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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隊 八中隊程敦榮
1942年至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關鍵的時刻。希特勒當時仍趾高氣揚，因為法西斯德國佔領了幾乎整個歐洲並深入到蘇聯腹地；不可一世的日軍，將自己的觸角伸向整個東南亞。但是，蘇軍在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取得了決定性勝利；英國第八軍在北非擊敗了德軍的非洲兵團；美國海軍在中途島海戰中給日軍以沉重打擊。法西斯的氣焰受到重挫，世界反法西斯盟國士氣高漲，戰爭到了轉捩點，最後勝利的曙光已經露出了地平線。 但是，取得優勢和最後的勝利還要經過激烈、艱苦戰鬥。 中國空軍在美國訓練的第一批畢業生正是在關鍵的1942年學成回國的。1943年初，美空軍第14航空隊在中國剛剛組建，畢業生中有12個年輕的飛行員調入其23戰鬥機大隊，與美國飛行員並肩作戰。我是其中之一。 我們12人分在三個中隊作戰，執行戰鬥任務約300次，擊落敵機5架。但先後犧牲5人，還有1人在越南受傷跳傘後做了日軍的俘虜。戰鬥的酷烈，於此可見。 1943年初，14航空隊正式建立，陳納德也恢復現役，任少將司令官。初建時仍以23大隊為主力，另有一個B-25型中型轟炸機隊和一個B-24型重型轟炸機大隊，一個P-38型偵察機分隊。因為在1942年，當從印度到中國的空中航線－即著名的駝峰航線剛開始使用時，每月的運輸量只有500噸，以後雖逐漸增加，但14航空隊始終處於供應緊張的狀態，所以14航空隊是當時美空軍中最小的航空隊，總計不到500架飛機，而駐英國的美軍第八航空隊曾達到8000架飛機。當年美國戰友曾戲稱它是“吊在一根鞋帶上”的航空隊。 當時在23大隊的飛虎隊骨幹已經很少了。新飛行員不斷地補充進來，不過也有一些資格較老、經驗較多的飛行員擔任中隊長和分隊長。 23大隊雖然已是正規空軍部隊，但在戰術與技術、戰鬥作風與風格上，繼承與發展了飛虎隊的傳統，頗有戰爭的浪漫主義色彩。飛虎隊的飛行員要求至少有兩年的戰鬥機飛行經驗，個人技術是很好的，配合也好，很象美國的職業明星球隊。陳納德也象一個有威望和能力的教練，他的戰術是機動靈活，以少勝多。當年的參加者的確不乏佼佼者，而且也具有美國青年的那種活潑朝氣，有正義感和富於冒險精神。儘管也有少數人是為著較優厚待遇和獎金而來，但大多數是同情中國抗日戰爭，並意識到美、日之間終不免一戰而熱情地參加的。如巴麥爾（Agax Baumler）曾參加過西班牙內戰，是著名的林肯大隊飛行員，同法西斯飛行員作過戰。外號“老爹”（Pappy）的波音頓（Greg Boyinton）原任美國海軍陸戰隊教官，加入時已有六年的戰鬥機飛行經驗，在飛虎隊時擊落日機六架。後來回到美國海軍陸戰隊航空隊任中隊長，帶領一群年輕飛行員，他的中隊稱為“黑羊羔”（Black sheep SQ.）中隊，立下很多的戰功。留下來任23大隊第一任大隊長的羅．斯考特上校（Col.R.Scott），兩次到中國作戰，還寫過一本書名為《上帝是我的副駕駛》。 我加入23大隊時的大隊長霍洛威上校（Col.B.Holloway），1937年畢業於西點軍校，有正規軍人的嚴肅作風卻又對部下親切和藹，作戰沉著勇敢，大的戰鬥任務必定自己領隊。他一個人單機在幾個中隊間飛來飛去，常常從昆明飛到桂林，從機場西邊的山口俯衝下來，直奔機場，我們就知道有大仗打了。他後來是美國第一個噴氣式戰鬥機大隊長，空軍戰術學校司令員，退役前是美國戰略空軍的四星上將司令員。曾任副大隊長的約翰．亞利遜（J.Alison）是個矮個子，非常勇敢，曾在衡陽和巴麥爾兩人在沒有夜間飛行設備的情況下用P-40型飛機攔截並擊落日本夜間轟炸機，自己的飛機也被打壞而迫降在湘江裡，幸好被人救了起來。他在支援我國陸軍的鄂西會戰中曾被日本零式機纏住，座機中彈，是中國空軍飛行員臧錫蘭擊落了咬住他的日機，才使他脫險。戰後他曾是美國空軍協會（AFA）的主席，諾斯洛普飛機公司的總經理，還是一位發動機設計師。 最令人難忘的是P-40型機首上的虎鯊嘴塗飾，這位有藝術靈感的飛行員把虎和鯊的兇猛結合得真妙。P-40飛機的發動機上的冷卻罩構成短粗的機頭，繪上虎鯊的大紅色血盆大口，配著上下兩排雪白的利齒，上邊是一對帶點邪惡的斜視的魚眼，就給相貌本來平常的P-40型機一種猛悍的神氣，增添了戰爭浪漫主義的色彩。有趣的是其他機種也曾模仿這種塗飾，但都不那麼合適。所以在美國任何航空博物館中都必然陳列有這種虎鯊嘴塗飾的P-40型機，它也最能吸引觀眾，成為世界大戰的多彩的空中戰鬥物的象徵物之一。 23大隊的四個中隊中，經常作戰的飛機大約有100架，卻擔負著西起雲南西部的雲南驛，經過昆明，東至桂林、零陵、衡陽這個上千公里寬廣空域的戰鬥任務。在昆明和雲南驛的中隊的主要任務是保護駝峰航線的安全，和昆明－駝峰航線終點站的防空。在我國東部的兩個中隊執行攻擊任務。作戰空域北抵武漢，沿長江航運到九江、南昌，南邊以廣州、香港為攻擊目標。我在這兩個作戰空域都參加過戰鬥，而且1943年夏季激烈的戰鬥就是在桂林和衡陽發生的。 給我第一個最深的印象是在1940年秋，一天，10餘架日本新式零式戰鬥機從其戰領的越南河內起飛襲擊昆明。我那時正在昆明的中國空軍軍官學校學習。航校只有供訓練用的三架蘇制伊-15型戰鬥機起飛迎戰。這是老式的30年代初期的雙翼飛機，固定起落架，裝四挺小口徑機槍，速度慢，但轉彎性能非常好，半徑小，操縱非常靈活。那天高級飛行教官譚漢男帶領兩個畢業一年的見習飛行員組成三機編隊。敵我在約4000米高空遭遇。敵機有高度優勢，俯衝下來，立即擊落了一架僚機，另一僚機俯衝脫離。我們看到四架零式飛機輪番攻擊譚教官的飛機，從4000米盤旋格鬥直到超低空。譚漢男以熟練、沉著的小轉彎，半滾下滑、上升反轉，避開了一次又一次日機的射擊，還曾對一架上升轉彎的日機開槍反擊，但終於在最後一次從貼近地面的高度作上升轉彎時，被一架日機從左後方擊中發動機，發出沙沙的聲音，螺旋槳轉速頓減，譚漢田當機立斷，作了一個大坡度側滑下降，飛機摔落在田邊，人尚未受傷。經驗豐富的譚漢田立即解開保險帶從座艙滾出來，憑藉田埂俯臥以保護自己的身體。果然，兩架零式轉彎過來，朝著在地上的伊-15殘骸各掃射一次才離去。這場驚心動魄的格鬥就發生在離航校不遠我們隱蔽處的上空。 第二天，陳納德（當時的顧問和美籍總教官）召集全體飛行人員講話。他講話的主要部分我至今還記得。他指出，這是日方的一種最新式戰鬥機（當時還不知其名字和型號），無論在速度、上升能力、火力配備上都遠遠超過我們當時已所余無幾的伊-15型或伊-16型（也是一種蘇聯製造的低單翼戰鬥機）。因此，在遭遇這種飛機時，我們不能還用三機成隊的隊形，單機格鬥也要吃虧，只能作圓圈轉彎飛行，前後交錯，互相掩護，充分利用本機轉彎靈活的長處，伺機採用急轉彎迎頭攻擊來反擊．．．．．． 由於零式戰鬥機的出現，使我們的空戰處於絕對劣勢。但這時陳納德仍然積極地提出如何保護自己和反擊的戰術設想，可見在當時他的戰術思想中已在孕育徹底拋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傳統三機成隊戰術。他的靈活的交叉掩護思想，以後就發展成為兩機一組的四機編隊，以及一擊脫離（或稱打了就跑）的戰術，就是很自然的了。 陳從1938年來到中國後，對於日本空軍的作戰戰術和技術都作過長期的觀察與研究，所以在指揮飛虎隊時，能以100架飛機對抗在數量佔優勢的日本空軍。如在仰光的空防戰中，日軍兩次出動重轟炸機60架，輕轟炸機27架，戰鬥機30架，志願隊只一個中隊加上美國少數戰鬥機，卻能擊落8架日機，自身損失3架，取得勝利。 戰後，日本的空軍戰術家在評論日空軍的失敗時，承認他們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傳統的三機編隊和單機格鬥的陳舊戰術思想的束縛，又加上日本自己的武士道精神的影響，以至在很長時間內都不認識四機編隊的靈活性，也不瞭解一擊脫離戰術的優越性，造成他們多次空中戰鬥的失利和有經驗飛行員的過多死亡。 P-40型戰鬥機與日本零式戰鬥機 在太平洋戰區和在中國戰場上空，P-40型戰鬥機和日本零式戰鬥機是較量最多，歷時也較長的兩種機型。 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倉促參戰，當時陸軍航空隊可用的戰鬥機主要是P-40型。儘管飛行員們認為它是一架“哪一方面都不出色”的飛機，可在1943年以前它仍是空戰的主力，在最困難的時候和最激烈的戰鬥裡，做出了貢獻。 這種飛機首先是結實可靠，能耐打擊。常常是滿身彈孔卻仍象一匹忠實的戰馬一樣，將騎手安全地送回家。因為它對飛行員的保護比較好，風擋中部是很厚的防彈玻璃，座椅背是厚鋼板，能承受大口徑子彈近距離射擊，油箱是自封閉式，擊中也不會起火。 裝在機翼上的六挺12.7mm大口徑機槍的有效射程遠，組成的交叉火網有很大的破壞力。而且工作可靠，極少故障。我在湖北沙市的一次空戰中，曾目睹我的僚機將一架日本零式機打得在空中爆炸，可見火力之強。 日本的零式戰鬥機無疑地是二次世界大戰中傑出的機型之一，其陸軍編號是三菱A6M型。主設計師堀越二郎，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航空系，30年代初留學美、英、德三國，他充分吸取了30年代驅逐機設計的新思想。如：全金屬，低單翼，可收放起落架，密閉座艙等等。也吸取了在中國戰場和日、蘇在外蒙古諾蒙壩之戰的經驗，主要是日本96式和97式驅逐機同蘇聯製造的伊-15和伊-16驅逐機曾多次交手的經驗，加以改進設計的。它於1939年開始試飛，1940年秋投入中國戰場。它的平飛速度達500公里／時，升限可達10000米，續航距離增至2000公里，火力增強為兩門20mm機關炮和兩挺7mm機槍。零式機的出現，使日軍的戰鬥機性能有了劃時代的飛躍。 同P-40相比，零式的上升性能和操縱靈活性要好些，轉彎半徑小得多，極適於單機格鬥。美、英空軍在戰爭初期時不瞭解它這一特點，仍用傳統的單機格鬥戰術，又因日本飛行員多是在中國戰場有豐富作戰經驗的老手，所以使美英飛行員吃了不少苦頭。 陳納德對日本空軍的戰術技術有長期的觀察研究，也對比分析了P-40與零式各自的優缺點，在他指揮飛虎隊時，正確地制定了四機編隊和打了就跑的戰術，所以一開始就占上風，飛虎隊的優勢鼓舞了盟國飛行員的士氣，日本人自吹零式是太平洋之王的神話也破了產。直到14航空隊時，23戰鬥機大隊仍然繼承這種戰術，一直保持著空中優勢。 緊張、熱烈的戰鬥生活 我們12個中國飛行員編入三個中隊，每隊4人。李鴻齡、毛友桂、毛昭品和我在74中隊，同美國戰友生活、戰鬥在一起，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隊長孟甯漢上尉是正規軍官，不到30歲，黃頭髮剪的很短，湛藍的眼睛，總是以一種誠摯而又冷靜的目光注視著談話的對象，非常沉著，忠於職責。一次我隨他執行俯衝轟炸任務，他問我投過彈沒有，我回答說只是當飛行學生時打過地靶。由地我們在美國飛的是前三點起落架的P-39型空中眼鏡蛇式戰鬥機，對P-40不熟悉，而且因燃料太缺，我只飛過三個起落。他仔細地給我講解投彈要領，如何以機翼上的某一點對準目標（因為戰鬥機沒有投彈瞄準具），如何進入俯衝，和選擇拉彈時機等等。可是我第一次還是俯衝角過大，速度太高，一下子把共重500公斤的炸彈投到洞庭湖去了。回到衡陽基地，我非常慚愧，他卻笑著對我說：“程！炸死了不少魚吧，哈哈”。然後又鼓勵我第二次注意要領。果然第二次投彈就直接命中目標。 分隊長夏波（Shapo）是義大利裔美國人，一頭捲曲的黑髮，典型的羅馬人面孔，嘴裡含著大雪茄，一口又快又滿是俚語的紐約腔，玩得一手好牌，賭撲克常是贏家。飛行時喜歡做特技，搞驚險動作。有一次我倆巡邏駝峰航線回來，他帶我從8000多米的高空一直俯衝下來，低空返回機場，對著跑著做半滾特技，我則緊緊地和他保持編隊，一致動作。著陸後，他拍著我的肩膀說：“喜歡嗎？這樣才痛快！” 1943年春季，在我國東部的空中戰鬥很活躍。日本的神風高空偵察機有時飛到衡陽或桂林，往往這就意味著有一場惡戰到來，我們都巴不得遇上這種機會。 從1943後的春季直到秋季，我們四個中國飛行員在23大隊74中隊經歷了激烈緊張的戰鬥，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中首開紀錄的是李鴻齡同學，他在5月初的一次出擊九江、南昌一帶的任務中，在南昌機場附近的上空擊落一架敵軍用運輸機。我們都為他高興，慶賀他首開紀錄。陳納德將軍也給他申請了一枚空軍勳章。但不久在另一次出擊中，他就沒有回來。這個從淪陷了的東北跑到關內的青年學生，為了打回老家去而參加抗日戰爭，卻未能重返故鄉。 8月裡，在桂林的防衛戰中，另一位同學毛友桂不幸被零式機擊落，壯烈犧牲。這是個從雲南昆明來的學生，平時話都不大說，靦腆得象大姑娘似的。他們兩人的犧牲，使我們感到悲痛，但也促使我更堅定了決心，不管抗日戰爭還要打多久，我一定打到底，要為戰友和同學復仇！我們直接參加美國空軍作戰部隊，無形中也是國家的代表，我們要以自己的奮勇作戰，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來為國家爭光，為民族爭氣。 多少美國戰友也為我們共同的事業而在中國的天空獻出了他們年輕的生命，長眠在中國的大地上。一想到他們，音容笑貌至今仍宛在我心中。我們全隊敬愛的孟甯漢少校（人剛晉升）在一次單機偵察任務中失蹤，最後斷定是被擊落了。他的死令我們全隊的人都感到心情沉重。他是一個很優秀的飛行員和中隊長，記得我剛報到時，他就要求我除飛行作戰外，還兼任中隊機務長的助理，學習機務管理。我們中隊駐雲南基地時，曾因空襲警報貽誤（雲南西部崇山峻嶺，監視哨不夠）使日機的一次偷襲成功，地面上的五架戰鬥機和一架運輸機燒毀。中隊長把這視為最大的失敗，把打擊敵人爭回補償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爭取每一個作戰的機會，身先士卒，奮勇作戰，最後以身殉職。 還有一個同我們幾個中國飛行員最友好的北美印第安人後裔，費陀維奇（Vidoovich）中尉，他的外號叫酋長（chief）。身材不高，但非常結實，古銅色的皮膚，深而黑的眼睛，微策捲曲的黑頭發。我有時想像他如果穿上他祖先印第安武士的服裝，插上羽毛頭飾，手持戰斧，騎在沒有鞍子的駿馬上，一定威嚴得象一個真正的酋長。他和我們最要好，性情也極和藹、熱誠，每當我看到他那帶有亞洲蒙古人種的面容時，就產生一種親切之感。他打仗也正象他們的祖先一樣，是真正無畏的勇士。不幸的是，在一次從印度接機回來的途中，因天氣惡劣，迷航撞山，犧牲了。當我們聽到這不幸的消息時，都悲痛地落了淚。 在這一年的共同戰鬥與生活中，我們共用著勝利的喜悅，分擔著戰友犧牲的痛苦，結成了深厚的戰鬥友誼。 寫下這些回憶片斷，可使人們多少知道40年前那場震撼世界的大戰中的一個地區的一些情況，多少知道一點那些犧牲了的和尚存的人們曾經怎樣為民族存亡而戰鬥。 最初，日本飛行員還很自負，零式常在三四千米高度，飛小轉彎，翻跟頭，進行挑戰，誘你和他格鬥。我方因有良好的防空監視網，一般都能有及時的警報，有充分的時間升空和爬高，往往能占高度和速度的優勢，從高空俯衝下來，以大速度接近和攻擊敵機，然後脫離或再次上升，爭取二次攻擊機會，而不和零式格鬥。零式機吃了多次苦頭後，也改變了戰術，在高空飛，即使掩護其轟炸機隊時也在它們上面很高，但這又給我們造成攻擊其轟炸機編隊的有利機會。 1943年8月的一天，我正警戒值班，有警報說敵編隊從廣州起飛向北飛行。這是他們加強攻勢搞的穿梭式轟炸，在廣州與武漢之間交替地攻擊我們華東的三個基地：桂林、零陵、衡陽。它們過韶關不久，我們起飛攔截。我們在桂林的7架P-40機由桂林的前進基地司令芬遜準將（Casey Vincent）領隊，一面搜索敵機一面升高，到了約8500米，這是P-40機性能最好的高度，發現了敵轟炸機群，它們比我們還高些，在右側前方大約距離2000米。我和長機幾乎是同時發現敵機，隨即看到長機拉掉了下油箱、加大油門、轉彎向敵機飛行方向撲過去。敵機越來越清楚地呈現在眼前，是99式雙發動機重轟炸機，大約20多架，編隊很密集。看上去它們在上下搖晃著，可能也發現了我們，正在互相靠攏，以便用它們機上的機槍組成交叉火網，防衛我們的進攻。我看著前上方這個灰茫茫的編隊群，現在它們就在眼前，我打開了機槍按鈕，瞄準具也亮了，我們已正在它的下方稍後一點，佔據了良好的攻擊位置。這時零式戰鬥機飛得太高，還來不及發現我們，機會太好了。突然，我看到芬遜準將的的座機搖了幾下機翼，一推頭，我們都進入俯衝，正在敵編隊群的正下方，只見長機第一個以幾乎是垂直上升的角度向敵編隊的中央開始攻擊，我在最左邊，就盯住最邊上的一架敵機，看著它在我的瞄準具的光環中越來越大，它的兩翼占滿了光圈時，我按緊了機槍按鈕，立即六條火龍直向它射去。從敵機的左發動機處就不斷地掉下許多黑色碎片，冒出黑煙來，我按住機槍按鈕不放，直到它帶著煙與火向左傾側並往下墜落。就在這一瞬間，一種喜悅和復仇的滿足情感湧上心頭．．．．．． 正當我打算重新俯衝以增大速度，尋找第二次攻擊機會時，敵人護航的零式機從高空俯衝下來。就在我右轉彎時，它和我交叉飛過，正在我前下方，橄欖綠機身上的紅太陽標記十分刺目。我本能地壓下左翼，想飛到它的後面以便咬住它，但後面還有一架零式已咬住了我，就在我轉彎時，它開炮了。機身劇烈地震動了兩下，頓時座艙內煙霧騰起，駕駛飛機的操縱杆一下震脫了手。不好，敵機是三架，前面那架引我進入格鬥，給後面狡猾的敵人製造機會，而我是單機。我本能地猛拉機頭，飛機急上升，又立即猛推操縱杆向左前方，並突關油門，P-40機立即進入垂直俯衝，敵機被甩脫了。等我降落到桂林機場一看，機身正中有兩個直徑20多釐米的洞，金屬蒙皮裂開，距離座艙也只1米多！ 同月，他掩護轟炸機前往他的老家武漢三鎮炸敵機場，炸完後，鐵路南邊敵零式機二架由左後上方攻擊他與一個美國人，他向左方脫離敵之射擊火力，咬住敵機尾擊中該敵，使之一直跌到地上。 九月 ，他掩護B-24前往香港，轟炸敵鑑船，日本零式機由前側上方攻擊B-24，他迎上去將敵擊中冒煙下墜，因為忙於繼續注意天空，掩護B-24他不能分神去注視敵機是下了海或是落到地上，所以他只報告:「可能擊落此架敵機。」 十月 ，他掩護B-25炸廣州天河機場，敵由右前方夾攻擊B-25，他隨著長機在右上方一同去迎敵，敵機為逃開程敦榮前面的長機攻擊，拉起作上升轉灣 時，他在裏圈內射擊敵機，使之起火墜下到地。 在14航空隊工作了一年，他與同去的我國飛行員，大受美國飛行員的重視與佩服。 中美聯隊成立回歸中國空軍第三大隊八中隊 1944年十月，八中隊掩護一大隊B-25去炸黃河鐵橋，在鄭州北面，B-25低空由南向北進入黃河鐵橋上空炸橋，敵人在鄭州一直到黃河北岸都裝有高射砲。於是他們四架戰鬥機先去掃射兩岸的高射砲陣地，壓制地面的炮火，好使得B-25受的損害輕一點。炸大橋是以炸中橋墩為成功，B-25穩穩的投憚，炸彈正中目標，鐵橋墩炸垮了，任務完成準備返航。 當他們由低空升高至五千英尺時，日本東條式機來了，先攻擊隊上的二號友機。鍾洪九追上前去打這東條機。此時，另一架敵零式機咬著鍾洪九後尾來了，程敦榮看見了，很快的衝下去把這架零式機擊中起火下墜，建了一功。 1945年的夏季也有多次的出擊。一次是我們掩護B-24重型轟炸機炸漢口。大編隊到漢口上空時，敵零式機倉促起飛，正在拼命爬高，企圖接近我轟炸機隊，我的長機帶著我垂直俯衝下去，佔有高度優勢，又出敵不意，從敵機的後上方猛撲下來，我瞄準一架開火，它拖著長煙向地面落下去，長機也擊中另一架。這次沒有一架敵機能向我轟炸機編隊進行攻擊，我們掩護他們返航到岳陽，轟炸機向昆明飛返，我們戰鬥機飛回衡陽基地。 出擊香港、九龍也是令人難忘的。前一天下午5時左右，我們看到一架P-40機從二塘機場西面的山口處穿出來，直向機場俯衝下來，有經驗的飛行員都知道這是大隊長霍洛威上校的習慣飛法，意味著明天有大任務。我又幸運地輪值警戒。清早大隊長就召我們集合，宣佈任務：護航，目標九龍船塢，簡明扼要地佈置了編隊序列和注意事項。立即起飛，共16架P-40。起飛後迅速地編好隊向南飛。航向指向香港。當我遠遠看到大海、香港的山頂房屋、港中的船舶時，非常激動。1941年秋，我正是俯這裡乘海輪去美國，多麼熟識的地方。那時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而祖國正是苦難最深時，我們是第一批橫渡太平洋去接受飛行訓練的學生．．．．．． 這次卻從空中來打擊那些強佔著這塊土地的侵略者，轟炸機的重磅炸彈向九龍船塢、碼頭以及停泊的海輪和兵艦傾瀉，整個港九地區濃煙滾滾，海面激起粗大的水柱。我們16架飛機從啟德機場一路掃射過去，我正好對著半島酒店開槍。攻擊完成後，轟炸機的整齊隊形又出現在我們前面，戰鬥機也迅速爬升，掩護B-24機返航。大約在6000多米的高度，從廣州白雲機場起飛的日本零式機先先後後地飛了過來，企圖向我轟炸機隊攻擊。我們正在B-24編隊的上方，儘管B-24型機上的火力也很強，但我們仍緊緊飛在編隊的兩側。我發現一架零式正迅速地向我編隊飛過去，它打算向編隊左翼的一架B-24轟炸機作左上方俯衝攻擊，我加大油門從它的後上方緊跟著俯衝，它發現了我，企圖轉彎脫離，卻正好在我的射程內，就在我從瞄準光環中看到它的整個機身的最大面積時，我咬住它開火，看到我的機槍子彈擊中它。 另一次，在嘉魚上空，他與敵機遭遇，可是機槍子彈卡住，沒有子彈打出，一同出擊的李宗唐，抓到了機會把敵機打了下去，回來後一直心中很不高興，難得遇上可惜没有表現。 在湖北的平漢線、粵漢線上，在湖北境內的長江上、公路線上，他打船、打卡車、打火車，足足有半年之久，並不是因為他是湖北人，所以對於佔領湖北的敵軍特別“惱火”，他在盡一個軍人應盡之責。 說話的口音，你聽不到他的鄉音語尾，但他是愛家鄉的。他沒有戀人過著一種樸實的生活，(實際上在美國，在印度他被許多華僑小姐愛過，但因為他立志要打仗，故而沒有反應的漠視這些愛情。)他是偶而也有點激動的對於現實不滿，大體上他不多介意，心中卻把一切看得雪亮。 湘西會戰的第五大隊 敵軍企圖：攻佔我湘西空軍基地，使貫通南北的交通線解除威脅。 在老河江口激戰正殷，歐洲柏林的爭奪戰開始之際，日軍的高級將領就集中在永豐召開軍事會議。當時我軍事當局就判定敵人在湘西蠢動的可能。到四月九日有情報傳來： (一)衡寶公路運輸頻繁，大批敵軍集結於仙槎橋及兩市塘。 敵人的企圖無疑地是想乘歐洲戰事未結果，盟軍兵力尚未能轉移至遠東的時候，一舉將湘西空軍基地奪取，使貫通中國南北的交通線所受的威脅解除，如擁有內線作戰的各種便利，可能把中國西南部國軍的野戰軍封鎖於雲貴山地內，阻礙盟軍反攻計畫的實施，使戰事成為膠著狀態，以苟延殘喘。所以動用了四個精銳師團，向湘西基地作志在必得的攻擊。 我空軍第五大隊接受了這個艱距的任務，協同陸軍向敵人無情的打擊，結果在我陸軍增援部隊還沒有到達以前，就把日軍擊潰了！ 在四月九日晚上，第五大隊大隊長張唐天，副大隊長鄭松亭，作戰參謀主任倪世同於接到敵人移動情報判斷，日軍企圖攻掠我湘西基地後，立刻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全力阻止日軍前進計畫，初步為偵察日軍動向，搜索日軍主力，攻擊衡陽寶慶一帶軍事設備。 四月十日，情報得知日軍蠢動了，湘西上空當天五大隊出動所有的P-51及P-40，將衡陽、寶慶、湘潭三角地帶所有的大小橋樑全部澈底炸毀破壞，十四日，日軍主力向「資水」東岸推進，同時有日軍千餘人由「新甯」向北推進。日軍的進攻路線(一)沿寶慶、芷江公路前進。（二）由新化南面麻西渡河向西滲入。（三）由新甯向西北方向進行。 正面日軍渡過「資水」後，四處攻擊蹈擾，無法判明他們的重點所在，使得防線牽長了，陸軍的兵力不夠分配，日軍遂於十九日經「白馬川」竄進「放洞」。據情報，這一路的先頭部隊是一個加強聯隊，並咐有一大隊以上的騎炮兵。至此，我們才明瞭日軍仍採用中央突破戰術，企圖直趨「安江」，窺伺我空軍基地。 二十日清晨，天才黎明，我空軍第五大隊集中所有兵力，以「放洞」為攻擊重點。整日輪番轟炸掃射紅岩大廟、大黃沙、一四五Ｏ高地等據點，均予以澈底攻擊。日軍在立足未定以前，受到這嚴重的打擊，銳氣挫折了。我五十一師官兵在周師長指揮下，奮勇堵截，王耀武將軍亦親自赴前線督師，至二十八日，敵兵力以損失三分之二以上，無力繼續進犯，僅困守少報據點，戰事穩定下來。 放洞進攻失敗之後，日軍改由左翼作為主力攻擊，由武岡城分數路進犯，於二十九日越過武陽到達瓦屋塘以南唐家坊附近，企圖突破我五十八師防線，直下安江，第五大隊得知情報後，即把大部份兵力轉移於瓦屋塘方向，經連日的澈底轟炸掃射及液體燃燒彈攻擊，日軍無法立足在守住陣地了，向武岡花園市方面潰退。陸軍五十八師銜尾窮追，於五月六日將日軍擊退至李溪橋 、羅家鋪一帶，這一役擊斃日軍兩千餘人，戰馬七百餘匹，殘敵潰不成軍，于七日向武岡及高沙方面潰退。 中路日軍在放洞鍛羽後，仍不肯罷手，集中兩聯隊以上的兵力，向山門洞方向滲入。五月一日，日軍己進至江口以東上查坪、下查坪、肝溪一帶，向我軍發動最劇烈的攻擊。這附近都是綿綿不絕的山地，兩軍就在這峽窄的山谷作生死決戰，每一個山頭，每一個村莊都經幾度爭奪，兩軍陣地成不規則的犬牙交錯狀態。第五大隊也集結了兵力在這裡作一星期的連續轟炸掃射，因目標並不顯著，乃與美軍通信兵團商洽，派人往前線遍設超短波無線電臺與空中飛行員聯絡。這對於陸軍的幫助很大，都能知道日軍的地陣正確位置而予以掃射，我空軍在項世端及韋現科兩中隊長率領下，由晨至暮，整天在這地區搜索敵蹤，日軍雖偽裝高明，也逃不過陸空軍的偵察，RDX高度炸彈、傘彈、液體燃燒彈、機槍子彈像雨點一舨向樹林和掩體等掩蔽得很好的陣地落下，日軍的苦頭可大了。 這次出擊是參謀長周威霖為長機，楊少華、張恩福、美員狄克遜為僚機。當他們把大炸彈投入了日軍陣地之後，就沿著岳陽的公路低飛往東去找日軍補給線，沒有五分鐘光景：「卡車！卡車！」無線電裹一陣叫喊，跟著長機在上打了一個盤旋，於是這二百餘輛敵人認為偽裝得很好的卡車，都在也躲不過四人的眼睛，一架P-40有六挺大口徑的機槍，一陣猛射狂掃，將這一列列卡車打成一堆廢鐵。湘江一帶的橋樑少有一段完整，公路上到處都是再也無法發動的各型車輛。 五月八日，蒼翠的山頭己被燃燒彈燒成一片焦黃色，日軍在這強有力的攻擊下傷亡過半，殘敵無處藏身，只得潰退，而國軍方面則下令反攻，兩翼向日軍側背迂回反擊，戰至十日下午，收復山門、龍潭鋪、石下江、黃橋鋪等據點，在這兩日內向前推進了四十公里，這一役國軍發現日軍潰敗的太快，一路上敵屍處處未及掩埋的屍首達三千多具，估計其傷亡人數當在六千人以上。此次日軍潰敗後，想奪取空軍機場的企圖完全幻滅。 而右翼方面的日軍曾進至洋溪，這路的日軍目的是為了想截斷我左翼與中央的聯繫，空軍二十七及二十九中隊擔任這一線的攻擊任務，在中隊長廖廣甲、副中隊長方緯、姚兆元的指揮下，這方面的日軍幾乎完全殲滅，躲在樹林內的日軍在有計劃的燃燒彈的轟炸之下，兵員馬匹逃命的機會很微。清理戰場時發現敵屍達二千具，戰馬屍八百餘匹，估計日軍傷亡當在三千人以上。 此次日軍渡資水西犯時，進展頗急，以為我軍措手不及，必潰不成軍，可以在我援軍到達時己奪取了芷江，我們那些較堅強的據點，他們也不待攻陷便繞道前進。所以日軍到達江口瓦屋塘一線時，岩口鋪、芙蓉山、山門尚在我守軍手中，這些據點雖己陷於四面重重圍困的絕境，守軍尚能發揮大無畏的精神，不時出擊日軍的補給線，給日軍嚴重的威脅。岩口鋪由袁副營長楚俊率領部下二百余人防守，山門由高副團長及葛營長率領部下五百余人防守，芙蓉山陣地由伍亞傑副團長、孫廷簡營長率領部下四百余人防守。這些孤軍雖己與後了隔絕，給養不繼，因我空軍每日必到助戰，故絕不氣餒，表現了貞忠不撓的精神，及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這些英勇的行動在空中看得一清二楚，出擊歸來，必以興奮的語調來描繪這批給包圍的孤軍，日軍敗退後，於是紛紛發動慰勞及補給這些孤軍，陸軍方面得知了此消息後，王耀武將軍、施中誠將軍即著王重之參謀采辨了香煙及各種食品，交由空軍帶往空投，空軍大隊長唐天代表全大隊備函向孤軍致敬。慰勞品及信件由姚積堯機務長率機械同志，分裝於副油箱內，由二十七中隊周天民分隊長及許陶塤參謀二架機前往空投。 湘西戰事終於結束了，由三十四年四月十日，日軍開始進攻至五月二十三日日軍撤至岩口鋪以東為止，共計經過了四十三天，我空軍第五大隊出動二千二百餘次飛機，(在戰事最緊張的幾天，曾一天出動一百五十多次，多名飛行員任務回來馬上加油掛彈在出發。)創下了中國大陸戰場上的新紀錄，消耗了一百多萬磅各種炸彈，八十多萬發機槍子彈，這也是遠東戰場上少見熾盛的火力，(為此次作戰其它大隊都無法出任務，八成以上的油彈都支持五大隊了。)這麼重大的打擊，敵人是受不了的。據陸軍方面統計，單就未掩埋的敵屍計算超過一萬五千具，大批日軍被液體燃燒彈襲擊的有十余宗，屍體多己燒成焦枯，無法辨認。馬匹屍體四千多具，其中經確實證明有聯隊長兩名，大中隊長十余名，從屍體上的傷痕來看，大都為空軍所擊斃，這種輝煌的戰績是值得我們欽佩仰的。 |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空軍聯合作戰部隊 中國飛虎研究學會版權所有 |
他是湖北武昌人，十二期空軍官校生。由於他在美國學成回國以後，被美14航空隊借用，與美人一起作戰的戰績很好陳納德為他承請中美兩方的獎勵，他得有我國的三等空軍復興勛章，以及美國的Air Medal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