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大隊二中隊 戴自瑾

一個陳納德第十四航空隊中美混合團飛行員的自述

        我叫戴自瑾，1916年2月27日（陰曆）生於上海，父親開了幾家雜貨店，家裏雖不算富貴，卻也豐衣足食。1936年5月，我在上海民治新聞學院肄業，1937年5月，經朋友介紹，我到武漢國民黨政治部中國電影製片廠技術科做實習生，有心鑽研電影洗印技術。

坎坷的從軍歷程 追隨李公樸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只有21歲的我，血氣方剛，再也不安心工作，一心想報效祖國，到前線去抗擊日本人。那時，國內只有閻錫山與共產黨合辦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學招生，我來不及與父母聯繫（我是獨子），便前往，錄取後到山西運城民族革命大學分校上課，課程有民族運動和軍事兩部分。當時的教育長是李公樸，任教的有丁玲等共產黨人。當年12月，日本人打倒臨汾，局勢混亂，學校宣佈解散。李公僕去了西安，我隨即跟赴，但到了那兒一看，無所作為，我只得返回漢口。

考入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

        約在1938年一二月間，我在報上看到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招收飛行員，便去報了名。通過體檢和筆試，我被錄取為該校第十三期學員。當時，空校要求入伍生必須在陸軍軍官學校（即黃浦軍校）學習半年。5月，我赴廣西柳州陸軍分校報到，年底學業結束，本應回空校開始進行飛行訓練，但因日軍頻頻轟炸柳州航空分校和昆明總校，致使九至十二期的學員無法正常訓練和結業。我雖心裏萬分焦急，卻也無奈，只得隨隊轉至昆明陸軍第五分校繼續學習。直至1939年底（共在陸軍學校呆了一年半），我們才從黃浦軍校陸軍十六期步科班畢業。全體學生被授予準尉軍銜，轉至昆明航空總校待命。

國內飛行訓練

        終於，在1940年二、三月間，我們在雲南的雲南驛正式開始接受初級飛行訓練，接著，又於1941年初，赴雲南沾益進行中級飛行訓練。在訓練期間，我們一再遭到日軍的轟炸，只得輾轉於沾益、四川宜賓和昆明，堅持訓練。直至1942年初，我們的中級飛行訓練才告結束。

        那時，我們的飛行是聘請美國教官（志願者）和中國教官進行嚴格的考核，而最終的考核決定權在美國教官手中。

我們這一批（十三期）學員，當初入伍時共180多人，都是18—23歲，投筆從戎的熱血青年，是航校歷屆學員學歷最高的，有來自清華、北大、重大 、浙大和齊魯大學、南京體院，以及上海的大學生，最低文化程度也是高中生。可是，當陸軍學業結束，回航校再體檢，就被刷下了40多人；當初級飛行訓練結束，又淘汰了50%，最後剩下70多人了。

國外訓練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美國尚未參戰，但已有《中美租界法案》出臺，即美國可租界飛機給中國，並接受中國飛行員赴美訓練。那時，中國已有兩批學員前往受訓。

        在漫長的等待之後，1942年5月，幾經輾轉，我作為第三批學員，終於在印度的孟買，登上了開往美國的輪船。因太平洋有日、德潛艇不時襲擊，極不安全，故我們的船繞道印度洋、好望角，轉南美洲。經過40多天的航程，我們終於在1942年6月抵達美國亞利桑納州鳳凰城威廉姆斯機場。經過一個多月的飛行準備工作，我們又在雷鳥機場、土桑機場分別重新進行初級和中級各兩個月的飛行訓練。接著，1943年3月，我終於畢業了，被授予空軍準尉飛行員（見習官）。我選擇了參加雙發動機的高級飛行訓練，因為當時我聽說我們可能會飛P38戰鬥機（雙發動機，是當時最好的飛機）。但是，我被分配飛轟炸機，另有一部分學員飛驅逐機。

        此時我們仍不能立即參戰，又到墨西哥州接收B-25轟炸機飛行訓練。一個月後，再到克羅拉多州進行“專門”演練。

        1943年6月，我們乘飛機經南美洲、非洲、再次轉到印度卡拉奇（當時印巴尚未分治），進行了戰鬥演練（主要是編隊和低空轟炸），直至1943年10月，國外訓練結束。此期間，每個級別及各個階段，我們再次經受美國教官嚴格的層層考試。這樣的來回折騰和訓練，到我們回國時，已經離開祖國一年零五個月了。

        我非常珍惜在美國和印度的各種級別和科目的飛行訓練和實戰演練。由於訓練刻苦、認真，我比較扎實地掌握了飛行技術。

        赴美時 ，我們這批第十三、十四期兩期共有150多名飛行員，到結業時又淘汰和失事了20多人，只有130多人了。

        回國後，我被編入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中美混合團第一大隊第二中隊任少尉飛行員。

        美國第十四航空隊由隊長陳納德準將指揮作戰，約有七八百架飛機，其中只有中美混合團有中國飛行員參戰。他們來自國民黨空軍一、三、五大隊，但該團的指揮權仍掌握在美國人手裏。這是美國根據《租界法案》的規定：飛機及人員只可用于抗日，而非打內戰。

        中美混合團共有一個轟炸大隊（下有四個中隊，每隊24名中國人，10余名美國人）及兩個驅逐大隊。我們大隊的美國和中國隊長名字我已記不清了，而二中隊隊長是福利（FOLLY）和吳超塵。飛機的地勤修理技術人員都是美國人。當時，美國人分管作戰，人事和後勤補給歸中國人管。

參戰！參戰！！參戰！！！

巡航與轟炸

        1943年10月，經過千辛萬苦，日思夜盼，我們終於來到廣西二塘飛行基地，從此開始參戰。

        那時，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從浙江以南到福建以北，從廣東以西到海南島，擔任沿海巡航和轟炸日本運輸船只。我第一次的任務是赴海南島巡航，當時，正駕駛是美國人，我是副駕駛。初次在自己的祖國領空巡航，我的心情真是既興奮又緊張，我渴望有戰鬥任務下達。在一二次飛行後，我從此便作為正駕駛參戰。11月，我方首次有一架飛機被日軍擊落，機上有中、美兩國飛行員。

        1944年初，我方10多架B-25開赴臺灣，轟炸日占新竹機場。我未去，而是與其他四人（包括一美國軍官）被派去印度接回三架B-25H型轟炸機。這種飛機上裝有7.5釐米口徑、專門對付地面坦克用的大炮（由飛行員操控）。飛機接回後，我方便準備攻擊日軍地面部隊。全隊軍官個個爭著要開B-25H機，我以為開回了飛機，必有我駕駛，可沒想到，那架飛機卻被張天民爭去了。三月，我們轉而在長江一帶及漢口、九江等地轟炸日軍機場和倉庫。一日，張天民第一次駕駛B-25H飛機赴長江一帶巡航，在蕪湖發現日軍炮艦。他急於進攻，但不是選用當時較先進的武器—7.5釐米大炮高空射擊而是採取低空轟炸，結果被日軍炮艦擊中，迫降在江對岸。機上五人四死一傷。張天民犧牲了，只有槍手活著，被老鄉救起，飛機也報廢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因為他不僅是我朝夕相處的戰友，還是同鄉（上海人）和好友。在他之前，我已經失去了一個好友，他叫溫凱奇，無錫人。他是跟美國人一起犧牲的。

        至於那位槍手，被當地老百姓救起後，住在一個地主家養傷，後來地主把女兒許配給了他。他傷癒後又歸隊了。

        那時侯，中日空軍勢力處於對峙局面（以前我方一直處於劣勢）。在轟炸目標時，我們雖都有驅逐機掩護，但仍遭到日軍戰鬥機和地面高射炮的猛烈攻擊，雙方都有飛機被擊落。

        記得有一次，我軍要對漢中機場和倉庫進行轟炸，為防止洩密，我們從二塘機場飛達衡陽的中途，美國上司才宣佈作戰任務。我們18架轟炸機在幾十架戰鬥機的掩護下，飛臨漢口上空，先是受到高射炮的猛烈炮擊，接著我們受到四五十架日軍戰鬥機的攻擊。雖然我們有戰鬥機的掩護，但仍有日軍戰機闖入我轟炸機編隊中。我方有幾架飛機被擊中，我駕駛的飛機也被打中了幾發子彈，所幸未擊中要害。這一仗，我方無一人傷亡，並圓滿完成了任務。

我“報銷”的第一架飛機

        1944年5月，日軍攻佔廣西，機場受到威脅。我們奉命撤到四川梁山基地。這時起，我們的任務改為巡航長江以北及黃河一帶，轟炸日軍機場、倉庫、地面部隊和黃河大橋。

        6月，我駕B-25飛機在許昌附近巡航，發現日軍地面部隊向南入侵。我們兩架飛機先在高空投彈轟炸，接著我又發現了敵軍先頭部隊，我瞄準後，狠很地按下按鈕，接連發射了一串7.5釐米口徑大炮。敵軍裝甲車立刻應聲中彈起火，可我的飛機“上炮塔”也被日軍擊毀，槍手受傷。機身也被打了幾十個洞，幸好未擊中要害。我駕駛飛機平安返回機場，可惜飛機損傷太厲害，已無法修復，只得報廢。

轟炸黃河鐵橋

        1944年10月，上面下達秘密任務，要我們四架轟炸機赴漢中待命。當時，由於飛行員奇缺，每架飛機都只有一個飛行員，其中一架是美國人，三架是中國人，我是其中之一。到達漢中機場，上面才宣佈我們的轟炸目的地—黃河鐵橋。

        當時，黃河鐵橋早被日軍佔領，成了日軍運送兵力和物資的重要交通樞紐。在此之前，十四航空隊曾派轟炸機多次前往轟炸，均未炸中主橋，我方還損失了幾架飛機。

        此次作戰，上級要求我們低空轟炸，力求炸毀主橋，任務分配如下：中隊的美國副隊長德起士上尉和我轟炸主橋（鐵路鐵橋）；楊訓偉和肖振昆炸另一座公路浮橋。聽到命令，美國飛機上的領航員臉都嚇白了，我們幾個小夥子見了，真是又好氣又好笑。

        我們每架飛機上都裝了三顆1000磅的炸彈，起飛後從黃河鐵橋北岸低空進入轟炸路線，日軍地面部隊發現後，立刻用炮火密集猛轟，我們飛機上的槍手拼命地回擊。剛進入橋頭，就看見在我前面的美國人的飛機投彈了，可惜他投彈時間太早，未擊中要害。我緊隨其後，看得真切，咬緊牙關、沉住氣。開始俯衝時，我利用機頭前的四挺機槍猛然掃射，等飛到橋中，我按動按鈕連續投出兩枚炸彈(直接命中鐵橋)。這時，美國人的飛機已經拉起，我在緊跟（編隊）的同時，扔下了第三顆炸彈，可惜這枚炸彈撞針先碰到水面，落下後未能爆炸。

        離開鐵橋後，我命領航員速到炮塔上去看看，是否擊中目標，他回來興奮地告訴我：（主橋已經）炸斷了，炸斷了！這時候我的心情真是難用筆墨表述，是哭是笑？是悲是喜？是激動是興奮？也許就象打翻的五味瓶，什麼都有。

        在此之前，另兩架飛機也已將浮橋炸斷，這些轟炸過程機上都有攝像記錄。可笑的是那美國佬硬要說他炸中了一顆，生怕丟了美國人的面子，記者來採訪時，美國佬只是讓楊訓偉（炸浮橋的飛行員）接受採訪，卻讓我回避。對此我倒無所謂，你炸、我炸，只要炸中了就行。

        回到基地，大家興奮不已，連老美飛機上的機械師都跑過來對我翹起大拇指，連聲稱讚。

        這是黃河鐵橋第一次被炸斷，這次轟炸的成功，不但截斷了日軍的地面交通命脈，對日本人也是一次重創。雖然後來日軍又從橋下搭起枕木架鐵橋，恢復運輸，但運輸效率大不如前。此後，我方又多次去炸橋，有時炸中，有時未中，也有戰友為此獻出年輕的生命。

我“報銷“的第二架飛機

        1944年11月的一天，我奉命飛往湖北宜昌機場轟炸（敵佔區）。那天天氣極差，飛到宜昌後無法尋到投彈目標，我只得折返。回航時天氣更糟，陰雨綿綿，我用無線電導航，無線電失靈，呼叫梁山基地電臺也得不到回應，盲目降落是不可能的，只會導致機毀人亡。我決定往西飛，看看成都那邊的天氣如何，可是飛了一個鐘頭，到達成都上空，天氣仍不好。此時，天已黑了，飛機上的汽油也要用完了。萬般無奈之下，我只好作出棄機的決定。通訊員、槍手、領航員一一跳傘後，我最後一個跳下（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跳傘）。跳傘前，我把飛機上的所有燈全部打開了，當我跳下後，發現那架無人控制的飛機，折轉頭向我飛來。飛機從我頭上掠過，把我嚇出了一身冷汗。飛機在離我數公里的地方爆炸了（機上裝滿了炸彈）。

        第二天，根據我的約定，在飛行的反方向就近公路邊，我相繼找到了四個戰友。他們中只有槍手一人受傷。因為在漆黑的夜裏跳傘，他跌在樹上，摔斷了一條腿。

        在老鄉的幫助下，我們來到了樂山縣政府，得知飛機掉在深山裏，未傷及人，我那顆懸著的心才算落下。

        來到成都，我找到了國民黨空軍第五司令部，請他們接收槍手住院治療，可他們推三托四，我只好找到美軍駐成都後勤醫院。當醫院負責人聽說我們是十四航空隊中美混合團的，二話不說，爽快地答應讓槍手住下。這說明我們當時在美軍中是有威望的。

        我等四人第三天便從成都飛回梁山，重又接受新的任務……

        我是從1943年10月至1945年2月參加戰鬥的，到1945年8月，我們第十三、十四期一大隊二中隊參加作戰的24個同學中，就只剩下了12人，也就是說有一半人在抗戰中犧牲了。

        抗戰期間，我一共獲得了六七枚勳、獎章，其中有“彤弓”、“雲龍”兩枚勳章，另有兩枚美國空軍頒發的獎章，一枚是我轟炸黃河鐵橋的獎章，另一枚是參加作戰25次以上的獎章。我被美國空軍授予“空軍獎章”（AIR MADE）兩枚。

抗戰後期

        1945年2月，日軍已是強弩之末，無以應對。我們十三、十四期中美混合團中資格老、立戰功的一批骨幹，被調到成都，成立國民黨空軍運輸隊，隊長是衣複恩。當時運輸隊主要運送人員，有時也到敵戰區運送通訊器材等。當年8月，空運隊擴大為空運大隊。空運大隊有四個中隊，每個中隊有三個分隊，我在一中隊任分隊長（一中隊隊長是楊道古，副隊長是鄔鉞）。空運大隊駐紮在重慶，主要任務是將何應欽、顧祝同、陳誠、白崇喜、李宗仁、張發奎等接收大員，運送到上海、廣州、南京、北平、長春、瀋陽、漢口、桂林、汕頭、長沙、柳州等各個戰區指揮受降。

感謝戴自瑾的女兒戴貽榆女士提供其父之口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