日本陸航第45飛行隊便對香港展開蓄謀已久的空襲行動。12架川崎九八式輕型轟炸機和36架中島九七式攻擊機，低飛直撲啟德機場。駐場的英國皇家空軍牛羚式雙翼魚雷攻擊機甚至來不及升空就被擊中燃燒。

        停機坪上露天停放的多架中航與歐亞的民航客、貨機，以及系泊在機場南面海域中的泛美航空“香港飛剪”號水上飛機亦被同時摧毀。在接下來的幾天，中航倖存的2架DC-3與1架DC-2在香港、南雄與重慶之間往返飛行16架次，將滯留在港的名流貴族、政府要員275人撤到後方，其中包括宋靄齡母女。宋氏到達重慶時，圍觀的人群誤將當班美籍機長查理斯·夏普的兩隻寵物狗當做宋所有，引發了當時報刊上有關宋靄齡一行居然帶洋狗撤退的風波。

        12月12日，九龍失陷，日軍進佔啟德機場，重慶至香港、香港至南雄航線全面停航。30日，中航宣佈開闢重慶經昆明至臘戍至吉大港與加爾各答的航線。此後其業務重點轉移至“駝峰航線”。而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對美英正式宣戰，駐上海的日軍部隊終於跨過蘇州河，進入南岸的公共租界。“孤島”陷落，意味著昔日借道香港乘坐外國郵輪進入上海，然後潛入敵佔區的這條通道也不復存在。深入敵後的方式，又回歸到了傳統的水、陸“驛運”。

        此時除了重要城市、鐵路沿線，華東地區仍然有大量的山地與鄉村沒有被日軍侵佔，維持當地抗日力量的運作保持與後方的聯繫，成為國民政府航委會亟待解決的問題。1942年3月10日，中國空軍第一路司令部副司令丁炎親自駕機從重慶前往浙江衢縣秘密機場，試圖沿著當年徐煥升機組飛日實施“人道遠征”的航路開闢大後方至浙江沿海的航線。可惜該機在返航途中不幸撞山失事。彼時因為美援尚未到位，中國空軍專司空運的“空軍空運隊”正處於人心渙散、飛機損失殆盡的低迷狀態。

        “駝峰空運”開始後，中國戰區的空中運輸幾乎全部依靠駐華美軍實施。當年7月，蔣介石以戰區盟軍最高統帥的名義，下令租借法案中撥給中航的運輸機轉撥兩架給航委會。中航美國員工竟在參謀長史迪威暗中支持下予以回絕，令蔣大為不快。經過蔣當面與二次訪華的居裏交涉，美方終於同意另撥兩架C-53軍用運輸機至航委會。航委會亦成立航行訓練班，抽調歐亞航空公司留德飛行員、蔣介石首位中國籍專機機長林大綱任總教練，為空軍培訓空運人才。

        兩架C-53被命名為“昆侖”號與“天山”號。入空軍空運隊服役伊始，便執飛以蘭州為基地、北至新疆的“西北航線”以及東臨蘇魯、大別山地區為敵後抗日遊擊隊空投軍餉。當年11月1日，“天山”號執行完畢為蘇魯戰區於學忠部空投任務，返回蘭州時，因機場無照明指示而失事，人機俱毀。一個月後，中國空軍首位留美進修空運專業的飛行軍官衣複恩，駕駛一架C-47運輸機獨自飛越大西洋、非亞大陸和“駝峰航線”，萬裏歸國。

        這架空運隊的新機被命名為“大西洋”號，它的首個任務就是接替“天山”號赴大別山空投遊擊隊急需的薪餉。出發當天，農民銀行將投放所用鈔票打包好，送成都鳳凰山機場裝機。飛機在深夜秘密起飛，經南鄭、安康，進入湖北淪陷區後向大別山區飛去。

        目標地——立煌縣（今金寨縣）城牆四角各安放馬燈一盞，機組發現後立即盤旋低飛，地面人員聽見機聲後在城外一處空地燃起火堆指示空投位置。碩大的C-47在夜空中往返四五趟，才能將近百包鈔票投送完畢。這種空投方式，雖比昔日使用小型雙翼偵察機時後座機員直接將裝款麻包擲向地面部隊要先進許多。但為了準確辨認地標，運輸機必須在月光明亮時執行任務，這無疑增加了自身暴露的可能。尤其面對日機攔截時，無武裝且機體龐大的運輸機只能一路繞飛、躲避。

穿越封鎖飛向贛州，勝利前夕改航長汀

        除了為敵後抗日武裝投款，“大西洋”號的另一項緊急任務，是開闢成渝後方至江西贛州的東南航線。南昌失守，江西省政府遷往太和縣。此時的贛州已然成為連接浙、閩、湘、粵四省的戰略要地與東南戰場大後方。主政於此的，正是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導專員兼保安司令蔣經國。

        為此，“大西洋”號機組做了精心準備：機長衣複恩找來湘贛地區歷史氣象資料，研判沿途雷雨出現的規律與分佈，並結合多份地形詳圖擬定最佳飛行方案。1943年5月10日，“大西洋”號從成都飛抵芷江前進基地。晚八時許，再從芷江起飛向東飛越衡陽，按計劃將在衡陽以北穿越粵漢鐵路，然後折向東南直插贛州。那天夜空無雲、氣流平穩，機組人員在一輪圓月下俯瞰著機窗外不時劃過的稀疏村落與零星燈火，飛過鬱鬱蒼蒼的羅霄山脈，贛縣機場的跑道燈火已經遙遙在望。

        首航告捷，這條航線遂成為空運隊在抗戰後期的主力航線之一。隨著美援C-47運輸機分批到位，該隊每月往返贛州約十架次左右，所有飛行機組都飛過該線。

        時任蔣介石機要電信員的王正元先生，曾回憶1944年秋某次隨蔣經國飛赴贛州的情景。早七時整從曾家岩侍從室出發，一行十二人赴重慶白市驛機場登機。接近晌午時抵達芷江機場休息，半夜十二點，再次啟程。當飛機起飛後，隨行的侍衛官蔣祥慶才宣佈此行將前往贛州。繼續東飛一個多小時，遙見地面有燈火，蔣祥慶告知“前方燈火處即是衡陽”。王正元心中一怔，原來翼下就是死守孤城四十七天最終陷落的衡陽城！刹那間，全城漆黑一片，而飛機亦關閉機內外所有燈光。接著就看見地面上升起數十道銀白色光柱，將夜空映照得如白晝一樣透亮，隨後朵朵火花在飛機前後炸開……久居機關未臨戰陣的王正元被機艙外忽然爆炸的刺眼光亮晃得短暫失明，只覺得心臟就要隨著機身劇烈顛簸跳出口腔，意識也漸漸模糊。不知過了多久，被人狠狠捅了一拳，告知“衡陽過了”才發現自己渾身衣褲已經被冷汗浸透。而蔣經國卻神色如常，不時俯瞰地面，掃視眾人。終於，飛機在朝霞滿天中安然落地。王后來得知，衡陽失陷後，蔣介石曾計畫赴東南巡視軍民。此行乃是“打前站”，後來基於安全考慮，蔣介石沒有成行。

        這條東南航線的開闢，使得大後方的人員物資、軍需補給源源不斷地通過贛州輸送前方。三年間，空運隊執飛贛州航線三百多架次，直到1945年2月坐鎮贛南的蔣經國乘坐“大西洋”號撤離，贛州淪陷，才將航線的終點改為福建長汀。

        長汀機場位於閩西武夷山腹地，周圍群山環繞，易守難攻。該機場始建於1934年冬，抗戰期間兩次擴建後築有一條長1500米花崗岩石跑道。豫湘桂戰役大潰敗後，長汀機場成為國統區在東南沿海唯一可用的空軍基地。因為該地駐有美軍第14航空隊，所以長汀往返芷江以及成、渝等後方的空運補給，此前多由美軍運輸機執行。鮮為人知的是，因為軍統和美國海軍合辦的中美合作所在漳州華安設有秘密基地，因此美國海軍陸戰隊的C-46運輸機也常由昆明飛抵。

        1945年8月13日，一架空運隊汪正中機組執飛的C-47運輸機在芷江落地。艙門打開，出現了軍政部長陳誠的身影。陳此行將前往長汀機場與美國海軍代表秘密會晤，商定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的有關事宜。為保證部長的絕對安全，空軍決定委派駐芷江的五大隊副大隊長鄭松亭駕駛P-51野馬式戰鬥機全程護航。

        陳誠下機後召集空軍人員訓話，卻大談空軍待遇過高，他將加以廢止。在場的鄭松亭等人面面相覷，但作為下級，他還是和僚機安全周密地完成了護航任務。次日，陳搭乘的C-47率先啟程返航，緊隨其後的鄭松亭也趕緊加速升空，座機發動機突然傳來陣陣異響，螺旋槳也停止轉動。鄭立即收起機輪使用機腹蹭地迫降，巨大的衝擊力瞬間將四葉槳葉全部打彎。

        原來是地勤人員未將燃油徹底過濾，引起發動機爆發不順。P-51更換槳葉後繼續出發。但這幾天的經歷令他久久不能釋懷，此時前方湘江江面上居然出現了3艘日軍運兵船，他總算找到了發洩情緒的機會。“野馬”翻轉機身呼嘯著俯衝下去，機翼6挺12.7毫米機槍噴出憤怒的火舌，兩個“派司”就將日船全部葬送。當晚回到基地，他在眾人的歡呼雀躍聲中才得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本文轉載自《鳳凰週刊》雜誌：作者 祁顥 編輯 陳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