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大隊十七中隊 黃翔春

        民國8年出生於江西省臨川縣一個殷實的家族。曾祖父在老家經商相當成功,曾經營油行、染坊等多種行業。父親則於大學畢業後在教育界工作。在我幼年懂事前後的時期,正值國事紛亂,國家社會政治皆動蕩不安的年代,軍閥及共產黨分別為了壯大自己的陣容,在民間不斷需索資源,一般生意人不堪其擾。在此情況下家族結束了事業經營,家境也因此逐漸走下坡。

        身為家中長子,我深受父執輩的愛護與栽培。民國25年時我仍在江西南昌就讀中學,當時因為日本侵略中國的意圖已經十分明顯,918事變已經發生,整個社會充滿抗日的氣氛。當時17歲的我血氣方剛,毅然決定投考軍校。我先進入空軍機械學校,民國26年畢業後被分派到江西南昌機場擔任士官。此時上海淞滬戰役正激烈進行,814空戰中,中國空軍第1次擊落日本戰機,抗日戰爭已全面展開。我希望能更上前線去和日本人直接作戰,本想報考陸軍官校,但卻和幾位朋友一起趕上空軍官校13期的招生。當時並不抱持太大希望,因為眾所週知空軍官校體格檢查很嚴格,所以我們認為即使無法當上飛行員,至少也做了1次健康檢查。結果,我不但體檢合格,筆試也通過了,還考了第2名。

        不久接到通知,我到了廣西柳州第五軍校入伍,此時因為日軍攻勢猛烈,政府許多機關都已往後方轉進,我們空官13期入伍生200多人奉命遷到雲南昆明第六分校繼續入伍訓練。民國27年初,入伍訓練完成,就到雲南驛開始初級班飛行訓練,19歲的我第1次坐上駕駛座在空中翱翔,就已知道做飛行員是我的天命,沒有其他的工作能讓我更得心應手。在初級班訓練期間歷經了1次日機轟炸,人員得以疏散,但是飛幾卻損失不少,日軍此時已經開始大規模轟炸後方了,我軍狀況愈趨急迫!

        初級班訓練結束後,我們遷移到四川宜賓準備中級班訓練,但由於中國資源缺乏,沒有足夠的汽油可用,因此幾乎都在教授地面課程。抗戰初期的中國空軍(當時叫做「航空委員會』)接收了不少俄製飛機I-15 (雙翼)、I-16 (單翼) 戰機。坦白說,這些飛機的維修、補給性能都不算好,抗戰初期因為日軍還是使用97式飛機,俄製飛機尚可與之對抗,後來日軍的「零式」戰機出現,俄製飛機根本非其對手。雖然蘇聯當時有空軍志願隊來華作戰,但因為是志願性質,不受中國指揮官節制,管理困難,加上日軍攻勢猛烈,中國海岸線全被占領,物資補給線全部中斷,造成我們空軍無油料可用,以及無法對抗日軍的窘況。

        由於中美「租借法案」的協議,美國從而協助改善滇緬公路運輸開始軍援中國,唯一的補給線是美國C-47飛機從印度或是卡車從滇緬公路運物資進來。後來官校學生也開始赴美接受完整的訓練。這時我們部隊移師昆明,等待赴美。我是第3批赴美的學生,這一批以空官13、14兩期學生為主。民國31年,我們從昆明搭C-47飛到印度加爾各答,再轉乘火車到孟買等待搭船。當時船期因戰火關係,並不穩定,我們等了一、兩個月才乘上船。這艘船約五萬噸,是美國政府向民間徵收來的民輪,我還記得船名是「巴西號」SS Brazil。船上除了官校學生外,還兼載運美國從東南亞撤退僑民,一路上從印度洋經南非好望角,歷時20多天才到美國紐約上岸。沿途有盟軍軍艦巡航,以防德國與日本潛艇的襲擊,過程令人心驚。

        我們一行人從紐約搭火車到亞利桑納州的鳳凰城雷鳥基地,從新開始初級班PT-17飛行課目,隨後至到吐桑(Tuson)中級班BT-I 3飛行訓練,之後再回到鳳凰城路克基地(Luke field)接受高級班AT-6飛行訓練,總共歷經9個月時間,完成後就飛行P-40。由於飛行成績優異,我和同批的另9個人,其中包括夏功權、黃雄盛、剛葆璞、彭傳樑等共10人,被遴選成為中國空軍第1批飛行教官,留在美國繼續訓練後期的中國飛行員。教了兩期初級班和一期中級班之後,我便請求回國參戰,因為我原本從軍就是要和日本人作戰,若留在美國而不參戰的話,就原意盡失!因此民國33年下半年我被分派回國,命令找到印度臘河(現今巴基斯坦) 報到,此時空軍官校初級班在臘河訓練,原本上級有意讓我貿在臘河當教官,但我執意要作戰,此時正好第5大隊人員到喀拉蚩接收新戰鬥機(P-51野馬式戰機),大隊長張唐天很高興有我加入,於是直接發電報給航空委員會,將我直接編入第5大隊。我跟著其它隊友在喀拉蚩接收新機之後,一同回到湖南芷江,正式加入第5大隊抗戰的行列。

        第14航空隊編制很大,除了中美混合聯隊外,還有其它作戰部隊及地勤修護、補給、醫事等部隊,等於是1個司令部,甚至是美國境外最強的空中武力。為增進中美雙方合作功能,及加強對日打擊,乃採用陳納德將軍建議,雙方各派幹練之空地勤人員,並各以3個大隊之兵力配合作戰,分別成立了第1大隊(轟炸大隊)、第3大隊(驅逐大隊)、第5大隊(驅逐大隊),其上設一團司令部,定名為「中美混合團」,計轄驅逐機8個中隊,中型轟炸機4個中隊,及照像偵察機2架。指揮階層則是中美混合編成,都是中美雙方各編1名;但後來因作戰陣亡、受傷等因素,雙方補員則速度不一。地勤人員則是混合作業,維修、補給等都是中美雙方人員一起工作。該團成立後,先在印度喀拉蚩予以訓練,再行返國作戰。

第17中隊中隊長藍塞(Glyn Ramsey)少校與「DIPPY-DID」P-51戰機。

        軍事指揮系統採所謂「一條鞭」制,由美方主導作戰系統,但行政系統則各依照雙方原有行政體系運作。有鑑於美方擁有良好的情報、通信、雷達等系統,能確實掌握敵情,因此幾乎所有任務都由美方大隊長下達指令,中方大隊長才依據該指令對中方人員下達作戰命令。出任務時,大家共用一個作戰室,由美方人員以英文作任務提示,再由中方人員翻譯。在空中通話時,也以英文為主。像我們這些曾到美國受訓的人員,在應用英文溝通上較容易,其餘的人則運用簡單的詞和相通的作戰術語交換。不過當時的空戰還是以個人技術為主導,因此許多動作靠隊友間的默契就可以瞭解了。

        飛機是大家一起使用,有時因為飛行員對某幾架飛機有偏好,出任務時常會指定該架飛機,所以會有美國飛行員在常飛的飛機上寫上女友或親人的名字,表示對飛機的感情,中國飛行員一則沒這種習慣,二來飛機數量有限,美國人寫上喜愛的名字後,也沒空間再寫別的名字了。因為作戰期聞,飛機數量有限,且有維修、送檢的時候,所以不大可能每次飛固定飛機。

        中美混合團的第5大隊,於民國33年1月13日於印度馬里爾成立。共有4個中隊,首批的兩個中隊為26隊與29隊,之後則為17隊與27隊,亦均於馬里爾成立。我即是被分派到第17中隊擔任准尉飛行員,當時的大隊長是張唐天,副大隊長是鄭松亭。我到隊前,第5大隊最有名的戰役就是33年7月的三次對洞庭湖旁白螺磯機場的攻擊,史稱「三襲白螺磯」,戰果最為輝煌,已經把日軍飛機打的落花流水,依據事後戰果統計,日機有55架被摧毀,其中31架可能被擊落,24架被損傷,受制空權已掌握在我軍手中。

        到隊不久,我就出任務了,第1次任務就是到湖南長沙,攻擊長江大橋,進行長江阻絕任務。第5大隊的任務區域,就是沿著長江流域沿線,南京一武漢一長沙一衡陽一湘西一帶的地面運輸部隊及目標攻擊任務。因為制空權已掌握在我軍手中,所以我出任務時並沒有與日機在空中直接纏鬥交鋒,但是地面攻擊時,日軍的重要轉運點、車站、橋樑等,都還是有猛烈的對空炮火,非常危險,特別是湘西會戰期間,情況更加激烈。

        第5大隊在長江沿線的績效,除掌握制空權外,並向日軍地面部隊及物資補給動線,施予十分嚴重的攻擊與阻絕,成為佔領湘桂一帶日軍最大的威脅。民國34年3月下旬開始,日軍動用了4個精銳師團,約有7、8萬兵力,於4月初分3路朝向芷江進犯。國軍則由第4方面軍王耀武、第10集團軍王敬久、第3方面軍湯恩伯率部迎頭痛擊。第5大隊則每天密集出擊,支援地面部隊作戰,根據官方統計,自4月9日至5月29日之間,第5大隊共出動了P-40、P-51戰機942架次,為古今中外空戰所罕見!我也每天都要出一至兩次任務,飛機帶著汽油彈(Napalm)向日軍陣地投彈,整片陣地霎時成為一片火海,對大面積地面部隊殺傷力很強,殲敵效果十分顯著,可惜美好河山也被燃燒彈燒成一片焦土。此段時間,第5大隊共消耗了29公噸的炸彈,我想多半是燃燒彈。

        湘西會戰期間,我機只要飛進日軍陣地上空,地面所有可用的武器幾乎一股腦兒往上打,但是命中率不高。會戰期間,我也曾經被地面炮火擊中座艙後方兩次,一次較輕,另一次較嚴重,把飛機的油壓系統打壞了,回程降落操作較困難,但是很幸運的是引擎未受損,所以即使經歷了驚險的過程,我還是平安地返回基地。日軍在第5大隊強大的攻擊與國軍地面部隊堅強抵抗下,5月27日時已經大部分被擊退,到6月2日止,日軍已全數退回原處。事後的資料顯示,此役擊傷或擊斃日軍2萬8千餘人,清理所有戰場後,未掩埋的屍體也超過1萬5千具,許多傷痕多為空軍武器所造成。

        對日作戰期間,我大約出了50幾次任務,到隊以後,飛機已經開始換裝成P-51戰機了。之前第5大隊用的是P-40鷹式戰機,與日軍「零式」戰機對抗相當一段時間,在AVG時代就開始了。而P-51到達中國戰場後,與日機空中對戰機會反而少了。我出任務時雖然都已經飛P-51了,但在美國受訓時飛過P-40;剛到隊時,也還有部分P-40做任務銜接,所以兩種機型我都很熟悉。P-40的俯衝能力很強,機身重,由高空俯衝,攻擊「零式」戰機後可以加速離開;;P-51則是平飛度很快,「零式」追不上,也比P-40靈活。但是若真要與「零式」纏鬥(Dog Fight)的話,這兩型戰機還是比不上「零式」的輕巧,所以我們的戰術都是以「打帶跑」(Hit and Run)為主軸,不多做纏鬥。至於火力、裝甲方面,兩種磯型都差不多。

        第5大隊基地就在湖南芷江,機場蓋在山頭上,像個航空母艦跑道似的,兩邊是小丘陵,起飛時要是沒有將飛機拉起來,跑道頭後就掉到山坡下了!芷江機場跑道不是很長,除非迫降,否則轟炸機都停不下的,因此起降的困難度很高。除了飛行技術得非常熟練確實外,隨機應變也得很靈活,不然很容易就失事了。有個16期的學弟歐陽明就是起飛時不慎未將機頭拉高,整架飛機掉下跑道頭而犧牲了,真是令人遺憾。這個學弟是個韓國人,飛行技術很好,若是還活著,二戰結束後回到韓國可能都能當到韓國空軍總司令,真是可惜!

        我們駐紮的地方離機場還有一段距離,每天要搭車子上場,主要是怕敵軍來轟炸,飛機損失還可以補充,人員若傷亡就難以彌補。所以為減少在地面傷亡,就得住在機場外。當時的飛機損失很快,不是作戰受損就是被擊落,也沒什麼時間長期維修,多是直接送新飛機來。作戰傷亡的人員很多,若被擊中而能即跳傘,尚可得到老百姓和遊擊隊協助而獲救,順利回到基地來。當時很多美國飛行員就是靠著身上的「血幅」,上面寫著「來華作戰洋人,全體軍民一律救助」字樣而幸運獲救的,這也是蔣夫人於民國32年在美國國會即席演說時所特別提到中美攜手作戰,中國人民對美國軍人友好協助的事例。

        在混合聯隊共同抗日時,我們與美國合作十分融洽,因為美國受到日本攻擊,美國跟中國是同仇敵愾的心情。同時由於中美聯隊的組成,把中國空軍送到美國去受訓,與美軍並肩作戰,無形中也提高了當時在美華人的社會地位,美國民間對中國人的接受度變高,以前歧視中國人的飯店或商家,因此態度也做了開放轉變,當地華僑無不與有榮焉。

        由於在混合聯隊的基地中,中美人員生活區域不在一處,作戰之餘的互動並不頻繁。不過因為是中美混合聯隊的關係,我們的物質生活待遇比一般民眾要好得太多(編按:因接收美方物資的關係)。譬如我們吃的叫「高空伙食」,是專為空勤人員準備的,比其他軍種要豐盛許多。因此,雖然我加入了空軍,時常出生入死,但生活上還算是比一般人優渥的。

        中美文化非常不同,因此作戰時期的娛樂活動也大異其趣。美國人比較重視娛樂,常曾開舞會、酒會及慶祝會等,美方軍中福利社(PX)也會準備餐點請我們參與,只不過芷江是個鄉下地方,民風保守,所以美軍開舞會老找不到女半,即使上街去,也會覺得很無趣!我記得較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抗戰勝利後芷江機場開慶祝會,需要製作雞尾酒的冰水,可是一來當地找不到製冰工廠,二來整個會場參加人數好幾百人,即使有人趕製冰水也窮於應付。有個隊員靈機一動,把剛換裝的F-SE (P-38戰機的偵查機型)副油箱裝滿水,然後升空到25,000呎至30,000呎的高度約半小時,靠著高空低溫冷卻效果,落地後把副油箱中的水,就成了冰水,真是有創意又實用!這也是在物資欠缺的狀況下,大家苦作樂,急中生智的一件趣事。

        民國34年8月日本人宣佈投降後,就在8月21日,日軍就派了一架運輸機飛到芷江機場,向中國政府接洽相關事誼,我們還派了兩架P-51上去警戒。日軍派來的是副參謀長陸軍少將今井武夫,我們則由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蕭毅肅中將代表,就在芷江機場裏設置了一側會場,初步接受日軍獻出的兵力佈署圖,表示解除武裝。不久,第5大隊就派了8架P-51,由鄭松亭副大隊長領隊,並派了一架運輸機搭載地勤人員,由芷江飛到南京大教場機場,一是先接收日軍設備,一是保護準備受降的何應欽將軍,我很榮幸的是這8架先遣機之一。

        混合聯隊在抗戰結束後不久,人員就解散歸建了,以後的第5大隊就是中國空軍的第5大隊, 34年9月21日,整個聯隊的中美雙方人員開始整編,各自歸建,美國人將裝備、飛機及零件移交中國空軍,中美混合聯隊就此結束。

        對日抗戰是近代史上慘烈的一頁,尤其中國空軍在抗戰初期的艱苦環境中,對抗日軍強大武力,隨著志願隊和飛虎隊的援華作戰,逐漸將中國空中武力優勢取回,中美混合團功不可沒。

        中美混合聯隊的老戰友們仍一直保持連繫,近幾十年來幾乎年年在美國或台灣舉行年會或聚會及參訪活動。我也曾於民國77年至美國俄亥俄州康東城(Canton, Ohio)參加第14航空隊飛虎協會的第14屆年會,同時由台灣前去的還有司徒福將軍、徐華江將軍等9人。

        回顧我的人生,可說是中國空軍塑造了我的一生,我的一生也奉獻給了中國空軍!所以,我十分有幸曾服務於這個歷史性團隊,這個團隊戰功彪炳,更是中國空軍參與國際化的先河,也是中國空軍現代化的開始。這不但是中華民國歷史光榮的一段,也是我個人年輕精華歲月的紀錄。如今,這一輩都已逐漸衰老,我很感念有人能將這段歷史紀錄下來,作為日後人們的感懷與歷史的見證。

 

 

(摘自飛虎薪傳 中美混合團口歷史 國防部編印)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空軍聯合作戰部隊 中國飛虎研究學會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