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軍第十一航空總站總站長 黃溢和

        我的父親黃溢和(1896—1972),廣東番禺縣籍人(現屬廣州市白雲區竹料鎮),香港大學電學專科第五期肄業,並在香港英國海軍機械廠見習。在香港海員大罷工後,響應號召返廣州。報考廣東航空學校,錄取入三期甲班學習航空。畢業即在廣東空軍服役,1929年任航校少校飛行員,1930年任飛行教官。1931—1932年任廣東空軍總部飛機第一中隊中校飛行員及廣西航空管理局機務主任。1932—1933年繼任廣東航校飛行教官,與吳建文、劉錦濤等26位教官,共同培訓第五、第六、第七期學員共309人。為廣東空軍培養一批又一批骨幹人才,成為中國空軍的抗戰主力。1934—1936年任廣東空軍司令部發動機修理所中校主任。

        1936年7月,空軍司令黃光銳率領廣東空軍集體北飛,投效南京國民政府。他隨行至杭州入筧橋航空學校,正式編入中國空軍。1936—1937年,任航空委員會南京空軍偵察班少校飛行教官兼教育副官、中央航校廣州分校機械教官。“七七”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他投入戰鬥,任駐粵空軍指揮部及空軍第二司令部參謀。

湘粵機場

        1938年他調任空軍第十七航空站少校站長。航空站即韶關機場,於1928年修建,位於市區南門外(現為中山公園),機場南端臨湞江與武江交匯處,地形開闊,能見度好,便於飛機升降。機場配備水泥面停機坪、跑道及無線電導航設施。廣州淪陷後,韶關成為戰時省會,機場為敵機重點空襲目標。當敵機臨空進犯,他堅守不離機場;遭濫炸後,夜以繼日地指揮組織地勤人員、民工填補彈坑,修理跑道,恢復導航,使戰機及時升降。抗戰前期,戰機在數量、

        性能、設備上均比日機遜色,敵強我弱,制空權受制。因此,航空站對保護戰機轉移、保存實力及時出擊,以及保持空中密切聯絡,至為重要。

        1938年在粵北上空有三次激烈空戰,中國空軍第三大隊多架戰機在韶關、南雄、衡陽等基地起飛參戰,共殲敵機20多架。如8月29日,第三大隊屬下32中隊駐南雄機場(距韶關100公里)6架“格裏埃提”新型戰鬥機。30日晨,9架敵空軍96式驅逐機飛至南雄上空,企圖殲滅我戰機。大隊長吳汝鎏即率全部戰機起飛,奮力拼殺,搏擊長空,接連擊落敵機3架,並將殘餘敵機趕走。在混戰中,我空軍亦損失2架戰機,大隊長吳汝鎏和分隊長馬毓鈞壯烈犧牲;又有一次,屬下28隊的陳其偉駕“霍克2”戰鬥機在韶關上空與敵機拼鬥,從高空飛到低空,1架戰機搏鬥3架敵機,立即將敵機兩架擊毀。陳其偉被打斷雙腿,血染長空,最後在南雄壯烈犧牲。吳汝鎏、陳其偉均為廣東航校三期畢業。

        1939年冬,他升調空軍第六航空總站副總站長。湖南省衡陽機場(八甲嶺機場)於1929年修建,位於市區湘江東岸、火車站北側,為抗戰時期南方最大軍用機場和航空中轉站,亦屬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將軍管轄。機場周邊密佈火力防空。當時日軍從粵湘淪陷區大舉進犯,妄圖南北夾擊,但不得逞,終被我軍英勇擊退,日軍損失慘重!這期間,戰機從衡陽機場起飛應戰或作戰略轉移。敵機頻繁空襲,炸彈巨響,防空槍炮密集還擊,火光沖天!在機場,父親堅守崗位鎮靜應變。我們家就在機場附近,驚心動魄的實況耳聞目見深有感受。屋旁僅有幾個深約2米的土洞,每遇空襲轟炸,母親帶領我們跳進土洞躲避,但上無掩體,可見天空。

搶修戰機

        1940年他調至四川省成都市空軍軍士學校任教官及空軍轟炸總隊任科長,後出任航空委員會第11飛機修理工廠廠長,晉升空軍中校。工廠設在市區北門外昭覺寺旁,廠內有修理機棚及各種機修設備,還附設子弟小學。抗戰前期,蘇聯空軍志願隊支援中國,隨同飛行員分批提供多架飛機參戰,成為抗擊日軍的主力。蘇聯空軍人員撤離後,損壞的戰機急待修理。蘇制“SB”型與“SP”型戰鬥轟炸機多送至該廠修理,其中“圖波列夫SB-2M”型成為1939—1941年中國空軍的主力轟炸機。父親既能飛行又專注航空機械,經驗豐富,是抗戰時期空軍的難得人才。他常在機棚指導機械人員,甚至和機械士共同檢修。六叔黃永和也是修理工廠的機械士,很盡責機修工作,後考入空軍機械學校,畢業升為空軍少尉機械員。在修理工廠員工的努力下,及時將多架戰機修復,檢測合格,由廠試飛員試飛機成功。仰望戰機重返藍天,他感到自豪;經修理嚴密檢測,保障了試飛安全,更倍感安慰。

1942年3月,黃溢和與兒子黃錦翔合照                    1942年4月,黃溢和(右二)

        1943年歐亞航空公司改組為中央航空公司,由陳卓林任總經理。因飛機數量少又多已損壞,大部分航線被迫停航。第11飛機修理工廠大力支援央航。他領導員工搶修,將央航損壞的航機修復。央航恢復空中運輸,促進業務開展。對此,陳卓林大為稱讚並深表感謝(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香港啟德機場,陳卓林與劉敬宜領導“兩航起義”,率領多架航機回歸,飛返北京)。

大型基地

1943年2月,黃溢和參加慶祝大會

        1943年夏,他升任空軍第十一航空總站總站長,參與領導擴建大型新機場。機場在新津縣離成都市西南幾十公里,舊機場1928年建成,1940年擴建,為配合中美空軍發動大規模反攻,殲滅日軍。194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要求蔣介石在一年內建成新津等四個供盟軍轟炸機使用的大型機場。新津機場擴建面積最大,占地602公頃(1公頃=10000平方米)。正跑道長2600米,用鋼筋水泥澆注的地基厚1米、寬60米,還有兩條滑行副跑道,配備了守衛機場的流動式高射炮和高射機槍、作戰指揮雷達、地面通訊等。參與指揮修建的美國工程師認為:“在當時美國本土沒有這樣大的軍用機場,烽火連天的歐洲也沒有,新津機場作為戰備軍用機場是二戰時期第一大機場。”

        美國波音公司新研製的四引擎重型轟炸機“B-29”超級空中堡壘,機長99英尺(1英尺=0杄3048米)、高約28英尺、翼展141英尺,重60噸,最大載彈量10噸,時速350英里,可達萬米高空,亦可遠端飛行。該機裝置5個自動炮塔,配備機關炮和機槍,由雷達指引可準確射擊來襲的敵機,火力嚴密猛烈。擴建規模最大的新津機場是專供“B-29”超級空中堡壘使用,機場如期建成,這是中美空軍工程技術人員與萬名民工的共同努力的成果,奇跡地完成了擴建任務。父親參與領導擴建繁忙辛勤工作,亦作出應有貢獻。1943年11月底,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率領各縣縣長及國防部政府官員,隆重地迎接“B-29”重型轟炸機飛降和美空軍進駐。當日天氣晴朗,在東南方上空傳來陣陣轟隆聲,隨即顯現一架又一架“B-29”轟炸機徐徐降落跑道,向前滑行。這天,美國空軍十四航空隊第40隊27架B-29及空勤、機修人員進駐新津機場。隨後美軍第58轟炸團,第20轟炸總隊亦到達。

黃溢和於1944年1月

        1944年春,美國航空援華指揮部設在新津機場。其他戰機如“P-51、P-38”(俗稱黑寡婦的雙機身新式戰鬥機),亦配合進駐。在新津機場父親領導地勤人員與美軍空、地勤人員緊密配合工作。他能說流利的英語,更易溝通,與美航空隊飛行員亦有交談。美空軍的華裔青年多祖籍廣東,大家面談更為親切。中美空軍人員在機場融洽相處,從而建立了工作友誼。成都的中美空軍高層會議,父親常參與,兼作專業性翻譯。以他早年就讀香港皇仁書院和香港大學,又多年從事航空工作,專業性技術的英語翻譯是勝任的。

        新津機場的“B-29”型轟炸機不分晝夜頻繁起飛,在成都太平寺、溫江、德陽等地機場的中美空軍戰鬥機的嚴密掩護下,形成轟炸作戰隊形,轟炸日軍在洛陽、湖南等地的炮兵基地及其他軍事目標。抗戰後期,中美空軍已占絕對優勢,“B-29”轟炸機常遠端轟炸日軍重要設施,如機場、軍港、戰艦等。處於劣勢的日本空軍被動挨打,只能偶爾尾隨“B-29”轟炸機,作低飛避雷達進行偷襲,但亦被我空軍發現將其擊潰。“B-29”轟炸機可以從新津機場起飛,直接轟炸日本本土。1945年8月,美空軍使用“B-29”轟炸機向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

        新津機場在殲滅日軍主力及其裝備設施發揮重大作用,在二戰盟國空軍戰史上與“B-29”轟炸機同享盛名;巧合的是,新中國成立前夕“國民政府”敗退臺灣,蔣介石在新津機場登機起飛,撤離中國大陸。

飛虎揚威

        1944—1945年,他調任空軍第十航空總站總站長,晉升空軍上校,與駐桂林第二路空軍司令謝莽空軍上校均是廣東航校三期同學。抗戰時期,中國空軍最高機構是中央航空委員會,蔣介石是委員長。航委會的主任周至柔、副主任黃光銳,二人軍階均是空軍少將。航委會秘書長由宋美齡兼任。

        航空總站在桂林管轄三個機場:二塘機場、秧塘機場與李家村機場,分別於1929年、1933年及1942年建成,三個機場以李家村機場規模較大。美空軍準將陳納德將軍領導的“飛虎隊”的主要基地在桂林,其機隊殲滅日機屢創空戰佳績,表現英勇神猛,被民間稱為“飛虎隊”。其正式名稱為“中國空軍美國援華航空隊”,1943年3月擴編為“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仍稱“飛虎隊”。1943年10月在桂林成立的“中國空軍中美混合飛行聯隊”下轄三個大隊。第十四航空隊桂林前進指揮部設在機場,所屬有23戰鬥機大隊、中美第68聯隊和308重轟炸機大隊的隊部。“飛虎隊”戰鬥機如“P-40、P-47、P-51”等多次擊落日機;轟炸機亦頻繁空襲日軍主要設施,支援中國陸軍地面作戰,戰功顯赫。

        1944年4月至6月豫中會戰:中美空軍出動312批、1918架次戰機,主要襲擊洛陽、鄭州、宜昌等地的日占機場及黃河大橋等日軍陣地,共擊落日機87架,炸毀79架,炸毀坦克各種車輛1000多輛,炸沉日軍船隻36艘。這次戰役很多戰機是從桂林機場起飛的。以後長衡會戰、桂柳會戰亦出動大批戰機支援地面軍隊作戰,並襲擊日軍前沿機場、交通樞紐、倉庫等地。如衡陽保衛戰,日軍集結大量兵力進犯,我軍將士英勇抵抗,苦戰堅守了47天,如此奇跡是與桂林、永州機場的戰機大力支援作戰、空軍配合陸軍取得的。

        桂林機場是中美空軍聯合作戰打擊日軍的前進基地。父親調任第十航空總站長,美空軍第十四航空隊中美68混合聯隊總部致函:“敬愛的黃上校:高興地獲悉到任第十總站長,你必確保我們在所有事務的最大合作,使屬於同盟事業,在現場得以增進。真誠的維先特空軍聯隊上校指揮官。”這封信言簡意重,充分體現中美空軍包括地勤人員並肩作戰的意願(錦河妹在父親遺物發現這封英文信的原件,現存美國費城家中)。作為總站長,他與陳納德將軍及聯隊指揮官緊密配合直接溝通,領導地勤人員出色地完成各項任務。由此,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戰鬥友誼。

        1944年2月,宋美齡在桂林分別至秧塘、二塘和李家村三個機場,慰問了三個大隊的中美飛將軍。2月29日桂林版《大公報》報導:蔣夫人抱病偕周至柔主任至空軍基地慰勞盟國及中美混合隊全體官兵,慰勞會分三處舉行。蔣夫人致慰勞詞,對中美空軍的輝煌戰果,深致敬佩之意,同時勉勵空軍將士加緊擊潰敵人,爭取永久和平,與會官兵興奮異常。繼由十四航空隊希爾上校、白納德上校、勃明區上校分別致答謝詞。旋由蔣夫人親授紀念品並分發慰勞品。

        抗戰後期,日軍孤注一擲大舉進犯粵、湘、桂三省,韶關、衡陽、桂林相繼陷落。日軍迫近桂林,父親仍留守機場。當時《中央日報》戰地記者對桂林機場專訪報導:稱讚他鎮靜,面對轟隆炮火臨危不亂,深夜還巡視機場。撤出桂林,他領導機場人員將重要設備物資輾轉運往貴州,航空總站亦隨之撤至貴州。

無愧人生

        早年孫中山先生提倡“航空救國”,積極創辦航空事業。廣東在全國較早開辦航空學校培養航空人才,組建空軍。當年廣東空軍已初具規模,廣東空軍脫離陳濟棠管治投靠南京國民政府,航空人員眾多,航空專才質素突出及原屬廣東空軍的飛機數量多,已成為中國空軍主力。由於國民黨空軍派系傾軋,非嫡系的廣東空軍雖實力最大,但受打壓最多。在筧橋航校入編中國空軍後,原廣東空軍人員均降軍階一級,父親由空軍中校降為少校。抗戰期間,他本著愛國軍人的天職,盡職盡責,特別在飛機修理工廠、大型基地新津機場及前進基地桂林機場,發揮專才專用,努力不懈地工作,完成任務。由於貢獻突出,軍階回復中校再晉升上校。在抗日戰爭原廣東空軍人員能獲此軍階的只有少數。但在1945年撤至貴州後,反被誣告所陷,後查清無罪還其清白。陳納德將軍獲悉亦向航委會澄清事實,還表揚了父親。非中央嫡系空軍將領再受排擠,他深受打擊,已萌思退之念。他表出:“日朗和風皓氣存,狡猶掃盡不沾汙”之句,還作“歸期末遂淵明願,客邸須懷武伯章”。

1962年6月黃溢和                            民國空軍官兵合照,前排右五為黃溢和

        1946年航空委員會改名空軍總司令部,他奉命至南京,獲任為東北瀋陽地區空軍司令。但他主動懇辭並申請退役,終獲批准。他毅然南返,功成還鄉;回廣州,被邀參與籌辦西南航空公司。該公司是早於1933年,由廣東聯合西南各省組成的民用航空公司。父親熱心航空事業,出任西南航空公司飛機修理總廠廠長,並率領機械人員至臺灣接收已損壞的日軍運輸機,親自指導修理。經修復,在缺乏雷達導航情況下,他憑多年飛行經驗沉著地領航,使航機從臺灣成功飛返廣州,安全降落在天河機場。由於西南航空公司不獲批准成立,他轉為經商,開設西南貿易行代理中央航空公司專營空運業務。1949年舉家遷居香港,於1972年病逝,安葬于九龍樂富基督教墳場,享年76歲。

        撰寫本文,拜讀父輩的上司及同僚黃光銳、丁紀徐、謝莽、陳晉、劉錦濤等相關報導,從廣東航空事業的創建、廣東空軍及航空學校的建立與發展到抗日戰爭中國空軍將士的英勇事蹟,深受感動,令人肅然起敬。前輩在耄耋之年追憶往事公之於世,除表達愛國熱心,更重要的是喚起後代不忘空軍抗日戰鬥奮起救國的實況,促使我們更熱愛祖國。

摘自廣州文史 記中國空軍抗日傑出將領 《緬懷父親黃溢和》 作著:黃錦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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