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大隊二十七中隊 盧茂吟

        我出生於農曆民國10年正月1日，籍貫是江蘇銅山。父親畢業於清朝末年於江蘇設立的陸軍小學，民國15年父親21歲時，在山東鉅野與西北軍(編按：馮玉祥部)作戰時不幸陣亡，當時我才5歲。父親在世時，家境小康，也有一些田地，祖父要父親接管家業，只是時年17歲的父親十分重義氣，經常接濟朋友，財務管理也不以為意。父親作戰犧牲後，家道開始中落。我是家中長男，年方5歲，卻得開始準備負擔家計，只好把家中僅剩幾處田地拿來種綠豆當作主食。田地位處村落外偏遠地方，常有野狼出沒，而且蘇北常有大型暴風，加上整路都是刺人蒺黎，這樣的種田生活對我這個小孩子而言，實在過於艱苦太困難了。直到我和母親到附近的雙溝鎮投靠一位家境很好的親戚，生活才得以改善。

        民國26年抗戰爆發時，我還是個中學生，整個國家已經充滿了抗日的氣氛。於是我在江蘇加入了第11集團軍(編按：抗戰初期編成，屬第5戰區，總司令為李品仙，防線為津浦路一帶)，隨後移防到了河南。後來，因為中學學業尚未完成，想要繼續唸書，我才離開11集團軍，到武漢去找舅舅。到了武漢，才知道他已經調到重慶了，此時我身上的盤纏已所剩無幾，想起有個表哥住在徐家棚，就動身去投靠也。就在武漢車站等火車時，遇到一位郭姓中學同學，在告知的去向後，他跟找說：「那你何不跟我一起到陝北去就讀抗日大學呢?」我想生活總要有點著落，而且名稱是「大學」，應該是可以讀書的，於是馬上答應。火車往北行駛到了河南信陽，靠站停車2小時補充燃料，乘客可以趁機下車活動筋骨，我也下車走動。很巧地，又遇到在家鄉的趙姓結拜兄弟，一聽說我的去處，極力反對，堅持不讓我去當「8路軍」，並邀約我一同去武漢投考軍校。

        此時中央軍校15期正在武漢招生，我很幸運地錄取了，並到位於湖南武崗的第2分校受訓。民國28年10月畢業後，我留在學校擔任區隊副、區隊長等隊職幹部，帶領陸官17期的學生。這一期的學生都很優秀，有幾位在國軍晉昇到軍長，在抗日及戡亂戰役表現十分傑出，對此我也相當引以為榮。

        在第2分校待了2年餘，我進入位於廣西桂林的陸軍大學參謀班受訓，完訓後受階上尉，分發到隸屬廣西部隊的131師，就在廣西南部與日軍隔河對峙。雙方只是相互監視，掌握行動，卻都沒有進一步行動，緊張的戰場上反而透露著些許輕鬆的氣氛，雙方官兵甚至還正常休假呢！ 3個月後，有次叫桂林休假時，在報紙上看到空軍官校在招考留美空軍生，我覺得131師的作戰方式，實在不符當年我從軍抗日的宗旨；留美空軍生雖然考試很嚴格(規定大學肄業兩年以上才得報考)，但我已是陸軍大學畢業，許多考試科目應該難不倒我。於是我前去投考，並幸運地考上了空官15期。

        我在民國30年中考上空軍官校後，開始接受飛行訓練。首先是在雲南驛進行初級班的訓練，不久又到霑益進行初級班訓練。31年時，我們在國內經過測試後，合格人員由昆明搭乘C-47民航機(編按：中國航空公司)到印度加爾各答，住了約1個月，搭火車到了喀拉蚩及孟買，在孟買搭了1艘英國輪船到美國，這艘船原是一般民用輪船，因為戰爭關係被英國政府動員徵召，擔任運輸人員的任務。因為此時太平洋正是盟軍與日軍的激戰區域，為了不被戰事波及，這艘船從孟買出發後航行到南非德爾班，繞過好望角，橫渡大西洋到美國紐約。

        到了紐約略做休息後，我們前往位於亞歷桑那州鳳凰城附近的雷鳥基地(Thunderbird Field)，開始從初級班接受美軍全套課程的飛行訓練。完成雷鳥基地的訓練後，中級班移到位於土桑(Tusun)附近的馬拉納(Marana)基地，高級班及部隊訓練(OTU)則又移到路克基地(Luke Field)。在國內和美國受訓時，初級班都是使用美製的PT-17雙翼教練機，中級班和高級班則是使用AT-6單翼教練機，部隊訓練是以接近實際作戰的情況，使用當時尚在美軍前線服役的P-40。

        民國32年10月1日結束在美國的訓練課程，巧的是，我在此的訓練期別跟陸軍官校一樣都是15期，只是兩者的畢業年份差了好幾年。基本上，空官畢業剛下部隊的軍官都先授予准尉，3個月後再升為少尉，由於承辦人的疏忽，原本應該在受訓過程中晉升少尉，我卻足足當了2年半的准尉。

        畢業後，我們搭船返國，第一個目的地是印度。回到印受後，到喀拉蚩進行銜接訓練，主要是熟飛P-40。接著於民國33年10月左右，我被分發到第5大隊的第27中隊。第5大隊已經在5月開始作戰了，基地也從桂林遷移到芷江，於是我就在芷江開始在中美混合團的生涯。

        抗戰開始時，中國空軍整體建制尚未完全，機種更是混亂，有英、美、俄、法、義大利等各國飛機，作戰性能不如頂期，只是大家憑著一股犧牲奉獻的愛國心，同心一力進行抗日，所以初期才有814大捷，還有幾次空戰的勝利。只是我們設備實在比不上日漸增強的日軍，一再受到日本的攻擊，而無有效的反制戰力，日機更是肆無忌憚地對中國城市進行大規模轟炸，老百姓每天都要疏散到防空洞躲避空襲。尤有基者，曾有1架日本軍機深入四川成都，並目中無人地降落在太平寺機場，拔了機場紅旗後從容地將飛機飛走，其狂妄姿態真是令人氣結。

        民國30年6月5日晚間，日機對重慶展開大規模的地毯式轟炸，就曾經發生過萬餘名民眾於防空洞內不幸罹難的「重慶慘案」。(民國30年6月5日晚上9時，日軍對重慶進行大規模的地毯式轟炸，因事出突然，所以重慶居民無法即時疏散，萬餘人躲進市區內的公共防空大隧道。因轟炸長達10小時，且隧道內人數超乎原有容量，於是民眾產生高溫缺氧現象，但礙於空襲警報期間，隧道緊閉無法外出，造成洞內民眾推擠、窒息身亡。事後各方統計不一，死亡人數由9千人不等，史稱「重慶慘案」。)

        31年時，陳納德將軍在中國成立了「飛虎隊」，配備百餘架P-40，與日軍的零式戰機作戰，獲得不錯的戰績。不久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對日宣戰，輿中國成為盟友，原來志願軍性質的「飛虎隊」解散，32年3月，美軍第14航空隊派駐來華，並接受陳納德將軍建議，同年10月成立中美混合團。

        中美混合團隸屬於第14航空隊，下轄3個大隊，分別是第1、3、5大隊，而我所服務的第5大隊，之下還有第17、26、27、 29中隊。人員編制土，大隊長、中隊長由中美各派1人擔任，出任務時由雙方平均派遣為原則，譬如兩機任務時，中美各1架飛機出動，4機任務則為中美各兩機出動。我到隊時，第5大隊中國大隊長為張唐天，美籍大隊長為丹寧(John Dunning)上校，第27隊的中國中隊長是廖廣甲，美籍中隊長為德爾(James Dale)。還有幾位長官的名字我已不記得了，不過我最推崇的是當時的副大隊長鄭松亭，他是從第3大隊第28隊調過來的，在第3大隊時就已經戰功彪炳，到第5大隊後依舊身先士卒，立下不少光榮的戰績，我與鄭副大隊長經常一起出任務。不論是作戰或是日常生活，我們都會跟美國人接觸，大家相處很和諧。混合團中的美籍隊員，有的是在美國受訓的同學，有的是由其他部隊調來的。大家在芷江一起作戰，培養出深厚的感情，午(1996)年來拉斯維加斯(Las Vegas)參加年會的賈維特(Harold Javitt)，就是我當年的好友。

一架掛著500磅炸彈(上面寫著『咬嚼的毀滅者』)的P-40。

        芷江機場裏，第17隊與第27隊的作戰室，位於跑道南端;第26隊與第29隊作戰室，則位於跑道北端。第1大隊第4中隊也進駐了1個分隊4架B-25在芷江機場，他們的分隊長是空官9期的張堯，恰好也是找在官校的教官。後來擔任我國駐美代表的夏功權，當時也是那4架轟炸機隊員之一。此外還有第14航空隊也進駐了1個全是美籍隊員的獨立第75戰鬥機中隊，整個芷江機場約有130架飛機。當時我們吃的伙食是「高空伙食」，住的宿舍是兩人一間的平房。機場跑道位於1個小丘陵上，兩頭都是30-40呎深的稻田，其中一條跑道與航空母艦頗為類似，長度也不足，用以起降P-40、P-51等戰機還夠，但是起降B-25就需要一點技術了。

        民國34年1月，有1架B-25轟炸機進行迫降，結果降落失敗，飛機墜毀在跑道外頭的稻田裡，接著起火，機槍子彈因受熱而像鞭炮一樣霹靂啪啦地亂飛，救援人員前往將受困的機組員搶救出來，只剩1位美籍士官的腿被壓在飛機機體下，眼看著火勢即將把他吞噬。大隊長丹寧上校上前原本想將他拉出機身殘骸，但是機身太重，根本無法辦到。丹寧上校就拿起一把斧頭想砍斷這位士官的腿，至少可以保住性命，可是火勢實在太強，而且一直引燃機上彈藥，砍一條腿在時間上都來不及了；於是丹寧上校舉起一把手槍，直接向這位士官開了兩槍結束生命，以免受到火燒的痛苦。在現場或聽說這件事的基地同仁，個個眼眶泛紅，但都贊成大隊長的緊急處置，因為大家都認為在當時情況下，這位士官並無任何生存的機曾。到了3月份，丹寧大隊長也被軍事法庭以殺人罪起訴，但結果獲判無罪。

        其實在芷江這個機場起降出意外的飛機不在少數，多是因為滑出跑道而掉落到稻田。抗戰勝利後，上級指派我到湖南漵浦(編按：抗戰後期中美混合團所規劃的補助機場)把1架P-51飛回來，於是從芷江這邊，由同隊同寢室的俞揚和駕駛T-6雙座機，載著我去進行任務。結果起飛後，飛機熄火也掉到田裹去了，我們兩人命大，只受了點小傷。

        民國33年起，美軍開始軍援中國，並在印度汀江成立了1個「空運司令部」(Air Transport Command, ATC)，有600架C-46運輸機，每天飛越喜瑪拉雅山運輸汽油、武器等軍事裝備，送到昆明、重慶、成都等幾處大基地，藉由這些裝備來補給國軍部隊，也提供第14航空隊充分的物資支援。因為這些C-46飛越喜瑪拉雅山區十分危險，經常要與惡劣天璞搏鬥，不幸殉職的人也不少，美軍將喜瑪拉雅山的山峰稱為「駝峰」(Hump)，於戰後成立了1個「駝峰飛行員協會」(Over hump pilot association)，來紀念當年飛行員的英勇行為。我雖不是C-46飛行員，卻也因為多次飛越駝峰赴印接機，於是也加入了該協會，還是永久理事之一。

        第5大隊一開始使用P-40戰機，直到民國34年2、3月時開始換裝P-51，因為戰事緊急，所以每個人只熟飛1個小時就開始作戰了。就地面攻擊而言，我覺得還是P-40的性能較佳，因為P-40的裝甲比較能抵禦敵人砲火，也就是我們說的「耐打」。有位服務於第26隊的15期同學郭幹卿，在34年6月某天，帶著16期的馬啟勛以及兩位美籍飛行員，至九江一帶執行炸射任務。過程中他的飛機座艙儀表板遭地面砲彈擊中，爆炸後共有73個砲彈小碎片滲入右半身，飛機也受到重創，一路飛到洞庭湖上空，人機均無法支撐，於是勉強跳傘，跳傘後被送入湖南常德醫院急救成功。戡亂時期，他出了一次任務不幸陣亡，遺體上還有當初中彈開刀無法取出的7片碎片。所以說，我覺得就飛機結構而言，P-40戰場存活率應該高於P-51。

        民國33年5月間，日軍開始在湖南岳陽的白螺磯修築機場，並在湘鄂邊區持續集結重兵，開始進攻長沙、衡陽一帶，史稱「長衡會戰」。陸軍方面發生多次激戰，空軍則與日機多次在衡陽上空遭遇，雙方尚無明顯勝負。此時白螺磯機場已經成為日軍第1線唯一的重要基地，駐守的轟炸機、戰鬥機每天出動，轟炸重慶、昆明、成都、桂林等都市，對於大後方的人民與政府及國軍地面部隊造成很大的威脅及傷害。此時擔任大隊作戰官的丹寧中校(編按：丹寧中校於33年11月接任第5大隊大隊長，並晉升為上校)提出了1個作戰計畫，主要是奇襲白螺磯機場。該計畫內容是先以部分戰機飛抵衡陽上空進行空戰，但我機並不做真正的攻擊，而是與日機周旋，目的在於消耗日機的油量。約數十分鐘後，日機返回機場加油掛彈，我方主力機隊則經由先遣戰機部隊告知日機回航消息，即刻飛往白螺磯機場上空進行對地攻擊。此時日機有的正在降落，有的正在地面上進行加油作業，根本無法起飛迎擊。此計畫在7月中下旬前後實施了3次，果真如丹寧中校所研判的情況，日機幾乎在地面上即已被我方擊毀，也就是史稱的「三襲白螺磯」。這3次奇襲作戰將日軍在第1線的作戰飛機消滅殆盡，日機已無力進行具有規模性的轟炸及空戰，直到抗戰勝利，制空權均掌握在我軍手中。

        民國34年3月後，因為日軍在太平洋的戰事失利，中國戰場上又遭受國軍堅強抵抗，多處呈現膠著。為了避免夜長夢多，日軍在湖南中、南部集結重兵，想要孤注一擲地進攻重慶、成都、昆明等地，早日結束戰事。而進攻的路線上，最大的阻礙就是駐防湘西的芷江的第5大隊，所以芷江是日軍進襲的首要目標。從4月開始，日軍就集結了6萬5千人，分4路進攻，著名的「湘西會戰」就開始了。國軍的地面部隊主力是由王耀武將軍所率領的第四方面軍，把日軍阻擋在洞口、新化一帶的雪峰山對峙。第5大隊這段時間天天出擊，掩護地面部隊作戰，並配合第1大隊第4中隊進行轟炸。

        湘西會戰中，第5大隊最具決定性的一役，就是在4月下旬，由第17隊和第27隊共出動12架飛機(我也是僚機之一)，攜帶著燃燒彈(Naplam Bomb)，在洞口至雪峰山日軍左翼部隊陣線一帶進行地面攻擊。此次任務之前，大隊已經先行派遣了飛行軍官至地面前線設置對空通信電台，可以清楚指示空中投彈時彈著點的修正。而位於雪峰山一帶的國軍地面部隊，也確實地在地面鋪設布板符號，指示我們投彈點。於是我們在明確的地空聯繫下，發現日軍左翼部隊位於雪峰山茂密森林中，於是投下燃燒彈後，整片森林瞬間起火，日軍傷亡十分慘重，殘餘的日軍往山谷裡逃生，我機即進行掃射，日軍幾乎無可遁逃！此役事後經美軍調查，現場日軍遺骸約1萬6千人，其傷口多為飛機大口徑機砲所造成，日軍的左翼部隊幾乎全數遭到殲滅！不久後，鄭松亭副大隊長帶領8架飛機出任務，目標區是邵陽西邊洞口一帶，我從空中發現有一支日軍躲藏在某樹林中，即向鄭副大隊長報告。鄭副大隊長即命令我領隊開始進行攻擊，機隊於森林附近投彈，整個森林開始著火，日軍被封鎖在樹林中，也造成該部隊大量損失。回基地後才得知，這支部隊原來是日軍的總預備隊，根據地面部隊得回報，該部隊受到汽油彈攻擊，兩萬人也近乎全滅。

        日軍在湘西遭遇國軍堅強的抵抗，左翼及預備隊都受到殲滅，第5大隊又奉命攻擊日軍右翼殘部，右翼實在也撐不下去了，最後只剩幾千人撤退，也將日軍征服中國的最後妄想毀滅了。此次會戰，第5大隊總共出動了九百餘架次，有時1個人1天要出到兩次任務以上。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5月13日星期五那天，美籍隊員有所顧忌的黑色星期五，所以全天都由中國隊員出勤，我忙到連午飯也沒吃，整天出了4次任務!直到黃昏才回營房休息。這段期間，中美空軍所有物資油彈也都優先補給第5大隊；雖然當時日軍制空權盡失，出擊時並無日機的威脅，但地面砲火仍舊猛烈，只要進人目標區，不管是高射砲、機槍、步槍、曳光彈等，全部往空中射擊，飛機被擊中數十發子彈都是司空見慣。

        湘西會戰的勝利，除了第5大隊的奮力作戰外，第四方面軍的王耀武將軍也居功不小，因為他領導著地面部隊與日軍頑強對抗，才能得到最後的戰果，抗戰勝利後，也受到蔣總統的勳功褒獎。這次重大的戰果，響起了8年抗戰反攻的號角，日軍最後的氣數已盡，國軍從此轉敗為勝、轉守為攻。事後有人分析，我等第5大隊隊員在雪峰山投擲汽油彈並於洞口發現日軍總預備隊予以攻擊，才是地面部隊可以擊敗日軍的關鑑因素。

        此處提到了「燃燒彈」或是「汽油彈」，英文原文叫做「Naplam Bomb」，威力十分強大，一枚燃燒彈在地面爆炸後，可達到長200-300呎，寬50-100呎的燃燒面積，可以持續燃燒15分鐘。所以這種炸彈只要往目標區一投，殲敵的效果十分顯著，也是第5大隊常用的配備武器。

        湘西會戰結束後，日軍已成為強弩之末，隨著納粹德國的投降，整體戰況對日本也相當不利。不久廖耀湘將軍的新6軍及何應欽將軍的總部都來到芷江，國軍準備開始反攻了。8月11日，日本宣布投降； 8月21日，日軍副參謀長今井武夫等8人，乘坐1架日軍運輸機前來芷江洽降，我們則由鄭松亭副大隊長領隊，領著8架飛機，在空中警戒並監視日機落地。我也是這8架警戎機之一，也很榮幸地見証了這一個歷史時刻。

        退伍後，民國56年時我與家人移民美國，其實移民生涯初期實在很辛苦。我白天在北嶺大學(編按: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加州州立大學北嶺分校)教書，晚上在銀行上夜班，太太也為了生計辛苦工作。多年辛勞後生活逐漸好轉，子女也都非常有成就，我們夫婦也倍感欣慰。

        回顧歷史，我曾在陸、空軍第1線，總共經歷了195次戰役，想起我的官校15期同學，在參戰6個月後便陸續有過半的同學為國犧牲。比起他們，我還是個生存下來的幸運兒！「中美混合團」當年隊員的許多英勇事蹟，現在都成為抗戰歷史上光榮的一頁！我也一直自許為飛虎隊永久的成員，每年在美國舉辦的駝峰協會、第14航空隊協會、飛虎第5大隊年會等等，我都會抽空參加，見見當年老戰友。我的軍旅生涯前半段都在戰場中渡過，希望當年國軍為國為民犧牲奮鬥的事蹟，能做為人們追求和平，遠離戰端的見證與歷史教材。
(摘自飛虎薪傳 中美混合團口歷史 國防部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