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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隊29中隊分隊長 黃榮發
1936年9月1日，他擇從藝專退學，投筆從戎考入空軍軍官學校第八期，暫時和“讀書深造”和“尋覓女友”這倆曾經的人生目的說了再見，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了學習中。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期的學生可謂是人才濟濟，黃榮發所在的這個驅逐科日後就走出了獲得青天白日勳章的王牌飛行員“驅逐之王”高又新，轟炸科中走出了後來的臺灣“空軍總司令”烏銊，人民空軍1961年少將劉善本等高級將領。 在戰亂中輾轉幾個分校終於完成學業後，黃榮發分配入空軍第三大隊第8隊擔任准尉見習員，半年後任為少尉本級隊員，隨後進入空軍第五大隊29、26隊升任中尉本級飛行員，隨隊各處轉戰。 1940年5--6月份，黃榮發所屬部隊駐紮于成都和重慶擔任空防。雖然沒有在天空上斬獲一個戰果，但是在當年夏末初秋難得的休息機會中，和隊友在峨眉山旅行時，遇到了同樣愛好運動，就讀於成都華西大學的北京人楊全芳女士。兩人終於日久生情，由相互愛慕遂私定終身，這也算是從軍以來黃榮發的第一個“重大斬獲”。比起雷庭枝，康寶忠等早早陣亡於零戰首秀的老同學們來說，黃是幸運的，這不，在人多飛機少的第29中隊，他很快因累功升任中尉三級。 然而幸福的時光在戰火的摧殘下終究是短暫的，1941年8月間，日本海軍航空兵晝夜不停的空襲川渝大後方，企圖炸跨中國軍民的抵抗意志。當月11日5時許，9架由鈴木正一海軍少佐率領的一式陸攻轟炸機，在由宜昌起飛的20架零式戰鬥機的護航下侵竄至成都上空，如入無人之境的零戰借著地面警戒哨報告晚到的機會，還分批對我空軍在成都地區使用的雙流，溫江，太平寺和鳳凰山等主要基地進行低空掃射。 面對敵人新式戰鬥機的挑釁，第5大隊（此時是“無名大隊”）29中隊在上尉二級副隊長譚桌勵的帶領下，兩個官校八期驅逐科老同學，同為中尉三級分隊長的王崇、黃榮發、隊員陳康駕駛僅存的4架I--153型戰鬥機由天水機場起飛，會同第4大隊21中隊中尉三級隊員歐陽鼎駕駛的1架I--153戰鬥機攔截。很快在溫江上空，我軍攔截機群發現了日方的1架轟炸機，正俯衝下去攻擊一番高速脫離之際，敵人的零戰趕到了，我機很快又和敵人的戰鬥機纏鬥起來，在敵人幾乎毫髮無損但是最終放棄投彈的情況下，我方7260號機譚卓勵（廣東航校第六期畢業），7293號機王崇士陣亡，而我們的黃榮發烈士駕駛著7288號機，在和隊員陳康失去聯絡後，駕駛歷經激戰，操縱失靈，子彈用盡的座機逃出了敵人包圍圈，回到新津機場準備降落。讓黃榮發無可奈何的是，他沒有看到機場擺出可以降落的“T”字信號板，於是只能改道前往附近的河灘迫降，和背部受傷的7261號機飛行員歐陽壽（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期，空軍軍官學校第九期畢業）一樣，他不幸迫降失敗，飛機起火，以身殉職，最終於1942年3月9日追贈空軍上尉官位。
兩天後，楊女士終於想辦法突破“重重封鎖”打聽到未婚夫不幸殉職的噩耗，開始陷入悲痛欲絕的狀態之中。但是為了看到黃烈士的靈柩，她並沒有立即選擇殉情，而是壓制住自己痛苦的心情，偷偷的零星攢下了巨量安眠藥，並坦然完成了留給雙方親友的遺書，為了避免旁人的注意，她還強做鎮定。 16日，她來到烈士隊部參加追悼會，瞥見烈士宿舍的某一張床邊放有左輪手槍，遂用“天氣太熱，要換一件衣服”的藉口支開了喪失警惕性的黃烈士戰友，趁著他們出門之際舉起手槍，對準頭部開火，香消玉殞。 雖然前有楊女士生前的遺書中再三強調“還有我至死的要求，是將來能埋在阿發的近處，不要太遠”，後有家屬和前方戰友們的合葬求情，但是航空委員會只會照本宣科的辦公室官僚們起初還是以“空軍公墓不能安葬老百姓”為由拒絕了這一請求。誰知道這件事情經過傳媒炒作已經成了大新聞，在全國抗日軍民中引起了巨大反響，逆其道而行之恐怕反而會引起空軍士氣的問題。於是，航委會官僚們只得以“感其貞烈“特准楊女士成為第一位入葬空軍公墓的眷屬。 |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空軍聯合作戰部隊 中國飛虎研究學會版權所有 |
生於1914年9月13日的黃榮發烈士是廣東省臺山縣人，因家庭寬裕沒什麼負擔，初中畢業後即進入鐵路公司工作的他這兩年來除了買體育用品的花銷外存下來不少錢。不久，肩負父母繼續深造和成家的期待，懷揣爹媽給的鉅款的黃青年來到廣州準備取道香港升學。不過，在這裡他聽說如果去上海讀高中的話，找到心上人的機會要比留在香港多，於是到達香港不久，黃青年就決定跟著親友坐船赴滬，隨即考入復旦大學附中。按說這黃青年如此熱愛運動，身體健壯，人又不失風趣幽默很有藝術天賦，畢業後又進了杭州藝術專門學校音樂系深造，這找個女朋友完成父母傳宗接代組成家庭的期望簡直是小菜一碟。但是，在上海這兩年目睹政府當局在對日外交上屢屢退讓，迭遭屈辱，遂產生了從軍報國，救國雪恥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