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至9月，當四方的歐洲戰雲密佈，大戰一觸即發的時候，遠在東亞的中蒙邊境上，爆發了一場規模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武裝衝突。

        說它不大，是因為無論比起在此之前的中日淞滬會戰、徐州會戰和武漢會戰，還是比起在此之後的德國對英法、德國對蘇聯的各次戰役，它都只能算小巫見大巫。

        說它不小，是因為這場衝突中的空中較量引人矚目，在最大的一次空戰中雙方共出動戰機達400架以上，從面創造了一個紀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人類空中戰爭史上最大規模的空戰。

        這是日本同蘇聯在中國的領土上限開的一場軍事較量。日本方面稱它為“諾門坎事件”」蘇聯方面稱它為“哈拉哈河之戰”（舊譯哈勒欣河）。

        1939年5月12日早晨，一支約700人的蒙古軍隊，越過了大興安嶺南段以西的中蒙邊境的哈拉哈河，進入了偽“滿洲國”境內，與偽滿軍隊發生武裝衝突。從而引發了時間長達4個月之久的“諾門檻事件”。

        蒙“滿”發生軍事衝突之後，蘇聯和日本軍隊迅速“介入”雙方都在緊張地增兵遣將，準備狠狠地打擊對方。

        6月1日，蘇聯國防人民委員（即國防部長）伏羅希洛夫元帥緊急召見遠在蘇波邊界地區的白俄羅斯軍區副司令朱可夫，命令他火速趕往蒙古，接替那裡的軍事指揮全權。接著，蘇軍開始向蒙古調運大批部隊，坦克、火炮和新型的“伊爾”I-16、“鷗”型飛機源源不斷地運向東方，大批訓練有素的飛行員被調往遠東前線，其中光是獲得“蘇聯英雄”稱號的飛行員就達21人之多。

        日本方面，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在得到天皇禦弟、大本營陸軍部參謀總長閑院宮親王的認可下，為駐紮諾門檻地區的第23師團增調了兩個坦克聯隊和第七師團一部兵力，並以步兵13個大隊反坦炮112門，坦克70多輛，汽車400輛和一個飛行團協同，準備“嚴懲”蘇軍，“使之懾服，從而不致擴大事件”。

        關東軍的作戰計畫報到陸軍省，引起了激烈爭論，贊成和反對的兩派各持己見，互不相讓。最後，陸相阪垣征四郎輕描淡寫地拍板說：“只是為了一個師團的問題，無需如此爭吵不休，可交由關東軍自行處理。”

        使用戰略單位部隊與同等規模的大國軍隊交戰，當然絕不是什麼“一個師團的問題”，弄得不好完全可能釀成兩國之間的大戰。阪垣征四郎一個陸軍大臣敢於對這樣關係全局的大事拍板，是因為他明白，得到閑院宮參謀總長的認可，就等於得到天皇陸下的認可，況且，對蘇作戰，也正符合日本陸軍一貫堅持的“北進”戰略。

        故關東軍得到陸相的批准和天皇的默許之後，一改此前的謹慎態度，立即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一樣奔騰起來。

        從6月開始，日蘇兩軍開始進行頻繁而激烈的空戰，規模也逐漸擴大。在哈拉哈河地區上空，經常發生大編隊空戰。空戰往往在幾個高度層上同時展開。雙方同時參戰的飛機有時多達250架以上。

        空戰的初期，日軍在飛機性能和飛行員素質兩方面都佔據優握了制空權，很快，蘇聯從西部調來性能良好的“伊爾”I-16“鷗”型戰鬥機以及優秀的飛行員之後，日本空軍又落了下風。為了爭奪制空權，日軍開始從中國戰場上大量抽調經驗豐富的飛行員前來參戰。於是，這場二戰以前最大規模的空中戰爭變得更加激烈、殘酷。

        對於這段時期的空戰，日蘇雙方發出了截然不同的戰報，雙方都聲稱給了對方以沉重打擊，而自己損失甚微。

        擔任“哈拉哈河之戰”總指揮的朱可夫，後來在他的回憶錄《回憶與思考》中寫道 “6月22日，我們95架戰鬥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上空與日軍120架戰機進行了激烈的空戰。有不少蘇聯英雄參加了此次空戰。他們狠狠教訓了飛行員一頓。6月24日，日本空軍再次進行密集襲擊，也再次遭到痛擊。”

        “6月26日，近60架日機出現在“蒙古魚”地域貝爾湖上空，與我方戰鬥機進行了激烈、殘酷的空戰。從各種跡象看，日軍參加此次空戰的已經是較有經驗的飛行員，但他們仍然未能取勝。

        “從6月22至26日的空戰中，日軍共損失64架飛機。”

        戰後，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纂的《大本營陸軍部》一書，有這樣的記述：“關東軍不顧中央部不同意航空進攻的意圖，6月27日急襲塔木斯克，擊落、擊毀敵機124架（其中26架未證實，我方4架失蹤），取得重大戰果。”

        關於擊毀對方飛機的總數。蘇聯人聲稱共擊落日機320架。而日本則聲稱，在空中消滅蘇戰機1162架，地面消滅蘇戰機98架，總計為1260架。

        英國戰史專家克里斯多夫・錢克認為，止面的幾組數字都是誇大不實之稿。他在自己所著的《世界空戰大全》書中寫道“實際上，日本損失的飛機為162架；蘇聯損失的飛機為400架。”

        看來，日本人在空戰中最後還是占了上風。對此，錢克總結的原因是：日本飛機的性能更出色，飛行員的訓練更良好。”

        在地面上，日軍也表現得咄咄逼人。

        7月2日夜裡，日軍第23師團主力及配屬部隊共1萬餘人突然強渡哈拉哈河，占領了河西的巴芙查崗山地域。蘇軍在這地域雖然上有1000餘人，但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有利於蘇軍優勢坦克部隊的馳突，再輔以優勢的重炮和轟炸機、戰鬥機的攻擊，終於將日軍趕回哈拉哈河右岸。日蘇兩軍隔河對峙。

        7月23日，日軍再次發動大規模攻勢，仍然未能突破蘇軍的防線。雙方戰線再度處於膠著狀態。

        日蘇兩國為什麼都如此針鋒相對，不讓寸分，以至把小小的邊境衝突演成了一場現代化的陸空大戰呢？

        這是因為，哈拉哈河之戰的同時，日、德、蘇以及英法之間正在進行著一系列錯綜複雜而又極其重要的外交活動，哈拉哈河上的戰爭勝負，成了代表日本和蘇聯力量強弱的籌碼。對於外交談判的成功與否，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936年11月25日，日本駐德公使武者公小路和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分別代表兩國，在柏林簽訂了《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次年，義大利加入此協定，從而形成所謂“柏林一羅馬一東京軸心”。這個協定以反共產國際為名，把矛頭指向蘇聯，並以此為藉口擴軍備戰，加快侵略步伐。這個協定還帶有個直接針對蘇聯的秘密附件，規定締約一方“受到蘇聯進攻或進攻威脅時”締約另一方“不得採取任何足以緩和蘇聯困境的措施”。

        西德日的《反共產國際協定》公然以蘇聯為敵，自然令蘇聯領袖史達林憤恨異常。因此，當中國抗日戰爭一爆發，蘇聯就公開站到中國這邊，給國民政府巨額貸款，又是派顧問，又是派遣“志願”人員，輸送軍事物資，援助中國抗日，都是為了報復日本對蘇的敵對意態度。

        到了1939年，歐洲的大戰已到一觸即發之際，德國、日本義大利三國又開始進行締結正式的軍事同盟的談判。德意兩國要求日本保證：當歐洲戰爭爆發時，日本的“武力援助”不僅包括德蘇之間的戰爭，還要包括德國對英法的戰爭。

        對於這一要求，當時的日本內閣連續舉行了有首相平沼騏一郎、外相有田八郎、陸相阪垣征四郎、海相米內光政和大藏相石渡太郎參加的“五相會議”。在會上，有田外相、米內海相和石渡大藏相堅決反對為了一個遠在天邊的德國，而與英法兩大國為敵。只有陸相阪垣堅持日本陸軍歷來主張的“北進”方針，主張為了軸心國的團結，以德國的敵人為自己的敵人。首相平沼同意陸相的意見，但不得不考慮其他三位大臣的意見。因此，遲遲不能給希特勒一個滿意的答覆。

        史達林深知，蘇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直受到英、美、法、德、日等大國的公然敵視，如果在和平歲月，還可以閉關自強，但是到了世界大戰的年代，決不能處於四面為敵的境地，不僅如此，最好還要利用戰爭為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撈一點什麼。

        於是，從1939年5月起，史達林同時公開或秘密地進行了幾件工作。

        在東方，他主動挑起事端，與日本進行軍事較量。這樣做，方面是從強硬的態度壓制日本決策圈內主張“北進”的勢力，打擊日本反蘇的“銳氣”。一方面是向西方的英法和德國顯示自己的強大實力讓自己成為雙方競相籠絡的對象。

        在西方，蘇聯的外交代表同時與德國以及英法政府進行極端秘密的談判，以圖與其中任何一方結成某種形式的政治、軍事同盟。

        一時間，蘇聯在歐洲的談判桌上左右達源，如魚得水。

        希特勒像個精明的賭徒，仔細地權衡著賭桌上的幾張牌，最後做出了抉擇：寧願冒三國同盟談判破裂的風險，也要同蘇聯結成暫時的夥伴關係。因為，當德國對英法開戰時，背後如果有個強大而又敵對的蘇聯，其風險將是難以設想的。

        於是，德國明明知道日本內閣抉擇不定，卻向它下了一個“最後通牒”。

        6月16日，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向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浩和日本駐意大使白鳥敏夫明確指出： “日本如不從速與德國結成同盟，則德國將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德國決定暫時拋開東方的小夥伴，加速與強大的蘇聯拉關係。

        日本當然不願意看到德國與蘇聯之間出現任何程度的緩和甚至結成夥伴。因為，德國對蘇聯西部邊境的壓力越輕，蘇聯在遠東對日本的壓力就越強。

        於是日本也玩起了軍事和外交的兩套把戲。

        在哈拉哈河畔，日本拼命向世界，尤其是向德國顯示自己軍力的強大。日本人明白，希特勒現在到底是打日本牌還是打蘇聯牌，主要取決於哪一張牌更有實力。

        6月份，日本人竭盡全力與蘇聯人拼空軍。

        7月，他們又主動從陸地上發起攻勢。

        到了8月，日本陸軍省乾脆發佈命令編成第六軍，專門負責諾門坎方面的作戰。

        與此同時，日本人學起希特勒的伎倆，開始同自己的敵人英國人進行談判。

        從7月15日起，日本人利用天津英租界內一名漢奸被刺事件，迫使英國代表與其在東京談判。

        7月24日，日英兩國政府同時發表了如下聲明：英國政府完全承認日本軍隊正在中國進行大規模戰鬥行為之現實事態，且認識在此狀態繼續存在的情況下，在華日軍為確保自身之安全與維持其佔領區內之治安，具有特殊之要求，並有必要排除妨礙日軍或有利於其敵人之一切行為及原因。

        在日軍達成上述目的時，英國政府無意對之施加任何干擾行為或措施，並向在華英國官憲及僑民明確指出，在此時機對此種行為及措施應加以控制，以確認上述政策。

        這項聲明，表示一直在同情和援助中國政府的英國在日本壓力下屈服了。張伯倫首相去年在歐洲搞了ー個幕尼黑協定，出賣了捷克斯洛伐克。如今又在亞洲搞了ー個“東方幕尼黑”出賣了中國。

        本日本人則利用這項聲明向德國人傳遞一個資訊：如果德國人拋棄日本，日本就可能與英國人和解。

        然而，希特勒還是不買小夥計的賬。德蘇的談判仍在繼續，並且熱度越來越高。

        1939年8月20天日，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同蘇聯外長英洛托夫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一份秘密的《附屬議定書》。根據這個議定書，德國“同意”蘇聯將波羅的海三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立陶宛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至於波蘭，被史達林和里賓特洛甫在簽字之前一小時，親自用紅筆在一張波蘭地圖上瓜分了。這張地圖，後來於1991年蘇聯解體後在克裡姆林富的絕密檔案庫中找了出來。

        日本還在拼命地努力。就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字的這天，日本關東軍新成立的第六軍的七個大隊的兵力，從蘇軍左側翼迂回進攻，結果鑽進了蘇軍布成的“口袋”，被蘇軍的坦克群輪番衝擊炮轟，日軍所有指揮官相繼戰死，部隊被全部殲滅。

        8月25日，日軍再次發動攻擊，亦遭失敗。

        8月26日，日軍無力再發動進攻，轉取守勢。但關東軍司令部仍在策劃新的進攻，以挽回頹勢。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定震動了日本政壇。平沿內閣周外交上的慘敗而被迫辭職，三國同盟的談判也中斷子。

        平沼首相在辭職聲明中須喪地說：“歐洲形勢複雜離奇，我國從來的政策到此為上，需要另行制定新的政策。”

        9月1日，德軍全面進攻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9月4日，新上台的日本首相兼外相發佈政府聲明：值此歐洲戰爭爆發之際，帝國不予介入。決定專向解決中國事變邁進。

        這就是日本新政府的外交宗旨：歐洲的戰爭是德國人的事，什麼反共不反共，反正日本人不為他們去火中取粟。現在，日本人要一心一意地去解決“中國事變”，決不旁鶩。

        日本人決定從諾門檻的泥淖中脫身。

        9月3日，日本陸軍省突然命令關東軍：鑒於形勢，大本今後企圖主動結束諾門坎方面國境事件。

        9月9日，日本駐蘇大使東鄉向蘇聯政府提出休戰。

        蘇聯又一次像去年的張鼓峰事件一樣，馬上滿口答應停戰，而且心情之迫切，似乎比日本人還強烈。因為史達林忙著要去瓜分波蘭的東部領土，日蘇一停戰，他就不必顧慮身後有人襲擊了。

        9月15日，日蘇停戰協議在莫斯科簽訂。

        第二天，蘇聯紅軍就急急牤忙地越過波蘇邊境，從背後向波蘭插了一刀，兩天之後蘇德軍隊在波蘭東部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會師。按照史達林和里賓特洛甫劃的紅線，德國和蘇聯瓜分了波蘭。

        諾門檻事件--蘇聯和日本在中國領土上搞的一場轟轟烈烈的鬧劇，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收場了。

        從此之後的6年裡，蘇聯和日本相安無事，蘇聯人忙著西邊的事，抗擊德國，保衛自己。日本人則忙著東邊的事，專心致志地侵略中國。

        這場列強之間的流血或不流血的政治交易之中，受害的還是弱小民族。波蘭被瓜分了，一度從歐洲地圖上消失。中國，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

        如果說，張鼓峰事件的進程使中國人由興奮而最終歸於失望的話，那麼諾門檻事件的結局就令中國人感到一種被拋棄的憤怒了。

摘自：國民黨空軍抗戰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