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七七事變之後，在1937年8月13日日軍進襲了上海市，當時日軍的航空母艦盤據在浙東沿海地區（浙江寧波和錢塘江口一帶）。8月14日，敵軍木根津航空隊（重轟炸）和從母艦上起飛的飛機，連續向杭州空軍基地不斷地猛烈轟炸。當時我率空軍第九大隊駐防在許昌，奉命到南京，後調紹興待命。我乃率二十六和二十七兩中隊（共飛機18架），於當晚6時許飛抵曹娥機場（即紹興機場，因位置在曹娥江邊故名）。這時除原航空站的一、二名機械人員外，其他地勤人員均尚未到達。

        小曹娥鎮地處浙東姚北平原，東鄰慈溪周巷鎮，西連泗門鎮，南接泗門鎮和朗霞街道，北瀕杭州灣，離余姚城區約25公里，距杭州灣跨海大橋11公里，余姚大道和329國道複綫穿境而過，交通和區位優勢明顯，是全市唯一沒有山的鄉鎮。全鎮地形屬於沖積性平原，地勢平坦。

        起初電令是派福特運輸機到許昌來接運我大隊機械人員，但是臨時又改由杭州中央航校派出。這批人員從杭州乘汽車到深夜10時後才到達曹娥機場，以致使飛機的加油和裝彈等工作都不能很快地進行。同時又因這批航校來的機械人員對“許來克”（譯音）攻擊機的機件構造不熟悉，加油裝彈等操作也就很困難，因之動作遲慢，誤了不少時間。當晚12時左右，我接到由航校轉來的命令（電話）：“該隊於15日拂曉時飛往上海，配合空軍第四大隊轟炸虹口日軍海軍司令部。”晨5時左右，我們坐上飛機，開動發動機後，正準備起飛，機械人員才告訴我，炸彈剛運到，還沒來得及掛上，又因所派來的機械人員不懂得如何為“許來克”攻擊機進行裝掛炸彈。在這種情況下，我只得停車，下機進行裝彈。這時一抬頭發現上空有兩隊日軍飛機，正由東向西飛行，估計日軍已發現我隊飛機停在曹娥機場上，而右方一隊沿機場北面直向杭州方面飛去，而左方一隊（9架）立即變更隊形，從人字形變為梯形，接著就向下俯衝投彈和掃射，炸彈和槍彈在我們四周爆炸。我迅速地爬進座艙，立即開機，並命令全隊立即起飛迎載。在這種倉皇情況下，二十六隊副隊長唐文良，因機場水深草高條件太差，起飛時為水草所阻，翻在北面機場邊，人受重傷（後脊椎折斷），另有兩架飛機在地面就被日機炸壞機翼及四五架飛機因故未能起飛外，二十六隊隊長王漢勳、二十七隊隊長孟廣信，隊員楊辛、齊清元等有十餘架飛機相繼升空，與敵展開空戰，共約30分鐘オ告結束。

        當我離陸起飛後，即被三架日機所包圍，可是幾經周旋，也逐漸升高，其中一架被我釘著機尾，當即向其猛烈射擊，當時見其冒著濃厚的黑煙向地面沖下去（在曹娥機場附近）。當我的飛機轉過彎時（這時高度約1500尺），就發現下墜的黑點是跳傘的敵駕駛員。這時我後上方左右兩邊兩架敵機又開始向我攻擊，我就馬上和在我後座的狄曾益（後來在另一次空戰中陣亡）向來襲的敵機開始還擊，戰鬥約有十餘分鐘，但因制高權已被敵機佔據，並為了避免其他敵機從下方向我攻擊，我就馬上決定向山中飛去。空戰結束後，發現我機場中彈十餘枚，除有三架有不同程度損壞外，人員無一人死亡，而我方則擊落日軍水上輕轟炸機一架（該機是從日軍航空母艦上起飛的），生俘敵飛行員軍曹（山下艮）ー名。

        當日軍山下艮跳傘著陸後，企圖向東逃跑，被當地駐軍戴民權師捕獲，後戴師長邀我一同審訊，即由我隊押回杭州交空軍軍法處收押。

        總論這次戰鬥，對我隊來說是意外的、突然的。當時我們沒有貪生怕死，而是起飛迎戰敵機，因為我覺得做一個中國飛行員有責任保衛祖國的天空。如果說我的過錯是未能飛往上海轟炸虹口敵海軍司令部，反而造成我機被炸的損失的話，究其原因，我認為完全是由於空軍指揮部作戰計畫的混亂：對各種機種的性能、機械人員的工作能力不瞭解，運輸補給的情況也不確知；只知發命含，命令發出他們就認為萬事大吉：由於炸彈不能及時運到，運到後機械人員又不會裝掛等等原因，造成一再耽誤了戰機；並且缺乏情報。當敵機臨空發動了突然的攻擊，使我隊處於被動的情況下，機場又是草高水深，飛機難於順利起飛。可是這批官僚們並不知道曹娥機場的實際情況，就把我們大隊調到這裡，以致造成了上述的飛機翻毀和被炸傷的損失。航空指揮部先曾電令各機場割草排水，但該航空站站長蘭光傑等都認為曹娥機場系一偏僻小站，只割了停機線的一小部分草，只能停二三架飛機的一小塊地方就算是敷衍過去，卻上報機場能用。我隊在曹娥被日軍突襲後，蘭站長就向我一再請求，不要上報該機場的實在情況（實際草未割、水未排），當時我因同他有些師生關係（他系航空班畢業），同時也感到投鼠忌器，因指揮部作戰的有關負責者都是他的同學，而我不是國民黨嫡系出身的飛行員，所以我的許多學生也都成了我的上司，故而我就沒敢具實上報曹娥機場的情況。

摘自：舊中國空軍秘檔 作者：劉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