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德邁將軍在中國

      阿爾伯特·科蒂·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1897年7月9日－1989年12月17日），魏德邁於1897年7月9日於美國加洲內布拉斯 奧瑪哈市出生。魏德邁是德國裔，其祖父于1830年移民美國。

      1919年從西點軍校畢業，1923年奉調遠東，於菲律賓服役。1929年至1931年轉調駐中國天津之第十五步兵團，曾學習中文並結識中國軍政人物。

　　二次大戰爆發前，魏德邁為中校，在軍部為作戰參謀，於計畫組內工作。1941年撰寫的“勝利計畫”，提出美國以在歐洲擊敗德國為主要目標。此項計畫後來獲得接納，成為美國在二次大戰的基本戰略。

      1944年10月，史迪威被美國召回，由魏德邁接替其出任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駐華美軍指揮官。在此前一年，魏德邁還對史迪威的工作成績深信不疑，在給馬歇爾的信中說，“史迪威對中國、緬甸、印度戰區情況的瞭解程度，超過美國人，也超過中國人。”因而有意延續史迪威的工作思路。

      但是，史迪威離開重慶時，既沒有與魏德邁辦理交接手續，也沒有留下任何重要文件，使魏德邁不得不制定屬於自己的工作計畫。魏德邁與史迪威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不自居為“中國通”，而希望通過親身調查來瞭解中國。這樣幾個星期後，魏德邁就“開始認識到，中國國民政府遠不像史迪威和他的記者朋友所描述的那樣，不願作戰，而是在抗日戰爭中表現了驚人的頑強性和耐力……到1944年，即在日本發動首次進攻之後的第7年，中國卻依然在抵抗。”可見魏德邁對中國懷有其前任所沒有的同情心。

      1944年10月，史迪威被美國召回，魏德邁接任為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及駐中國美軍指揮官。魏德邁與蔣介石的關係密切，他們經常在重慶見面，蔣介石甚至會時常向魏德邁徵求意見。圖為司徒雷登大使與魏德邁(左二)和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合影。

      上任伊始，魏德邁必須建立在華美軍的有效機制，才能開展工作。首先他撤換掉了對蔣介石態度惡劣的美軍將領竇恩、菲利斯等人。竇恩去職後，蔣介石在日記中說，“此人為史迪威軍下第一驕橫侮華之人，魏德邁竟撤去，則援華之誠意又進一步矣。”其次，魏德邁調整了與陳納德的關係，讓美國陸軍、空軍爭奪駝峰物資的情況得到解決。

      隨後，魏德邁著手重建中美軍事互信。史迪威任職期間，極少參加與中國方面每週一次的聯合會議，他“視這種會議為喝茶和消磨時間的滑稽戲。”魏德邁不僅願意與會，還提議設立了“美中聯合參謀部”。針對國軍“軍官缺乏現代化軍事知識和能力低落，士兵健康情況極差，營養不良，武器老舊，徵兵制度充滿缺陷……”等種種問題，魏德邁的批評並不比史迪威少，但他從不使用侮辱性語言，這讓在場的中國人更樂於接受他的建議。如蔣介石說，“魏德邁等對我國軍事與行動之批評，實令人慚愧無地，然而其熱忱與直諒可感。不如往日史氏之陰狠，故餘對之，但有興奮與自反，寄予莫大之希望也。”蔣介石甚至願意與魏德邁分享他最為在乎的軍隊指揮權。

      魏德邁與蔣介石本人間的互動至為密切，只要是在重慶，他們都爭取每天會面，談論的內容包括“指揮系統、組織、作戰及訓練、駝峰運輸、廣西防務、戰區重新劃分，甚至建立一支新軍等等。”這些原本是史迪威來華時就應著手解決的問題，一直拖到兩年後魏德邁上任，才有機會拿出來討論。

      即使在內政問題上，蔣介石也時常向魏德邁徵求意見。1945年7月，蔣介石如實道出了自己與龍雲間的矛盾，魏德邁對蔣的苦處表示理解，承諾讓昆明美軍監視龍雲的異動。魏德邁清楚，“美國人的想像，只要蔣介石下命令，命令就會被執行。我知道委員長絕非發號施令的獨裁者，實際上他不過是一種鬆散聯合體的首腦，還要不時經歷巨大的困難，取得別人對他的指揮權的服從。”其前任史迪威從來不能體會蔣介石所面對的這種內部壓力。

      經過一段時間的合作，蔣介石對魏德邁讚賞有加，稱“此人直諒勤敏，可說毫無城府、與史迪威之奸訐劣性，完全相反也。其辦事緊張積極，我國軍人應效法之。”同時，魏德邁也坦言，“我已確信委員長意圖的真誠，我對他的欽敬與尊重也是明確無疑的。”這與過去蔣、史間的相互攻訐相比，實是天壤之別。

魏德邁非常重視陳納德的飛虎隊，並努力搞好關係。圖為陳納德和魏德邁在一起。

      魏德邁在中國的10個月，取得了相當多的成績。第一是整編國軍。魏德邁來華時，中國約有300個師，耗費大量財政。魏德邁建議“先充實36師之訓練與裝備，若再有可能則擴充至50師”。其後細化為，中國先行整編70個精銳師，包括美軍負責裝備的36個師、中國自己裝備的30個師，以及駐印軍3個師、山地部隊1個師。這樣，“國軍機關部隊總數現為五百卅萬，規定整編為三百五十萬，前方二百五十萬，後方一百萬，機關人員一律在內。”

      蔣介石深知國軍所存在的各種問題，視整軍“為雪恥圖強之第一步”，積極回應魏德邁的計畫，於1945年2月一下裁撤中央軍8個軍的編制。但來自地方的阻力使整編計畫的推行困難重重，如徐永昌所言，“魏德邁計畫限五月間裝備之三十六個師整訓完成，以備隨時配合美登陸部隊反擊敵人，但我至今尚有若幹部隊懇請不予編並，竟有謂果予編並恐有變患者。”

      在整編初見成效後，魏德邁又提出幫助中國擴大軍工生產，至1945年底可“自行裝備八十個師（此八十個師亦有若干軍需品為中國無法製造者，如汽車之類，可由美供給）”，使中國的總兵力維持在120個師。經過整編，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得到明顯提升，在1945年多次對日軍發動攻擊，並佔據優勢。

      魏德邁做的第二件事是改革國軍給養制度。一方面，魏德邁要求蔣介石給國軍全體士兵漲薪一倍；另一方面，為改變軍官普遍克扣軍餉的情況，他設計了一套補給制度，即在昆明、重慶分別設立一個給養中心，將軍糧採購齊全後，再分發到各部隊。這樣一來，軍官不再掌握錢糧，士兵所得到的軍糧數量增加，不再被迫搶劫百姓，軍民關係也為之改善。此項方法不僅當時“在全國具有非常有益的效果”，而且對今天台軍的補給制度產生影響。

      第三、魏德邁為中國建立了傷患疏散制度。魏德邁看到，“過去，傷患在許多情況下都留在戰場上，任其腐爛死亡”，他命令美國軍醫主持“制定了一個出色的計畫”，雖然“現代化設備——如救護飛機、擔架等，是得不到的，但採取了臨時湊合辦法，傷患迅速疏散，並在粗糙但合乎衛生條件的野戰醫院得到適當的治療。”

      第四、魏德邁建議實行了人車“靠右行”。中國向來的習慣是“靠左行”，但因為中國戰區絕大多數車輛都是美制汽車、卡車，按照靠右行駛設計，因此魏德邁向蔣介石建議，將中國人車改為“靠右行”。這一建議從1946年1月實行，一直沿用至今。

      總的來看，魏德邁在中國任上可謂不辱使命，他修復了因史迪威事件給中美關係帶來的裂痕，將中美軍事合作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魏德邁對中國軍事體制進行的各項改革，也在戰時、戰後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