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大觀

大定發動機製造廠技術員吳大觀

1942年，我從西南聯合大學航空系畢業，這就面臨找工作了。我們畢業時，班上二十四、五個同學，後來真正搞航空的不到一半，多數同學改行了。

那時昆明很亂，交通也很不方便。後來是陳納德的飛虎隊（注1）從緬甸仰光過來，把日本的飛機壓住了，我們才不受罪了。要不，老百姓老是要躲避空襲，一天到晚非常緊張。

美國飛行教官陳納德是第十四航空隊，又稱“飛虎隊”的創始人。後來我在美國學習期間，在賓夕法尼亞的威廉斯堡，曾經由帶隊的領導帶著，到他的住處拜訪，與他進行座談。陳納德他是一個很瀟灑的人，個子不高，面部的肌肉長得很有特點，說話很率直。

陳納德的飛虎隊是1941年8月1日成立的。“飛虎隊”的全稱是“中國空軍美國志願援華航空隊”，招募的都是熱心支持中國抗日的美國青年，在形式上並不是正規軍。不久，他們在昆明初試身手，首戰便給了日本戰機一個迎頭痛擊，在這以後，接連創下擊落日機的佳績。就這樣把“日本鬼子”壓下去了，日本的飛機不像開始時那樣倡狂了。在我前一屆畢業的同學中，有在貴州大定發動機工廠（注2）工作的，他邀我去。那是國民黨搞的一個生產航空發動機的工廠，後來我們在建設“三線”的時候，還用過這個廠。

大定這個地名是很早採用的，什麼意思呢？是漢族人要“定”苗族人。解放以後，這個地方改名為大方。

畢業以後，我就開始考慮自己的職業。當時擺在自己面前的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可以做買賣。我的有些同學就是做買賣，有一點錢，搞一個汽車，跑滇緬路，販一批貨，就可以發國難財、賺大錢。另一個，就是到大定，去搞航空發動機。

說起我的愛人，我們還是很有機緣的。她原名華允娥，是我在揚州中學的同學。在初中的時候，由於是男女同校不同班，也就是同在一個學校，但不在一起上課，學校分為男子部和女子部，所以在揚州中學的時候，我們並不認識。

她初中畢業後，就讀淮陰高等師範學校，後來就當了小學教師。日本人打到江蘇的時候，為了不當亡國奴，她也歷經艱辛，到了昆明。先是在同濟大學，後來通過親戚介紹，來到清華大學的會計處工作。到昆明以後，揚州中學的同學聚會，見到了她，噢！原來還是揚州中學的同學。我經常說，沒有抗戰，我不會上大學，也不會與我的愛人認識。後來我們確定了戀愛關係。在我畢業後，我們就結婚了。

我們的婚禮，是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注3）先生做證婚人。在那時，大學的教授、校長都沒有什麼架子。因為我的愛人是清華大學的職員，跟梅貽琦先生的家屬很熟悉，他知道華小姐要結婚了，很關心，於是我去請他來做證婚人。兩位主婚人，一位是著名的社會學家潘光旦（注4），他的腿有殘疾，行走不便；還有一位元是生物學教授陳楨（注5），他和夫人都是揚州人，和我愛人算是同鄉。

我們結婚，按照那時的習慣，在中央日報上登出這樣一則結婚啟事——“1942年7月19日，吳蔚升（這是我當時的名字，後來改為吳大觀）先生與華允娥（這是我愛人當時的名字，後來改為華國）舉行結婚儀式……”然後，在工學院附近的一個小餐館裏，置辦了一點小點心、茶水，正面擺一張臺子，梅貽琦先生坐在中間，潘光旦先生和陳楨先生坐在兩邊。我們兩個人向主婚人、證婚人和來賓鞠躬，主婚人和來賓都講了話。

那天除了我們尊敬的師長，還有沈元（注6）、張世英等三十多位同學參加了我們的婚禮，到場的人高高興興地在一個紅綢布上簽上自己的名字，向我們表示祝福，婚禮簡樸但很熱鬧。就從那一天開始，我和愛人風風雨雨，走過了半個多世紀。很可惜的是，那幅留著來賓簽名的紅綢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搞丟了。

前面說過，在我前面畢業的同學找我，要我去大定。那是中國歷史上建立的第一個航空發動機廠，買的是美國的發動機專利，在那裏製造、生產。我帶著新婚的愛人去了工廠的所在地——大定縣羊場壩。當時我們是三對夫妻同行，都是新婚燕爾，也都是西南聯大的。其他兩對是梁守槃教授（注7）夫婦和潘延齡夫婦。梁守槃先生是老師，他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碩士，回來在西南聯大機械系任教，教我們內燃機。

從昆明到大定，我們分乘三輛卡車。路非常難走，車子顛簸得非常厲害。途中“啪”的一聲，我的箱子突然從車上被顛落在地，七零八落的，我們趕忙停車，大家下來一起幫忙找東西！

那個地方，真是窮啊！而且是土匪窩！今天是這個村子裏的土匪去搶那個村子，明天是那個村子搶這個村子。我們去了以後，梁先生是老師，工廠另外安排接待，我們和潘延齡夫婦就住在老鄉的茅草房裏。我記得有一天，因為我拉肚子，夜裏起來到外面的一個小山坡後面，蹲在那裏解手，一大群土匪就從我的身邊跑了過去，過一會兒，就看到對面的山頭上火光沖天，土匪在燒房子了。

我們兩家人住一間房子，只能在中間拉一根繩子，把被單掛在上面隔開。就在那個環境下住了一個星期，後來才搬到工廠蓋的房子裏，也是茅草屋，不過比老鄉家的要好一些。

那個廠子是屬於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航空委員會，屬軍隊編制，有一個警衛連的部隊站崗。但給我們也發槍，夜裏還要排班站崗。因為過去發生過被土匪搶的事件，還打死過土匪，所以一天到晚還挺緊張的。

我們吃水是靠老鄉挑來賣給我們。老鄉很窮，冬天穿不上褲子，就用麻袋片圍著身子，穿著草鞋。一挑水也賣不了幾個錢。真是不毛之地，天無三日晴，人無三分銀，非常苦。

廠房就在大溶洞裏，兩個大溶洞，一個叫烏鴉洞，加工車間就建在那裏。洞的寬度和深度都超過100米，洞高約60米，建的廠房有三層，底層是各類倉庫，中層是機工車間，上層是總裝車間。還有一個叫清虛洞，洞中有一個很大的天窗，可以看到天空，翻砂廠、螺旋槳廠等配套工廠就準備建在那裏。我印象很深的是洞裏面有一種像跳蚤一樣的昆蟲，咬起人來很厲害，奇癢無比。

去了這個廠以後，感到雖然艱苦，但還是挺有意思的。因為那時在學校念書的環境條件比較差，試驗、實習等都比較簡單。一到大定的工廠，那裏有從美國運來的各種機床，學習的條件很好。

給我安排的工作是什麼呢？在設計課，負責接收從美國來的資料——工藝規程、技術圖紙。有點像我們現在的技術資料室，我一個人主管。這個工作很好，在學校裏只接受了一些書本知識，在這裏可以接觸到大量的在實踐中有用的東西。雖然設計資料不很詳細，但工藝資料是全套的，可以學到的東西很多。那時搞的都是活塞式發動機，還沒有噴氣發動機呢！

據說這個廠建廠的投資是蔣介石50大壽的生日禮金。我在那裏二年多的時間，第一任廠長叫李柏齡，是清華赴美留學的高材生，第二、第三任廠長分別為王士倬、顧光復。有一位副廠長叫戴安國，是戴季陶的兒子，還有一位總工程師是李耀滋，他們兩位都是中校軍銜。

我印象最深的是，這樣一個小工廠，國外回來的留學生有八位，包括廠長李柏齡。副廠長戴安國從德國回來，他是蔣介石的乾兒子；總工程師李耀滋是MIT畢業的；還有錢學渠，他是錢學森的堂兄，是搞機械加工的；張汝梅是搞工具設計、製造的，曹有誠是搞冶金的，程嘉垕是搞鑄造的，梁守槃搞飛機發動機。這些人都是美國、歐洲留學回來的，不少是MIT的碩士、博士。在那個時候，這些人抱著發展中國航空工業、航空救國的信念，在那麼一個艱苦的地方，兢兢業業，不辭勞苦，也真是不簡單呀！

在大定的日子（1942—1944）

那時的條件艱苦啊！發電用的是老柴油機，用蘇聯報廢的發動機來發電。每天晚上只給兩個小時電，晚上7點到9點，其他時間就要點油燈了。我白天接收資料、校對圖樣，晚上，我就把有關的資料、圖樣帶回家來看、抄、學習，我抄東西的本領是很高的。晚上，我把圖樣放在枕頭底下，第二天再放回去。工作一年後，我愛人生孩子了。

我們在大定住的是一間樓上的房子，很簡陋，木地板，房子不大，但在那個時候，條件也算很不錯了。我的薪水是每個月90塊法幣。沒有孩子的時候，兩個人的日子過得還可以，有了一個女兒以後，要照顧愛人坐月子、帶孩子，就要借債度日了。那時正趕上廠子要出圖，工作也緊張了許多。

我帶圖樣回家的習慣沒有改變。晚上，她們母女睡在床上，我就把圖樣鋪在地板上校對，看完後第二天再帶回去。就這樣前後用了兩年時間，我潛心研究美國萊特公司的活塞式發動機整套技術資料，可以說是較全面地掌握了當時世界上比較先進的航空發動機工藝技術。

1943年三四月份，蔣介石曾經來大定這個廠視察。我還記得，他到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我們列隊夾道歡迎。廠方通知，第二天早上委員長要早點名。那時，工廠有一百多人，工人不穿軍裝，我們是官佐，有三十幾個，要穿軍裝、掛武裝帶，我那時的軍銜是少尉。我們這些官佐一大早就在蔣介石住的一個石頭砌成的小樓前面集合、站隊，排成兩行，我個子高，排在前面第二個位置。蔣介石出來了，披著黑色大氅，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兒子蔣緯國，還有一位是戴安國。蔣介石站在那裏，拿著名冊，一個一個地點名，那次他沒有講什麼話，好像只是說了一句“大家辛苦了”，就解散了。

他在這個廠裏題了一次詞，寫的是“我們發動機何日可以完全自製”。工廠把這個題詞做成燈傘，廠區裏到處懸掛著。

工廠有一個集體宿舍，離蔣介石住處比較遠，要翻過一個小山包。我的同事告訴我，就在那天晚上8點鐘以後了，蔣介石沒有帶隨從人員，一個人跑到集體宿舍看大家，見面就問：“你們睡覺了嗎？”

第二天，蔣介石到大定縣城裏去視察，下午回來，在清虛洞裏訓話。把全廠的人員，包括家屬在內，都集中起來，我愛人也去了。我記得他講，你們現在這個廠小，但將來你們要領導幾千人、幾萬人的大工廠。接下來，他和大家在這裏聚餐，吃了一頓晚飯。

我記得，在他訓話的時候，站在佇列裏、隔我兩三個人的一位叫黃光耀，是湖南人，他剛聽了三四分鐘，就“啪”地一聲暈倒在前面，兩個人趕快把他架起來送走了，可能是太緊張了吧！

我還記得清虛洞的那個蟲子很厲害，咬了我們好多大包，癢得不得了。

關於大定航空發動機工廠的歷史，有一位浙江大學畢業的歐陽昌宇，他是我在大定時的同事，他找到原來大定廠的人，編寫了一本書（注8），翔實地記述了大定廠的建廠始末。

那個時候，國民黨航空委員會的主席是誰呢？是宋美齡。這個委員會不能說不顯赫，但他們這些人想的更多的是四大家族的利益，所以在國民黨手裏，雖然有一批有志之士，但中國的航空工業還是很難發展起來。

赴美學習（1944—1947）

後來工廠要選派人到美國去接受培訓，學習發動機的製造。

這是利用當時美國的一個“租借法案”（注9），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國會通過的向與法西斯國家作戰的盟國借貸或出租武器、彈藥、戰略原料、糧食及其它物資的法規。按照這個“租借法案”，美國為我們培訓一些人，包括空軍飛行員和航空工業方面的技術人員。

我自認為自己的學習成績平平、能力低下，能夠做一點實際工作就很不錯了，根本沒有想到能派我出國學習。但名單一公佈，沒有想到自己榜上有名。選了十幾個人，其中就有我。

1944年夏天確定的名單，作了一些準備，10月份出發到美國。

那個路可不好走啊！我們先從重慶到成都，到了美軍機場、兵營，是新津機場，現在這個機場已經不用了。在抗日戰爭時期，美國的B29轟炸機轟炸東京就是從那裏起飛的。住了幾天，由成都飛到昆明，第二天再飛過喜馬拉雅山，坐的是裝兩台活塞發動機的C47飛機，走的就是那個“駝峰航線”。

1943年，陳納德的志願航空隊改為第十四航空隊，除了協助組建中國空軍、對日作戰外，還協助飛越喜馬拉雅山，突破日本的封鎖，從印度接運戰略物資到中國。這個航線從印度阿薩姆邦汀江，經過緬甸到中國昆明、重慶。那時的運輸機飛越喜馬拉雅山的山峰時，達不到必需高度，只能在高度比較低的峽谷中穿行，所以飛行路線起起伏伏，就像貼在駱駝峰上面飛行一樣，“駝峰航線”就是由此得名的。那個航線非常危險，飛機在飛行的過程中常常會遇到強烈的氣流變化，假如真遇到意外，飛機是不可能找到用來迫降的平地的，即使飛行員跳傘，落下去也是山地叢林，荒無人煙，生還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就在那個時候，美國的飛行員摔死了不少，後來美國還派代表團回來找犧牲的飛行員遺骸，就是在那個山裏面。

我們坐在飛機上飛了兩個半小時。那時的飛機是沒有空調的，不是密封艙，要戴氧氣罩。雖然條件很差，而且充滿危險，不過我從飛機上往下看，白雪皚皚，冰清玉潔，非常壯觀。

就這樣飛過去，到了現在的巴基斯坦，我還記得那個地方叫多米多瑪，也是美軍的一個基地。在那裏住了一個晚上，又坐小火車到印度的加爾各答，再到孟買，孟買是一個港口，還是住在美軍機場，住了差不多兩個晚上。接著就坐美軍的運輸艦，一兩萬噸級的。

我們去美國，穿的是軍裝，我是少尉、一個杠，是國民黨的軍官。吃飯就跟美國大兵在一塊。那個運輸艦離開海港的時候是很威武的，左、右兩邊各有一艘巡洋艦護衛。為什麼呢？因為那時“日本鬼子”已經到了南太平洋，每天美國兵還要演習，怕出事情。這樣走了四五天以後，才撤除護衛。

這條路是空前絕後的，以後不會再有人這樣走了。

在去美國的途中，美國大兵常常會跟我們惡作劇。在艦上，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穿救生衣，救生衣上有個帶子，他們經常會趁我們不注意把帶子系在床頭的扶手上。該吃飯了，我們一站起來，帶子就拽住我們。那些美國兵在旁邊哈哈大笑，就這樣捉弄我們。當時，我們英語口語不是很好，向他們借個火，他們就挖苦我們，“你們講的是什麼話呀？借什麼火啊？”這些當然都是一些小事，但我感到很受歧視，作為一個中國人，自尊心接受不了。

過了赤道，到了澳大利亞的墨爾本，艦在港口停了一下，但人不能上岸。然後這艘艦返回來，又過了一次赤道，再過來，到了新西蘭，然後就到了美國洛杉磯附近的聖地牙哥軍港。下了船，國民黨駐華盛頓的軍官來把我們接過去，坐火車到了華盛頓，在華盛頓等待工廠的人來接我們。

我去的第一個工廠是萊康明航空發動機廠，在賓西法尼亞州的威廉斯堡市，這是一個生產小型航空發動機的工廠。我們學習的是小型教練機、運輸機用的發動機，六個汽缸，不到300個馬力，而且汽缸還是並排式的。我們中國買的是他的專利。當時國民黨考慮，就是要選具有大學水準、能力強一點的人，學起來比較快。準備學美國的製造技術，買他的機器、工藝規程、資料，買他的鍛、鑄件，回來以後建個廠，生產發動機。

具體做法和後來蘇聯援助我們時的做法很相似。第一階段是買散件，回來自己裝配、測試；第二階段是買他們的鍛件、毛坯，自己加工零件，再裝配成整機；第三階段就全部是自己製造了。我在大定工廠，經歷了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一部分工作。

派到美國去的人，有的是學習搞汽缸的，有的是學習搞活塞、曲軸、連杆、各種附件等的。把我派去搞什麼呢？還是在設計科，因為我在原來工廠裏就是搞設計的。設計科做什麼呢？試驗工程師，英文講Experimental Engineer.這個廠雖然小，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從零部件製圖到整台發動機設計性能計算，從部件試驗到整機試車。我們在這裏經過了系統的培訓，學習了大半年，基本掌握了活塞式發動機設計的全過程。

學習了六個月後，領隊提出，還有一個專業沒有人學，要我去學。我表示，自己學這個試驗就可以了，再學別的恐怕難以勝任。但領隊說：“不行，這是需要，要服從組織。”學什麼呢？齒輪。那時齒輪技術還是比較新的，不像現在都無所謂了，那時對齒輪的研究還有新的理論呢！在這個廠，我又學習、掌握了全部齒輪加工技術。搞了一年多一點，白天實習，晚上還要聽課，聽了課，還要考試。

學習結束，我們畢業了，給了每個人一個文憑。

當時派去學習的有25個人，大定廠的有20個人，還摻進了一些人，是靠關係去的，當然我們不可能瞭解個中情況。這些人，後來回國的不到一半。

第一次看到了噴氣發動機的生產（1946）

通過美國朋友介紹，1946年我加入美國自動車工程師學會（SAE），成為該學會會員。在學校的時候，我就聽金希武老師介紹過，在美國有這樣的一份技術刊物SAE。我從這份刊物上瞭解到噴氣技術的發展情況，這給我以後從事航空發動機設計、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

在那裏，我自己有一個感受，就是美國對於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很強。在歐洲戰場打下一架德國的飛機，獲取了德國的一項技術以後，馬上就派人去把它搞回來。據報導，錢學森在美國就做過這種事，被派到歐洲去拿技術，回來以後就分析，然後就搞出來更新的東西。

後來我又去了兩家工廠，學習齒輪加工的刀具技術、剃齒、研磨齒等，現在這些技術早就過時不用了。後來到普?惠公司，我還繼續找齒輪的技術，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包括送一點小禮物給美國人，從普?惠也搞了一些齒輪加工方面的規範資料，不多。這些資料後來都給了長春一汽的總工程師、我的一位同學，他比我高二屆，叫孟少農（注10）。我後來從北平到冀中解放區的時候，我們還住在一起。1949年，北平解放，我們又一同從石家莊進北平。他是我兩個入黨介紹人之一。

在美國學習的最後一站是美國普?惠航空發動機公司，學習的內容是一種輕型發動機。那個時期，普?惠的發動機在全世界是首屈一指的，公司很大。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戰場用了很多他們的發動機，他們每年生產上萬台發動機，大、小都有。那時GE公司還是很小的，當時主要生產發動機的還有一個萊特工廠。

在那裏看到的除活塞式發動機，還有噴氣發動機，當時研製航空渦輪發動機在美國尚屬起步階段，這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那時美國搞的發動機和蘇聯以後給我們的ВК—1是一樣的，這些發動機技術都是從英國、德國搞來的。在車間裏，我見到噴氣發動機離心壓氣機葉輪和渦輪部件，就想知道他們在加工什麼玩意？後來才知道是噴氣發動機——燃氣渦輪噴氣發動機。

除了在工廠裏學習，我還注意翻翻雜誌、看看書，這樣搞了半年多，自己對噴氣發動機有了一點瞭解。

“美國人民對我們還是很友好的”

在美國，我居住的條件很不錯。那是一個基督教青年會的住所，有室內游泳池、籃球房，我自己住一個小房間，很便宜，一個月幾美元。我在工廠裏有時候故意推遲下班，有時候乾脆自己安排加班——上兩個班，十六個小時，那時自己的想法就是要抓緊時間多學習，多掌握一些技術和知識。除了學習齒輪加工技術，還學到凸輪軸加工等技術。

每天下班回到住處，打一場籃球，游泳半小時，身體鍛煉得很棒。然後吃點晚飯，接著看書、看資料，然後睡覺，早上5點鐘再爬起來上班，生活是很充實的。

在那生活、學習期間，我的一個突出的感覺就是美國的人民、普通老百姓與我們相處得不錯，對我們很友好。他們總是覺得我們受日本人欺辱，所以很同情我們。

威廉斯堡市是一個萬人左右的小城，風土人情很淳樸、熱情，而且以生活富有和教堂多而聞名遐邇。雖然那是20世紀40年代，但已經發展得很先進了。整個城市看不到電線杆，沒有明線，全部線路埋在地下。還有住宅的水準，例如，我們住的是基督教青年會的房子，有室內游泳池等，在國內我們從來沒有見過。

我們到了美國以後，萊康明工廠按照合同，把接待的任務交給了地方，我們20幾個人就被分配給當地居民，不是住在他們家裏，而是由他們負責照料我們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我和一位叫吳宗岱的同學分在一家，這個家庭的夫婦，丈夫姓亨利，是一個螢光燈管生產廠裏的會計，他的夫人是教師，家裏有兩個女兒，大的十三四歲，小的十一二歲，都在讀初中。他們全家對我們非常友善，隔一個星期就要邀請我們一起去郊外遊玩、參觀等。

威廉斯堡市的風景是非常美的，山丘起伏、綠草茵茵，還有參天的古樹。

我們當時都很年輕，漂洋過海、遠離家鄉。我自己在祖國有年輕的妻子和剛一歲多的小女兒，所以我們經常會想家。和他們一家人相處，使我們排解了思念家鄉親人的愁悶，得到了家一般的溫暖。

亨利夫婦都是很虔誠的基督教信徒，每到禮拜天，都要邀我們和他們一家去教堂。那個城市不大，但有20多家教堂，每到做禮拜的時候，四處的鐘聲一起響起來，激蕩悠揚、交相呼應。我這個人不喜歡跳舞，尤其不願意看人家跳交際舞，但喜歡音樂。到了教堂，看到裏面有唱詩班，我就很高興。儘管我不信耶穌、基督，但總是很樂意和他們一起去教堂。他們在那裏祈禱、做禮拜，我就在那裏欣賞唱詩班的歌聲。

沒想到去了幾次教堂以後，教堂的婦女會就邀請我，要我去給她們作報告。這個婦女會是教會裏的組織，成員大都是一些年歲比較大的婦女，她們常常要搞一些活動。開始，我推辭說：“我怎麼能夠作報告呢？”後來她們告訴我，她們要我講的就是日本侵略者怎樣殘害中國婦女、兒童的，中國人怎麼樣抗日。我覺得這些內容也應該向美國人民宣傳，就搜集了報紙上的一些內容，加上自己在國內瞭解的情況，給她們講了，前後講了兩次。

可能是由於這兩次報告的效果不錯，後來另外一個教堂請我去給他們講中國的孔夫子、儒家思想，我就更有壓力了，但也很難推辭。

為什麼找我去講？我猜想，可能是自己的英語比較合乎他們的聽覺習慣，學他們的語音比較像；也可能是自己年輕的時候，個子高高的，儀錶堂堂，性格也比較活躍，大概就是由於這樣的原因吧！

我經過一段時間準備，還是去講了。講過以後，他們很鄭重地安排宴請我，請我吃火雞。對美國人來說，吃火雞是很講究的，復活節吃火雞。我們走海路到美國的途中，兩次過赤道，要吃火雞。這次是表示對我講演的尊重和感謝，也是吃的火雞。他們還給我一些錢，但我沒有接受，我說，我來講的是中國的文化，在其他教堂裏講，從來沒有收過錢。

在我們離開威廉斯堡市的時候，亨利他們一家人請我們在家裏吃晚餐，還特意做了中國的麵條等，為我們送行，非常友好。他們給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和回憶。

還有一個美好的記憶是在紐約，我穿著國民黨的美式軍裝，提著一個皮包，在地鐵車站換車。這時，有一個美國小姑娘，大約就是十六七歲的樣子，非常活潑、可愛，她跑過來說：“先生，有什麼需要幫助的嗎？”我說：“謝謝了，我的包很輕，我自己可以的。”但她不由分說，接過我的皮包，很熱情地問我到哪里去，然後一直把我送到了我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的感覺是美國的老百姓對我們是非常友好的，但有些人是很不友好的。那些人看不起我們中國人，看不起我們這些黃皮膚的人。

例如，我們去美國時，一路上，從印度坐船到洛杉磯上岸，然後坐火車到華盛頓，從重慶算起，途中走了一個多月。頭髮長了，我去理髮，理髮館裏面有個長凳子，我就坐在上面。我前面有五六個人，輪到我的時候，理髮師不叫我，而叫我後面的人，我問他怎麼不叫我，他就是不理你，真是受屈辱啊！作為一個中國人，怎麼受得了這個？一氣之下，我起身就走了。

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物資供應也很緊張，沒有黃油，是用植物油代替的，是假黃油時代。吃飯的時候，我說了一句：“今天我們要是能吃到真黃油就好了，就高興了。”旁邊桌子的一個美國人搭茬說，“要吃真黃油滾回你們中國去吃。”本來就是假的黃油，還這樣蠻橫無理。

在美國，北方和南方種族歧視的形式不一樣，在南北戰爭中林肯打勝了，北方在種族歧視方面稍好一些，而南方種族歧視很厲害。我們回國的時候要乘船到南方的一個叫新奧爾良的港口城市，在這個城市的有軌電車、無軌電車上，白人和黑人是不能坐在一起的。有一次我們走到黑人車廂裏，黑人就笑我們，我們問：“怎麼回事？為什麼笑？”他們說：“你們不知道，這是黑人車廂，我們歡迎你們，但你們走錯了車廂。”我們才知道，如果是黑人跑到白人的車上，會挨打的。樓下是白人車廂，還有看電影，樓上是黑人車廂，樓上、樓下是分開的。

另一個是國家，一個國家不強盛就會被人家看不起，在美國，這一點留給我的印象很深。與現在我們中國的領導人出國訪問，受到的尊重、重視相比，我感到我們是真的強大起來了。

回到祖國（1947年）

吳大觀言講大定發動機製造廠這段歷史

在普·惠待了半年多，1947年，我結束了在美國的學習，回國了。回國坐的是輪船。我們先從威廉斯堡坐火車到華盛頓，倒了一趟車，就到了2005年美國受災最嚴重、受到最大的風暴襲擊的那個地方——新奧爾良，在密西西比河的口上，那個城市比河床低，所以風暴一來就把整個城市淹了。我們就是在那個城市等船，那個船是美國專為二次世界大戰運送物資的貨輪，叫自由輪（號）——LIBERTY。

乘船從大西洋經古巴過來，穿過巴拿馬運河，就進入了太平洋，到洛杉磯停了一天。我在巴拿馬運河的船閘那拍了不少照片，回國以後，在上海照相館洗印的，結果底片讓照相館搞丟了，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了。上海的照相館給我洗印出照片以後，還從中選了一張放大，陳列在他們的櫥窗裏。我有一次在街上走，看到櫥窗裏的照片，“咦，這不是我照的照片嗎？”不過後來這些照片都沒有保留下來。

這一次在海上走了56天。在船上，我不會打牌，別人打牌消磨時間，我就照相。我身體好，不暈船，大風大浪也不在乎。你大風大浪，我照樣看海鷗、看海裏的金槍魚，還有就是看書。就在這50多天時間裏，我讀完了一本美國新出版的《齒輪設計》。

那次，我們同船回來五六個人。

現在許多年輕人出國旅遊，我就和他們開玩笑，問他們，你們旅遊去過巴拿馬運河嗎？飛越過“駝峰”嗎？他們的眼睛都瞪起來，年輕人有的連聽都沒有聽說過，我就告訴他們我年輕時的這些經歷。

在美國學習了兩年，我沒有什麼積蓄。我們在美國一個月的收入是160美元，一年後加了30美元，達到190美元。在美國生活，物價比較低，我那時還抽煙，每天一包煙，要一美元，吃頓飯也就一美元左右，可口可樂幾美分。

當時唯一的願望是，把在美國學到的航空技術貢獻給祖國。要回國了，把錢用來買一些實用的東西——書籍、資料、雜誌，想到回來要用。還有因為家裏窮，也給孩子和家人買了些東西。隨身帶的就只有50美元。但就這50美元，在上海港下船以前被騙了。

到了上海港，我們還沒有下船，就有人乘小船到輪船上來，說政府有規定，必須把美金換成法幣。於是，我們很順從地按照“政府”的要求辦了，我們也不知道兌換的比價是多少，就稀裏糊塗地換了。下了船，到了碼頭，家裏來人接，我對她們說起來，家裏人告訴我，你上了大當、被人家騙了。

三月份到上海家裏，以後到南京報到，當時說要到廣州。

我把愛人、孩子帶到南京，孩子那時四歲多，我愛人的家在南京。後來又回到了上海，準備去廣州。

在上海，我的孩子得了病，是白喉，家裏人不知道是什麼病，給她吃了點六神丸一類的藥，這樣就有點耽誤了，後來送到上海火車站附近的一家醫院，醫生說需要打針——白喉血清。醫院講，要家裏人自己去買藥，買來才能打，孩子躺在那裏，呼呼地喘氣……

我僅有的美金被騙了，沒有錢，就和愛人四處奔走，直到第二天，借到錢，買了藥，趕到醫院的時候，孩子已經沒有了。那麼活潑美麗的一個孩子，我回來時帶給她的衣服，穿起來很漂亮，我們的孩子就這樣沒有了。

我和愛人忍受著失去女兒的悲痛，到了廣州，是在貴州大定航空發動機廠廣州分廠做籌建工作。在廣州呆了不到三個月，那時，國民黨已經分崩離析，根本沒有能力再繼續建廠，大家只有自己找出路。我們這些人因為從國外回來，總還有個牌子，可以在上海的一些外國公司找到工作，工資還要高出其他公司的很多，所以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就在那些公司裏就業了。那麼，我該往哪里去呢？

當時我的一位同學，叫董壽莘（注11），他解放後到了北航，是發動機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他比我小一歲，比我早兩個月離開了廣州。他給我來了一封信，告訴我，他在北平（北京）教書，還告訴我，原來西南聯大的老師——甯榥（注12）教授回到了清華，如果我同意，老師可以推薦我去教書。於是我決定去北京。

注釋

1.陳納德飛虎隊：陳納德是一名美國飛行員，抗日戰爭期間，他在中國組織了一支援華航空隊，又被叫做“陳納德飛虎隊”。這支部隊建於1941年，當時陳納德在美國招募了一百多名飛行員和機械師，建立了一支“美國志願航空隊”，不久即到中國抗戰。1941年12月20日，航空隊在昆明周圍上空同日本空軍首次交戰，一舉擊落敵機10架。在以後的2個月內，這支航空隊依靠5~20架F—40飛機和地勤人員的出色配合，在緬甸南部和泰國同總數超過1000架的敵機周旋，共作戰21次，先後擊毀敵機217架，而航空隊本身僅損失4名飛行員和14架飛機。1942年2月25日，航空隊以15架飛機同166架敵機交戰；26日，又以8架飛機對付200架敵機，兩天共擊落敵機43架，而自己卻毫無損傷，所以被人們讚譽為“飛虎隊”。

2.貴州大定縣航空發動機製造廠：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寇以其“空中優勢”欺我中華民族，號稱“三小時消滅中國空軍”。正當此時，一些“中立國”又斷絕對我國的飛機供應，日寇又斷我海上運輸。抗日形勢十分嚴峻，全國人民亟需飛機參加抗日。興辦航空工業已迫在眉睫。

1939年，國民黨航空委員會決定興辦我國航空工業，籌建我國第一個航空發動機製造廠。為防止日寇的空襲，1940年選址建廠於貴州大方縣（當時叫大定縣）羊場壩的溶洞群中。建廠投資是蔣介石50大壽的生日禮金，共344萬美元。蔣經國任名義廠長，第一任廠長叫李柏齡，是清華赴美留學的高材生，第二、第三任廠長分別為王士倬、顧光復，汪福清自始至終任生產廠長、總工程師。該廠由國民黨航空委員會直接領導，和美國華盛頓的兩家航空公司聯合，並由那兩家公司承包修建、提供設備、培訓人才，定名為“中國第一航空發動機製造廠”，對外稱“雲發貿易公司”，內部習慣簡稱為“航發廠”，設計規模為年產賽克隆（CycLone）C105型航空發動機300台，1943年開始裝配。該廠建成之後，很快生產出我國自製的第一台航空發動機，經過試車，質地優良，在我國航空發動機製造史上寫下光輝的第一頁。1949年，由顧光復帶人去臺灣選址，回來後即下令撤銷“航發廠”的建制，改設“大定疏運處”。去台的技術人員約為1／3，3／5的精密機床被搬運到臺灣。解放後，王士倬曾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汪福清任貴州省政協副主席。

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三線”建設中，我國航空工業的“011基地”遷往貴州，並將原“航發廠”加以維修、擴建，建起了“金江機械廠”，仍然生產飛機零部件。而今這個廠雖已遷離，但廠區內留下了一些珍貴文物。

3.梅貽琦：男，漢族，字月涵，著名教育家，天津人。1909年，通過考試成為遊美學務處選派的首批留學生赴美留學。1914年，畢業于吳士脫理工學院電機系，獲工學士學位。1915年到清華學校任教，後任教務長等職，1931年10月至1948年12月出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到職後多次闡述“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等辦學至理。八年抗戰期間，梅貽琦仍是清華大學校長，並主持西南聯合大學的校務（任聯大常委）。抗戰勝利後，清華大學回到北平，梅貽琦繼續擔任校長，直到1948年12月清華園解放前夕。

梅貽琦於1955年由美去臺灣，用清華基金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後擴展為新竹清華大學）。1962年5月19日病逝於臺北。

4.潘光旦（1899—1967）：1899年出生於江蘇省寶山縣。1913—1922年就讀于清華學校，1923年赴美攻讀生物學、動物學、古生物學和遺傳學，先後在紐漢普夏州達茂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學位。回國後，先後在吳淞政治大學、上海東吳大學、光華大學、吳淞中國公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兼任學校行政職務。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成為西南聯大有名的進步教授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因遭受迫害，於1967年不幸逝世，享年68歲。

5.陳楨（1894—1957）：字席山，後改協三。1914年，考入金陵大學農林科。1918年，以優異成績畢業，獲得農學士學位，並留校任育種學助教。1919年，考取清華學校專科，公費赴美留學。先在康乃爾大學農學系進修，1920年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動物學系學習，1921年獲碩士學位後，隨著名遺傳學家ＴＨ摩爾根（Ｍｏｒｇａｎ）專攻遺傳學。1922年回國後，任南京東南大學生物系教授。 1926年，他在清華大學生物系任教授，並擔任系主任。1937年“七七”事變後，陳楨隨清華大學南遷到長沙，任教于臨時大學。1946年，陳楨複任清華大學生物系主任。

1949年以後，他繼續擔任清華大學生物系主任。1955年，他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7年，動物研究室改為動物研究所，陳楨任所長。當年11月病逝於北京。

6.沈元（1916—2001）：出生於1916年4月26日，祖籍福建省福州市，沈元六世祖沈紹安，是著名的福州脫胎漆器的創始人。1935年，沈元從福州英華中學高中畢業，1936年夏天，沈元報考了清華大學機械系，學習航空工程。 1940年，西南聯大畢業，畢業後留校任航空系助教。

1951年，清華大學成立航空工程學院，沈元被任命為院長。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成立了北京航空學院（現改名為北京航空航太大學），36歲的沈元被任命為副院長。1980年，沈元被任命為北京航空學院院長，1983年以後任名譽院（校）長。1956年，沈元加入中國共產黨。2001年去世。

7.梁守槃：1916年4月13日出生於福建省福州市。1933年，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系航空組，1937年畢業，獲工學士學位。1938年8月，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航空工程專業，獲碩士學位。1940年2月回國。1940年2月至1942年8月，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航空系和機械系任講師、副教授。1942年8月至1945年8月在貴州航空發動機製造廠任技士、設計課課長。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後，他到杭州浙江大學航空系任教授、該系系主任。1952年9月，奉調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空軍工程系，任教授、教授會（教研室）主任。1956年5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被授予上校軍銜。1956年9月調赴北京，先後擔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室主任、設計部主任、研究所所長、分院副院長；1965年，任第七機械工業部（七機部）研究院副院長、七機部總工程師；1982年，任航太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兼第三研究院科技委主任；1988年，任航空航太工業部高級技術顧問；1993年後，任航太工業總公司高級技術顧問。1961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8.歐陽昌宇：在海內外原大定廠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編著了《烏鴉洞的奇跡［1940—1949］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航空發動機製造廠建成始末》（歐陽昌宇編著，貴州人民出版社）一書。

9.《租借法案》：又譯《租借法》，全稱為《增強美國防禦法》。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向與法西斯國家作戰的盟國借貸或出租武器、彈藥、戰略原料、糧食及其它物資的法規。美國國會1941年3月通過該法規，規定戰後進行清賬。美國根據該法規，在戰爭期間提供了總值485億美元的援助，其中63杄71%供應給英聯邦，22杄76%供應給蘇聯，1杄8%供應給中國，11杄73%供應給法國及其它國家。1941年5月6日，羅斯福宣佈中國的防務對美國國防至為重要，從此，《租借法案》正式適用於中國。1942年6月2日，中美簽訂《抵抗侵略互助協定》，約定雙方在戰爭期間相互供給防衛用品、防衛兵力及防衛情報，美國開始向中國提供大規模軍事援助。

10.孟少農：原名慶基（參加革命後改為孟少農）。高中畢業後，孟少農考入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在昆明西南聯大完成學業。1941年，他赴美學習，進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機械系，三個學期後，他即獲得碩士學位。1943年至1946年5月，他先後在美國福特汽車公司、錘上蘭森機器公司、司蒂貝克汽車公司、林登城中國發動機廠任技術員和工程師。1946年5月，回國到母校清華大學任教，先後任機械系副教授和教授。1947年7月，他毅然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48年9月，他奉命奔赴解放區參加革命工作。

1950年1月，中央重工業部籌備創建我國汽車工業。3月初，重工業部成立了汽車工業籌備組，郭力任主任，孟少農任副主任。在新中國誕生後的幾十年中，他為我國第一汽車製造廠、陝西汽車製造廠、第二汽車製造廠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1980年11月，他被推選為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委員。

11.董壽莘：發動機及核工程專家。1941年，畢業於西南聯大航空系，同年到貴州航空發動機製造廠工作。1962年，調到新疆國防科委21基地任副所長、基地副參謀長。1984年，回京任國防科工委情報所顧問。他在北航工作期間，先後任航空發動機系和航空核動力系主任，為核動力系的專業和實驗室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既無國外專家幫助，資料又很少的情況下，先後建立了核推進系統設計、航空核動力反應堆設計2個專業和電推進系統設計專門化、核電子學等4個實驗室，以及動力反應堆模型陳列室等。到21基地工作後，他負責核爆炸試驗工程，並參加了多次核爆炸試驗，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試驗成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所主持的科研項目，先後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和三等獎。

12.寧榥：1912年８月１１日出生於北京市密雲縣。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機械系航空組學習。193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機械系航空組。1938年，作為中英庚子賠款第六屆留英公費生赴英留學。1940年，獲英國牛津大學科學碩士學位。1941-1946年，任西南聯大航空系教授。1946-1952年，任清華大學航空系教授，代系主任，其間，1946-1948年，兼任北京大學工學院機械系主任、教授。1952年以後，任北京航空學院動力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歷任教研室主任，動力系副主任，噴氣推進研究室主任，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1985年1月7日，寧榥已是73歲高齡，他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是北京市第七、第八屆人大常委會委員

摘自吳大觀同志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