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隊 周世仁

      父親原名周世仁，又名周致和，湖北黃陂縣人，生於一九一八年。兄弟姐妹八人，父親一九三五年考入國民黨第十期航校學習。一九三八年武漢淪陷以前，父親在給家中的信中寫到，航校來了一批蘇聯教官，從他們那裏知道了蘇聯的情況，並開始對蘇聯嚮往和羡慕，是那時最早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一九三九年畢業後，父親被分配到成都雙流縣驅逐五大隊，任中尉飛行員。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蘆溝橋事變”，大舉侵略中國，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目睹國民黨反動派的不抵抗政策，父親感到無比憤慨，他經常對我母親說“只要我有機會，一定要向日本人射擊！”後來他真的駕機襲擊過日本鬼子的火車頭和日軍的汽船。

        一九四四年十月，父親駕駛的P-40飛機右翼受傷，在岳陽迫降。日本人將他關押在漢口，當時汪偽陸軍部長葉蓬（湖北人），想利用父親培植自己的勢力，於是借同鄉關係把他保釋出來。父親被迫隨葉蓬到了南京。叔父曾回憶說，那次父親回家曾對他說：“我就是要打日本，現在落在他手裏（指葉蓬），我是不甘心的！我要出來的，我是中國人，決不能丟臉！” 南京控制的很嚴，但再嚴也禁固不了父親那顆不甘做亡國奴的心。一九四四年，葉蓬要父親到常州去辦航校並任命他為中校教官。父親心想，自己手中有飛機就好辦了，於是就於八月找到了因對日作戰被俘押到汪偽軍隊做事的何健生。動員何健生說：“我們到共產黨那邊去，共產黨沒有空軍，我們有技術，去建空軍，他們肯定歡迎，這是一條光明的道路。” 父親又去找熟悉共產黨的人，找到了吉翔，他們是國民黨十期航校的同學，曾被共產黨俘虜過，瞭解共產黨的政策，吉翔對父親說：“共產黨好！就是生活上苦。” 一九四五年三月，父親又認識了曾經在抗大學習過的黃哲夫（於飛），和他一起商量駕機起義，投奔延安一事。事後，於飛在同新四軍取得聯繫後，又動員爭取了白起、吉翔、何健生、張華等共同起事。不久，父親和于飛、吉翔等在南京召開了秘密會議，共謀擴大起義計畫。

        一九四五年一月，父親托表叔約母親從成都來南京。三月間母親到了南京，父親告訴她：“我們已決定去延安投奔共產黨。”母親很高興，在南京住了四個月。在這期間，大叔周敬城因家境貧困去找父親要錢，父親對大叔說：“日本人是要投降的，我看中國的前途在共產黨那裏，我想把這裏的十八架飛機都帶到延安去。”自從那次大叔與父親見面後，從此家中（武漢）再也沒有父親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春，在夫子廟鳳凰餐廳，秦傳佳告知父親說，他們老家宣城一帶有新四軍活動，父親要秦傳佳和黃哲夫去宣城尋找，終於找到了中共宣城縣委書記彭海濤同志……

        從此，父親他們組織的起義就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為一次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政治行動。父親和何健生、黃哲夫、吉翔、白起、秦傳佳等經常在一起研究率機起義的計畫，起義成員個個信心百倍，經過秘密會議決定：搞一架飛機飛往延安，人員分空、陸兩路去解放區。起義，首先要奪取飛機，當時汪偽有三架九九式雙發運輸機，這種飛機加油多，續航時間長，適宜作遠距離飛行。開始，父親想劫機起義，準備用黃金收買日本飛行員，假說借飛機去西安作生意。如果借不到，就騙日本人說飛機有了故障，待日本飛行員上機檢查時，趁機打死他，奪取飛機，直飛延安。

        由於從揚州到延安的中途遙遠，航線又不熟悉，飛行技術必須過硬。大家決定由父親駕駛飛機，黃哲夫擔任領航，張華任副駕駛。從揚州去解放區的人由白起、何健生和吉翔負責。原計劃母親陸路赴延安，因此時懷孕行動不便，父親離開南京後，母親回到了娘家。

        一九四五年八月，奪取九九式雙發運輸機的機會終於來了。十六日，張華收到父親的信，要他速到南京協助行動（因為張華的日語相當好）。原來是葉蓬（湖北省省長）奉蔣介石電令，任第七路挺進軍司令急需從南京秘密飛回武漢。因父親駕駛技術好，葉一定要父親駕機“建國”號送他前往。十八日，張華帶機械士到明故宮機場與航空站聯繫給飛機加滿了油。十九日，父親將葉送到武昌後，立即飛到了揚州，何健生和黃哲夫已在那裏等候，父親讓黃哲夫立即給延安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拍電報，報告有飛機起義來延安。

        傍晚，為掩敵耳目，父親和何健生故意在公開場所露面，特意到旅社後院茶社喝茶。當時，實權派副總隊長彭鵬來到茶社，寸步不離他們。在關鍵時刻必須擺脫他，足智多謀的父親對葉假說到上海去做趟生意：“老兄，為感謝你，等再來揚州一定送你最喜歡的禮物，我這個人是最忠於朋友的。”並請何健生的愛人邱淑儀找彭打牌，投其所好，只准輸給彭，用這種方法穩住了彭鵬。為了收買這個財迷，何健生又給了他一百元錢幣，父親也給了他兩條“金魚”（即二兩黃金），這樣彭才同意給飛機加滿油。

        晚上，父親他們緊鎖房門用報紙塞住門縫和鑰匙孔，展開航圖，研究從揚州到延安這條長達一千二百公里的航線，標明需要避開的日軍機場。

        二十日上午八點，父親終於駕駛九九式雙發運輸機——“建國”號淩空而起，在沒有導航的情況下，經過長達六個小時的艱難飛行，終於在下午兩點到達了朝思暮想的革命聖地——延安。父親他們歷經千辛萬苦，從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飛機在延安降落後，受到了中國共產黨和延安人民的熱烈歡迎。朱德、葉劍英、羅瑞卿、楊尚昆、胡耀邦等在王家坪總部接見並設宴歡迎了全體起義人員。朱總司令在歡迎詞中高度讚揚了全體起義人員，他說：你們有組織地起義來延安是正義之舉，你們這種愛國行動給汪偽空軍開創了一條光明大道。我們要建立自己的空軍，你們來得正好，正是我們需要的航空人才。延安召開了軍民歡迎大會，總部命令飛機在延安上空散撒傳單（我父親駕駛），一時延安軍民群情激奮，“八路軍有飛機了”的消息傳遍了延安。天天有人來機場看飛機，還有很多住在黃河邊上的群眾帶著乾糧，長途跋涉來看自己的飛機。

        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去重慶談判前，特意抽出時間，接見了全體機組人員。為了表達從此參加革命隊伍的喜悅，也為了還在敵後的家屬的安全，到延安後，父親改名為蔡雲翔。

        在延安稍事休息後，父親就投入了緊張而艱苦的創建中國人民自己的航空事業中。當時我軍沒有燃料，飛機無法使用，這時八路軍從解放了的張家口來電說那裏有很多汽油。總部遂派王弼和劉風同坐父親駕駛的飛機飛往張家口。根據劉少奇的指示，東北是日寇侵華戰爭的主要基地，估計那裏航空器材很多，要求延安去人摸清情況，接收航空器材，建立航空基地。總部命令劉風和父親陸續向東北進發，參加籌建我軍第一所航空學校的工作。九月底，在鳳凰城無條件投降的日本空軍林彌一郎（中國名字林保毅）一部約三百人，被我軍接收。東北局決定將這部日本航空人員正式改編為東北民主聯軍航空隊，任命父親為隊長，劉風為副隊長，黃乃一為政委。一九四六年元旦又成立了航空總隊，下設民航隊（對外名稱），主要承擔緊急交通運輸任務，父親任隊長。三月一日，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了我軍第一所航空學校，父親被任命為教育長。這一切充分說明了党對父親政治上的信任和量材錄用的英明政策。當時，飛機、器械、設備很差，飛行安全保證十分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父親從不計較個人安危，積極主動承擔各種飛行任務，親自試飛，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對人民的空軍事業竭盡忠誠。

        父親在親自試飛的時候還做各種特技飛行，因為留用的日本飛行員經常看不起中國人的飛行技術，為的是爭這口氣。有一次，在海浪機場，日本地勤人員檢查飛機不細緻，飛機起飛後右機一個滑輪掉了下來。在飛機沒有滑輪的情況下，父親憑著高超的技術，沉著安全地著了陸，日本人不得不佩服中國人的技術和勇敢。由於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航校在籌建中不得不幾次搬家，每次搬家父親都親自駕機帶隊作轉場飛行，幾次特殊緊急任務，都主動承擔單飛去完成。

        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間，由於國民黨飛機的連續轟炸，梅河口鐵路交叉點經常堵塞，北滿急需開支，而在通化市的流通券（簡稱東北幣）又運不過來，上級決定父親去通化運鈔票，同行的還有人民銀行的一位處長。途經敦化要加油時，由於當時通化沒有汽油，只好把備用汽油桶全放在飛機艙內。在敦化住宿時，正碰上當時東北第一縱隊副政委黃玉昆，帶著兩位師長執行任務，行李和武器都隨身攜帶。黃玉昆同父親商量搭乘飛機。起飛前，父親發現飛機已超載很重，為了同志們的安全，父親勸說黃玉昆等人不要坐飛機去，以免發生危險。黃提出能否將汽油桶拿些下來，父親表示，沒有燃料，不能保證飛行，黃玉昆遂下機從陸地趕往牡丹江。飛機重載起飛後，很難拉起，在長白山深山老林迫降時，不幸撞在樹上機毀人亡。父親為完成党交給的任務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年僅二十八歲。

        父親駕機起義後，在短短的十個月革命生涯中，表現了對人民軍隊建立自己的空軍的火一樣的熱情和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誠。劉風常對我說：“你爸爸和我相處的時間最長，他是個好同志，每當我想起老航校創建的一段歷史時，就非常懷念他。他為空軍建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父親駕機起義的行動，開創了從敵人營壘中駕機起義投奔人民革命事業的先例。父親犧牲後党給他以很高的評價，追認他為中共黨員，革命烈士。在東北老航校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會場橫幅標語寫著，“中國人民空軍的先驅”，遺骸安葬在牡丹江北山，並建造了紀念碑（一九八五年九月複建於牡丹江市中心新榮街兒童公園）。

本文作者現在湖北日報社工作，為原東北老航校第一任教育長蔡雲翔之女蔡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