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中隊 麥考羅(William E. McCullough)機械官

        我家有3兄弟，本人排行老大，1915年生於田納西州紐伯恩市(Newbern)。我在成年之前所學到的許多技能，後來都能在中國作戰時有所發揮。大學時先於田納西大學[(University of Tennessee)讀了兩年，接著又轉學到康伯蘭大學(Cumberland University)，並於1934年自該校獲得法學士學位。畢業後，曾在第9司法區(9th Judicial District) 檢察總長室擔任律政辦事員。

        西班牙內戰(Spanish Revolution)爆發後，許多從西班牙返國的朋友均表示，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已迫在眉睫，但美國卻沒有做好準備。他們還認為，當徵兵令頒布後，訓練將成為最為關鍵工作。我對飛行很感興趣，也希望接受訓練以成為飛行員。因此我在1938年9月13日，加入了當時的美國陸軍航空隊。

        首先我到阿拉巴馬州的麥斯威爾基地(Maxwell Field)接受訓練，所屬單位是第92訓練中隊(92nd School Squadron)，所賦予之專長為飛機維修與系統維護。在區努特基地(Chunute Field)與萊特派特森基地( Wright-Patterson Field)受訓一年後，分發至第23混合大隊第1驅逐中隊。第23混合大隊成軍之主要目的，是判定陸軍航空隊新型機種是否合乎作戰需求。該大隊在嘉納(Grandson Gardner)將軍任內，移防至英格林基地(Eglin Field)，成為戰機的試驗單位。

        我在1942年晉升為航空工程准尉 (Warrant Officer Technical Specialist Aviation Engineering)。

        當羅斯福總統同意實施「租借法案」並對華提供援助時，莫利斯(Winslow C. Morris)上校和陳納德(Claire. Chennault)將軍開始著手組成「美國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當時，義大利、英國或法國所提供的訓練，對建立中華民國空軍戰力的成效不大。陳納德將軍需要一批幹部，到中國期能協助中華民國重整空軍戰力，因此，「美國志願大隊」開始協助中國。

麥考羅攝於1943年時為准尉。

         美國原本只派遣技術人員與飛行員，提供教練與諮詢，俾使中國空軍能運用新式戰機對日作戰。但是美軍來華後，即成了與中國空軍並肩作戰的夥伴。第五大隊於1943年10月上旬，以代號為「6404a」的臨時裝運為名(「6404a」這個代號也是裝運命令分類項目).緊急送到印度成立「作戰訓練單位」(Operational Training Unit, OTU)，「6404a」臨時裝運代號下的人員原隸屬各飛行大隊，納編後負責執行特定任務。納編該任務的技勤人員與飛行員從維吉尼亞州新港紐斯(Newport News)出發，先前往阿爾及利亞的奧蘭港(Oran)。接著從蘇伊士運河、紅海轉往喀拉蚩，最後抵達印度的馬里爾(Malir)。

        飛行員抵達後先暫時休息，但技勤人員則是立即投入工作。我和史帝爾斯(Wildy Stiles) 中尉則分別被任命為第五大隊第29中隊與第26中隊的機械官。由於載運美軍部隊的英艦「隆那」(Rohna)號在地中海遭受攻擊，原本分發至本單位的許多技勤人員不幸陣亡，因此上級要求史帝爾斯和我，負責訓練一批新的技勤人員、無線電操作員、裝甲技士、鐵皮技士，以及螺旋槳修護員。儘管語言上有隔閡，但中國官兵進步神速。中國空軍的技勤人員經驗豐富，有著驚人的修護能力。

        中華民國軍方派往印度的人員，都是空軍資深官兵，因此在基本學習能方面都十分良好，但是他們對艾利森公司(Allison)製造的V17-10單列汽缸發動機、柯提玆(Curtis)可變距螺旋槳、班迪斯一斯壯柏格(Bendix- Stromberg)化油系統，或液壓裝置都不熟悉。我和六十名中國空軍官兵和八名美軍人員，被派到負責組裝中印緬戰區所有戰機的「喀拉蚩基地指揮部」(Karachi Base Command)。安計畫中美混合團與我們共同執行飛機組裝工作，但僅僅是我們這組人就將原訂每日1架的生產速度，提高到每天8架。

        在短短一個月之內，我們就完成了120架P-40戰機的組裝任務，而中美混合團到了1944年3月才完成了自己飛機的組裝工作。首批組裝完成的12架戰機用於訓練，最後的24架則進行特別改裝。技術人員對這24架戰機重新調整發動機和汽門，清潔機身和機翼，修改螺旋槳調速裝置，加裝英製機槍瞄準器，並給予特殊塗裝。藍塞少校(Glyn Ramsey) 後來晉升為將軍)試飛其中1架改良後的「賽車型」戰機後，發現其速率較其他同型戰機高出20節。我們將這24架飛機由印度馬里爾經摩恩貝利(Moenberry)、昌德瓦(Chandwa)飛到中國的霑益，再由該處飛至衡陽，將飛機轉交給第75及第76戰機大隊。當時基地指揮官是丹寧(John Dunning)上校，而衡陽就是我們首度與日軍交鋒之處。944年6月9日，第5大隊則遷往芷江駐防。

圖左：麥考羅處理彈藥的情形。右：1943年麥考羅攝於芷江基地。

        當時，駐印度喀拉蚩的「中國貿易委員會」(Chinese Trade Commission)負責接收美國提供的租借物資，同時也管制所有工具、料配件和裝備。當時我們其他所有裝備，部是採用美國「汽車工程師協會」(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SAE)的規格，並未轉為公制，但是P-51戰機建造時所使用的度量衡單位卻是採用公制，因此技術人員迫切需要這些工具。

        由於補給不易，許多工具及材料都嚴重不足，中國空軍飛行員處於極不利的狀況。例如，當一批戰機完成任務落地後，我們必須將其後輪拆下，裝到下一批準備起飛的飛機上，同時火星塞也必須拆下清潔，這些都需要耗費相當多的人力。汽油供應也同樣不足。因為當時汽油必須用卡車運送，在行經各省時，沿路的官員或軍閥都會藉機「揩油」。由於卡車司機是以貨物重量計酬，因此就會拿水去填補被「揩」掉的汽油。戰機發動機設計上應使用辛烷值110的汽油，但我們卻只有辛烷值85的汽油，因此地勤人員必須調整點火正時、汽閥和點火裝置，以使飛機可以得到所需的動力。但假如汽油摻了水，發動機運轉不順，飛行員可能在飛行途中就會遇上危險。這種狀況一直等到從昆明直接空運汽油後，才獲得解決。

        駐華美軍的生活條件還算不錯。營舍管理是由「戰爭管理局」(War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WAASA)負責，中國方面派員照顧美軍起居飲食、營區警衛與環境整理等等，一切必要事務。每餐都有許多飯食及新鮮雞蛋，偶爾還有烤豬。雖然沒有咖啡，但茶水供應充足。木造營舍內以木炭提供暖氣，另有營帳供路過部隊使用。

        P-40與P-51戰鬥機各翼可掛載6枚250磅通用炸彈或2枚500磅炸彈，也可以在機身下方掛載1枚1,000磅炸彈，另外各翼亦可改掛6枚帶傘人員殺傷炸彈。這些武器在攻擊地面部隊與砲兵陣地時相當有效。炸彈投完後，飛行員就以兩翼的機槍進行掃射。我們的任務是瓦解日軍在華南地區的運輸，以支援也面部隊作戰。攻擊目標包含鐵路、交通線與橋樑，如果運氣好，發現舢舨，當然也不放過。日軍為了躲避轟炸，通常會將火車頭藏在隧道內，因此我們會先將炸彈投在隧道口攻擊藏匿的目標。

第29中隊的修護官麥考羅上尉正在查看一架廹降後的P-40， 駕駛座內的是史提爾(Bill Stiles)少尉。

        我們在芷江基地有許多回憶。某些夜晚，丹寧上校會要求飛行員在空中停留到塔臺通知日機來襲為止，因為當時在夜間，必須利用日機排放的廢氣方能判斷其行蹤。某晚，藍塞和史帝爾斯二人正準備發動藍塞的P-51座機時，空襲警報突然響起。中國守軍利用一種類似腳踏車把手的裝置，將氣泠式的空用.50機槍架在上面，做為地面防空武器。因此射擊後槍管會因冷卻不良而變得火紅，但當時物資缺乏，也只好將就著。(編按：該種機槍乃由B-25轟炸機上拆下，於空中使用時藉著空中低溫，即可冷卻槍管；但在地面常溫下，射擊時槍管不易冷卻)當日軍川崎Ki-48輕型轟炸機(盟軍代號為百合【Lily】)開始空襲時，雖然是在晚上，但由於天氣晴朗，空中目標十分的明顯，彷彿就像是在白天一樣。我趕快奔向藍塞那架因發動機故障而迫降的飛機。我原本想在跑道上修復這架飛機，但不得不將其移至機堡附近。在卸下前端整流罩的同時， 1架日機突然對機堡掃射。我站在原地拿起衝鋒槍，對那架日機射擊。接著又有2架飛機飛過，我在毫無掩蔽的狀況下擊中了其中1架。

        後來在1944年局勢轉變，我們便掌握戰機，開始對日軍發動攻擊，其中洞庭湖附近的戰果尤其豐碩。在洞庭湖與長江的匯流處，有1個日本的補給品倉儲站。我們使用燃燒彈、磷彈和通用炸彈進行攻擊，該處整整燒了3天3夜，造成日軍一整個月無法獲得補給(編按：此處所指的是1944年7月間，由第五大隊發動的『三襲白螺磯』戰役)。

        1945年1月，有1架B-25轟炸機墜毀，機長僥倖逃出，但副駕駛卻當場喪命，另外1位年輕空勤機械員的腿被機身卡住，動彈不得，但意識非常清楚。當時飛機著火，而汽油也開始滴到地面。我們一直鏟土來滅火，但毫無作用。我們請航醫把他的腿鋸掉好救他出來，但因為火勢越來越大，氧氣供應瓶爆炸，火焰引燃了彈艙，彈藥開始像沖天炮般炸射，很本無法靠近機身。在場的人都聽到那位年輕人的哀嚎，但卻都束手無策，接著他的飛行夾克也著了火。羅培玆(Don Lopez)和史帝爾斯想救出這名機成員不成，自己反而受了傷。當大家都想不出辦法時，一名中國修護官拔出槍，要我們迅速做個決斷。我拿起槍，卻往地上射。丹寧上校跑來搶走我的槍，說：「要開槍也是由我來。」丹寧上校最後做了一個天人交戰的決定。丹寧上校開槍後，將槍丟在泥巴裏掉頭就走。後來，丹寧上校遭到軍法審判，並以蓄意殺人罪起訴，結果宣判無罪，後來他還升了將軍。他真是一個令人懷念的好人。

        遺有一次，眼看日軍即將攻陷老河口基地時，我和其他兩三地勤人員趕去搶修1架前1天迫降的戰機。3人雖然勉強修復了這架戰機，卻遭到敵軍狙擊手的射擊。在中國苦力的協助下，我們修復了部分的跑道，讓這架飛機重新起飛。其他人和我跳上1輛吉普車，衝出敵軍包圍，並利用浮橋脫離。接著又花了1週的時間，從衡陽步行到零陵。

        日軍的行動都完全在中國地面部隊與諜報網的監控之下，陳納德將軍在整個華南地區，建立一個成效極佳的電話網。地空作戰計畫完成後，會以無線電通知前線基地。此一諜報網包含在中國從事教學與醫療服務的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傅教士。這些敵後工作人員，並沒有受到日軍的騷擾。他們密切注意日軍活動，並將消息通報給第十四航空隊。在中國出生的傳教士子弟，只要會說中文的，就納編到中國陸軍擔任翻譯與情蒐工作。這也是陳納德將軍的早期預警系統之一，羅壽特(Malcolm Rosholt)少尉就是其中一位。中美混合團所屬第五大隊，曾依據羅少尉的要求，空投其所需的無線電改發機零件、食物與補給品等。中國百姓更與傳教士合作，協助蒐集情報，再由傳教士將情資回報後方。當時中國已經有相當不錯的有線通信網，但其中多數後來都落入日本佔領區。電話仍然可以用，但由於日軍的監聽，情報單位會不時改變情資加密方式，以反制其監聽。因此，當時電話線路仍然十分重要。

        另一個確保我軍戰果的關鍵，就是美國海軍的「海岸監控者」(Coast Watchers)網路。「海岸監控者」網路由負責監控日軍活動的中國百姓所組成，在獲得情資後會通報給美國海軍，再由美國海軍通報第十四航空隊。由於日軍兵力分散，即使有能力巡邏佔領區，但不可能掌控所有地方。沿海地區的中國百姓，可以靜悄悄的觀察日軍動態並向美軍回報。

        我只見過陳納德將軍一面，當時他到基地，嘉勉中美雙方飛行員與地勤人員有效確保戰機最高妥善率與出勤率。戰時中美人員均齊心協力，確保戰機的出勤率與飛行安全。這同樣也是一項聯盟作戰行動，只不過我們是唯一的中美混合團隊員。我認為當美國人瞭解中國人為人處事的哲學後，就能與他們相處融洽。日本於1945年宣布投降，我們這群美國人也功成身退，並將所有裝備移交給中華民國空軍。

        多年來，我參加過多次飛虎隊與第十四航空隊的聚會，也和昔日袍澤保持連繫. 1980年時，我曾和妻子到臺灣訪問，受到極為禮遇的招待。飛虎隊在華府聚會也相當有趣。我們出席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的晚宴，看到許多延續中國空軍傳統的新一代飛行員及其家屬。今日的飛行員是令人敬佩的一群，對於他們的奉獻，中華民國應該感到驕傲。
(摘自飛虎薪傳 中美混合團口歷史 國防部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