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端紘

第三大隊第八中隊陳端紘

陳端紘烈士，河北省宛平縣人，生於民國七年。空軍官校十三期畢業。空軍第三大隊第八中隊中尉三級飛行員。

三十四年四月十日，烈士出擊湖北老河口一帶日軍陣地，被敵地面炮火擊中，陣亡。生前有戰績八次。追贈上尉。

沒有墓碑的憑弔--記我的六叔陳端紘

我的六叔陳端紘是一個為國捐軀的抗日英雄，1945年4月10日，他駕駛的戰鬥機在掩護地面部隊向敵人進攻時，因低空掃射而不幸被日寇炮火擊中，壯烈犧牲在鄂北豫南處的老河口地區。然而，由於他從軍隸屬的黨派不同，在捐軀後長達半個多世紀裏，作為他們的親屬，我們一直被迫屈辱地沉默著……

六叔在我童年的記憶裏，始終是一個遙遠和虛幻的人物。他年輕的生命為抵禦外敵而獻出的時候，我還沒有出生。而當我開始記事想看看六叔的遺照時，家裏卻因為他是一名國民黨軍人而不敢提及，更不可能公開他的照片！我只記得在“文革”中，我們陳家大院裏偷偷摸摸地焚燒舊照片時，我從火焰抽出一張燒焦的弔唁場面的照片，據說是當時給六叔開追悼會的，而那個小得不能再小的遺照根本無法辨認。

從母親的隻言片語中，勾勒出六叔的印象是一個風度翩翩、彬彬有禮、沉默淡泊又獨往獨來的青年。我們家族在北京西直門附近的一條胡同裏居住了近兩個世紀，那座早已衰敗的陳家大院和六叔年輕、英俊的身影形成的強烈反差，對我們晚輩總是一個費解的謎團。現在那座舊宅早已消逝殆盡，對它的記憶日漸模糊，然而對於六叔，我卻永遠也不能淡忘，對他的殉職我不能永遠保持沉默。

1938年，當中國國土淪喪不久，從事測量局工作的六叔便背著家庭，偷偷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于當年5月17日南下報考航校的。國難當頭，21歲的六叔決定放棄測量局安穩且悠閒的工作而赴淪陷區從軍。為此，他徵求家族的意見，但家族一致反對他危險的選擇。儘管日寇在中國的國土上已開始了瘋狂的蹂躪，但他們認為北平仍然屬於安全的城市。雖然他們誰也不想當亡國奴，但他們又不肯讓家中最有才華的老六成為戰爭的犧牲品。

面對民族危亡，六叔與大多數熱血青年一樣，再不能安心讀書和工作。他理解家人的擔心，但他不能苟且偷生地繼續在北平生活。經過已久的蓄謀，臨行的前一天深夜，他將簡單的行李捆好，克制住自己的情緒沒有讓家人察覺。黎明便不辭而別地悄悄溜出陳家大院，含淚頻頻回首，走到胡同口的盡頭時，他最後望一眼門樓。朝霞，正開始塗抹那漆皮剝落的兩扇紅門。

事後得知：六叔從天津到塘沽港，乘輪渡赴上海。平安抵達上海不久，徐州便已淪陷；漢口危在旦夕；廣州慘遭轟炸。諾大的中國到處在呻吟和流血。

顛沛流離的戰亂奔波，沿途見聞對六叔他們觸動極大。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一方面，有權有勢的人依然醉生夢死、奢侈浮華。另一方面，一腔熱血的青年因報國無門而痛苦彷徨。六叔在極其複雜的心境下，依然堅持報考航校，他發誓要與敵機在空中決一雄雌。

航校第十三期開始續招飛行生。屆時，武漢空戰已趨激烈，因此，報考航校的青年異常踴躍。美國人以他們嚴格的標準對千餘名中國青年進行逐一篩選，，及格僅剩14名。六叔為甲種備取生唯一的一名。甲種備取生入空軍官校，四名乙種備取生編入空軍士校。

戰爭期間，軍校是很艱苦的。服裝僅發兩套，沒有呢、棉服，破了便自己縫補。冬季的柳州，陰雨連綿。穿著沒有棉絮的大衣，在夜裏站崗時不免瑟瑟發抖。六叔在以後的來信說：“雖然在家裏也沒有穿過狐腿皮袍，但也沒挨過凍。夜裏只蓋兩床毯子，兩隻凍腳，只好蓋上那件‘碩果僅存’的綠色羊毛衣。身上穿著那件藍色毛背心，這可說是我最狼狽的一個冬天。”

敵機很快開始在柳州上空盤旋，軍校便轉移到8公里以外的一個山洞裏上課。赤腳穿草鞋、背馱著三十餘斤重的武裝冒雨行軍讓他體驗了另一種人生。

半年後，入伍期滿，但因器材不夠，學生無法如期進行飛行訓練。而柳州局勢日甚一日地緊張，只好又經貴陽轉移到昆明的另一個軍分校受訓。當時，嚴重的通貨膨脹使十塊八毛變成幾張廢紙，六叔自己形容“活像一群花子兵！”

39年底畢業。從空校備取生過渡為航校航空生，但真正接受飛行訓練則是在40年春天。此刻昆明也成了日寇空襲的目標，一次低空掃射後，航校的二十餘架飛機均被敵機炸毀。以後的一年多時間裏，六叔形容就是“逃警報時期”。幾次險些成為敵機的靶子，最後從昆明又逃到四川宜賓。然而，宜賓上空的警報同樣地頻繁，訓練器材屢遭轟炸。訓練計畫無法如期進行，學生在“飽食終日”中煎熬。

第二年，同盟國美國決定分批將中國學生接到美國受訓，經緬甸抵達印度的加爾各答，再到孟買。這時，在異國的六叔患了當地的熱病，也是他自離開家第一次生病。直到5月底才乘船離開亞洲，經南非好望角、近兩個月的海上顛簸，7月13日來到紐約。

在美國受訓的日程極為緊迫，六叔選擇的是驅逐而不是轟炸，因為空中作戰凶多吉少，如果選擇轟炸，可能由於自己的技術原因失事而連累同機戰友罹難。但驅逐則完全是用自己的能力來支配自己的命運。

由於成績出色，43年3月10日，六叔成為一名正式的驅逐駕駛員，胸前佩帶了兩國的飛翼胸章。隨後，又被選拔為教官，在美整整執教十個月，教了不少後續的中國學生。

在美國當教官的日子，有汽車、金錢和地位，假日時自己駕機可到各處遊逛，洛杉磯、三藩市、好萊塢等等都陸續遊覽過。其實，他本可以就這樣執教下去，從此躲避硝煙戰火和貧困疾苦。但是，親人在受罪，國家被佔領，淪陷區在屈辱的呻吟，這一切使他無法安心自己享受清福。到一個富裕和平的國家當教官並不是自己最初的選擇，一想到家鄉的戰火，他就坐臥不安，恨不得日夜兼程地飛回中國。

回國後，六叔即刻實現了駕機作戰的理想。他的勇敢和機智使他幾次在圓滿完成任務後又死裏逃生。然而，當抗日戰爭已經接近勝利的時刻，我們年僅28歲的六叔卻犧牲在敵人的炮火之中……

在他的遺物裏，有一封是他在印度洋上寫的家信，談到選擇回國參戰，他寫道：以往一切經歷和要做什麼事，都沒有些微的挫折。不知此次“請纓參戰”是否依然順利？假如為國捐軀，也是軍人的光榮；希望大家不要悲傷，如果幸而不為國殤，那麼戰後必然還在軍中服務，仍負訓練空軍之責。”

抗戰勝利了，達官顯貴陸續坐著飛機北來，但我們家族企盼六叔駕駛的飛機回到北京卻成為一個永遠實現不了的夢想。每當晴明的天氣，眾人便仰望著蔚藍色的天空，徒勞地看著一架架銀灰色飛機掠過了頭頂……

半個世紀後，當我在空軍指揮學院幹休所採訪與六叔在柳州入學時的同學邢海帆先生時，這位九死一生、年逾八旬的老人，回憶起將近60年的往事，仍然歷歷在目、銘刻在心。他很自豪地提到自己和戰友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而奮鬥的歷程，儘管“文革”時他為此慘遭10年監禁。現在，當年戰友還活著的已是屈指可數，包括我們的六叔在內的三分之二人在戰爭中就犧牲了，現有一小部分在臺灣和美國，大陸只有三人，朝鮮戰爭時又犧牲一位，另一位在“文革”中被整死。

最讓邢先生惋惜的是當年的照片、資料全部被焚毀了。本來想通過邢先生能夠看到六叔遺照的幻想再次破滅，邢先生家裏現在珍藏的當年唯一的一張照片，還是幾年前一個在臺灣的老戰友送來的。

84年7月，北京成立了航空聯誼會。該會從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於告慰英靈的活動。為了緬懷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中外航空將士的業績，弘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90年代初，北京航空聯誼會發起了建立“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的倡議，很快得到各省市航空聯誼會的回應，作為北京航空聯誼會會長的邢先生，他把促成這件事看成是對已經罹難戰友的最好紀念。

經中央有關部門批准，1993年5月6日舉行奠基儀式，94年7月12日正式開工，1995年8月，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整整半個世紀之際，這座“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屹立在江蘇省南京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公墓內。那裏記載著中蘇美三國空軍將士英勇奮戰、浴血長空的壯烈場面，也告慰著這些在中國大空戰中曾並肩作戰殺敵的3294名烈士的英靈。

1997年9月13日，我來到這座陵園，在這寂靜荒涼的山坡上，只有神出鬼沒的草蛇迎接我的到來。儘管這裏被人遺忘，但還是看到其中鐫刻我引以為榮的六叔“陳端紘”英名的紀念碑，在秋日的陽光下，“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幾個大字閃閃發光。

20世紀的最後一天，我來到老河口——這個當年六叔殉職的地方。昔日的小鎮，如今已經從縣城變成城市，但那個簡陋的小軍用機場，似乎依然沒有擴建，很快就圍繞著機場轉了一圈，雕敝的機場沒有旅客身影，沒有計程車等候，行人和非機動車隨意地在跑道上穿行。附近駐有空軍，年輕的戰士綠色的軍衣，偶爾點綴一下褐黃色的光禿禿機場跑道。

百花山雄居機場北側，儘管已是冬日，依舊一派鬱鬱蔥蔥。這裏建有兩個陵園，一個是“革命烈士”，另一個是普通公墓。我的六叔顯然沒有資格進入那個“革命陵園”，雖然他和裏邊的共產黨軍隊戰士的英靈皆是與日寇浴血戰鬥犧牲的。當然，他更不可能加入後來辟建的那個公墓中。

我捧著一束黃菊花，慢慢地向百花山巔攀登，昨夜一場細雨，使腳下的泥土分外泥濘。

在近在咫尺的墳塋前，我不知將手中憑弔的鮮花安放在哪里，雖然遠隔萬水千山從北京趕來，但是，我知道距六叔陣亡的確切地點還是非常遙遠和渺茫的，甚至說根本無法確定。

在一個剛剛切斷的山坡旁，我停下迷茫的腳步。從遠處望去，這個被削平的山頭截面猶如一個墳頭，再往前邁半步，山下一片白色墓碑，構成了非常莊嚴的背景。冥冥之中，我仿佛感覺六叔的英靈就該是在這裏，雖然我從來不懂、也不信什麼風水。我急忙將所有的花瓣扯下，然後雙手向沒有墓碑的空中拋去，淡黃色的花瓣在濕潤的空中紛紛向下飄落……

(摘自新浪娛樂作者：陳子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