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航空隊23大隊74中隊 程敦榮

        我國空軍因任務的需要，有十二名飛行員被分配到14航空隊23大隊參加作戰，23大隊74、75、76中隊，每個中隊分四個人，我和李鴻齡、毛有桂、毛昭品分到74中隊，同美國戰友們生活、戰鬥在一起，結成了深厚的戰鬥友誼。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正式參戰，“飛虎隊”于1942年7月4日解散，改為駐華特遣隊(Air Task Force)即23戰鬥機大隊，半年後擴編為美國陸軍14航空隊，陳納德恢復現役，任該隊少將指揮官。

        23戰鬥機大隊是美國14航空隊的主力，14航空隊初建時只有23戰鬥機大隊和一個B-25型輕轟炸機中隊。以後，增加了一個B-24型重轟炸機隊，這在當時，是美國最小的航空隊，總計約有五百架飛機，而第八航空隊(駐英國)曾達到八千架飛機，所以，美國戰友戲稱14航空隊是“吊在一根鞋帶上(on a Shoe String)”的航空隊。

        當時23大隊的骨幹，特別是大隊長和中隊長，多是原“飛虎隊”的飛行員，還有一些則是以菲律賓撤退出來的部份美國海、陸軍現役飛行員。

        23大隊有五個中隊分別為74、75、76、16、118中隊，分布在從雲南西部的雲南驛到昆明直到廣西的桂林和湖南的衡陽與零陵長達兩千公里的空域內，形成了東西兩個作戰空域。在昆明和雲南驛機場的兩個中隊是以防禦為主，保護“駝峰”航線，監視越南和緬甸兩個方向的日機，東部經常駐防有二至三中隊，以攻擊為主，北起武漢，沿長江航運線到南昌，南達廣州、香港。

        我的中隊長莫尼漢上尉(Moninham)是西點軍校畢業的，二十來歲，湛藍的眼睛，留著小平頭，為人非常沉著。他了解到我過去飛的是P-39“空中眼鏡蛇”Air Cobra戰鬥機，(這種飛機有一門37mm炮，發動機在機身中部，因為重心關係它的操縱性能不好，再美訓練時也曾發生迫降事件而犧牲了五位中國同學。蘇聯用這種飛機作地面攻擊，打坦克車很有效)，對P-40戰鬥機並不熟習，就教我如何俯沖和瞄準目標，如何選擇投彈時機等等要領。

        一次，我隨莫尼漢上尉從衡陽起飛，對岳陽車站日軍倉庫作俯沖投彈。我第一次投彈時，因俯衝角度太大，拉起過猛，把炸彈丟到洞庭湖中去了。回來後他笑著對我說：「程，炸死了不少魚吧！哈哈….」，我感到很慚愧，不過第二次我投彈就直接命中了目標。

        那時，我們的出擊地區是武漢到九江、南昌一帶。李鴻齡同學是我們四人中首開記錄擊落敵機的人，他在出擊南昌機場的任務時，發現一架日本運輸機剛剛起飛，他立即追過去，一舉將它擊落于南昌郊外，我們都為他高興慶賀。令人惋惜的是，受戰友尊敬的莫尼漢少校(剛晉升)在以後的一次偵察任務中失蹤了，依判斷是在武漢附近被日機擊落犧牲。接著，李鴻齡同學也在另一次出擊任務中失蹤，他是我們同期中第一個作戰犧牲者。

        1943年夏季，我方的補充條件得到了改善，加強了攻勢作戰，日方也分別在武漢和廣州增調了部隊，雙方你來我往，戰鬥非常頻繁，日本空軍往往是在廣州與武漢之間搞穿梭轟炸。我方的戰鬥機分駐于桂林、零陵、衡陽三個機場，B-24型重轟炸機駐昆明，B-25型轟炸機則往往于出擊前一日飛來桂林，次日凌晨出擊。

        有一次，我正值勤，警報響了，日機大編隊從廣州起飛，在詔關加油後北飛，我們在它快到柳州時，起飛了七架P-40戰機，由桂林前進基地司令芬遜准將(Casey Vincent)領隊，我們爬升到7500米高空，在桂林與零陵之間，與敵機遭遇。當時，我飛的位置在最左邊，看到長機搖動機翼，隨即我也發現了敵轟炸機編隊，是九九式雙引擎的轟炸機，隊形密集，高于我機，灰白色的機吉連成一大片，忽上忽下，搖搖擺擺。估計是因為它們機上的機槍口徑小，必須靠很近，才能組成交叉火網，接敵的時間實際上是很短的，我們七架戰機轉了大半個圈子就直接撲過去。我們一同長機投下了副油箱，加大油門，開始俯衝，便都做完了准備動作，光學瞄準器效準了，機槍保險打開，我隨著長機向上拉起機頭，以幾乎垂直上升的角度，在敵機的編隊後下方升起，位置太好了！就在長機向敵編隊中央長機開火時，我注視著瞄準具，把敵機編隊中最靠邊的一架轟炸機套住，越來越近了！敵機翼展充滿了我瞄準鏡的光圈，我按動按鈕，同時六挺12.7mm的大口徑機槍一齊射出密集的子彈，六條光帶指示著命中部份，很快從敵机的左發動機處，掉下許多黑色碎片，冒起黑煙，我按住機槍電鈕不放，此刻，除了通過光學瞄準鏡看到敵機外，我什麼也看不見，不一會，敵機的煙冒得更濃，突然向左傾側過去，向地面墜落下去。這是我第一次打敵轟炸機，且把它擊落了。

        在這段期間，我參加了多次的作戰任務。一次，出擊九龍船塢，為B-24型重轟炸機護航，前一天下午，大隊長霍洛威上校單機從昆明飛來桂林，看他笑迷迷地走下飛機，我們就知道明天准有好任務。果然，第二天上午，我幸運地輪值警戒，看到大隊長招手，我們連忙帶著地圖到跑道中集合，大隊長宣佈任務，提示了注意事項和要求後，十六架P-40便立即起飛，轉了一個圈子，編好了隊伍，就向香港方向飛去。

        那天，桂林地區天氣並不好，飛行五分鐘後，機隊就鑽進了雲層，我聚精會神地看著儀表板，在雲層中保持穩定的上升，約一小時後，編隊通過了廣西梧州上空，立即看到強大的B-24型轟炸機編隊在下面飛，兩個編隊集合後直飛九龍。兩年前，我們這一批赴美受訓的中國飛行生正是從九龍碼頭乘遠洋輪，橫渡太平洋去美國。那時，太平洋戰爭尚未開始，祖國的苦難正深，現在又要看到香港、九龍，心頭有一種難以抑制的戰鬥激情。

        只見轟炸機投彈後，濃煙滾滾，港內激起一根根水柱，隨即，大隊長帶領我們俯衝掃射過去，我一抬頭，那不是半島酒店嗎？正好一路掃射過去，當戰鬥機重新上升恢復隊形返航時，從廣州白雲機場起飛的日本零式戰鬥機橫飛過來，朝B-24編隊撲過去，我們正在B-24編隊機的上面，不等零式機接近，就俯衝下去，我看準了一架己經從左側接近B-24編隊的零式機，從它的後方成15度角接近並瞄準，在它企圖轉彎脫離的瞬間，我按下了機槍按鈕，擊中它的機身，墜落地面。

        在緊張激烈的戰鬥中，我的另一個同學毛友桂在桂林上空犧牲了，這位平時靦腆得像大姑娘似的小伙子，被敵機擊中時受了傷，昏迷中飛機一直撞到地上，為保衛祖國奉獻了年輕的生命。

        許多美國戰友我至今難忘，分隊長克林格上尉曾在巴拿馬運河駐防，留著小鬍子，有一對深黑並帶點神秘味的眼睛，溫文爾雅的貝爾上尉，打得一手好橋牌，一位北美印地安人的後裔名叫吠陀維奇(Vidoovich)，外號“酋長”，和我們很要好，他身材不高，但非常壯實，古銅色的膚色，深黑的眼睛，微微卷曲的黑髮性情溫和熱情，但他作起戰來卻像印地安武士那麼勇敢，不幸的是，他在一次送飛機的任務中，因天氣惡劣而撞山犧牲了，噩耗傳來，我們都哭了。

        我們這批十二人分到23戰鬥機大隊，分別在三個中隊服務的中國飛行員，執行了作戰任務約有二百五十次，擊落敵機五架，擊傷一架，作戰犧牲了八位，還有一位在越南受傷跳傘後，被法國人維琪政府下的殖民地官員出賣，七十五中隊陳炳靖同學，做了日軍的俘虜。回憶往事，令人心情激動，感慨不已，現將當年的戰鬥經歷和生活片斷寫出，作為對生死相共的同學和美國戰友們的懷念，也可使當代的青年人了解抗日戰爭中的一些空戰情況，激發居安思危，奮發圖強的志氣。

摘自北京航空聯誼會  八一四抗日空戰勝利六十週年紀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