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大隊 喬無遏分隊長

        喬無遏為四川省華陽縣人,空軍官校第十期畢業,於民國四十三(1954)年十一月一日昇任空軍第五大隊第十五任大隊長。

       喬無遏將軍的父親喬大壯是明初著名文學家,經詩辭金石,與齊白石、魯迅等人齊名。由於在家裡八個兄弟姐妹,行排行老三的喬無遏,又隨父親南北爭奔波,先後讀了北京篤志小學、上海昌吉因倉基與北京第十小學。在他小學畢業那年,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完成了北伐還都南京,北京也被民國民政府正式命名爲北平市。
       等到北平民鐸中學與鐵路大學附屬中學完成了初中與高中教育後,喬母高公淶考慮到有八個小孩的家庭開銷實在太大,而鼓勵十八歲的喬無遏報考軍校。北平在《何梅協定》簽署後,已劃成無中國駐軍的非軍事區,生活在日軍頭目土肥圓賢二及其他的日本駐軍與漢奸爪牙陰影下,自然沒有軍校可以讓他報考。
華北青年學子最渴望報考的軍校,毫無疑問的是「中華民國空軍搖籃」之稱的中央航空學校,懷抱著成爲空戰英雄的浪漫情懷而且本身確實也有上戰場殺敵報國的想法的,喬無遏二話不說便答應了母親的要求。他冒着特務綁架甚至殺害的風險,祕密接受航空委員會派駐北平人員的體檢,並順利通過了檢查。
         恰巧也就是這段其時間,美國著名文學家賽珍珠(Pearl Buck)描寫中國農民生活的钜作《大地》(Good Earth),由好萊塢米高梅公司籌備改編爲電影。且長相英俊的喬無遏通過了面試,飾演該片中男主角王龍(Wang Lung),而這樁美事卻因爲他報考了空軍的心意己絕沒有實現。
走進航空學校大門
        通過體格檢查後,橋無遏因爲父親喬大壯受聘前往國立中央大學擔任教職的原因,全家人由北平搬遷到南京,一直等到民國25年(1936)年9月5日那一天,他才得以就近前往設置於陸軍官校内的空軍入伍生營報到,正式成爲航空學校第十期的一份子,展開長達18個月的入伍訓練。
然而正當喬無遏漸適應於軍人生活的同時,中日兩國已伴隨着盧溝橋事變與淞滬會戰的爆發而進入了全面交戰交戰狀態,航空委員會確保400多名入伍生能夠不受戰火干擾的情況下完成訓練的考慮,決定將他們轉移到位於江西的南昌訓練。
       民國27年(1938)年1月,於南昌完成了入伍訓的喬無遏同其他一起取得飛行資格的同學們前往了位於廣西省航空學校柳州分校,他們的主任王叔銘將軍親自督導之下開始了初級飛行訓練課程,這是第十期學生自加入空軍兩年多來首次首次真正的接觸到飛機。
       在時任航空學校總顧問的陳納德安排下,柳州分校的教官主要都是來自美國民間的飛行員擔任。然而在那中國逐漸從封閉走向開放的時代裡,許多美國的教官與學生對於要由外國人來指導自己這件事,多少還存着語言和文化的隔閡與代溝。
       不過喬無遏因爲年幼就與父親還有二叔等!長輩一起生活,能夠以流利的英語與外國人溝通。所以他非常幸運由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的陳恩偉教官引薦,直接在美國教官詹姆士.布萊索(James Lee Bledsoe)帶領下學習駕馭「弗力提式」(Fleet)初級教練機。
       作風大膽的布萊索,給喬無遏更多的機會探索飛機性能。所以他只飛了不到4個小時就放單飛。而其他不具備語言優勢的第十期同學,則必須要由教官坐在「弗力提」教練機的後座一起伴飛10個多小時,並且通過復雜的考核以後,才能擁有單獨駕駛飛機的資格。
       完成了8個月的初級飛行訓練額後喬無遏,他們又前往雲南蒙自接受近10個月的中級飛行訓練。此一階段除了駕駛的飛機由「弗力提式」初級教練機提升爲由道格拉斯公司(Dpuglas)生產的。O-2MC中級教練機外,最大的變化就是擔任飛行教官者以留學法國的老一代中國飛行員居多,已經看不到幾個美國人了。
       接着喬無遏又轉赴雲南昆明巫家壩機場繼續接受高級飛行訓練,此時中央航空學校已改名爲空軍軍官學校,飛行生們在此一階段可依自己的興趣,在按教官與同學之間的推薦選擇驅逐組或航炸組。技術高超的喬無遏選擇了驅逐組,並且得到了教官的認可。
       接下來在昆明將近一年的時間裏,他主要駕駛的飛機是寇帝斯-萊特(Cutis-Wright)公司所生產,作爲抗戰初期中華民國空軍主要的戰鬥機種霍克驅逐機(Hawk ll),伴隨着他對霍克機組及操作越來越成熟,喬無遏學習到各種高難度的飛行動作,空中缠鬥技能也大幅提升。
       到了民國29年(1940)年3月10日。包括喬無遏在內的53名驅逐組飛行生,來自航炸組的70人驕傲參加了空軍官校第十期畢業典禮。在陳納德的嚴格督導之下,與喬無遏一起接受入伍訓練的400名學生中,只有123人畢業,這意味的將近3/4的學生被淘汰,留下的人通通是高手中的高手。
       換言之,喬無遏籍由完成空軍官校訓練的訓練成爲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一批人。他很快的就在航空委員會安排會,進入了駐防於成都的空軍第三戰鬥大隊32中隊擔任准尉見習員,意氣風發的他,終於向抗日戰爭的空中戰場,踏入了第一步。

空軍戰鬥見習官
       由於第三大隊的前身是效忠李宗仁與白崇禧的廣西空軍改編而成,因此包括喬無遏在內的空軍軍官校學見習官就如同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生一樣,肩負着帶領導這支地方部隊走向「中央化」與「國家化」的使命不過,當喬無遏抵達成都以後,卻赫然發現政府的這個考量根本是屬於多餘。
       因爲第三大隊與廣東空軍改編的第五大隊老幹部,都已經在抗戰初級歷經與日本陸軍還有海軍航空隊的戰鬥中損失殆盡。所以當喬無遏報道的時候,第32中隊居然已經被打得只剩下中隊長、副中隊長以及三位分隊長共五位飛行人員而已了。
       從大隊長羅英德以及中隊長徐葆畇開始,到副隊長司徒福與分隊長劉晉孟等喬無遏在第三大隊的長官,全部都畢業自中央航空學校。雖然整個三大隊早就已經看不到幾個廣西航空學校畢業生的身影,國民政府在後勤補給方面對他們的重視程度,卻遠遠不如作爲中央嫡系政府的第四大隊。
       喬無遏表示他剛到部隊報到的時候,飛行員伙食缺乏肉類,因此到了空中大家嘴巴裏還會習慣性地含着一塊人蔘,以防止因爲營養不良而暈機。這樣的畫面讓到基地視察的蘇聯顧問看到後大吃一驚,於是在給蔣委員長的報告裡面寫出中國空軍「上天啃木頭,下地吃青草」的情況。
       看到了這樣報告的蔣委員長,出於提升國家形象的考量才下令航空委員會爲飛行們準備高空伙食。這個政策暫時解決了大家營養不良的問題,但是中國飛機裝備不佳的問題到此刻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回解決。包括四大隊在內,中國空軍的裝備依然是由蘇聯提供西班牙內戰剩餘的I-15及I-16系列戰鬥機。
        駐防於雙流基地的第三與第五大隊,主要任務是負責整個成都地區的空中警戒任務。他們主要的敵人,是由中島公司爲日本陸軍航空隊設計,可以爬升到11900公尺高空執行偵察任務的「九七式」司令部偵察機。這對沒有座艙蓋,而且缺乏足夠氧氣供應的I-15和I-16戰鬥機而言,是一個非常難纏的對手。
       第三大隊飛行員在羅英德大隊長的命令下,多次與第五大隊的弟兄們一同升空攔截「九七式」司令部偵察機。不過由於蘇聯制戰鬥機的性能與敵機實在是差距太大,國軍飛行員沒有一次不是無功而返。爲了扭轉這個劣勢,國民政府緊急在民國29年(1940)年底向蘇聯採購了150架新式的I-153與I-16戰鬥機。
       其中75架I-15戰鬥機由成都的第三與第五大隊派遣飛行員赴新疆哈密接收。提起民國30年(1941)年1月5日在新疆駕駛新飛機的經驗,喬無遏表示做為I-15bis後繼機種I-153「海鷗式」戰鬥機,在設計上除了有更大的馬力及可伸縮的起落架外,還配備了四挺火力強大的12.7mm機炮。
       I-153的心新設計確實一度提升了喬無遏接下來執行高空攔截任務的信心。相較於出生於廣西航校的飛行員已經被打光,而不得不以筧橋航空畢業生補充其缺額而逐漸「中央化」的第三大隊,第五大隊從大隊長黃新瑞以下的幹部還是以廣東航空學校出生者爲主。
      廣東航空學校的飛行員,因爲從抗戰初期就已經開始投入與日軍的戰鬥而累積了相當完整的作戰經驗。於是。黃新瑞奉命出任雙流飛行基地的空戰指總指揮,同時指揮第三與第五大隊的飛機,攔截任何侵入成都空域的偵查機,只是他  沒有想到的是日軍送來的不會永遠只是「九七式」司令部偵察機。
314雙流空戰
       民國30年(1941)年3月14日,喬無遏迎來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場空戰。不過日軍這次派來的並不是他所期待「九七式」司令部偵察機,而是12架駐扎於漢口,隸屬於日本海軍第12航空隊的「零式」戰鬥機。他們的任務只有一個,就是掃蕩並徹底殲滅在成都的第三與第五戰鬥機大隊。
       當天,第三與第五大隊在黃新瑞的親自率領下,總共派出了31架戰鬥機升空迎戰。不過即使在數量上佔據了如此壓倒性的優勢,面對性能超過I-153整整一個時代的「零式」戰鬥機,國軍飛行員所組織的飛行編隊很快就在敵機的高空與低空夾擊下被衝散了。
      由第三大隊第28中隊長周靈虛率領,包括喬無遏在內的11名飛行員負責執行低空巡邏任務。只是他們還來不及反應過來,負責高空與中空巡邏任務的黃新瑞大隊長與岑澤鎏副大隊長已經分別率領自己的編隊與「零式」戰鬥機大打出手。見到這個情況,周靈虚立刻率隊爬高前往支援。
      不過由王飛鳳、喬無遏與王蔚梧三人組成,在編隊外圍擔任警戒任務的小編隊,卻因爲座機上沒有裝備無線電,沒有接收到周靈虛的接戰命令,他們很快就與大機群失去了聯系,只能如無頭蒼蠅般先拉高到7500公尺高空以方便搜索戰場位置。
      就在喬無遏着王飛鳳分隊長急忙的搜索主編隊行蹤的同時,「零式」戰鬥機已經在7000公尺的空域內大開殺戒,包括黃新瑞大隊長、岺澤鎏副大隊長與周靈虚中隊長在內共14架戰鬥機,也就是第三大隊加第五大隊近一半的兵力,在這場上戰鬥中被摧毀。
      一直等到戰鬥機燃料快用完,王鳳飛分隊長才率領的喬無遏與王蔚梧兩人返回成都。由於地面警報尚未解除,他們改降邛崍機場加油待命。等再回航雙流基地時候,迎接他們的居然是十具棺木。包括黃新瑞、岑澤鎏、周靈虚等三位隊長共十人的遺體,遭到「零式」戰鬥機擊落僅有四人生還。
      除了三位隊長外,林恆、陳鵬陽、袁芳炳與何德祥等飛行員的死最讓喬無遏法接受。因爲這四個人通通都是喬無遏過去在空軍官校的同窗好友,沒想到短短的一場空戰下來,他們都被「零式」機送到另外一個世界。同學們的死亡給喬無遏帶來相當大的心理衝擊。
      比這些還要更爲殘酷的事實,是在於哪怕透過消極避戰的方式,都沒有辦法替國民政府保存剩下來這最後一批I-15、I-16戰鬥機,因爲「零式」戰鬥機會借由跟蹤執行疏散任務的國軍機群的方式,主動搜索並攻擊中國空軍幾座設置於中國西北,用來給各式軍用飛機避難的輔助機場。
      5月22日,17架來自第五大隊的I-153戰鬥機,在大隊長呂天龍的親自領隊飛往陝西省南鄭縣避難。沒想到17名飛行員在當地等待了不到四天的行蹤就被日軍發現,於是航空委員會又馬上下令要他們疏散到更偏僻的甘肅省天水縣以確保飛機的安全。
      萬萬沒想到,這次吕天龍大隊長還是低估「零式」戰鬥機的航程。17架戰鬥機在天水機場落地加油的過程中,遭到敵機偷襲,全部都來不及起飛,就在地上被殲滅。從年初開始,不到五個月的時間,第五大隊就失去了32架I-153級,另外還有12架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傷。
      到此爲止,中國空軍失去了一切與日軍作戰的能力,蔣介石委員長對第五大隊接連兩場空戰中遭遇幾乎全軍覆滅的損失感到難以接受。於是,他在民國30年(1941)年7月1日,透過航空委員會下令將第五大隊改名爲「無名大隊」,並要求所有飛行員在胸口前掛上一個「耻」字予以警惕。
      根據喬無遏將軍的回憶,這個掛在胸前的「耻」字標誌對第五大隊的兄弟士氣帶來了非常大的打擊,幾乎時時刻刻都提醒的他們是一群沒有能力保護國家領空與人民的失敗者。所幸這樣的屈辱伴隨着「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的到來還有太平洋的戰爭爆發,很快就走入歷史。
由第三大隊調往第五大隊
       進入民國30年(1941)年底,日軍對大後方的戰略轟炸有了大幅度的減緩。無論這主要的原因,是日本航空隊在民國30年(1941)年12月20日於昆明上空遭到由陳納德將軍指揮的志願隊擊落了四架轟炸機,還是因爲日軍將進攻目標轉移到東南亞,中華民國空軍都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民國31年(1942)年的某一天,人在雙流機場的喬無遏突然接到大姐喬無忝的來信。得知隨擔任國立中央大學教授的父親搬遷到重慶的母親高公淶病危,並爲希望他能盡快返家探親的訊息。不過在戰爭的前線情況下,身爲空軍的作戰人員哪說想離開就能夠離開的?
       面對這樣進退兩兩難的局面,喬無遏的情緒難免悶悶不樂,天只能躲在宿舍以淚洗面。所幸通情達理的劉晋孟分隊長發現了這個情況,主動向大隊長羅英德提出讓喬無遏暫時離隊回家探望母親。因爲羅英德很爽快的就批准了劉晋孟的建議,讓喬無遏苦悶的心情得到了解脫。
       除了透過醫生主任交付了一批藥品給喬無遏讓其帶回救助母親外,羅英德還好人做到底調派了一架「弗力堤」教練機直接送他到重慶的白市驛機場。只可惜當他隨着留守在家的四弟喬無度一起趕到當地寬仁醫院時,高公淶的遺體已經在太平間等待他們了。
       喬無遏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感傷,因爲喬大壯要求他與四弟一起將母親移靈回到高氏家族在四川瀘州的祖墳,然而身上盤纏不足的情況下,他只好透過羅英德向航空委員會提出預支一年的薪水要求,這一次,航空委員會又是很爽快地將錢撥下來。
       在回家途中,他們僱船由長江前往瀘州,結果途中船東的兒子居然染上了霍亂。不幸的是喬無度在協助照顧對方的過程中遭到傳染,最後兩人都在船上活活病死。短時間內失去兩個至親的打擊,很容易講一個人的心智上徹底擊垮。
不過喬無遏是中華民國的空軍的飛行員,是那個年代裡全中國最優秀的一批人,在他的心理與生理上承受壓力的能耐,自然不是一般人能夠相提並論的。支稱喬無遏走下去的動力,是他明白自身還負保家衛國的責任,不能這樣隨母親與四弟一起離開人世。
        恰巧這個時候。二十架由美國伏爾提公司(Vultee)所生產的P-66「先锋式」(Vanguard)戰鬥機也繞過了大半個地球,由紐約經過大西洋、非洲的西岸阿克拉(Accra)、南岸的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運抵印度卡拉奇(Karachi),準備依照《租借法案》(Lend Lease Act)移交給中華民國空軍。

接收P-66戰鬥機
        做爲航空委員會指定第一批換裝「先鋒式」戰鬥機的中華民國作戰單位第三大隊從民國31年(1942)年6月開始,派遣飛行員前往卡拉奇,講P-66戰鬥機一架又一架的經由「駝峯航線」飛回國內。處理好母親喪事返回部隊報到的喬無遏馬上就在羅英德的指派下投入了這項重要的任務。
        與接收共和公司(Republic)P-43「槍騎兵」(Lancer)戰鬥機的經驗不同,國軍飛行員大多數是在沒有美國人員直接參與的情況下,獨自駕駛批P-66回國的。然而包括在喬無遏在內的絕大數,第三大隊飛行員並不認爲這款將飛機適用於執行空戰任務。
       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於P-66,不像P-43那樣裝備渦輪增壓發動機,根本上無法用在執行高空攔截任務。而且設計結構十分脆弱的起落架,在降落的時候一旦速度過快,就有可能無法承受猛烈撞擊而損毀,並導致整架飛機墜毀。
盡管對P-66的評價不高,甚至認爲那只是一款由教練機改裝而成送到中國戰場上的試驗品。喬無遏指出美國飛機的到來在穩定軍心士氣方面仍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所以國民政府刻意將已換裝的P-66戰鬥機的第三戰鬥大隊調防到戰時的首都重慶,進行「全民國防」的宣導工作。
也就是在那一年的雙十國慶,航空學校第九期畢業的王光復帶領着喬無遏、臧錫蘭、姚兆元等三位第十期學弟駕駛P-66          在重慶上空做了一次戰力展示。由於其低空纏鬥性能與I-153一樣靈活,喬薇認爲先鋒是戰鬥機,喬無遏認為「先鋒式」戰鬥機從表演的角度上來看能稱得上是一款傑出的飛機。
到了這個時候,由美籍志願大隊所改編而成,接受總部設在印度的美國陸軍第10航空隊指揮「駐華航空特遣隊」(China Air Task Force),已經幾乎一手包辦了整個中國空軍戰場的空中作戰任務。尚處於重建階段的中國空軍只能留守後方,偶爾起飛攔截一下敵人的高空偵察機。
        從民國31年(1942)年10月底到11月初出爲止,第三大隊起飛執行了約16次攔截任務,不過他們在這16次任務中沒有遭遇過一次敵機,這讓喬無遏等飛行員感到非常的懊惱,畢竟他們參加空軍的目的是希望能在空中擊落幾架日軍的飛機,而不是單純地接受友邦的保護。
        爲了盡快恢復空軍的戰力,配合由陳納德將軍制定的空中反擊計劃,蔣委員長採納了羅英德的建議。於是「無名大隊」恢復了第五大隊分番號,飛行員也終於可從此「耻」字帶來的屈辱與壓力中得到解放,重新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信心。
        這一切的發展,對於喬無遏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她就是被羅英德選中,一起進入第五大隊實施部隊「中央化」任務,其中的一位第三大隊青年幹部。「無名大隊」由此可見無論是飛行技術還是對國家的忠誠度,都已已經充分獲得長官的肯定。
中美空軍混合聯隊
        民國32年(1943)年3月10日,獲得羅斯福總統支持的陳納德讓「駐華特遣隊」脫離美國第十航空隊的指揮系統,擴大編制成爲專門負責中國戰場中作戰任務的第十四航空隊,在對意圖空襲大後方的敵機實施攔截的同時,陳納德也開始對淪陷區的日軍目標實施戰術性的炸射與戰略性轟炸。
       不過,美國政府出於優先擊敗納粹德國的戰略方針,絕大多數的陸軍航空隊的飛行員,都被優先選送歐洲戰場,讓陳納德無法取得足夠的戰鬥人員推行他從空中擊敗日本的戰略規劃。陳納德因此希望將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也納入第14航空隊編制投入戰鬥,以彌補兵源短缺的問題。
       恰巧此時蔣委員長也將從第十四航空隊的合作,視為大幅度的提升中華民國空軍的指揮管理、參謀作業、後勤補給、作戰技能,以及從美國手中獲得更多的飛機和武器彈藥的援助的契機。所以對陳納德提出將中美兩軍空中與地勤人員組合成混合飛行單位的構想,蔣委員長也給予了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
       蔣委員長除了堅持作爲嫡系部隊的第四大隊必須執行首都防空任務外,他將國民政府擁有最多作戰經驗的第三與第五戰鬥機大隊,還有裝備轟炸機的第一大隊指揮權交給陳納德。這三個大隊的飛行人員將駕駛最先進的美式戰機投入中國戰場上的空中反攻行動。
       按照陳納德在民國32年(1943)年提出的原始構想,這支部隊的核心戰鬥人員將以從空軍官校第十二期以後畢業,依據《租借法案》的規定前往美國本土受訓的國軍飛行員爲主。因爲對於美軍的指揮與作戰模式,他們顯然比老一代在國內受訓的航空學校的前輩們更加熟悉。
       只是他很快的就發現即使將來回到中國的旅程涵蓋在內,國軍飛行員光是在美國受訓就要花上一年半的時間。而且依靠完成訓練陸續返國的人員在數量上也不足以讓陳納德德發動大規模的空中攻勢。最後陳納德只好破例吸收部分第十二期以前的畢業,留在第三與第五大隊的老一代有作戰經驗任飛行官任部隊長,以彌補手中的人員不足。
        這些被選入加入中美混合聯隊的老飛行員,必然是技術得到陳納德全面肯定的佼佼者。因爲當時這個原因,當時人也正好在第五大隊29中隊服務的喬無遏在民國42年(1943)年10月1日那天成爲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的第一代飛行員。
第五大隊轄下的第26中隊與第29中隊,於12月份啓程前往印度卡拉奇接手寇蒂斯-莱特公司所生產的P-40「鹰式」戰鬥機換裝訓練。在那裡喬無遏發現準備被編入第五戰鬥機大隊,與他們一起並肩作戰的美軍人員大多數來自美國陸軍航空隊的第51戰鬥機大隊。
        據喬無遏回憶,裝備P-40「戰斧式」戰鬥機的第51戰鬥機大隊在珍珠港事變後不久被派往澳大利亞以抵檔日軍在東南亞的攻勢。然而由於他們的裝備P-40B的航程實在太短,不適合用於執行支援爪哇前線的遠程轟炸任務,因而被撥給印度第十航空隊。
        等到了第14航空隊成軍後,第51戰鬥大隊被納入第69混合聯隊,專門爲在怒江前線的國軍弟兄提供空中支援。喬無遏注意到許多美籍地勤人員都領有「紫心勳章」(Purple Heart),於是詢問他們是在太平洋的哪個戰役中受傷的。
一問才知道,第51戰鬥機大隊的地勤人員在搭船前往印度洋的途中遭遇到日本海軍潛艇攻擊而傷亡慘重。所有的幸存者,事後都得到羅斯福總統頒發的「紫心勳章」作爲獎勵。這一段歷史,讓喬無遏等第五大隊的飛行員想到了自己過去在空中被「零式」戰鬥機痛打的經驗,馬上與眼前的美國戰友們有了病相憐的感覺。
        身爲中國戰場同盟國空中武力的最高指揮官,陳納德嚴厲禁止手下的美軍人員對中國人有任何的歧視行爲,不過喬無遏表示這樣的規定在第五大隊裡根本沒有推行的必要,因爲曾經在戰場上遭到日軍重創的共同記憶,而在短時間內就跨越了種族、語言與文化的隔閡,打成了一片。
       尤其是剛被派赴戰場的美國飛行新手,還希望當中國隊長的僚機。因爲國軍飛行員在劣勢下獨立面對日軍攻勢長達四年,個個身經百戰而能存活必有高超的技術,這也是中國空軍被盟友尊重之處。畢竟在不久之前,駐菲律賓的美國陸軍航空隊,可是在「零式」戰鬥機的打擊下全軍覆沒。
      完成換裝訓練後,第26與29中隊的空勤人員於民國33年(1943)3月17日,駕駛這著P-40N經由「駝峯航線」回到國內。由於一個中隊總共接受了25架飛機的原因,中國飛行員首次有了個人座機的概念,喬無遏還記得自己接收的是一架編號751的「鹰式」戰鬥機,將其命名爲「太歲號」。
      駕駛着由自己親手畫上的「鯊魚牙」,傳承了「飛虎」精神的P-40N與隊友們抵達雲南省的霑益機場後,喬無遏他們於次日馬上啓程飛往廣西省桂林的二塘機場。從二塘機場,第五大隊的飛行員在經由湖南省的零陵轉場進入了盟軍在華中的前線,規模最龐大的芷江空軍基地。
      抵達芷江機場後的一個月左右,日軍就發動了以打通大陸交通線爲戰略目標的「一號作戰」。此一集結52萬人的攻勢於五月份蔓延到湖南戰場,於是第大隊在陳納德的命令下,派出第29戰鬥機中隊趕往江西省遂川縣的前進基地參戰。
除了中美空軍混合聯隊的第29中隊,美國第23戰鬥機大隊也派遣了兩個中隊的機群進駐遂川,他們分別裝配P-51「野馬式」戰鬥機的第76戰鬥中隊,以及向第51戰鬥大隊「借」來擁有P-38「閃電式」戰鬥機的第449戰鬥機中隊。可見遂川作爲第14航空隊的前進基地的地位,相當爲陳納德所重視。
       5月12日,六架來自日本陸軍飛行第90戰隊的「九九式」雙引擎爆擊機在第25戰隊與第48戰隊所派出的53架「一式」戰鬥機「隼」掩護下,對遂川展開了大規模的空襲行動。喬無遏還記得當天他駕駛的P-40N在跑道上準備起飛時,日軍投下的炸彈已經落在落到機場面了。
      勉強起飛升空,喬無遏一面拉高座機的高度,一面向東方飛去,以搜索返航的日軍機群。他在發現自己的下方出現了16架敵機後馬上實施攻擊,利用P-40N戰鬥機俯衝時所產生的驚人速度,加上機翼配備的六挺.五零機槍,殺得敵人措手不及,當場就擊落一架飛行第48戰隊的「隼」。
       理所當然的,喬無遏的座機在對敵機飛行編隊實施攻擊期間也遭遇到了猛烈的反擊,但是由於P-40N戰鬥機,座艙後方的保險板裝甲設計的夠厚重,它的左翼雖然中彈,而且無線電也被擊毀,但卻依舊將P-40N平安的飛回了遂川基地。
      等下了飛機以後,喬無遏才驚訝地發現到「太歲號」在空中先後中了32發子彈卻能夠繼續飛行。讓喬無遏對美國人在設計飛機以確保人員安全爲第一優先考量的原則佩服得五體投地,使他逐漸相信中華民國已經進入了反敗爲勝的階段。而喬無遏也是第五大隊進駐芷江基地以來,第一位取得空中擊墜記錄的飛行員。
      更重要的則是,包括喬無遏所打下的那架敵機在內,日本陸軍航空隊於5月12日的空戰中失去了兩架由中島公司生產的「一式」戰鬥機。這款戰鬥機在設計與性能表現上和日本海軍「零式」戰鬥機屬於同一等級的作戰機種,所以喬無遏在那天的表現也算是替雙流空戰陣亡的空軍弟兄們報了一箭之仇。
殲滅日本陸軍在華空中武力
      進入六月以後,陳納德一方面派遣包括第五戰鬥機大隊在內的第14航空隊飛行單位支援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將軍固守衡陽,另一方面也開始構思如何將日本陸軍航空隊在中國的有生戰力徹底摧毀。唯有奪回制空權,他手下的飛行小將們才能夠毫無後顧地之憂的爲地面戰鬥的國軍將士提供密接的空中支援。
      6月26日,喬無遏駕駛編號579的P-40N巡視衡陽戰場上空時,從地面防空警報網聽到了敵機出沒的消息。他立即將飛機高度拉升至14000尺高空。經過一番搜索果然在衡山北面的茶恩寺一帶空域發現了一批日本陸軍航空隊的「隼」。
喬無遏立刻立即對眼前的敵機發動攻擊,並在由上向下的俯衝近4000尺的過程中將其中的一架「隼」從空中硬生生的打得冒煙墜入地面。此為隨中美空軍混合聯隊參戰一個半月以來取得的第二架戰果,充分說明了國軍飛行員只要有好的飛機與裝備,表現可一點都不輸給美軍戰友。
       提到殲滅日本陸軍航空隊在中國戰場的主力,陳納德不會以在單一空戰中擊落幾架就心滿意足,而是期待大規將日機的戰鬥機摧毀於地面。而作爲日本飛行第25戰隊與第48戰隊的前進基地,位於湖北省監利縣白螺磯機場也就成爲了他的首選攻擊目標。
       第五大隊的美籍大隊長法蘭克.魯斯(Frank Rouse),還有中國籍的大隊長向冠生奉陳納德的命令,共同策劃了這個規模宏大的打擊任務。他們從七月初就開始派出戰鬥機三次空襲一座位於粤漢鐵路上的橋樑。那座鐵路橋樑距離白螺機飛行基地相當接近。
       由於三次空襲都沒有給日軍帶來絲毫的損害,久了以後白螺磯機場,日本飛行員對中美空軍的戒心也就鬆懈了下來。注意到這一點的魯斯與向冠生於7月14日那天一大早,派遣第5大隊與美國第23戰鬥機大隊的75中隊的21架P-40N戰鬥機聯合空襲白螺磯基地。
       白螺磯機場的日本陸軍航空隊遭到迎頭痛擊在戰機猛烈的空中壓制下毫無絲毫沒有起飛迎戰的機會。一架來自第48戰隊的「隼」外,還有一架「九九式」雙引擎爆機與三輛補給卡車被毀,數不清的飛機在地面上爲P-40N打擊到嚴重損毀,另外還有6人死亡與16人受傷。
       儘管第五大隊在首度空襲白螺磯的任務中,並沒有如其所宣傳那樣殲滅20架以上的敵機。卻還是給日本陸軍航空隊的人員帶來了極大的傷害,尤其是心理上的打擊,更是難以用數量來衡量。從這個角度出發,喬無遏表示那是一場非常成功的奇襲任務。
       當然第5大隊任務還不只是打擊日軍的飛行基地,或者是提供國軍空中支援而已。在第14航空隊轟炸機數量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他們還要出動戰機對敵人的陸上及水上的交通線實施空中阻攔阻,甚至於炸射淪陷區的大型以中型城市的周邊的軍事設施。
       7月19日,第14航空隊各戰鬥大隊出動了80架戰鬥機,針對在洞亭湖、長沙與湘潭等地區活動的日軍車輛、船隻、部隊、軍營、碉堡、倉庫以及電台等目標,實施聯合炸射轟炸,其中第5大隊派出了10架飛機,在魯斯大隊長直接指揮下攻擊了新市境內的機場與鐵路橋樑。
       10架飛機分成了三個分隊,由魯斯大隊長、第29中隊副中隊長何漢鴻與分隊長馮珮瑾分別指揮。除了一分隊有4架P-40N外,後面的第二與第三分隊則各由3架飛機組成,每架飛機帶200磅炸彈兩枚,在其中一個分隊實施對地面攻擊,另外兩個分隊負責高空掩護。
      理所當然的,當天第一波對新式機場實施的空中打擊是由魯斯指揮的4架戰機負責執行。只是他們還沒有投完炸彈,就已遭到敵人16架「隼」,分兩批各8架飛機上下兩面包抄。看到此一情況的何漢鴻立刻命令第二與第三分隊的戰鬥機拋棄炸彈,做一個半滾動作後來對敵機發動俯衝攻擊。
     突然遭到何漢鴻與馮珮瑾兩個分隊共六架戰鬥機,同時由右側與左上側方發動猛烈的攻擊,原本集中於打擊魯斯分隊的敵機群,因毫無心理準備而在半空中當場被衝散。來自第三分隊的冷培樹中尉抓住機會,當場就將其中一架「隼」給打了下去。
      隨即P-40N機群又拉高了飛行高度,對日機實施第二次俯衝攻擊,這次不僅何漢鴻副中隊長也取得空中戰果,跟隨在其一旁擔任僚機的喬無遏也在將機槍射擊角度從60度調整爲零度以後,開火將另外一架驚慌失措盤旋空中的「隼」打成了一團火球。
      另外,馮珮瑾分隊長以同樣作爲何漢鴻的僚機的飛行員的周天民也在俯衝攻擊中各自擊落一架「隼」。與此同時冷培樹發現有一架「一式」戰鬥機還在猛烈攻攻擊自己的座機,於是他馬上掉轉機頭,以更強大的火力給予還擊,那架「一式」戰鬥機有如當頭棒喝一般,冒着濃煙往地面墜落。
       空戰結束後,除冷培樹因座機受傷嚴重而在安化跳傘外,其餘9架戰機全數平安返回芷江機場降落,喬無遏在這一場空戰中正式取得了第三架擊墜記錄,只需在擊落兩架日本飛機,就可升格爲王牌飛行員。
不過在7月20日對白騾磯機場發起的第二次空襲行動中,喬無遏因爲美國籍的約翰.丹寧(John A.Dunning)副大隊長需要有人陪同擔任翻譯,沒有辦法直接駕機參戰。然而比失去了在空戰中多擊落一架戰機的機會,更讓他難過的,是從前線傳來了老同學馮珮瑾陣亡的消息。
       參與第二次白螺磯空襲任務的中美戰友回報,當日戰機爲了躲避日軍雷達監控,採取低空飛行,結果在飛過洞庭湖上空的時侯馮珮瑾的戰機因爲飛行高度太低,連人跟着飛機一起墜入湖中死亡。喬無遏表示,對一個戰鬥機飛行員而言最不值得的,就是死於這樣的飛行意外。
      不過第5大隊的飛行員把悲痛化爲力量,在當天的空氣行動中有更爲傑出的表現。日本陸軍航空隊檔案證實,第5大隊總共摧毀了飛行第48戰隊6架停在地面上的「隼」。對資源不足且軍事生產力有限,無法及時取得飛機補充的日軍而言這是難以形容的打擊。
      四天後,收拾完沉痛心情的喬無遏又坐進了「太歲號」的座艙裡,執行第3次空襲白螺磯機場的任務。中美空軍混合聯隊還特意從恩施與梁山等機場派出了3大隊的戰鬥機编隊空襲湖南省孝感,吸引日本陸軍航空隊的飛機起飛升空作戰,目的就是盡一切可能消耗。日軍有限的燃料。
       等到日本飛行第25與第48戰隊的戰機在孝感上空執行完攔截任務,降落在白螺磯機場加油的時候,18架第5大隊的戰機對他們發動了奇襲。配合在機場堆積的航空燃料被擊中後所產生的連鎖爆炸,這次第5大隊成功摧毀了20多架的「一式」戰鬥機。
       日軍的戰報沒有明確主指出有多少戰機在這場行動中被擊毀於地面,卻也含糊承認兩支飛行戰隊失去了絕大多數的飛機。從此開始,日軍在華中戰場上也沒有辦法形成有組織的空中戰力,這意味着衡陽前線面對日軍攻勢的第10軍將士們,不用繼續擔心來自空中的威脅了。
       僅用了三場空襲行動,中美空軍混合聯隊就徹底摧毀了日本陸軍航空隊在中國最精銳的兩支飛行戰隊,制空權的奪回,證明喬無遏等沒有前往美國受訓的老一代飛行員可以毫無障礙地與美國朋友並肩作戰。而且擁有同等級的戰鬥機的情況下,中國飛行員完全具備在空戰中擊敗日軍的可能。
       能夠取得這樣一個令陳納德大感意外的成就,喬無遏認爲最關鍵的因素在於他們成功的由過去失敗的空戰經驗中吸取了足以反敗爲勝的經驗與教訓。對日本飛行員,乃至於「零式」戰鬥機性能與相似的「隼」,他們的瞭解別說還在美國受訓的新手,甚至超過了大多數的美軍飛行員。
       諷刺的是當許多第16期以後被送往美國受訓的飛行員返國,並被编入中美空軍混合聯隊參戰的時候,他們反而發現自己沒有敵機可以打,只在執行對地面攻擊任務。會這樣尷尬的原因還是因爲日本陸軍航空隊在中國戰場上有生力量已經爲老前輩們消耗殆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駐防湖南芷江基地的空軍第五大隊,奉命掩護美十四航空軍。B-24轟炸機三十五架,轟炸目標是岳陽日軍物資集結場,這次任務本應由駐桂林美軍十四航空軍P-51單位擔任掩護,由於任務命令下逢時桂林基地天候大霧,能見度不足機場關閉,臨時改由第五大隊執行。

        當時第五大隊為中美混合團,使用P-40N戰機,下屬第十七、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和第二十九中隊,戰機七十五架, 任務提示下達命令,第二十九和第二十六中隊擔任近層掩護,第十七中隊擔任中層和第二十七中隊擔任高層掩護,各中隊均派遣十六架,編為四個分隊陸續起飛,在芷江基地上空與B-24編隊會合,各隊均就掩護位置,浩浩蕩蕩直向洞庭湖而去,一路上無線電靜默,主要一防止日軍截聽暴露行動。

        抵達洞庭湖上空,在機隊正前方發現敵機,B-24領隊機呼叫ZERO(零式機)十二點鐘上方,P-40編隊已早發現,只是擔任掩護任務,除非是敵機攻擊我轟炸機之外,否則必須隨伴機群,不可主動離群去攻擊敵機。

        敵機是中島Ki-43型戰機,約四十架,陸續分批急降突擊,這時掩護機群急轉對頭,曳光彈橫飛敵我雙方鏖戰,轉瞬間,發現六個降落傘,顯然是被擊落跳傘的飛行員,卻也無法分辨出是敵是我。

        敵機突擊轟炸機群兩次,第二次接戰,掩護機隊和日機演變成相互追逐,觸目所及,都是戰機翻滾,B-24機進入轟炸航線投彈,岳陽機場及物資集結場硝烟一片,投彈後B-24急轉脫離,P-40機編隊立即集合,編成戰鬥隊形相互檢視飛機,發現許多戰友機身和機翼中彈,陸續飛返芷江後,若干同袍未能返回,當時筆著擔任中尉分隊長,中隊長葉思強少校殉職,副中隊長何漢鴻作戰受傷住院診冶,下屬位三分隊長亦因傷、病,全隊只有筆者(喬無遏中尉)代理隊務。

        十八日晚十時,失蹤同學均已找到,只有冷培澍中尉迄無消息,真是焦急不已。次日清晨,張大隊長唐天上校傳我去大隊部,說已接到游擊隊電報,冷培澍被擊落在漢壽,該地區已淪陷,航委會參謀處命令「須設法營救冷員脫險」。

        溪壽位於洞庭湖區,鄰近日軍的白螺磯機場,芷江基地只有一架PT-19RYAN雙座教練機可供飛往常德,機場狀況不明不知是否可供起降,亦不悉有無工作人員留守,但軍人只有服從命令,別無選擇只有冒險一行。

        首先,我去找醫務所問Dr. FOR GRAVE和張主任是否可派一位醫官或護理人員同行,答覆是無人可派,只是交給我許多急救器材藥品等,並祝我好運,隨後,我去檢查飛機,因不熟悉常德機場情況,必須自帶返航汽油,以二十五加侖油桶裝於後座,中隊機械長尚進和BILL  MCULLOUGH,兩人為我檢查妥善我的航行計畫於十九 日黃昏抵達常德,即使日軍發現也因黃昏夜暗不能派機攔截。

        依計畫黃昏抵達,所見機場已遭日軍破壞,每隔二十米挖成井字形水溝,顯然不能降落,遍尋之下只是東北場邊還有兩處相連,長度不及四十米,我遂盤旋附近村落,希望短場降落時失事或翻覆能來救我,隨後發現人群跑向機場,我遂以極低近於失速速度,時速三十浬拉起機頭,降落在約四十米長的可用長度,因失速後著陸過重,機翼支撐張線脫落,起落架扭曲,幸未翻覆。

        隨後,我發現跑向飛機者,身著草綠軍裝,且有綠色頭盔,就我們所知,那個時期對日抗戰已屬極艱苦階段,國軍大半並無鋼盔,著鋼盔必是日軍,我急忙手持防身手槍往反 方向奔跑,以免被敵俘獲,之後才知是國軍第十一師一位同袍,當時發現的鋼盔是用竹片所編成。

        這是一位連長戍守益陽至常德及整個洞庭湖西岸,對地區敵情知之甚稔,遂知漢壽業已淪陷,由汪精衛政府維持會管轄,日軍時來時往,答應我要求 ,稱可送我入湖區,並告訴我昨天他們俘獲日軍一匹戰馬,問我是否會騎,又說「只是沒有馬鞍」,我心想有馬代步是可以節省體力,備以應變,但無馬鞍確是難騎,兩腿下墜,全身重量都在臀部,痛楚不堪,遂改用小船,繼續前進。

        說是「湖」,其實都已為農民圍圈用種稻米,因此阡陌間都有水道行舟,冬季湖水尤淺,也不過是一人的高度,很多淺的地 方一片蘆葦,我在盤算如尚有意外情形,蘆葦湖區不失為用做掩護的好法處。

        一夜輕舟,拂曉到湖中心的一個「么店子」這是用木材架高水面,上層是一間極其簡陋的飯鋪,用飯時,向一位國軍別動隊負責人盤詢,始知冷培澍已由漢壽脫逃,在別動隊協助下,送到漢壽以南的一個天主教堂,這時這位隊員派人引領我去該處,又說,你這身飛行衣必須換過,以免引起敵人注意,於是我換上唐裝,並用草灰敷面,我就成了當地老百姓的樣子。

        引導我的是一個十五、六歲小孩子,他說,你跟我相距百步,倘我舉在手,你就向後跑,一路提心弔膽,默禱佛佑,終於到達天主教堂。接近教堂,聽到泠培澍在哭在叫,我喚他的小名「克勝、克勝、我來了」,他陡然從臥榻跳起,擁抱著我號淘不已。冷培澍的傷在前額,因為我們中隊負責近層掩護,必須以轟炸機之速度就位,因此在部署上極為不利, 冷培澍在和敵機對頭交火時,座艙中彈,被玻璃碎片割破前額,皮肉鲜血下墜遮住雙眼,飛機無法飛行,遂跳傘降落敵區。

        教堂是由一個比利時老神父主持,說一口湖南話,他使用我帶去的藥品,依說明逐步處理包紮,又囑咐我們儘快脫身,並說:「倘若為日軍所知,教堂無能力應付」,於是以一張座椅兩根竹竿,輪流抬冷培澍沿湖區小徑趕往常德。

        常德機場雖已遭破壞,航空站也奉命撤退,但日軍迄未來攻,縣政府仍然運作,且有十一師的一個團部駐守,全縣均在放爆竹歡迎遇難飛行員,縣長力邀我們稍事休息,並且要我去學校和民眾集會場講解敵機友機識別方式,處處都受到百姓愛戴,一連在常德三天 。第三天又聽見爆竹聲,才知又由湖區救出一位美國飛行員,交談時,知道他在我任務的次日,於洞庭湖上空空戰被擊落,日軍搜捕時躲藏於蘆葦區,隨身的救生裝具、保險傘全為日軍拾去 。前言所述,湖區水最深處有人身高,低處也就是及腰,他名GRAY為上尉軍官,這幾天浸在水中,救生食糧、飲水均因逃生失去,只靠吃幾隻青蛙、蜻蜓及蘆葦根部的嫩軟部分,三天以後,皮膚為水浸泡不堪忍受,遂走出蘆葦區決定投降,此時有一艘中國漁船撒網打漁,他遂呼叫,但湖區太廣而無效,他遂以防身手槍向空鳴放,漁人操槳接近,在拖他上船時,GRAY精疲力竭而告昏厥,誤扣手槍扳機走火,擊穿右腳面。

        我們尚有餘藥,立刻為他處理包紮,以後多年和GRAY上尉成為好友,直至韓戰時期,始獲悉被米格機於鴨綠江上空擊墜殉職,這是救冷培澍任務中一段插話。

        我的飛機拉張線和起落架都需修理,縣長說:「常德的銅匠名聞遐邇,一定修得好」,這也是番好意,在沒有空軍機械人員的場合,也只有如此,這位銅匠的確大牌,首先用木匠固定鋸子的手法,把張線兩端改用繩索,用一根木棒旋繫,再用木塊鋸成適當尺寸,固定支撐起落架,我們認為只要不改變機翼銜角,就不會有什麼影響。於是就用木板鋪平已掘壕溝,做成短場跑道,告別縣長,將自已的保險傘給冷培澍配用,我就以泠培澍用的傘包臨時作成座墊,於拂曉起發回芷江。

        到逢芷江上空,機場P-40起降繁忙,盤旋二十分鐘,始終沒有給我降落燈號,許久後才看見綠燈,表示我可以進場降落,這種小教練機既無通信設備,起降速度緩慢,著陸時,就聽見在兩側的救火車和救護車上美軍駕駛員不斷大吼:「get out from the damn thing」這也難怪,塔臺的指揮人員,看見到處是木條、木塊固定的傢伙,不知道是什麼怪物,難怪很久才給我們可以降落的信號。

(左:冷培澍、喬無遏)

往事愁多白髮生  江南塞北萬里心


驥老櫪前空悵望  策身無路費偵尋


筧橋湮沒生秋草  芷江荒涼對暮雲


雁行中斷增惆悵  淡泊歸隱誌平生

           

舊羽齋主人  喬無遏

 

 

 

( 此文摘自中國的空軍雜誌 ,喬無遏先生確認無誤)

湖南衡陽上空–喬無遏

        日本為了迅速解決對華戰爭,俾使全力扺禦美國太平洋的攻勢,遂在卅三年十月, 集結十萬兵力於漢口、岳陽、發動 ICHIGO作戰計劃,沿湘江及粵漢鐵路南犯, 三日後攻下長沙,十日後攻抵衡陽,圍困方先覺部隊四十七天,再轉向湘桂,攻克零陵、桂林、柳州、南寧,再北向獨山,造成陪都重慶震驚,盟軍最前方還可用的機場只剩芝江。

        駐芝江的乃中美混合團的五大隊(P-40N),和一大隊的第四中隊(B-25-J),執行阻絕日軍補給線,支援衡陽守軍的作戰任務,當時我是五大隊廾九中隊中尉副隊長,民國卅四年一月廾日,這一天率P-40 N十三架,各携傘彈六枚,巡弋岳陽至衡陽一帶切斷日軍陸運水運,但一直未發現可疑目標,迄扺衡山,發現湘江兩側蘆葦之間有陽光照射點點反光,試以機槍低空掃射就轟然爆炸燃燒,乃日軍以蘆葦掩視的油料彈箹,正在得意時,無線電裡聽到”  Zero, 12 o’clock high!” 同隊的  Lt. Phil Coleman 首先發現日軍零式,我機群正在轉變對地面攻擊為對空作戰之際,日機己取得有利位置,我機既沒高度,又沒速度,乃急拋外載,加滿油門,急遽翻轉,以迴避攻擊,躲過了兩次,倖未中彈, 迨第三次,左右各一架日機夾擊之下,五枚子彈射中左機艙,左翼空速管擊斷,左副翼掉了一半,另一半則像斷線風箏,我只能急降高度,低空飛行,轉向回航, 這時才發現儀表板中彈破裂,液壓管破裂,當大隊長呼叫集合時,我才發現不能發聲,再一摸下巴,脖子濕的,這才感到疼痛,左頰中彈,碎骨血肉滿口腔,因過於緊張,而且專注脫離日機攻擊,當時竟然完全沒感覺到只聽到各機恢復編隊時,大隊長在問有誰看見喬無遏,無人回答。

        回航途中,深感慶幸我可有一板”傷榮臂章”,這是我在參加空軍時就夢想得到的--我已為我的國家付出了鮮血,但這時座艙內溢滿濃煙,不到一分鐘起火燃燒,兩手燒傷,經過幾番掙扎,減速側飛,仍無法滅火,而且濃煙已讓我無法呼吸,不得不跳傘了。這架 P- 40 N 編號751是我從印度 Karachi接來的,機身還是接機時親手砂紙打磨,以提高空速 20 mph.機頭的鯊魚也是親手繪的,提名”太歲”,隨我南征北討56次任務,打下四架半日本零式我拍拍駕駛桿說: "再見了 751!" 乃翻轉機身,跳傘脫離,下降之時,聽見子彈射穿降落傘之聲, 原是地面日軍及偽軍對我射擊,我拉緊一側肩帶,使傘偏側一方以加速下降,當然落地時摔得很重。

        落地後,眼冒金星,神志半清半醒,不斷呼叫自己清醒,風吹著傘在冬天旱田上,拖著我滾,直到聽到操北方口音喊: "捉住他!捉住他!" 才立即清醒,拋棄傘衣背包(內有急救包及口糧),向槍聲反方向跑,邊跑邊找水喝 (失血過多之故),跑了約一小時,真是生命中最難熬的一小時,好不容易找到一條小溝,正爬下去喝時,右肩遭一陣重擊,回頭一看有兩人著黑衣,一人要踢我,另一人則制止, 再細看, 他們拿的是美式  Thompson 衝鋒槍, 應屬盟軍或我方游擊隊, 我因不能說話,及時掀出飛行胸章交給他們,這兩人擦拭血跡後說 “是中國飛行員” 倉皇間拆了附近民宅一塊門板,兩人就拖著我跑,而我被抬上門板後就昏過去了。

        等我醒過來時,一看錶,夜裡兩點,也不知道是那天。只知道躺在一座廟裡,許多人不知在討論什麼,其中一人操著安徽口音的人看我醒了說:“中尉你左頰是中兩槍”我們已派人去衡山 (日軍佔領區)去找醫生,我們是“別動隊工作小組” 後來才知道這是聞名世界的敵後游擊隊 – 中美合作所,曾救出過  ”東京上空30秒” 的杜立德轟炸機組人員。

        而傷口仍在流血,不時吐出血肉碎骨和子彈破片,日軍偽軍迄末放棄搜索,領了軍犬循血跡追蹤,所以一聽到狗吠就要撤,一連三天都在不時的在撤,還有幾次槍戰,我則是時昏時醒。

        到第四天,想自己可能撐不過去,或許會被俘,醒時就給父親寫遺書。別動隊照顧我的人漸多起來,我才知道這四天的救援行動之中,別動隊已有 14名隊員為保謢我而喪生,我這時方寸大亂,一是這才知道犧性多大,又想到援救無望,竟然痛哭起來,一位隊員湖南人叫李鐵肩,他的新婚夫人為我煮粥,換紗布,才使我又定下心下來,這樣的躲藏又過了好幾天。

        忽然一天,聽到有人在喊 ”美國人! 美國人!” 這美國人身著別動隊的黑制服,進來看我,我不能說話,用手指在地上寫 “ I Am Dyng”,他說:“I am Lt. White, USN, I have some medic but only to share with you a small portion”他即留一些 十片 sulfadizine、十片 sulfanilamide,一打 mulphene, 並說你可以去夫子廟,那裡有OSS (即CIA前身)一所急救站,於是別動隊抬我去那兒,一痛就札一針嗎啡,一路上哼著當時流行的 You Smile And Angel Sing。

        到了 OSS 急救站,才算真定下心來,一開門是一位紅光滿面的美國老先生,顯然是來湘西已久的傳教士說:“已知道有一個飛行員要來,都準備好了”先放我到行軍床上,打開口糧,餵我吃’芹菜牛肉湯’,這真是世上第一美味,永遠難忘,又說”讓我看看傷口”,打開包紮一看,驚訝不已說: “Oh, Broken jaw!” 然後從書架上取下一本 Field Manual翻到一頁還指給我看: TITLE BROKEN JAW, Manual 上畫的四個步驟:
1. 一個人頭包著繃帶,
2. 給一支吸管,
3. 拿著一罐芹菜牛肉湯吸,
4. 醫生一腳踢他出去.

        又說:“Before I kick you out, do you want to send a telex back home?” 於是我把我的 call sign 給他,他拍了封電報,也收到基地指揮官 Col. Dunning 回復,即派救護車去洞口 (淪陷區邊緣) 接應。

        當電報轉到五大隊時,值日官是同期的姚兆元中尉 (廾七中隊分隊長),首先看到,非常詫異,心想被擊落已廾一天,全無音訊,突然來個電報,還是英文的,廣播全大隊說: “你們那個拿了喬無遏的唱片,快送回廾九中隊交特務長,這小子他媽的沒死!”

後記一: 這件當時穿的飛行衣,在岡山空軍官校軍吏館展覽,血跡彈孔仍清晰可見。
後記二: 當時的隨身帶飛行日誌,有一彈孔,捐贈  喬治亞州 Warner Robbins Air Force Museum的 Flying Tigers Exhibition Hall 展覽。

(摘自喬無遏 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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