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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隊三十二中隊 董汝泉
小學畢業後就到廣州讀「番禹中學」畢業後，還留在廣州市讀高中，於民國二十六年高中畢業前，當地的教育廳有經費帶我們師生到南京去旅遊。我們從廣州出發坐船到上海，在從上海至南京。因為曾發生「九一八事變」日本強佔東北事件，學生們的愛國心強，我們到了南京旅遊時就想投考「黃埔軍校」，結果沒有考成就回廣州了。回學校後沒多久，航空委員會在報紙和學校公告欄刊登辦理招生空軍飛行生，學校也鼓勵學生從軍報國，於是我們高中一畢業，就決定要去投考空軍官校。 開始了體格檢查，初檢、複檢、筆試…等，廣州地區當初有一千多人報考，就取了十多人，我很幸運考取了空軍官校十二期學生，在等待集合送往軍校時，就發生了「七七事變」事件，後來南京政府撤退到南昌，不久也淪陷失守，我們原本是要到南京軍校報道入伍，所以半路轉往南昌郊區的"李家山"報道，才報道沒有一個月，又要遷校到大後方四川成都。 我們空軍的入伍訓時有三百多人，因戰局的變化，找不到受訓的地方，就由陸軍黃埔軍校代訓，原本是入伍訓三個月，結果一直延長至同黃埔軍校學生一般。因此，當時陸軍黃埔軍校是十三期學生，和我們代訓的空軍學生一起移往四川。先坐火車從南昌到湖南的長德，住在長德等了三個月，等上級的命令，後坐船至四川重慶，於重慶白市驛基地住了兩三個月，再長途行軍至成都。 依道理我們應該有雙重的學歷，也算是陸軍官校十三期學生，但我們比十三期晚進軍校，但又比黃埔十四期早進軍校受訓，卡在兩期的中間。因我們屬於空軍入伍生，並非正式黃埔軍校學生，所以十四期的學生都畢業下部隊了我們還留下來沒走。其主要的是空軍官校十一期的學長們也在同學校到處搬遷，飛機汽油都不足夠，訓練時間一直往後延，他們沒畢業，我們也沒法入空軍官校學習飛行訓練。結果我們算我們是黃埔軍校十五期畢業。 我們回到了昆明空軍官校，沒多久又到了"楚雄"初級訓練班受訓，初級班結束後又回到了昆明，那時沒有安全的機場供我們受訓，高級班也沒有飛機，正好此時政府和美國簽定通過了「租借法案」，我們有機會前往美國接受飛行訓練，不再受到戰亂的而引響整個飛行訓練的進度，可以盡早學會飛行返國作戰。 十二期大致同學分為兩批走(有少數幾位延至第三批)，我被排至第二批出發，我們這批人員有五十人，由賴名湯領隊，先從昆明乘坐運輸機到香港，在轉飛機從香港至菲律賓馬尼拉，在馬尼拉就改乘美國「古力奇總統號」郵輪前往美國，原本的航線是走太平洋在夏威夷停留補給後至美國舊金山。行駛到半途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 我們郵輪立即轉向，怕途中有日本潛水艇在等我們，至於在那兒靠岸我完全不小得，只知那時以經天黑，每個人全穿上了救生背心，參加各項的防衛演習，情形很緊張，(依汪夢全老人回憶他們是先繞道了澳洲)呆了幾天後，我們再航行到夏威夷補給，船到了珍珠港時看見了大大小小破損下沈或半沈的船艦，可以見到有些船都還在冒煙尚未熄滅，也不敢多停留，同時也順便送很多的傷兵上船，可一起送往美國就醫，從這段路開始，就有美軍的護航艦護送一直到美國，12月24日聖誕節的前夕在舊金山登路。 在英文方面同學間各有好壞，但在美國受訓期間語言是沒有什麼多大的問題，一般來講有關的一些飛行術語方面的英文，大家都很清楚了解，但是談到一般的實事、經濟、外交等高深一點的英文就有問題了，好在於課堂上課時，我們有一個翻釋官在一旁協助，上飛行課時由美國教官帶飛，操控飛行就得靠自己的英文能力了，美國教官講得英文飛行術語也能完全了解，我們都能達到教官們的要求，但美國教官要求得很嚴，達不到飛行的標準動作，就淘汰是沒有什麼情面可講。
初級班在雷鳥(Thunder Bird)受訓，中級班在威廉姆氏(Williams Field)學校，高級班在鹿克(Luck Field)學校，飛得機種為AT-6型機，高級班訓練完了畢業以後，要再接受部隊訓練也就是OTU戰術訓練，我們全部同學坐火車先到紐約在轉車到波士頓，於波士頓城附近的一個機場(名字忘記了)，此地還有一個美國56作戰大隊也在此地訓練，我們將借用他們的飛機來訓練，我們全都安頓好了，準備開始接受飛行訓練，此時歐洲戰場緊張，奉上級的命令要把整個56大隊的人機全派往歐洲戰區作戰，整個基地的人都走了，此基地也等於關閉了，如此一來只好又回到了鹿克(Luck Field)學校，接受P-40戰鬥機OTU訓練。 美國全部受訓完成就準備搭機返國參加作戰行列，我們先搭飛機到美國最南部的 阿密等回中國的專機，這一等就是一個月，才有飛機先飛到了巴西，在經過大西洋到了非洲、埃及等地區，從埃及在轉輪船經阿拉伯到達印度，在卡拉蚩(就是現在的巴基斯坦)登岸。那時印度尚未獨立，還是屬於英國的殖民地，我們在卡拉蚩設有一個辦事處，我們就在此地等待飛機送我們回國。美國的十四航空隊以在中國成軍加入戰鬥，此時也正是我空軍開始壯大的時候，返回了國門昆明，立即又送我們回到了空軍官校報道。當時，空軍官校的校長是王叔銘將軍，同學們由此地分成兩批，一批派至各作戰單位，另一批人派往印度當教官。 為了加緊空軍官校學生的飛行訓練，將初級班移往印度"臘河"來接受訓練，我被派往印度當初級飛行教官。我一共在印度呆了有一年的時間，帶了三批學生，分別為十六、十七、十八期學生，就請求上級派我回國作戰，此也是我加入空軍的目的，要同日本人作戰。 回國後，就派至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第三大隊七中隊駐防在梁山加入戰鬥行列，我的中隊長就是徐華江，之後又調至三十二中隊駐漢中任分隊長一職，也曾在安康、老河口、恩施等地駐防過，出任務時也常至老河口落地加油，這些地區都是屬三大隊的基地。 在此作戰期間大都是對地面敵人的軍隊，補給線的作戰，只有一次在空中與零式機交手過遭遇戰，那一次戰役你的父親(田景詳)也有參加，我們從梁山出發至恩施落地加油，第二天在由恩施一起出發，我們七中隊有四架，領隊的是美國中隊長瑞德(William Reed)少校，二號僚機也是美國飛行員他才剛畢業分到隊上，三號僚機是分隊長王光復，我飛四號機。我們一起飛往漢口方向去偵察打江面的船隻。你父親二十八隊在高空上層掩護，航行至金口新堤長江上面，準備炸江面上的船隻，突然聽到無線電中傳來"Zero "零式機的呼叫，我一抬頭就見到俯衝而下的日本戰機，雙方就開始展開纏鬥混戰，我看見有一架零式機正在追打我們的二號機，正好從我前方通過，那次是第一次參加空戰經驗不足，我一開槍沒中，他立即一翻身就給跑掉了。此次戰鬥我沒有收穫，但我們的美國人駕駛的二號機被打掉了，返回恩施落地，你父親是最後一架回來的，我看到飛機的座艙罩也沒了，人也被彈片打傷，坐在飛機內無法自行出來，必須由機械士幫忙才下得了飛機。我們在恩施加完了油就立即起飛返回了梁山。 後來我們的飛機從P-40換成了P-51性能更好，我們己將日空軍打得不敢現身，也掌控了制空權，我再也沒有和日機有遭遇戰了。同時，我的運氣也不錯，多次的對地攻擊任務從未曾中彈受傷過。 有一次，也是美國隊長瑞德領隊(此時他己升任三大隊中校副大隊長)，我們一起數架飛機先飛到老河口加油，之後在起飛到黃河鐵橋那一帶瓏海路地區出偵察任務，任務完畢又回到老河口加油在返回梁山基地，從老河口回梁山的路大家都很熟，此時以近黃昏，怕天黑後飛行會出意外，所以先加完油先走，各自飛回梁山不用再集合一起領隊回航，美隊長等我們都起飛以後，最後一個離開老河口機場。我返回梁山機場落地天色以黑，沒有想到此時機場拉起了警報，有日本轟炸機前來，機場內所有燈火管制，跑道燈也關了，美大隊長回到了梁山上空，機場一片漆黑，無法降落，就只能在上空一直盤旋等待機場開放，最後油盡只好棄機跳傘，但意外發生墜地而亡。他人很不錯，也帶我們出過不少次的任務，是一位盡職又勇敢的一位飛行員，他的殉職也是隊上的一大損失。 我調到三十二隊後沒多久就轉駐防在安康。此時，在湖南的"序浦"，那新開闢了一個機場，屬於芷江的一個前進基地，上級派我和陳鴻銓二人飛到"序浦"機場駐防，那己經有兩個美國飛行員在擔任警戒任務，我們去了以後就四人來擔任警戒的任務了，我們準備一步步的前進反攻，日本軍隊也在後撤敗退，我們四人守在"序浦"機場不到一個月，日軍宣告投降，抗戰終於勝利了。城內到處放鞭砲，我們也歸隊回到了安康。 註：在此訪談中三個人都談到了此戰役，分別為我父親、關振民伯伯和董伯伯說法有些出入，我將「中美空軍混合團英勇戰鬥紀實」為國防部史政編譯處出版，當日情形介紹如下： 1944年8月29日 我中美空軍第三大隊P-40機十三架，兩個分隊，以第一分隊七架各攜帶瞬發信管五十公斤炸彈二枚，及槍彈1500發任攻擊任務，第二分隊六架各攜帶槍彈1500發任掩護，由副中隊長盂昭儀領隊，十四時自恩施機場起飛轟炸沙洋歡倉庫停車廠，及掃射浴江敵輪，計炸毀敵汽油庫及停車廠各一座，繼擊毁正在行駛之敵輪一艘，迨至嘉魚上游時，我上層掩護機遭遇敵機十五架攔截，當即發生空戰，嗣下層敵機六架向我第一分隊攻擊，我機乃投下副油箱與之格鬥，雙方混戰約二十鐘，計我趙元琨、衛煌、田景詳、譚鯤、闖振民、吳曉鈴各擊落一架，外員共擊落三架，我除孟昭儀失蹤，趙元琨機中彈六十發受傷迫降機場，飛行員衛煌及田景詳均受傷外，餘機均於十七時三十分次返恩施機場。 (董汝泉伯伯口述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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