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前的中國航空工業

        當中國第一所航空學校於1913年夏在北京南苑誕生時，同時也產生了中國第一個航空工廠--南苑航空學校飛機修理廠。為了辦好修理廠，北洋政府特從德州、鞏縣各兵工廠和南口火車修理廠挑選最優秀的鐵工、木工數十名，接受法國技師的指導訓練，從事飛機修理和保養工作。

        1914年初，留法學習航空工程的潘世忠回國擔任修理廠廠長。不久，他便自行設計、製造和試飛了一架80匹馬力的飛機--槍車(Gun Bus) 。

        1920年春，北洋政府將原隸屬於參謀本部的南苑航空學校劃歸國務院下屬的航空教練所。飛機修理廠則獨立為航空工廠，直屬航空事務處。次年，航空事務處改組為航空署，將航空工廠移至清河，稱為清河航空工廠。這時，航空工廠購進了大批航空器材，準備擴大規模研製飛機。但到年底，北洋政府發生政潮，航空署署長丁錦被免職，受其牽連，潘世忠也辭去廠長職務。此後，第一、二次直奉戰爭相繼爆發，航空工廠的設備被各地軍閥侵吞。到1925年，中國這個最早的航空工廠只剩下幾幢破舊的空廠房了。

        北洋政府的海軍部對發展航空事業也較為重視。1915年，海軍部選派畢業于英國德蘭姆大學學機械科的巴玉藻、王助、王孝豐和曾詒經4人赴美國學習航空工程。1917年底，4人學或回國。1918年，海軍部便在福州馬尾設立飛潛學校，在海軍船政局設立飛機工程處，由巴玉藻等4人負責製造飛機，同時兼任飛潛學校的教學工作。巴玉藻等人首先在船政局裡挑選出數十名技術工人，加以培訓。接著，便開始試驗用國產材料研製飛機。經一年多的努力，終於在1919年8月成功的造出我國第一架水上飛機--甲型一號。

        1928年9月，飛機工程處奉命改為海軍飛機製造處，隸屬于海軍總司令部，巴玉藻任處長。次年9月，巴玉藻因積勞成疾而病故，處長一職由王助繼任。1931年1月，海軍飛機製造處已生產了12架飛機。這些飛機主要供教練使用，同時用於偵察與轟炸。

        海軍飛機製造處是當時國內設計能力最強的廠家之一，其技術力量亦雄厚。1935年，該處接受航空委員會費利特式教練機12架訂貨，從準備到全部完工，僅用了9個多月時間。抗戰爆發後，該處內遷，歸併於航空委員會，專門從事修理工作。至此，具有19年歷史的海軍飛機製造處便宣告結束。

        中國各地也有不少航空工廠，但它們大多數只能修理、裝配飛機，不能生產飛機。在各地辦的航空工廠中，能自行製造飛機的只有廣東和上海兩處。

        廣東是近代中國發展航空事業最早的地區之一。1920年11月，孫中山第二次組織大元帥府時，專門成立了航空局，下設工務科，周寶衡兼任工務科長，負責自行設計和製造飛機事宜。1922年航空專家楊仙逸奉孫中山的電召，帶著4架可拉斯公司的鑫尼(JN-40式飛機，俗名Jennie) 飛機回到廣州。1923年2月，楊仙逸被任命為航空局局長，兼飛機製造廠廠長。6月，楊仙逸親自主持設計了一架仿金尼式雙翼教練機，並製造成功。7月，孫中山先生和夫人宋慶齡主持了試飛典禮，並在飛機前攝影留念。試飛時，由黃光銳駕駛，宋慶齡勇敢地搭乘該機上天。這架飛機即以宋慶齡讀書時的英文姓名譯音命名--樂士文(Rosamorde) ，孫中山先生為了鼓勵提倡自造飛機，當場親題"航空救國"4個大字。

        1923年9月，楊仙逸犧牲後，飛機製造廠改為飛機修理廠。1928年，梅龍安接任修理廠廠長一職，將飛機修理廠改建為東山飛機製造廠，並從1928年起，將所有岀廠的飛機定名為"羊城號"。到1934年，該廠設計製造羊城號教練機、戰鬥機、轟炸機等已達60多架。

        上海虹橋航空工廠創辦於1927年11月1日，初期只有1個機器間和1個引擎間。1929年2月，由饒國璋等設計製成飛機一架，命名為"成功第一號"。該機為雙翼雙座之教練機，是仿法國高德隆(Caudron)59式。整機除發動機採用法國的希斯巴諾(Hispano Suiza) 外，全採用國產材料。以後，工廠又仿造英國愛弗教練機。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工廠為日本侵略者炸毀。

        30年代初期，隨著航空救國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南京政府曾先後與美、意、德等國簽訂條約，合資設立了3個航空工廠。

        1933年12月8日，南京政府代表孔祥熙與美國聯洲航空公司(American Inter-Continent Corp) 代表W.D. 鮑雷(Pawley) 簽訂合同，決定由美方寇蒂斯(Curtiss) 和道格拉斯飛機製造公司提供技術和原材料，與中方合作在中國組建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公司(Central air-craft Manufacturing Company，簡稱CAMCO) ，主要生產道格拉斯O-38偵察機、寇蒂斯"鷹"式戰鬥機，以及各種改進型飛機。合同有效期5年，合作期滿之後，中方在清償美方資金後，可以將工廠收回自辦。

        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公司的廠址設在杭州筧橋航空學校機場的北面，於1934年3月動工興建，6月底落成，10月正式開工。飛機製造廠全採用美國式的管理，設董事會，下僅設經理處和監理處。經理處所有正職由美方派人擔任，中國人只任副職。第一任經理喬默門(Limmerman) 、總工程師阿諾德(Arnold) 、總會計師薩利文(Sullivan) 、設計課主任德埃(Day) 、生產課主任塞門斯(Siemens) 。中方只設立一個監理處，監督合同執行和飛機驗收。第一任監理王助，秘書組組長王文雄，總務組組長鐘敬善，試飛組組長陳棲霞。

        由於飛機製造廠投產時缺乏受過訓練的熟練工人和生產飛機的經驗，故第一年製造廠的生產活動主要是裝配飛機。到抗戰爆發前，該廠已大修和新組裝了各式飛機238架。

        1937年夏，該廠接受了伏爾梯戰鬥機30架的製造任務，剛完成3架，抗戰即爆發，遂輾轉遷往雲南的壘允。

        1934年底，南京政府聘請的美國航空顧問團的聘期將至，義大利為了推銷其飛機，遂與南京政府商議，擬派以勞第(Lor-di) 為首的義大利航空顧問團來華幫助訓練飛行員。8月，一架義大利的薩伏亞(Savia Marchetti) 飛機公司的豪華運輸機從羅馬飛到南京。這是墨索里尼送給蔣介石的私人禮物，該機後被命為"美齡號"。

        1935年1月21日，孔祥熙代表南京政府與義大利的菲亞特(Fiat) 、卡普隆尼(Caproni) 、布瑞達(Breda) 和薩伏亞航空公司的代表簽訂合同，決定設立中央南昌飛機製造廠(Sino-Lta-Lian National aircraft Works) 。

        工廠最高權力機枸為董事會。廠長負責全廠事務，下設技術、飛機製造修理、工務、管理及人事等部。根據合同規定，工廠的開辦費先由意方墊付135萬美元，以5年為期，分期償還。按設計能力，工廠每年能生產軍用飛機100架，以第一年迏到設計能力的20%，第二年迏到50%，第三年達到70%的速度完成。3年後即可在中國製造義大利各種飛機。

        1936年10月，該廠在上海等地公開招聘技術工人。為了訓練技術，工廠又於次月開始修理飛機，曾成功完成了"美齡號"和兩架小型菲亞特飛機的修理工作。1937年4月，工廠正式開始製造飛機，抗戰前，曾岀廠了20架布瑞迏25式教練機和6架薩伏亞轟炸機。

        中、德合辦飛機製造廠早在1931年便開始醞釀了。1934年交通部和財政部與德國容克斯(Jun Kers) 飛機公司簽訂合同，組建中國航空器材製造有限公司，定股本為300萬元，中方占2/3，德方占1/3。由於中、德兩方對設廠地點意見分歧，最後中方由航空委員會岀面接手，決定廠址設在江西的萍鄉。1936年8月1日，董事會正式成立，中方董事6人，德方董事3人；中方監察2人，德方1人。董事長和總經理由中方擔任，副總經理由德方擔任，下設總務、機務、業務三組。該廠尚未正式投產，抗戰即爆發。

        我國是世界上發展航空工業較早的國家之一。早在辛亥革命前，我國華僑馮如、譚根便在美國設立飛機製造公司，並各自成功試製岀當時世界上先進的飛機。譚根還駕駛自己設計的飛機，榮獲過世界飛行冠軍。

        我國早期的航空工業中，亦不乏優秀人材。如1916年巴玉藻和王助在美國學習航空工程畢業後，曾分別被寇蒂斯和波音飛機公司聘為設計工程師和第一任總工程師。然而，到抗戰爆發前，中國各地的飛機製造廠競沒有一家能批量自製飛機。所製造岀來的飛機中，又多屬於教練機之類，根本無法勝任空軍作戰的需要。究其原因，除中國整個基礎工業落後等客觀因素外，根本還在於"政治不統一，軍閥無國防思想，只以槍口向內。故有機會辦理航空，即求購機，速成實力，以添爪牙 "。

摘自中國空軍抗戰史 唐學鋒著

中國航空工業缺失的教訓

        人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力量，但也必須通過一定的物質力量來實現。18世紀後期以來，整個世界進入“戰爭工業化”階段，到20世紀上半葉，戰爭力量的對比，一直是國家間工業化水準的對比，而當時的工業化水準，又主要體現在重工業即鋼鐵生產能力上。1937年，日本的鋼產量是580萬噸，而中國只有4萬噸。飛機，日本那年可以造1580架；而在中國，若從作坊裡敲敲打打出來的不算，能正規批量生產的連一架也造不了。

        空軍要發揮作用，離不開航空工業的支撐。二戰主要交戰國在1939至1945年期間生產了超過80萬架飛機，其中產量最大的美國一家就超過30萬架。與它們相比，中國剛剛起步的空軍主要靠購買外國飛機維持，自己生產的（有資料統計，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前的40年間，中國人自己生產的各種飛機品種在70至80種，生產總數600至700架，大部分是組裝或仿製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與美、英、蘇等盟國的空軍和航空工業相比，中國與他們處在不對稱的地位。與主要對手——日本的空軍和航空工業的對比中，中國同樣也處於絕對弱勢，顯示出不對稱的態勢。

        戰爭期間，接受外國援助或從國外購買飛機，都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你這裡的戰事要符合人家的戰略預期。

        全面抗戰開始後，沒有幾個月，中國空軍面臨彈盡糧絕的危險，國民黨政府開始尋求外援。蔣介石最初把希望寄託在美國身上。此時美國奉行中立主義政策，一方面對中國“限購自運”，不能向中國直接提供軍事援助；另一方面與日本人搞得火熱，根據美日商約把軍需工業原料賣給日本，助紂為虐，大發戰爭財。僅1938、1939兩年，日本從美國進口的廢鐵、碎鋼就占其所需的90%和85%，1939年日本從美國進口的油產品占其進口總量的65%。

        蔣介石見求助美國無望，只能將目光投向蘇聯。蘇聯當時面臨的形勢是：德國希特勒上臺後在1936年同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而導致歐洲形勢緊張，希特勒有意要充當反布林什維主義的堡壘。險惡處境中的蘇聯這時採取的戰略方針是力爭東部無戰事，故願意為中國提供援助，一來抵抗日本侵略，二來有助於把日軍牽制在中國戰場使其無力北上。

        1940 年初開始，蘇聯大幅削減軍事援助，重要原因是蘇聯面對德國的壓力而不得不調整和日本的關係。到1941年6月，德國突然進攻蘇聯，蘇聯自顧不暇，援助也就全部中斷了。

        至於美國的援助，直到1940年秋季德意日三國簽訂同盟條約、特別是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美國才加快了援助的步伐。一方面，國際形勢的演變使得羅斯福政府意識到必須加強中國的力量以牽制日本；另一方面，蔣介石也利用這一機會向美國施加了壓力。

        有資料稱，在抗戰期間，中國空軍共得到美國飛機2394架，占此期間外購飛機的59％。其中，戰鬥機1038架，轟炸機244架、偵察機15架，運輸機97架，教練機數目不詳。美國飛機性能確比蘇聯飛機先進。但是，美國提供給中國的飛機數量遠未滿足中國空軍的需求，也未達到美國政府官員多次許諾的數目。

        中國自己的航空工業呢？國民政府從上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與美國、義大利資本合作，在杭州、上海、韶關和南昌等地開辦飛機製造廠和修理廠。其中，中央杭州飛機製造廠是我國航空工業發展史上第一個全面引進先進生產技術、培訓技術和管理人才，並取得一定成績的企業。這家工廠的遭遇足以反映當年中國航空工業的水準及日本對中國航空工業的摧殘。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後，中日兩國空軍首度交鋒,當局對軍用航空的落後有所察覺，在曾任美國波音公司第一任總工程師王助等人倡議下，1933年國民政府和美國一家公司合資建立飛機製造廠。廠址選在杭州筧橋，正式的名稱是中央飛機製造廠（CAMC）。

        從投產到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該廠修理和組裝了200多架飛機，包括霍克III戰鬥機和諾斯羅普輕型轟炸機等，是中國近代修造飛機最多的廠家之一。1937年8月14日，淞滬抗戰第2天，日軍飛機就對筧橋進行了轟炸。中央飛機製造廠被迫內遷，先遷武漢，後又遷昆明，最後遷到了位於雲南邊陲一隅的壘允（亦稱雷允）。壘允廠於1939年建成，生產規模比杭州時擴大，設備也更完善，主要任務是根據藍圖製造飛機機體，其他如發動機、儀錶、機載武器系統等都採用從國外進口的現成部件。

        從1939年7月到1940年10月，壘允廠製造了霍克III飛機3架、霍克-75飛機30架、萊因教練機30架，還組裝和大修了多型飛機近50架。

        1940年10月26日，27架日軍轟炸機對壘允廠進行了猛烈轟炸，不僅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而且使這個剛剛投產一年多的飛機廠生產陷入停頓狀態，並從此一蹶不振，只能承擔一些飛機維修任務。此後，為了躲避日軍空襲，壘允廠分別在緬甸八莫和仰光建立了發動機分廠和臨時裝配車間，組裝過一批發動機和P-40戰鬥機。

        1942年4月底，包括中國遠征軍在內的盟軍在緬甸對日作戰失利，壘允廠計畫再度遷移，然而由於戰局急轉直下，形勢極端混亂，為了不使寶貴的航空資源被日軍俘獲，不得不將遺留的設備和建築全都付之一炬。一個苦心經營數年，花費了巨大財力物力的現代化飛機製造廠，就這樣化為灰燼。

        70年前抗日戰爭的勝利來之不易，中國軍民獲得的沉重教訓之一是必須建立一支強大的空軍，建成一個強大的航空工業。航空工業是國家戰略性產業，是世界大國間競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航空工業不僅對於保障國家安全必不可少，還是促進科學技術與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中國共產黨從抗戰經歷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訓，新中國成立伊始，全國上下勒緊褲腰帶，萬眾一心艱苦奮鬥，建成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尤其令人欣慰的是，近年來航空工業建設取得長足的進步，與世界上最先進的空軍和航空工業的差距迅速縮小。

        當今世界，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時代潮流不可逆轉，但也要看到，國際競爭的“叢林法則”並沒有改變，鑄劍為犁依然只是人們的一個美好願望。我國正處於由大向強發展的關鍵階段，面臨的挑戰和考驗前所未有。和平必須以強大實力為後盾，這是我們的唯一選擇。

資料來源：《大飛機》雜誌  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