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空軍往事錄

第一部分：雛鷹振翅（1933-1937）  

       1933年，面對剛剛結束的“128”松湖抗日戰爭，一線士兵和當時的最高指揮官蔣介石都對日本強大的空中支援能力印象深刻。1933年2月，蔣介石決定將航空局改為航空委員會，並將其納入軍事委員會直轄權。1935年4月，搬到南京的航空委員會迎來了一位特別的委員會秘書長：蔣介石的妻子宋美齡擔任訂購戰鬥機的重任。七七事變後，增設空軍總指揮部，又稱空軍前敵指揮部。由周至柔任總指揮，毛邦初任副總指揮，張有谷任參謀長。空軍航空學校也同時成立，中國空軍正在規範化。
     截至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空軍已編製了由9個空軍大隊、6個獨立中隊和航空學校師生組成的臨時編製大隊和空運隊。其中，第三、第四、第五大隊配備戰鬥機（當時也叫驅逐機），是作戰的主力軍。第一、第二、第九大隊配備轟炸機，第六、七、八大隊配備各類偵察機和輕轟炸機。
    當時，空軍的主要戰鬥機是1936年10月國民捐贈購買的70架美國寇蒂斯“霍克3”雙翼戰鬥機（因為抗日戰爭初期空軍的“四大天王”都駕駛這種飛機，他也受到大多數軍迷的追捧）。除9架戰鬥機配備第三大隊外，所有這些戰鬥機都配備了第四、第五大隊，是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空軍戰鬥機的絕對主力軍。
    此外，1936年6月離開陳濟棠部隊的廣東空軍也加入了周至柔的指揮。他們帶來的戰鬥機是美國“波音281”單翼戰鬥機（即P-26“鬥牛犬”的出口版）。此外，中國空軍還有一些舊的義大利製造“菲亞特CR”.32戰鬥機(又稱“佈雷達”)和“霍克2”。俯衝轟炸機的主力是美製的“雪萊客”A-在中德軍事合作的背景下，一些He-111轟炸機也加入了序列。
     1937年8月，為應對淞滬局勢，又增設中國空軍第一軍區司令部，由沈得燮任司令，石邦藩任參謀長，下轄8個大隊，5個獨立暫編中隊和1個暫編教官大隊。抗戰全面爆發初期，中國空軍擁有作戰飛機346架，但能納入正式作戰編製僅296架。
    反觀日本，是當時世界空軍強國之一；其空軍非獨立軍種，分別隸屬於陸軍和海軍。隸屬陸軍航空兵，由陸軍部（省）所屬航空本部統轄。隸屬海軍航空兵，由海軍部（省）所屬海軍航空本部統轄。戰時，配屬陸、海軍行動，以支援陸、海軍的進攻。其海軍航空兵多為（航母）艦載航空兵，是其海軍最核心的戰力。後來偷襲珍珠港的行動，即為日本海軍艦載航空兵的幾乎全部主力。
    1937年，日本的陸軍航空兵力計有航空兵團一個，下轄飛行團5個，飛行聯隊16個，分別駐紮于日本本土、朝鮮、中國臺灣及東北地區。擁有作戰飛機1156架。日本海軍航空兵力在1937年擁有作戰飛機1045架。總計為2200餘架，又一說為2625架，幾近於中國空軍納入作戰編製序列的10倍。七七事變之際，其用於侵華的陸軍航空兵飛機約300架，海軍航空兵飛機約550架；已達中國空軍全部作戰飛機的近3倍。
    中日兩國飛機效能比較，日機大多為20世紀30年代設計、試製、生產的新機，效能較為先進；月產飛機能達60架，且能不斷更新相關技術。而中國軍機大多自國外採購，機型先進且效能優良的只有美製寇蒂斯·霍克Ⅲ、波音－281（波音Ｐ－26Ａ）等；霍克Ⅲ也是中國空軍獨立抗戰主力戰機。但其它老舊機型較多較雜，佔比過半。
    而當時中國現代工業基礎薄弱，雖能仿製國外飛機主要部件，但發動機等核心部件完全靠引進；也不能獨立設計並批量生產先進戰機。因引進的飛機五花八門，甚至有“萬國飛機博覽會”之稱；一旦損毀，將難以修復。加之當時日本的軍機研發、生產能力遠強於中國，戰損因此能迅速得以補充、恢復。
    中國空軍獨立抗戰，就在實力對比如此懸殊下展開。可謂是無比艱難，悲壯！
    然而，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空軍仍然對日本感到困難，因為中國空軍的飛機相對落後，這是宋美齡和其他判斷錯誤，爲了節省寶貴的資金，錯過了購買先進飛機的機會；另一個原因是20世紀30年代世界航空業發展迅速，缺乏獨立研發能力的中國無法跟上世界先進水準。
    早在1937年3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就完成了“國防作戰計劃”甲案和乙案。在甲案中，確定了中國空軍對抗日本侵略的作戰要領：“空軍于作戰之先，以主力撲滅長江內之敵艦，及滬、漢兩地敵之根據地。集中間：以主力對敵海上航空母艦與艦隊及運輸船舶攻擊，並協助我海岸防守部隊之作戰，以一部協同海軍正面作戰。
    會戰間：以主力協同北面陸軍作戰，以一部協同海軍正面作戰。準備全部重轟炸（機）隊襲擊敵之佐世保—橫須賀及其空軍根據地，並破壞東京—大阪各大都市，以獲得我空中行動之自由。”在乙案中，還增加了對天津、汕頭、福州敵根據地的轟炸。在會戰間部分，增加了對日本的橫濱—佐世保軍港，以及臺灣和東北遼寧等地兵工廠的轟炸。
    據此可見，國民政府軍方已預感到在戰爭初期，沿海和沿（長）江中下游若干大、中城市將成為日寇進犯之重點，並可能一度失守。但即使如此，亦要集中有限的空軍，予敵重創。若有可能，還將襲炸日本本土及其部分殖民地。
    八一三事變當日下午14時，中國空軍下達了由周至柔簽署、毛邦初副署的“空軍作戰命令第一號”：“空軍對多年來侵略之敵，有協助我陸軍消滅盤踞我上海之敵海陸空軍及根據地之任務。”“第2、3（8隊、17隊）、4、5、6、7、8、9大隊隊長務于14日10時到京（南京）開會。上述各部隊應于14日黃昏以前，秘密到達準備出擊之位置，完成攻擊的一切準備。各隊長開會時，將面授機宜，即具體部署作戰任務。”
    侵華日軍也預感到了中國空軍之威脅。同日晚23時50分，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清對其所屬的海軍航空兵下達了“應以全兵力，先發制敵，擊破敵空軍”的命令。並明確提出，“14日實施空襲時，空襲部隊的任務、行動預定如下：空襲部隊應舉全力急襲敵航空基地，覆滅敵航空兵力。尤應注意隱密，注意（飛行）高度及氣象的利用。”“出發及攻擊時機，依照特令。”
    就在兩軍蓄勢待發，千鈞一髮之際（兩軍均定於14日空襲對方。若日寇空襲在前，將掌握主動權，大大削弱中國空軍力量），中國空軍緊接著下達了“空軍作戰命令第二號”：“要求14日出動之各攻擊機隊，務于晨7時準備完畢，于9時、9時40分（因距離遠近關係）到達目標上空，實施攻擊。在日空軍具體進犯時間尚未決定之際，這一命令為作戰初期中國空軍贏得了主動，達成了戰術上的突然性”。
    1937年8月14日晨7時，中國空軍的第一批轟炸機群（5架），由杭州筧橋機場起飛，抵上海公大紗廠日軍軍械庫上空，從1500米高空俯衝而下，投彈攻擊，當即準確命中敵軍械庫，起火爆炸。
    至下午15時50分，中國空軍共出動飛機9批次，計76架次，集中轟炸了上海日軍指揮部、彈藥庫碼頭，以及停泊在黃浦江中的日艦等日寇重要軍事目標。日軍死傷甚眾，一艘驅逐艦（“栂”號）被炸傷，損壞嚴重。
當天下午，日軍決定報復。因其進犯上海之陸海空軍的戰略部署被中國空軍的轟炸徹底破壞，遂令其駐紮臺灣的第3空襲部隊（鹿屋航空隊，亦屬日海航部隊）出動，分兩批18架次，襲炸覽橋與廣德機場。中國空軍升空迎戰，擊落日機3架日機未達成作戰目的，倉惶遁去。
    1937年8月14日晚24時即8月15日零時，空軍又下達了第三號命令，強調實施連續轟炸。
    1937年8月15日，中國空軍又分８批次，連續轟炸了上海地區的日軍重要基地、陣地。日軍亦于當日展開瘋狂報復，除動用了上海附近的海軍航空兵外，還急令其海航駐臺灣部隊出動，計有鹿屋航空隊、木更津航空隊等。中國空軍英勇迎戰，與日空軍展開了抗戰史上的第一場大空戰（即八一五空戰），共計擊落擊傷日機30架。日方戰史承認被擊落14架，重傷6架。
    抗日戰爭爆發後，中日空軍在上海迅速展開對抗。雖然中國空軍贏得了“8.14”和“8.15”兩次空戰，但由於中國空軍實力有限，無法獨立生產飛機。此外，日軍將先進的單翼戰鬥機A5M“96”戰鬥機送往中國戰場。
    經兩個多月的血戰，中國空軍的作戰飛機也損失了三分之二以上，大量優秀飛行員犧牲，至10月22日，空軍可用飛機僅存81架，空軍總指揮部遂下令空軍主力後撤，基本脫離戰鬥。11月初，中國空軍轉入休整階段，僅留少量飛機駐守首都，大部撤往武漢、南昌整補。
    意識到中日空軍飛機之間的差距，中國政府緊急向英法訂購了格羅斯特36架“戰士”戰鬥機和D.510戰鬥機24架。
第二部分：蘇聯援助（1937-1940）

     1937年8月，蔣介石跟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展開了一次長談，希望蘇方派出蘇聯飛行員以志願者的身份參與到中國軍隊。而後，蔣介石又電令中國駐蘇大使蔣廷黻，要他跟蘇方聯繫，洽商飛機相關事宜，且跟斯大林發去密電說：“尤其飛機一項，實迫不及待，中國現只存輕轟炸機不足十架，需要之急，無可與比……”足以見得那時候中國的情勢危急。
     1937年8月21日，中華民國南京政府跟蘇聯政府在南京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該條約的簽訂，為蘇聯向中國大規模出售以及援助軍事裝備提供了政治基礎，而蘇聯的援助也成爲了中國抗戰初期主要的外來支援。援助包括了軍事顧問以及空軍志願隊，大批援華飛機陸續加入對日空中作戰，逐漸改變了中國在空中戰場的戰略退卻態勢，跟日軍展開了對制空權的爭奪。此後，蘇聯援助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中國空軍重新武裝。
     斯大林對此也很是重視，決定組成蘇聯空軍志願隊，由蘇聯空軍領導人拉克杰諾夫以及斯木什蓋維奇親自挑選志願隊的成員，志願隊的人皆是優秀人才，經驗豐富，英勇善戰。1937年10月，蘇聯首批援華志愿隊，兩個航空大隊總的254人開赴中國戰場。12月，蘇聯空軍志願隊第一次秘密于南京上空參戰，跟日本戰機進行對壘。
     南京淪陷之後，蘇聯空軍轟炸機大隊再次緊急出戰，對上海港跟上海機場展開空炸，炸燬了多架日軍飛機，炸沉炸傷多艘日本運輸船及巡洋艦，給日軍帶去了沉重打擊。1938年，武漢廣州等地相繼淪陷，中蘇空軍大部西移進入四川后方，進駐雙流太平寺機場、溫江機場等地，在當時的梁山（梁平）駐有30架蘇軍飛機，以阻止日軍飛機西進。
大批飛機進入四川之後，那裡頓時熱鬧了起來。1939年1月，中國空軍最高統帥部航空委員會從貴陽遷來成都，指揮空軍對日作戰，成都一度成為抗戰時期中國空軍的主要指揮基地，保衛成都刻不容緩。後來，日機偷襲轟炸重慶，蘇聯空軍志願隊大尉勃達伊采夫率隊飛至重慶上空，跟日機進行激烈的空戰，勃達伊采夫不幸在戰鬥中負傷，跳傘后犧牲。
6月11日，成都遭遇了堪稱最慘烈的一次轟炸。與此同時，由蘇聯轟炸機大隊長格里戈里·庫里申科跟科茲洛夫所率領的“達莎”轟炸機大隊進駐成都雙流太平寺機場，而另一個驅逐機大隊則是移駐重慶，極大地增強了中國空軍的防衛力量。
    1939年年底，蘇聯空軍志願隊于中國的作戰力量達到了一個頂峰，僅是作戰人員便達到了400多人，包括空軍顧問阿尼西莫夫、副顧問胡魯耶夫以及參謀長伊里茵也常駐成都。中蘇空軍開始聯手，研究對日作戰，發出作戰命令。
根據官方資料顯示，從1937年在南京秘密參戰，再到1941年底全部撤出回國，來華的蘇聯空軍志願隊達到2000多人，1000多人直接參與了南京、武漢、南昌、重慶、成都、蘭州等地的保衛戰，總的擊落炸燬日機500多架，擊沉日艦船70多艘，給抗戰初期的中國帶來了極大的幫助。
    從1937年初到1941年底，蘇聯向中國提供了2.5億美元的軍事貸款，培訓了10206名中國航空人員，中國政府從蘇聯購買了1285架飛機。其中驅逐機777架，斯波中程轟炸機328架，TB遠端轟炸機30架，TB-50架重型轟炸機，100架教練機。
    在援助我國作戰期間，有兩百多人血灑中華，英勇犧牲，其中，職務最高的便是轟炸機大隊長庫里申科以及戰鬥機大隊長拉赫曼諾夫。從庫里申科來到中國再到犧牲就只有短暫的4個月，在期間，他參加了數次作戰。庫里申科是空軍少校，在進駐太平寺機場之後，他一面對日作戰，一面也擔負著培訓中國飛行員的任務，給中國空軍培訓了大批的空軍人才。
    “1938年春天，廣西空軍北上接受蘇聯飛機訓練，並被授予第三大隊的名字，以取代耗盡的中央空軍第三大隊。”（當時是空軍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的中隊長，空軍上尉陸光球在回憶錄中寫道。）
伊-15(綽號“黃鶯”)和伊-16(綽號“燕子”)成為這一時期中國空軍的主要戰鬥機。1937年9月22日，第一批伊-16-5型戰鬥機交付給中國空軍第四大隊。中國飛行員對這架飛機讚不絕口，其中高志航評論說:“有了這架新飛機，我們將戰勝日本侵略者的96型飛機”。其中，伊-153戰鬥機創造了中國空軍的王牌:劉哲生。他駕駛的“檀香山華僑”號伊-153嚇壞了日軍。
     在轟炸機方面，被稱為“斯波機”的SB轟炸機加入了中國戰場，取代了中國轟炸機隊數量逐漸減少的機組。TB重型轟炸機大多被用作運輸機，因為它們的效能很差。然而，由於SB轟炸機的飛行速度比當時的日本95和96戰鬥機快，它們曾經在日本飛行員中產生恐慌，因為它們不需要戰鬥機護送。
除了中國空軍改裝蘇聯飛機外，蘇聯還成立了蘇聯志願者航空隊，包括轟炸機旅和戰鬥機旅（後來擴建到兩個旅），蘇聯志願者航空隊成員輪換，在中國有2000多人，許多人在戰鬥中犧牲。其中，最高軍銜是格里戈里·庫里申科。蘇聯援助中國空軍和中國空軍參加了武漢空戰、蘭州防禦戰和對臺灣松山機場的驚喜襲擊。駐紮在廣東和廣西的中國空軍也使用了有限數量的“戰士”來支援軍隊。在戰鬥中，中國空軍第四大隊隊長李桂丹、陳懷民等士兵相繼犧牲。1940年夏天，面對歐洲德國法西斯的侵略，蘇聯逐漸撤回了其在中國的航空隊。
     1940年的壁山空戰可以說是中日空中對抗的轉捩點。在壁山空戰中，日軍後來在太平洋發出了A6M“零”戰鬥機。毫無準備的中國空軍損失了27架飛機，無法阻止日本戰鬥機的進攻。如果有蘇聯援助的中國空軍還能與日軍爭奪制空權，那麼“零”的出現就徹底打破了當時空軍戰士的希望。
     1939年2月，中國空軍購買了一批美國“寇蒂斯CW21惡魔”戰鬥機，但由於種種原因，它們無法形成戰鬥力，也無法對抗咄咄逼人的日本戰鬥機。
    1940年9月至1941年12月，這段時間是中國窒息的時刻。在這一時期的地面戰場上，棗宜會戰，張自忠將軍血淋淋地灑在戰場上；抗日根據地因“三光”而苦不堪言。
    對於中國空軍來說：從那個時期倖存下來的飛行員都知道“逃警報”的含義：即起飛、分散以避免“零”，為中國空軍保留生力。
第三部分：飛虎隊和中美聯合空軍（1941-1945）
     中國空軍美國支援大隊，英文縮寫A.V.G.，於1941年7月開始組建，8月正式組建，加入中國空軍序列。包括三個戰鬥機中隊，主力裝備是原定買給英國的P-40C戰鬥機（也稱之為霍克81戰鬥機），指揮官為1937年以“美國農民”身份來華擔任空軍顧問的陳納德。
    1941年8月1日，蔣介石發佈命令，宣佈該大隊的成立，同時由陳納德擔任指揮官。面對這支隊伍，蔣介石開出了天價一般的工資：每月500美元，每擊落一架飛機300美元。這讓很多原美國陸航和海軍航空兵的飛行員“怦然心動”，此外，一些反感日軍侵略的美國飛行員認為“反正美日遲早開戰，不如趕緊前往中國作戰。”事實上，最後一批抵達中國報導的飛行員于1941年11月底才抵達中國，距離珍珠港事件只剩下幾個星期的時間。
    1941年12月20日，10架日本飛機進犯中國昆明，“飛虎隊”初戰告捷，擊落敵機6架，一戰成名。因為“飛虎隊”大多在機鼻處噴塗著名的鯊魚嘴，加之昆明老百姓沒見過鯊魚，便稱這種飛機為“飛虎”，久而久之，這支隊伍便被稱為“飛虎隊”，這也是隨後美國援華空軍的普遍代稱。
    美國駐華空軍特遣隊，1942年7月4日，“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改稱“美國空軍駐華特遣隊”（又稱華東空軍特遣隊，正規番號是第10航空隊第23大隊），但是實際的人事變動並非番號改變這麼簡單。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屬於僱傭兵性質，除了工資較高外，對於軍紀要求也比較鬆懈；突然改編為美國陸軍航空隊下屬的正規部隊，對於這些散漫慣了的飛行員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在最初創立“飛虎隊”的老隊員里，只有不足五人選擇留下。這支部隊的規模相對於之前的“飛虎隊”而言，除了增加了轟炸機之外，實力沒有增強。
     在中國空軍消耗殆盡的關頭，這支部隊為保衛中國領空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由於美國“先歐後亞”的政策，大部分裝備被優先支援給歐洲：根據相關數據顯示，直到1942年底，美國只援助中國轟炸機19架、戰鬥機150架、運輸機5架，其中戰鬥機為P-40式27架、P-43式41架、P-66式82架，這些飛機主要用於陳納德的美國駐華航空特遣隊，而不是恢復中國空軍的實力。
     空權，中美空軍依託衡陽、贛州、老河口、桂林等空軍基地不斷發動進攻，切斷日軍的補給線、破壞日軍的計畫。為此，日軍被迫拿出自己的全部實力，制定了打通大陸交通線、摧毀中美空軍基地的“一號作戰”計畫。但是，因為中美空軍掌握了制空權，儘管日軍在1944年底打通了所謂的“大陸交通線”，但是因為緬甸戰事結束，中美空軍的戰鬥機和轟炸機部隊開始襲擾這一日軍命脈，加之黃河大鐵橋被摧毀，這相當於日軍打通了一條無法使用的交通線。
第四部分：勝利之翼（194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18日，蔣介石與岡村寧次討論，21日在芷江舉行洽降儀式。1945年8月21日，日本洽降代表從漢口起飛，在中美混合團P-51“野馬”戰鬥機的監護下飛往芷江。
芷江作為湘西的一個小縣城，1945年駐紮了10萬軍事人員。抗日戰爭期間的最後一場戰爭在這裡爆發，這也是中國軍隊的一大勝利。因此，枝江被載入史冊。
     承載著中華民族航空救國夢想的“霍克”從橋上起飛，標誌著中國勝利的“野馬”降落在枝江。中國空軍（中華民國）也光榮地完成了歷史賦予它的任務。
     芷江受降結束了八年的抗日戰爭，這是亞洲和二戰東方主戰場勝利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