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大隊第九中隊 馬豫

      馬豫,1922 年生於北京,原籍浙江鄞縣,為書香世家。父馬鑒為著名的「五馬」之一,就讀於南洋公學,留學于哥倫比亞大學。我父親原來在燕京大學任教授,香港大學許地山先生希望在中文方面找人幫忙,他和我父親以前在燕京相熟,就請我父親過來。所以我們全家 1936 年初就由北京搬到了香港,一直到「珍珠港事變」。香港淪陷,日本仔想找我父親出來做文化方面的甚麼,他當然不會做,就化裝經過澳門,帶全家回到了內地。那時候燕京由北京搬到成都複校,他就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

1933年馬先生全家合影于燕京家中,左起為馬蒙、馬豫先生、父親馬鑒,左五為馬臨,右三為馬先生母親。

        三十年代香港的學校很守舊,穿著大襟衫,讀古文,或者是只注重英文。我父親在燕京的學生,相當多是在廣州培正中學教書,他就通過那些學生,將我 送去了培正讀書。廣州培正後來因為抗戰關係到處搬。廣州淪陷,我在香港培英中學借讀高一。培正由鶴山搬到了澳門,高二我就回到澳門培正中學,高二、高三,1940 年在那裏畢業。

入西南聯大化學系

        那時侯國內的國立大學在香港有統一招生。我知道西南聯大很難考,最初報名沒有選它,考了中山大學和私立的華西大學這兩間。兩間都收了我,報紙上面登了錄取名單。我就去了華西大學,華西是教會學校,在成都。一進去沒多久,知道西南聯大一年級在四川敘永,那時因為是抗戰的特殊關係,聯大很照顧學生。我就和幾個同學一齊去了敘永,申請轉學,學校都同意了。

        我對科學興趣大一些,中學的時候就選了理科。但是不太喜歡物理、數學,工學院我又怕畫那些工程圖,大學就讀了化學系。聯大化學系因為設備關係,實驗方面很簡陋。

        敘永是四川一個小縣城,聯大 1944 班一年級因為日本仔轟炸的原因,就搬去了那裏。我們 1940 年底入學,用半年的時間在那讀完一年的課程,然後 1941年的年中去了昆明升讀二年級。

        那段時間有一些政治活動,我都有參加,比如那時候的「倒孔」運動。「珍珠港事變」,好多名人學者在香港搭不到飛機,孔祥熙卻全家連傭人帶狗,都包飛機飛去了重慶。學生都很憤怒,那時候的口號,叫「擁護龍主席,打倒孔祥熙」。

空軍官校

        馬豫當時正在昆明西南聯大化工系學習,得到消息後,立即報名從軍。得到了我的祖父馬鑑的支持。祖父兄弟五人都是北京文史界知名學者,抗戰時期,身為香港大學教授的祖父,多次拒絕參加日偽組織,冒險逃離香港,到成都擔任燕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二祖父馬幼漁在北平甘守清貧,與淪為漢奸的昔日好友絕交;四祖父馬衡主持故宮國寶南遷,保護了民族的文脈。他們的愛國行為,對馬豫和家族親人有很大的影響。

        那時剛剛趕上抗戰最關鍵的時刻,空軍需要多一些人,這種情況之下,就決定在全國好多家國立、私立大學招考。所以我們十五期的同學,一部分由軍校轉到航校,其餘相當多的人是由各家大學參加的。

        有好多著名官員的兒子:董顯光的兒子董世良,跟我是好朋友,會打拳擊,記得是華西大學的還有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後來是蔣經國的女婿。那時候日本仔經常來轟炸。我覺得中國被他們欺負得那麼慘,自己作為學生來說,一點辦法都沒有。再加上我家在香港,「珍珠港事變」後香港也淪陷了,國破家亡。知道有這樣的機會,就和很多同學一起,自願報考空軍。本來是試一下,不知道行不行,結果一考就考上,就去了。後來我母親不同意,說太危險,但我也顧不了這麼多了。聯大我們同學考進空軍的有十一個人,抗戰犧牲了五個。

        空軍要求嚴格,官校是要考的,只有很少人可以考上。文化考試,有些軍校出身的學生程度較低,就困難一些,但對讀過一兩年大學的我們來說,這些很容易考試內容各科都有,包括自然、數學、英文、歷史各方面。

        身體檢查不是要求你身體怎麼健壯,就是各方面包括眼、心臟都健全,沒有甚麼毛病。我也差點考不上啊!有一項要求兩隻眼睛像鬥鶏眼那樣聚焦,我不行,兩隻眼睛的瞳孔對不上。醫官說:「這個不難,你回去練下再來吧。」就這樣,自己拿把尺,眼睛一路跟著它移動,慢慢練,然後第二天再去就可以了。

        考上官校只是過了第一關。在國內有初級飛行訓練,就已經要淘汰一部份人了。被淘汰的有的是技術方面接受得太慢,有的是對空中生活不習慣,或者心理上有甚麼障礙。一年後,他完成了初級飛行訓練,同時入校的同學近半數被淘汰。

        1943年2月,馬豫和數十名同學第五批留美受訓,被派往美國接受高級飛行訓練。於3月初抵達紐約,轉乘火車前往位於亞利桑那州首府鳳凰城的空軍訓練基地。

當時正值宋美齡訪問美國,馬豫與另外七位空軍學員被選為宋美齡的侍衛。董世良(左)與(左二)馬豫代表學員,1943年進見來訪美空軍之母蔣夫人,接受一面國旗。(摘自網路)

        馬豫回憶:那是1943年4月5日,地點在洛杉磯的大使飯店。宋美齡當時很忙很累,身體也不好,她擠出時間接見我們,時間不超過十分鐘。她把一面中國國旗授予我們,我弓身尊敬接旗。她還鼓勵我們把國旗升在受訓的軍校,努力學習,回國後奮勇殺敵,爭取最後勝利。叔叔說,宋美齡一向關心中國航空建設,在當時的中國空軍,威信很高。

        1942年11月17日,宋美齡從成都出發,乘羅斯福總統派來的專機飛赴美國,她此行有兩個目的:一是為了治病,宋當時患有多種疾病;二是開展外交活動,為中國抗日爭取更多的國際援助。1943年2月17日,宋美齡由紐約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夫婦的親自迎接。第二天,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介紹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作出的卓絕努力和勇敢犧牲,讚揚了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二十分鐘的演說情真意切,多次被掌聲打斷。最後,全體議員起立,熱烈鼓掌。宋美齡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

        隨後,宋美齡又訪問了芝加哥和三藩市。3月31日,宋美齡抵達訪美最後一站洛杉磯,受到市民的夾道歡迎。4月4日下午,洛杉磯廣場舉行市民歡迎蔣夫人大會,軍樂聲中,宋美齡乘銀灰色敞篷汽車進入會場。從圖2中可以看到,汽車兩側有八名中國空軍侍衛,走在左側第一位的中國軍人就是馬豫。圖3是歡迎大會的現場,宋美齡坐在扶手椅上,右側站立著八位中國侍衛,位列第四的是馬豫。宋美齡的成功訪美,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增進了中美兩國的友誼,為中國的抗日戰爭爭取到更多的國際同情和物質援助。

拜訪好萊塢是美國電影製作中心。4月1日晚,宋美齡在大使飯店接見美國電影界名流。馬豫和董世良與一位女影星的合影,女明星題贈給馬豫的照片。董世良手持蔣夫人的照片,女影星正在照片背面題字。

        董世良是馬豫的同學好友,其父董顯光,抗戰期間曾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

        馬豫在鳳凰城威廉機場接受一個月基礎教育,5月下旬到雷鳥機場進行中級飛行訓練。當時學校曾舉辦包括中美學員在內的飛行特技比賽,中國學員俞揚和榮獲第一名。中級飛行訓練結束,學員們又進入高級飛行訓練,分為“驅逐”或“轟炸”專業。馬豫分在轟炸專業,1943年12月5日畢業,被授予空軍準尉軍銜。畢業後,馬豫又到科羅拉多州學習駕駛B-25轟炸機,於1944年4月完成了在美國的全部學習任務,成績優良。

        1944年4月,馬豫告別美國,回國參戰前又被派到卡拉奇協助美空軍培訓中國飛行員學習駕駛B-25轟炸機,時間為三個月。

        1944年9月,馬豫回到祖國,被分在中國空軍第二大隊第九中隊。當時的中國空軍共編有九個作戰大隊,其中第一、二、八大隊為轟炸機大隊,其餘六個大隊為驅逐機大隊。中國的第一轟炸機大隊和第三、第五驅逐機大隊與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合組成中美混合聯隊,其他大隊也經常與美空軍協同作戰。

        第二大隊第九中隊先後駐雲南的昭通和陸良,任務是轟炸日寇在湖南、廣東、廣西的機場、艦艇、倉庫等軍事目標。馬豫駕駛的B-25是當時中國空軍擁有的最先進的轟炸機。抗戰後期,日寇已喪失制空權,升空攔截我機的敵機並不很多,但日寇的地面對空炮火仍然十分猛烈,我空軍飛行員多有犧牲。叔叔告訴我,他的一位軍校同學甯世榮不幸被敵擊落,跳傘後被俘,日寇違反國際法,將甯世榮押往南寧遊街後斬首示眾。

        馬豫也多次與死神擦肩而過。在一次執行轟炸任務中,炸彈艙內彈鉤發生故障,無法投彈,搶修無效被迫返航。飛機落地滑行時,一枚炸彈突然掉下,幸虧沒有爆炸,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叔叔說:“1945年8月6日,我正在美空軍作戰室聽取情報,突然傳來消息,美空軍B-29轟炸機在日本廣島投下了威力巨大的原子彈。在場的軍人都歡呼起來,激動地互相擁抱,大家相信,日本投降已指日可待。”三天后的8月9日,長崎遭到第二顆原子彈攻擊,蘇軍也於當日進入東北對日作戰。8月15日,日本正式無條件投降,中國的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

        抗戰勝利後,國內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內戰爆發,馬豫對此十分不滿。在家人支援下,他脫離國民黨軍隊,在香港隨兩航起義人員回到北京。

        馬豫在民航局擔任過C-47運輸機機長和飛行教練,更多的是在各地執行航空石油勘察任務。1956年以後的十餘年間,他累計飛行六千多小時,獲取了大量航測資料,為開發大慶、勝利、大港及塔里木油田作出了重要貢獻。那時他長期奔波在外,很少回北京家裡,曾連續六次被評為優秀飛行員。

        “文革”中,馬豫被扣上企圖叛國投敵的罪名,關進牛棚。改革開放後,他參與引進先進飛行類比設備並擔任教員,培養新人。中美關係解凍以後,馬豫任中國民航駐三藩市辦事處主任,為中美通航做了開創性工作。1987年,馬豫在為中國民航服務了三十七年後退休,那年他六十五歲。

        退休後的馬豫,到香港長子處養老。他總想為航空事業多做些事情,曾在香港的航空公司擔任顧問,還經常參加中國航空聯誼會組織的活動。

        2004年9月18日,馬豫應邀參加在南京航空烈士公墓舉行的九一八事變七十三周年紀念活動。幾位與會的抗日空中老戰士,備受市民尊重。叔叔說,他站在航空烈士紀念碑前,心情激動,感慨萬分。我問他:“您多次升空作戰,竟毫髮無傷,是因為飛行技術高明嗎?”他笑著回答:“主要還是我運氣好,空中作戰像陸上白刃格鬥一樣,非常危險,我每次出發執行任務,登機時已抱定有去無回的獻身決心,只不過死神放過了我。”叔叔說得對,飛行員確實十分危險,我們家族還有兩位抗日飛行員,一位是我的姨夫柳東輝,另一位是我的表舅翁心瀚,他們先後血灑碧空,為國捐軀。

        2005年,叔叔興奮地告訴我,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國家將為抗日老戰士頒發抗日紀念章。我也在媒體上看到了這一消息,為叔叔而高興。然而,叔叔得到北京原單位的告知:這種紀念章只頒發給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戰士。叔叔對此大惑不解,十分失望。我只好勸慰叔叔:“我知道,中國抗日遠征軍老戰士也都沒有得到紀念章。在一個歷史包袱沉重的國家,進步要付出時間和代價。人民不會忘記抗日戰士,所有的戰士不分黨派、信仰甚至國籍,都會青史留名!”叔叔默默地點頭。

        2008年,在走完了八十六年曲折的人生道路後,馬豫駕鶴西去。

        (編者注:作者馬慶芳祖父馬鑑為鄞州盛墊望族馬氏“一門五馬”之一)

摘自鄞洲人物航空戰士馬豫的風雨人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空軍聯合作戰部隊 中國飛虎研究學會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