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救國思想與北航的建立方複之

        航空是二十世紀新興並迅猛發展的一門科學技術。二十世紀也正是中國從飽受淩辱、國運日衰狀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大變革,實現站立起來、走向強大的偉大時代。歷史註定,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裡航空科學技術的發展必定要與救國圖強偉大鬥爭密不可分。

        辛亥革命前,中國的一些先驅者們,已經有人注意到了航空技術對於社會變革之重要意義。旅美謀生的廣東華僑馮如便是一個。1904年日俄戰爭中雙方都動用了氣球作為偵察對方的航空器,而這場兩個鄰國的戰爭卻以我東三省被瓜分告終。

        在這中華民族深受奇恥大辱的時候,馮如倍感飛機將是 “軍事上下不可缺之物”,他認為如果我們自己有千百架飛機守衛港口就足以震懾住鄰邊的強國。於是發誓: “吾聞軍用利器,莫飛機也,勢必為之倡,成為一絕以饗祖國,苟無成,毋寧死。”從此以後馮如改學飛機製造技術,他的個人理想也就從機器工藝救國演進成了飛機工藝救國。後來1911年馮如成功地製造出了中國第一架飛機,享譽世界,美國人擬重金聘他留在美國教授航空技術,他毅然拒絕,帶著自己造的飛機回國。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又投身革命政府的航空事業。1912年他在一次自己製造的飛機試飛時不幸殉難,時年28歲。馮如先生對飛機設計、製造、飛行奠定的基礎成為一個世紀以來中國航太事業發展的起點,他不愧是中國的 “航空之父”。

        偉大的革命家孫中山先生早在辛亥革命前就看到了航空之與革命的意義,他多次提到 “飛船 (飛機)習練一事,吾党人才中之不可無”, “飛機一物自是大有利於行軍”。那時同盟會的一些旅美同志表示籌畫成立飛機隊,孫中山先生立即給他們寫信認為此舉 “極合現實之用,務期協力助成,以為國家出力”。1911年1月孫中山在美國看到馮如的飛行表演時非常高興地說 “吾國大有人矣”,當即勉勵他把才智貢獻給祖國,2月馮如拒絕了美國請他教授飛機技術的重金聘任,毅然回國,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在革命政府的飛機隊擔任隊長,這是革命武裝中的第一支飛機隊。

        袁世凱篡權稱帝后,孫中山在廣東發起護法鬥爭,他先後曾三次到廣州親自主持軍政府,均在軍政府設立航空處(局),下轄飛機隊。飛機隊還實際參加過革命軍作戰。1920年革命軍飛機隊在廣東各縣市上空散發討逆傳單,轟炸盤踞在廣州叛軍的督軍總署,在陸軍還沒有趕到參戰的情況下,叛軍就望機而逃了。這是孫中山第一次指揮飛機作戰取得的重大勝利。

        孫中山還特別重視航空人才的培養,他一直鼓勵華僑在海外建立航空學校,1913年第一次討袁失敗後,他轉往日本重組革命陣營時,還籌建了中華革命黨航空學校。1915年孫中山親自到航空學校發表演講,他說 “飛機是未來戰爭決戰的最後武器,以航空救國思想砥礪學生。”1924年黃埔軍校成立後孫中山曾訓示黃埔:航空具有 “極控制三界 (領土、領海、領空)之能事” “故欲因應現代國防之需要,非擴充空軍力量不為功”。命從黃埔軍校中選拔學員成立廣東軍事飛機學校。據有資料介紹從1911年到1934年海外華僑陸續攜帶飛機回國者達到176人,他們為我國近代航空事業和民主革命做出了寶貴貢獻。率領四川大學航空系全體人員和設備來參加北航創建的饒國璋教授就是懷著 “創建航空工業”的抱負從法國回來的一個。

        1921年孫中山致函廖仲愷介紹他擬著的 《國防計畫》一書內容時,提到要目共62項,其中有關航空的就有9項,包括機場興建、飛機製造、航空人員的培訓、空軍部隊建設等。1923年孫中山偕夫人宋慶齡參加航空局自己製造的第一架軍機 (即樂士文號)試飛典禮後,題寫了 “航空救國”四個大字。從辛亥革命前到民國建立之初,在中國發展航空與革命救國、保衛國防的關係,認識到如此深刻只有孫中山先生一人。

        到了1931年 “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 “一二八”戰爭後,面對耀武揚威的日本軍國主義、面對悲痛的亡國教訓,國人逐步認識到了沒有航空我國還要受外敵的欺負,大大激發起對航空救國的認識。這種熱情首先在青年知識份子中見諸行動,1931年在北京大學讀書的中國力學專家王俊奎先生看到日本飛機經常飛臨北平繁華地區低空飛行,挑釁、示威,他深感中國科學技術落後之痛苦和屈辱,決心去美國學習航空,1936年他進入加州理工大學在馮·卡門教授指導下學習力學,獲得機械工程及航空工程雙碩士學位,後又師從世界著名力學家鐵木辛柯獲得了航空工程博士學位,回國後在北京大學、西北工學院任教,成為我國較早的一位航空教育家。流體力學專家陸士嘉、航空教育家王紹曾原來都是攻讀物理專業的,他們雖然留學國外,但日寇飛機在祖國上空橫行霸道的場面卻在腦子裡揮之不去,於是毅然放棄物理,改學航空。陸士嘉在德國投身到近代流體力學奠基人普朗特門下做研究生,因陸士嘉是女生普朗特開始拒絕接受,但陸士嘉執著的航空救國志向、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聰慧的天資,普朗特教授終於被打動,破例收下了他一生唯一的女弟子。王紹曾在法國放棄了里昂大學攻讀博士的機會,轉入法國高等航空學校學習航空,當時他寫下七言四句以言志:演習物理本夙志,為報奇辱改航工,他日應得長宏願,沖天鐵翼哨東京。

        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中國的一些大學也開始建立航空系,吸引了更多的優秀知識青年學習航空報效祖國。兩彈一星元勳、火箭總體設計專家屠守鍔三十年代在上海讀高中時,遇到一件一生難忘的事:親眼目睹日本飛機轟炸上海的慘狀,街頭房屋倒塌,血肉橫飛,青年時期他就立下宏願要親手造出自己的飛機來趕走侵略者。

        1936年考入清華,抗戰爆發後隨校遷到大後方在西南聯大學習航空。1936年清華大學錄取了300名新生,前三名全是報考航空系的,航空教育家、空氣動力學家沈元即是當年的第三名。抗日戰爭爆發後一些名大學被迫遷址,許多優秀知識青年再次在國難當頭之際不顧關山阻隔,或長途跋涉,或衝破封鎖投奔那裡學習航空,以求實現抗日救國的偉大抱負。火箭工程教育奠基人何慶芝就是 “七七”事變以後從山東輾轉陸路、水路,先到重慶再到昆明,就讀西南聯大航空系的。機構學專家張啟先從蘇北輾轉于萬山叢中先到安徽屯溪再到福建長汀就讀廈門大學航空工程系。
        與前述抗戰前後投身航空的專家學者經歷類似者還有相當一批,他們後來大都成了中國航空、航太事業的中堅力量。其中很多人成為北京航空學院的創始人。他們身上都有一種共同的品質:航空科技最善於不斷吸收、綜合、運用各種新科技的創新精神和把自己掌握的科學技術知識用於報效祖國、保衛祖國的航空救國精神。這種精神成為歷史賦予北京航空航太大學辦學的先天動力資源,五十多年來北航的領導變化了很多屆,北航的教師隊伍也在不斷壯大,但這種精神卻始終得到堅持和發揚,五十多年來北航畢業了上十萬學生,但這種精神卻也在一代一代的北航學子中血脈相承。

摘自:北航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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