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大隊二十三中隊 朱安琪

朱安琪上尉

        去(八十五)1996年九月底在舊金山「保釣」大遊行的行列裡，有一位年已七十三歲老先生，也隨著大夥兒高舉著中華民國的國旗，高呼著反日「保釣」的口號。這是他第二次為了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而走上唐人街的街頭，上一次是一個甲子以前「七七事變」的時候，那時他還只是個美國初中學生，為了從來沒有去過但聽家人稱為「祖國」的地方，他隨著「中華學校」的同學們站在唐人街的街頭向大家募捐，替祖國籌募戰爭經費。幾年之後，在年紀剛到可以參軍的時候，他又在家人的贊助下回到那陌生的土地，加入空軍，直接為祖國效力沙場 。

        他就是如今「僑美中華民國空軍同學會」的會長朱安琪先生。在談起當年回國從軍的那段故事時，兩鬢已經花白的他，眼睛再度的散發出興奮的眼神，因為他一直認為對日作戰的那段時間是他此生最值得回憶的一段日子。美國的憲法禁止公民私自參加外國軍隊，違者將被取消美國國籍。朱安琪當時回國參加中國空軍時，對這個禁令並沒有多加理會，雖然生在美國，但是他使終明白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為了自己國家的存亡，犧性了美國公民權，實在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這和前陣子中共在臺海演習時，大批人爭先恐後地離開臺灣的情況眞是不可同日而語。

(朱安琪初自美抵昆明空軍官校)

        當然民國初生的美國華人社會也和現在的情形大不相同，決大多數的華僑都還懷著「客居」的心態，把太平洋彼岸的中國當成自己惟一的祖國，期待能有衣錦還鄉的一天，所以下一代的教育也以中文為主，中國孩子們每天在當地學校放學後，都必須再到中文學校去修三小時的中文課程，再加上星期六還有五小時的課，每個星期中文學校的課程竟高達二十小時。在這種情形下中文學校的師資自然也是非常的被重視，許多老師都是卑程的由國內請來的，朱安琪先生的父親朱忠存先生就是在民國六年，剛由北京大學畢業的時候，應舊金山北邊的Hanford中華學校邀請，由國內前來擔任校長。

        朱忠存先生雖然是一個很傳統的書生，但是他卻對新的科技與事物也很有興趣。民國二十一年(1932)在他三十五歲那年，他加入了「中華航空學校」第一期開始學習飛行，那所航空學校為舊金山華僑們為了響應中山先生所提倡的「航空救國」的理念而設，校址就在如今的舊金山國際機場。當時只有九歲朱安琪隨著父親的學飛，開始對飛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曾站在跑道邊的草地上，仰頭看著藍天中飛行訓練中的機群在金山灣上翱翔，幻想著有一天也能和父親一樣的駕機翱翔長空。

        「中華航空學校」第一期有二十名飛行生，於民國二十三年(1934)畢業，當時中國空軍正在萌芽階段，亟需飛行人才，因此有十一名畢業生於畢業後馬上回國投身祖國航空事業。

        第一期畢業之後，「中華航空學校」因為經費關係並沒有馬上續招第二期生，一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變爆發，中國開始全面對日抗戰之後，舊金山的華僑們再度的踴躍捐款讓該校重新開始招生，並鼓勵華僑子弟參加訓練行列，這時「中華航空學校」在培訓飛行人才的同時也開始訓練飛機維護人員。這一期，共有十一名飛行人員畢業，其中有三人回中國加入空軍官校九期繼續受高級飛行訓練。

        民國二十七年(1938)「中華航空學校」第三期開始招生，年僅十六歲的朱安琪在父觀的鼓勵下也加入了訓練行列。因為當時中國抗日已經進入第二年，海外的華僑們也都瞭解這將是一場長期的抗戰，所以在「中華航空學校」受訓的學生們都抱著學成後將回國從軍的心態，非常專心的去習每一項飛行技能。

        民國二十八年(1939)四月底，朱安琪和其他二十九位同學一起完成了飛行訓練而由「中華航空學校」畢業，畢業之後全體同學馬上由舊金山搭船回國參加抗戰，朱安琪因為高中還差幾個多月才能畢業，所以暫時留在美國等高中畢業之後再隻身返回中國。

        當時全美華僑在敵愾同仇的心情下都全心全力的支援政府長期抗戰措施，所以舊金山僑界知道朱安琪因學校課業的關係而無法和同學一同回國時，大家又湊錢替他買了一張汎美航空公司的機票，他可以趕到香港和同學集合後再一道去昆明向空軍官校報到，當年由舊金山搭汎美的「中國飛剪號」(China Cilpper)回香港的單程機票是一千多美金，折合成目前的金額超過兩萬美金，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中，朱安琪在舊金山金銀島(Treasure Island)的汎美航空公司的碼頭上「中國飛剪號」係為水上飛機，所以在碼頭登機和雙告別，獨自一人踏上了回國的旅程。因為美國政府禁止公民在國外從軍，所以朱安琪在飛機上並沒有向同行的旅客說明返鄉的真正目的，反而飛機上的組員知道他也是飛行員之後和他聊得非常的投機，減少了不少旅途中的寂寞。

        飛機經過夏威夷、威克島、關島及馬尼拉之後，於六月下旬抵達香港，這號稱「東方之珠」的香港當時並沒有因為中、日戰爭而影響到它的繁華，仍然是燈紅酒綠的在迎接著由四方擁進的各路英雄好漢。

        朱安琪和同學們在香港會合之後，立即又期始了前往昆明的旅程。那時因為廣東省已被日軍占領，無法由陸路直接前往，所以只得由海路先到越南海防，然後再搭火車經河內前往昆明。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底，朱安琪三十位由美國回國從軍的準飛行員們終於來到了中國的空軍搖籃，校園內精神堡壘上的幾個字：「我們的身體飛機與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功盡」給了他們那群人很大的震撼，這回是眞要上戰場和敵人一拚死活了。

        空軍官校對這群千里跋涉回國從軍的華僑們非常重視，特別將們交給當時在官校由陳納德為首的外籍顧問們做資格鑑定，沒想到在飛行之前的體格檢查這一關，就有三分之一的同學因為不符合中國空軍所訂下的空勤標準而被淘汰，結果他們被編入地勤修護部隊為國效勞，其餘包括朱安琪在內的十六人被編入官第十一期開始高級飛行訓練，還有四人因技術尚未達到標準，因此被編入第十二期繼續受初級訓練。

(跨上征騎，喜上眉梢。)

        在開始飛行訓練之前，官校發現了一個以前沒有想到的問題，這群華僑生雖然從小就開始受中文教育，但是他們所說的卻都是廣東話，國語是一句都聽不懂。所以在編組的時候還著實的費了點心思，讓每一個華僑學生的組裡最少要有一人會說流科廣東話或英語，這樣才能幫他們瞭解教官的講解。

        朱安琪先生提到這件事時還想起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當時和他同一組的其他三人是：曾天培、李國安及也是由美國一道回國的黃文彬，因為曾天培會說流利的廣東話，所以就被校方安排成朱、黃兩人的翻譯。因為當時的教練機中沒有前後座通話的裝備，所以每次飛行下來之後教官才有機會將飛行中學生所犯的過錯一一的告誡學生，結果那時每人每天飛一次就得挨一次訓，相擔任翻譯的曾天培每天卻得挨三次訓。

        在官校受訓的時候，日機還不時的前來轟炸，因此當時官校的教官們除了須擔任訓練飛行任務之外，還得在空襲的時候駕機升空與日機作戰。朱安琪那組的教官譚漢男就在一次空戰中遭日機擊中而迫降負傷，親眼看見教官被三架零式機追擊時的悲慘景象，使朱安琪對日本軍閥產生了更深的一層恨意，他發誓這些血債一定要用日本人的血來償還。

        經過一年多的訓練之後，朱安琪終於在民國三十年(1941)二月十日於空軍官校畢業，正式成為一位中華民國的空軍軍官。原本以為任官之後馬上就可能參加對日作戰的朱安琪，卻因為抗戰初期飛機耗損太快，部隊裡已經沒有飛機可以讓這群新的飛行員大顯身手了，所以十一期的畢業生就在成都見習了半年之後，被派到新疆的伊寧教導隊去接收蘇俄的E-16型戰鬥機。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的秋天，朱安琪完成了在伊寧教導隊的訓練，而被派到位於蘭州的五大隊二十九中隊，開始正式對日作戰。在第一次駕著俄製的E-16型戰鬥機，對著日軍的地面部隊掃射時，他激動的幾乎流淚，因為他似乎看見了那群在售金山唐人街的餐館中，窮年累世在廚房中工作的華僑們，將辛苦來的工錢毫不吝惜的捐出給他購買昂貴機票歸國從軍的情景，他們並不需要任何回報，他們只希望中國能站起來不再被人欺侮。如今他駕著戰機將入侵的日寇射殺在戰場上，雖然戰果不足以影響整個戰局，但是他卻覺得已經替那些萬哩之外的華僑們出了第一口氣。

        當時因為太平洋戰爭已經爆發，日本空軍大都集結在太平洋諸島與美軍作戰，所以在中國戰場上的日機較前幾年少了許多，因此朱安琪在那段期間多半是執行對地攻擊日軍或掩護我軍的任務。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美國對中國空軍的軍援開始以倍數成長，一批一批的新飛機由印度經「駝峰」飛抵昆明。隨著新式飛機的來到，空軍也由各部隊中甄選出一批優秀的飛行人員，將們編入位於重慶白市驛的四大隊，讓他們來接收這批P-40新飛機，朱安琪就是在這個時候被調到四大隊二十三中隊。

        日本的飛機雖然不再像以前，樣的在中國領空肆虐，但地面的戰事並役有稍微緩和。朱安琪在僅僅熟飛了P-40三個小時之後，就開始駕機執行支援中原會戰任務。他記得那時他隨著領隊高又新在天剛亮的時候就由西安起飛，飛往洛陽支援我方的地面軍隊，為了能多帶一些彈藥，他們都只加夠來回的油量就起飛，攻擊完畢回到西安，掛彈加油後馬上再度踏上征途，有多次他的飛機在超低空對日軍坦克車攻擊時，被敵人地面砲火擊中，但是他都能很小心地將飛機飛回基地 。

(朱安琪與蔣有賢伉儷)

        雖然戰事非常的繁忙，但是年輕的飛行員們總會找機會來輕鬆一下自己。就在一次放假回重慶的機會裡，朱安琪認識了在中國農民銀行任職的蔣有賢小姐，他當即為她美麗的容貌及善解人意的個性所傾倒，在隊友的鼓勵下，朱安琪對她展開了猛烈的追求，在那段期問裡，隊上也隨著空軍傅統的團隊精神給他最大的支援，在不影響任務的情形下，盡量給他力便，讓他一有空就往重慶跑。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年初，四大隊繼P-40之後又換裝了當時最先進的P-51野馬式戰鬥機，換裝後沒多久朱安琪就被派到遠至南京的任務，那是自民國二十六年底南京失守後四大隊第一次回首都的任務，所以被派到參與任務的每一個人都非常興奮的全力以赴。在那來回七個多小時的任務裡，野馬式飛機以兩萬五千呎的優勢高度，由湖北恩施直奔南京，沿途的日軍即使有心攔截也無法飛到那個高度。等抵達目標區後，這三十多架野馬再以雷霆萬鈞的氣勢由高空俯衝而下，將停在明故宮機場及大教場兩個機場上的日機掃蕩一空。

        那一年朱安琪不但在戰場上連連告捷，連情場土也大有斬獲。經過一年多的交往，他終於贏得了蔣有賢的芳心，他倆於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在重慶結為連理。婚後不到幾個月，日本就在兩顆原子彈的壓力下向盟軍無條件投降，那時的朱安琪真是英華滿面，回國的初衷已陘達成，也完成了終身事，再下來的就將是為祖國的重建而努力了 。

        日本投降之後，朱安琪還一直隨著二十三中隊在四川待了幾個月，到十一月中旬才接到命令調防北京。由重慶經西安飛北京這一趟航程，本來該是非常的輕鬆，但沒想到這卻是一連串厄運的開始。因為天氣突變，由西安出發後沒多久整個編隊就進雲了，大夥隨著長機開始爬高希望能保持雲上目視飛行，然而當天的雲層高到兩萬呎以上，飛出這團雲又進入另一團更高的雲，飛了沒多久編隊就無法維持了，朱安琪的長機在發現一個雲洞之後一壓翅膀就衝了下去，飛在後面的朱安琪還沒來的及跟著下去就又衝進一簇厚雲，煞時他就變成一個人單機雲中盲目飛行，但很快的就鎮定了下來，他將飛機先改成平飛，然後開始將以前所學的儀器飛行功夫全用上了，飛機在他小心的操縱下竟能脫離險境安抵北京。那天由西安出發的飛機中有半數因迷航而出事，就連長機也因迷航油盡而跳傘，那次調防任務竟是朱安琪在空軍作戰幾年當中損失最慘重的一次任務。

        在北京沒待多久，二十三中隊就開始了剿共的任務，那真是一種新的戰爭，抗日時日本占領的地區雖大，但是日軍卻都是在幾個重點都市，所以作戰起來目標明顯，而共軍卻是滲透在鄉下，混在一般老百姓當中，所占的是一個「面」，這樣打起仗不但目標模糊，而且新式的武器也無法發揮足夠的功能。這種作戰方式後來在韓國及越南的共軍也以同樣的手腕讓美國吃盡大虧。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初夏，二十三隊少尉飛行員陳燊齡在保定附近對地攻擊時被共軍地砲火擊中，迫降於我陸軍陣地中，當時該陸軍單位也被共軍包圍，為了營救戰友出險，朱安琪自告奮勇的駕了一架L-5輕型小飛機飛到那個陸軍防地，冒險地將飛機落在一個比足球場還小的地方，將陳燊齡少尉營救出來。這個驚險的任務不但救出了一位戰友，也替國家救出了一位日後的傑出將軍，陳燊齡少尉於四十餘年後在中華民國成為國軍的最高指揮官 -- 參謀總長。

        救出陳燊齡少尉之後沒多久，在一次單機支援石家莊守軍的任務中，朱安琪自己也被共軍的地面砲火擊中，當時他的高度已不容許他跳傘，他只能將飛機對準附近惟一的塊平坦農地落去，雖然那次迫降非常的成功一他也沒有受到任何的傷害，但是因為當地已在共軍的控制下，所以迫降之後沒多朱安琪就被共軍俘虜了。

        當共軍知道朱安琪是回國從軍抗日的美國華僑後，頓時對他另眼看待，每天都安排幾個幹部來和他談話，希望他能加入共產黨，為「新中國」的航空界努力，但是朱安琪卻不為所動，只要求早日放好能回家和新婚的妻子團圓。

        朱安琪在美國的家人知道他遭敵擊落被俘之後，非常的著急，他們動用了所有可以用的上層關係，找美國國務院，找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希望能以美國政府的力量來促成他的釋放。

        美國政府先以朱安琪已喪失了美國國籍而拒絕插手這件事，但經過朱忠存先生與國會議員們聯絡溝通後，美國政府終於以個案處理的方式來看這件事，首先他們以朱安琪回國抗戰為由，而批准了恢復國籍的申請，繼而下令駐華大使全面營救為共產黨所俘虜的美國公民朱安琪。

        當共產黨發現朱安琪沒有投靠的意願，同時美國政府又插手干涉此事時，決定給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一個面子，而將關了兩個半月的朱安琪送到天津釋放。

        釋放之後回到四大隊，接到的第一個命令是即日起調為附員，停止一切飛行任務。這對朱女琪來說不啻是睛天霹靂，雖然大隊長解釋說這是因為他剛被敵人釋放，身心都需要休息，因此暫時安排他休息一陣子再說，但盡看到其他被俘歸來的飛行員被冷凍的情形，知道他在空軍已經難以再從事作戰任務了。

        也就是這個時候，朱安琪收到了他父親的來信，朱忠存先生在信上告訴他回國從軍抵抗外侮的使命已經達到，做為一個炎黃子孫的他已經盡到了他的責任，現在該是為自己的前途著想的時候了，大都希望他能帶著妻子回到美國來。

朱安琪老人接受記者採訪話當年

        既然在空軍已經沒有發展的機會，父親又催他攜眷返美，於是朱安琪向空軍總都提出了退役的申請，當時因為空軍成軍只有十多年，許多章程還不盡完善，而且飛行員都還沒有達到退役年齡，所以一時空軍總部還不知如何處理這件事。當時的總司令周至柔將軍很瞭解朱安琪的情形，但是在無「法」可循的情形下，他也只能指示暫時以「停薪留職」的力法來處理這件事。

        既然是「停薪留職」，所以就沒有退休金的問題，因此朱安琪在離開空軍的時候一塊錢都沒拿到，連回美國的機票錢都還是由美國家裡的人所匯來的。

        回到美國之後，朱安琪因為沒有在美國軍隊中服役，所以不能享受任何退伍軍人應有的待遇，因此就連重回學校上大學，都還要自己半工半讀的賺取學費，然而他並沒有任何的怨言，在祖國危急存亡之秋，他回國從軍是為了盡一個中國人的義務，雖然在法律上來說他是一個美國人，但是他知道他血管裡流的終歸是中國人的血，為了中國的生存而讓他喪失了一些在美國的福利，他認為是絕對值得的。

        雖然他在中華民國空軍只服役了七年，但他始終沒有忘記在空軍的點點滴滴。由一九四九年起，在每年的八月十四日他總會邀上一些當年一道回國投效空軍的伙伴們一道聚餐來慶祝空軍勝利紀念日，後來因為參加的人越來越多，這個原先非正式的組織演變成今天擁有三百多位會員的「僑美中華民國空軍同學會」。幾年前這個組織和「中華民國空軍大鵬聯誼會」合併之後，他又被推為這兩個聯合組織的會長，而他也就一直義務的為舊金山灣區每位空軍退役袍澤服務了四十多年。

        當筆者問起他，為什麼在離開祖國近五十年後還是那麼的熱中於空軍的事務，他笑著說：「別忘了我在空軍只是停薪而已，我仍然是中華民國的空軍上尉呢！」

(摘自中國的空軍687、688期 作者王立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