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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烽明 士校三期《鐐銬萬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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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8歲的父親即將畢業於保定師範英文專業。他品學兼優，文體兼長，健壯英武，儀表堂堂，深得各科先生的器重，他懷抱修齊治平的誌向，嚮往著大展宏圖，有所作為。 父親的家世 父親出生於河北晉縣一個開明富足、勤謹本分的耕讀世家。忠厚傳家，詩書繼世，久成門風。我的爺爺和太爺爺，都是知書達理、受人敬重的鄉紳，家有良田幾百畝，鎮上有商鋪，村裏有藥房，亦農亦商，懸壺濟世。 華北大平原，富饒肥沃，民情純樸；舊式大家庭長幼有序，家風淳厚。父親自幼衣食無憂，喜讀聖賢書，也接受了西學東漸帶來的新思想。孰料爺爺竟在29歲溘然早逝，太爺太奶經不起痛失長子的打擊，相繼撒手人寰，偌大家業猝然衰落，又一分為三。奶奶本是大家閨秀，她不怨天尤人，勉力支撐著大不如前的家境，堅持讓兩個兒子繼續念書。懂事的父親放棄了對京師大學堂的嚮往，考取了不收學費的保定師範，更懂事的大伯則中斷了自己的學業，回村教私塾掙錢養家，幫奶奶管理著幾十畝田地。父親仍然渴望繼續深造，善良的大伯全力支持父親的想法。 投筆從戎 盧溝橋的炮火和日寇的鐵蹄打碎了億萬中國百姓的平靜生活，也打碎了父親的大學夢。在隆隆的炮聲中，奶奶和大伯讓父親跟做生意的姨祖父田海三一起逃命去。父親曾向我講述，過黃河時，正逢日機轟炸，爆炸聲震耳欲聾，慘叫聲撕心裂肺。舅爺身形雖不及父親高大，卻拼命用身子護著父親。父親僅露出半張臉，他清楚地看到了飛機上刺目的膏藥標誌。父親說，當時只覺得磚頭瓦塊在往下砸，心想“吾命休矣！”後來，發現砸在身上的竟是血肉模糊的斷肢！怒從心頭起，恨向膽邊生，一年後，他考進了空軍士校，一心插上雙翅，與日寇血戰長空。 “我們效忠於祖國/效忠於晴空的酣戰/效忠於一千裏一萬裏的大出擊/ 憑一副桿舵向血淋淋的受了屈辱的天空飛去吧！憑一千倍的驕矜向敵人咒罵/用炸彈用槍彈/向潰逃的法西斯強盜底脊椎打去吧！” “壓不住血管裏沸騰的血浪，連人帶飛機向法西斯強盜衝下去吧!.....” “詩以言誌”，那時的父親滿腔熱血，一心報國。 三期的學習生活
三期在校四年，先是“入伍生訓練”即軍訓，以把老百姓變為軍人。以後是初級飛行、中級飛行、高級飛行。每個階段都有學員被無情淘汰。1942年12月畢業時僅剩83人。 三期學員絕大部分來自淪陷區。趙良田和金侖來自東北遼寧，從1931年就已淪為亡國奴。家仇國恨，怒火中燒。在校四年，大家訓練極刻苦。那時的飛機很簡陋，只有一副駕駛桿和一隻羅盤，飛行員要有膽有識，有極好的技術、心理素質和應變能力。父親在《鐐銬萬裏行》中說：“中國式的、美國式的、蘇聯式的驅逐機，我都可以騎上去，如同騎老牛一樣的安穩。我的特技也做得不錯，快滾、慢滾、翻跟頭、英麥曼，大都正確。我以驅逐科第四名的榜次畢業了！” 三期學員文化課全面而深入，英文與飛行理論課紮紮實實，國學基礎課毫不含糊。幾十年後，當他們恢復聯系數度聚會時，幾千封書信文采斐然；詩詞唱和，書畫相贈，堪登大雅之堂。我陪同父親參加聚會，深感前輩們“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1988年聚會時，向子昶在座談會發言時激動的說，“我們三期個個文韜武略啊！搞飛行操駕駛桿來得，當參謀拿筆桿更來得，只可惜造化弄人啊。” 生活艱苦，學習緊張，訓練難度大，但三期的文體活動豐富多彩，水準奇高。他們的期歌《冒著風暴，馳向雲天》由父親作詞，音樂教官於中海作曲。於中海是當時著名的男中音。他嚴格挑選出40人組織了多聲部的“同聲合唱團”。樂隊中西合璧，鋼琴、小提琴、二胡、笛子、西洋鼓，一應俱全，人才濟濟，還常到校外演出。三期有話劇社，在校期間排演了兩部五幕戲劇——《烽火梵音》和《怒海沈船》，引發的轟動父親在《期史》中稱為“狂潮”。三期還組織了名為“飛箭社”的讀書會，創辦了圖文並茂的壁報《雲野》。運動會上，田賽競賽，籃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遊泳、體操等，屢奪錦標。三期的畢業紀念冊圖文並茂，洋洋灑灑，全面記載了那四年不平凡的歲月。 三期學員或家破人亡，或有家難回。一群血氣方剛的青年心齊誌堅，相濡以沫；比翼長空，同仇敵愾。在大家心中，“三期”就是家，同學就是親兄弟。 重慶解放了 1949年12月1日重慶《新民報》以一號字通欄刊出“重慶解放了，解放軍昨晚七時進城！”的號外。 頭版社論《迎接解放，支援前線》就是時任採訪主任的父親連夜趕寫的。和父親同在報社工作的母親回憶，那時跑新聞，她常陪父親挑燈夜戰。父親寫完一頁，母親檢查無誤即交付排字工人，翌日一早見報。 不久前，母親還流著淚說，“誰能比得上你爸啊，品貌德才，樣樣出眾。我真幸運，碰上了你爸。1946-1958那十幾年，我們過得多好啊，可惜後來我不珍惜，總和你爸找事……”——不是母親不珍惜，是反右、文革、清隊、一打三反，數不清的整人運動以慘無人道的淩辱和侵害，刺激、摧殘和扭曲了母親的性格。對母親有時表現出來的古怪乃至暴戾，父親從不在意，至多說一句“又來電了”。父親認為，是自己連累了母親和子女。那種深重的內疚和負罪感，始終沉甸甸地壓在他的心頭。 那時的父親，如傅*國湧在《1949前夜，一代青年誤讀的代價》中所述，“有理想、有熱情，天真爛漫，涉世不深，對國民黨的統治不滿，嚮往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和蘇聯式的經濟平等，贊成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誤認為有更多的人可以享受民主，誤以為社會主義可以避免一黨專政。” “誤讀了* * 那些表面的宣傳，誤讀了那些動人的口號”…… 父親與無數那代青年一樣，義無反顧，滿腔熱情地踏進了“那個深不可測的歷史騙局，千千萬萬的個體生命浮沉其中，或九死一生，或萬劫不復。為此付出了一生的代價……”。 1945年，日本投降，父親和23名飛行員難友走出監獄，重獲自由。父親考入重慶《時事新報》做了心儀已久的“無冕之王”。他針砭時弊，憂國運之坎坷，哀民生之多艱。極受經理兼主筆王研石的器重，很快被提為編輯主任。父親一腔熱血，秉筆直書，卻以“言論過激”受到特務威脅，一度逃到鄉下避難，在王樸開辦的志達中學教語文、英語、體育、音樂。（王樸是母親復旦新聞系同學、《挺進報》創始人，犧牲於渣滓洞） 王樸被捕後，父親又到《新民報》做了採訪主任。父親年富力強，敬業多產，寫了很多報導、評論、專訪，涉及時政、財經、軍事、外交、文化、體育、音樂諸多領域。他白天跑採訪，寫稿件，夜晚抄收並翻譯英文電訊（那時母親剛生下我姐姐不久，在志達中學和《新民報》，父親實際上兼起了他和母親兩人的工作）。父親多才，出手迅捷，被報業同行盛讚為“鐵筆妙文，倚馬可待”。父親和重慶新聞界的許多中共地下黨員如謝韜、田伯萍、邵子南、王樸、陳理源、吳子見、張勉、朱立彬等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幫助他們做了很多工作，但父親堅持不再加入任何組織，決意做一個自由主義者。 對自己原是一名翱翔藍天的戰鷹，曾因“奸匪”嫌疑獲罪入獄之事，父親則諱莫如深，守口如瓶。 新中國成立了！解放了，自由了，民主了，“連呼吸都暢快、走路都想飛”的父親堅信，國家、民族和個人都已否極泰來，此後定能暢所欲言，痛快淋漓，舞文弄墨，策馬放歌。 幾天後，父親就開始在新民報副刊《天下》的《西方夜譚》版連載《鐐銬萬裏行》，每日一篇。以《我是一個航空員》開篇，講述國民黨空軍23名飛行員所遭遇的那場曾經轟動一時的冤獄，記錄了他們身負鐐銬萬裏遠行的苦難歷程。 父親寫此文，緣於對“原圖碧空馳烈馬，反遭縲絏投魔窟”，壯志未酬的遭際的極度憤懣和出獄六年來如鯁在喉的隱痛。 《鐐銬萬 里行》全篇在父親心中或已成型。他要寫他和徐世椿、王覺非三人於炎炎烈日下戴著手銬腳鐐穿越熾熱的戈壁，連內褲都無法脫換的困苦；寫他們在冰凍三尺的蘭州，一身單衣睡在鋪著薄薄稻草的水泥地上，手腳長滿凍瘡；寫“同案”的23人會合時，以為將被集體處決，為能“同年同月同日死”而悲喜交加；寫重慶軍法處開庭審理“查無實據”，原以為可以無罪開釋，重上藍天殺敵報國，卻被校長蔣中正御批送進了“戰時青年訓導團”（重慶五雲山集中營）；寫他們把集中營變成大課堂堅持學習，鍛煉身體；寫他們得知鬼子投降的消息後忘乎所以的徹夜狂歡：寫他們出獄時相擁而泣，互勉為百孔千瘡的祖國立業建功…… 可惜動筆不久，《鐐銬》一文就“暫時”擱置了。因抗戰爆發流亡入川的父母，離鄉背井已十四年，思念親人和家鄉，早已歸心似箭。他們變賣了所有的家當，再加上積蓄的銀元，托報社知己、母親的復旦同學張天授買了兩張北歸的船票，抱著剛滿周歲的姐姐，漫捲詩書喜欲狂地踏上了回鄉之路。
然而，“最愛自由的思想”的父親，在他最嚮往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卻再也沒有機會寫完他的《鐐銬萬里行》。從反右到文革，二十多年的非人摧殘，雖然沒有手銬腳鐐，沒有高牆鐵窗，但無形的精神枷鎖和“意識形態”領域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幾乎徹底摧毀了父親的尊嚴，泯滅了他的抱負。 1988年，定居美國的樊培益回國看望闊別的大陸同學，對父親晚年醉心於書畫十分不解。他多次含淚勸說父親寫寫自己和留在大陸同學的遭遇。樊培益和許多海外同學都說，無論國共，誰欠的債誰還，總有討還公道的那一天，即使我們等不到姍姍來遲的正義，也要讓後人知道這段歷史。 父親也曾動心，但母親“以死相拼”的威脅，使父親最終沒能拿起筆來…… 父親在給樊培益的信中說：我們都已過古稀，幾十年逆來順受，吞下多少含冤的苦果，不想計較了…… 所幸父親畢竟在1949年寫出了《鐐銬萬里行》的片段，所幸父親在肅反時主動把《鐐銬萬里行》和他在重慶《時事新報》及《新民報》的部分剪報以及1942年他編寫的三期《畢業紀念冊》交給了組織，所幸父親歷經劫難活到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那一天，所幸父親在晚年享受了地市級離休革命幹部的待遇，所幸有一天“落實政策”，這些東西又回到了父親手中…… 整理閱讀《鐐銬萬里行》，心潮難平。短短29節文字，從《我是一個航空員》開篇，到《學會了脫褲子（帶著手銬腳鐐）》戛然中止，內容不可謂不豐富，一些異域風情的描寫，亦引人入勝。雖然父親的有些說法、觀點，現在看來有所局限，“值得商榷”，也是“誤讀”所致，但父親那顆赤誠的心和曾經的錚錚鐵骨躍然紙上。 近來反日熱浪湧動，釣魚島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很多國人因之提起了符拉迪沃斯托克。父親六十多年前在《鐐銬萬里行中》就有這樣的述說： 窩勞治卡才15歲，父親是中國漢人，母親是白俄女人，他出生在佛拉基沃斯兜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提起這個地名，我總認為是不祥的，佛拉基是“佔領”，窩斯兜克是“東方”連起來是“佔領東方”。總有些征服的意味。同樣伊犁區舊政府就是綏定，也是對邊民的辱侮…… 從今天起我將連續刊出父親寫於949年12月—1950年1月的《鐐銬萬 里行》。 以後，我還要陸續將父親留下的剪報整理並刊出。 雁過留聲，何況我的父親是昨日雄鷹。 《鐐銬萬里行》之一 我是一個航空員 從1943年起，我不能再飛向碧藍的天空了。我沉默著過了六年，我害怕向任何人多說了一句話，我害怕國民黨的特務，我對於所有注視我的眼光都感到疑懼，我失掉了比翼晴空的夥伴，我不敢交朋友，沉默使我很快的顯得蒼老了。 1940年到42年，在成都錦城簇橋邊的新營房，我學飛行，280多個同班同學摔死了六個，淘汰了近200個，中國式的、美國式的、蘇聯式的驅逐機我都可以騎上去，如同騎老牛一樣的安穩。我自信我的特技也做得不錯，快滾、慢滾、翻跟頭、英麥曼大致正確。我以驅逐科第四名的榜次畢業了。 我是一個不願做奴才的航空員，我讀了些書，李季譯的資本論縮本，反杜林論、聯共黨史、論新階段、大眾哲學，另外學校限定我讀的總理遺教和“總裁訓詞”也讀得很認真，我買了桂林詩創作的每一期，艾青的詩也搜羅得差不多，我編壁報大膽的把三民主義只稱之為“政策”，我讀了一本孫中山和列寧的書以後，對於“總裁”和“黨”都失掉了信念。甚至於我坦白地向政治指導員張慎哉說：我要把飛行當副業，我要讀蘇聯的小說，我要寫詩，我要當新聞記者。我說，國民黨，是不是孫中山留下來的黨？
同學中傳說張指導員了不起，曾經是布爾什維克，上過殺場。我對他越感神秘了，我盡可能得接近他，但我發現他不失湖南人的忠厚和耿直，他不向我說教，像填鴨一樣的填三民主義，我與他倒建立了兄弟似的感情。後來我證明瞭他不是特務。在學校政治部設了一個調查室，那才是特務組織。調查室就在我們打鑼鼓唱戲打檯球和下棋的俱樂部旁邊。俱樂部幾乎是我們放浪形骸說話最隨便的地方。此外我並不知道有什麼恐懼 父親自注：大約是49年12月中旬寫起，至50年一月中旬逐日刊於重慶《新民報》晚刊“西方夜譚”版。共29節。重慶解放於1949年11底。 張慎（文中提到的張慎哉，時任航校訓育主任。並非布爾什維克，而是北伐時已加入國民黨的“黨國元老”。 赴台後升任將軍。晚年定居美國洛杉磯。對於父親等23人的冤案，他曾上書航委會以身家性命擔保，“欲救23位菁英同學，使其一遂宏志——振翼沖天。”並傳書父親，囑咐大家“靜候佳音”。奈何父親等23位空中驕子等來的卻是蔣中正校長的御批：關他們三年，好好學習三民主義…… 四十多年後，張慎哉寫信給父親說，伊寧事件是“空軍內隱藏的“紅色政客”孫浮生蓄謀而為”…… 父親萬萬想不到，一身正氣，與三期兄弟肝膽相照的張慎哉是貨真價實的國民黨，而兇狠狡詐、必欲置他們於死地的“惡魔”孫浮生才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 父親駕駛過的飛機機型：
父親沒有駕駛過的飛機機型： 1943年父親等23人被捕後，三期剩餘的六十名飛行軍士，全部升為軍官，赴美國奧斯丁、阿克拉荷馬空軍基地受訓，這些飛機機型應該是父親等23人沒有機會飛過的。
《鐐銬萬里行》之二 我自己很明白，硬部頭的書生吞活剝地讀，不容易懂，我抄大綱寫筆記，倒也建立了初步正確的人生觀。後來我為艾青的詩醉倒了，我每天寫，寫的很多，鍛煉自己的情感，組織它，我感到進步的愉快。當然我不敢說我有了成就。我曾經想像著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場面。我寫到： “有一天啊，我隨著凱旋大軍，走過一個鄉村，腳下揚起黃塵一片。柴門邊是母親吧，滹沱河的水在流，母親可有了白髮？” 我給一位好友題在紀念冊上的是：“我愛馬，我愛自由，我愛自由奔跑的思想，是誰啊，點燃我一胸膛的火。我在馬背上，策馬跑了，蹄聲多麼清脆，馬蹄跑在多石的路上，蹄下還有一點點的火星。”…… 年底我邀請了一些好朋友深夜裏偷偷地起來，歃血為盟組織一個自學團體，名叫“飛箭社”，我不能盲目的信仰三民主義，我不願意無理由的服從。我們開始團結腦殼裏不是豆渣而是腦漿的同學，社員漸漸多了。42年春天，我們正準備打破班級界限擴大組織的時候，一位元T社員畏難而退。為了怕他出賣我們，立刻宣佈解散。而願意自學的人可始終不願丟下書本，我們開始辦油印小報，為了表明我們的志趣，定名為《雲野》，我們願意在空中耕耘播種，我們時常在夜裏隊長查過寢室之後，悄悄的起來寫稿，油印，裝訂，幾乎到二三點，我在那時候學會了抽煙。 最危險的是前夜熬了幾乎一通宵，第二天黎明又趕到機場去飛行。我想不飛，但終於派定。我飛單座的霍克三式，在起飛之後，盤旋上升的時候，我睡著了，兩分鐘後醒來已離開指定“空域”三十幾裏，如果不是那種飛機穩定，恐怕我已在沉睡中死去了。 我知道了共產黨有完整的理論，有民主集中的組織，我對於鉗制思想的國民黨空軍，更是恨得深沉了。但是我不願意在今天，共產黨受到全國人民愛戴的時候，自己撈一頂紅帽子頂起，在當時我甚至於還不知道中國還有民盟、民社黨、青年黨；國民黨所說的共產黨有多少周邊組織，我也一無所知。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我要自由思想！ 42年冬天，我們畢業了，我寫了些自勉的散文，我對於喊“蔣校長萬歲”深惡痛絕。我只認為，見到日本人一拼是唯一的好方向。 我寫著：“……壓不住血管裏沸騰的血浪，連人帶飛機向法西斯強盜沖下去吧!” 思想的自由在空軍中是不許有的，甚至於連思想都不許有。只許吃肉、睡覺、玩耍、打牌……國民黨想把我們喂成豬與武士道去作牛鬥。我不能見容，終於1943年在新疆伊寧被扣釘鐐上銬，押解萬裏莫名其妙的做了政治犯，以“奸匪”嫌疑，受過審訊，送入了集中營。 在這篇短短的文字中，父親寫道：“我愛馬，我愛自由，我愛自由奔跑的思想……” 他說：我只有一個想法，就是我要自由思想！ 他不願意喊“蔣校長萬歲”。 他認為，見到日本人一拼是唯一的好方向。 他寫道：“壓不住血管裏沸騰的血浪，連人帶飛機向法西斯強盜沖下去吧!” 從四川盆地來到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年青的飛行員全都愛上了騎馬。 徐世椿回憶，那時空軍教導隊養了很多軍馬。他們半天學飛行，另外半天搶著去騎馬。父親等不少人還自己買了馬。徐世椿至今都記得他買的那匹青鬃馬，花了45塊大洋。宋肇興買的一匹四蹄生風的棗紅汗血馬，竟因人見人愛引發了一段長達四十幾年的“糾葛”—— 宋肇興是伊寧事件最後一批、最後一個被捕的——政教處搜走了他流露了“異端思想”的日記。宋肇興回憶：押赴內地的前一夜，我回隊收拾行李，同學們紛紛表示難過和同情。張子明靠近我，摘下手上的金戒指，說：“此去成都，萬裏迢迢。路上用得著，拿著吧，保重啊！”我含淚謝過子明，順便托他替我照顧我的馬。原以為不久即可歸隊，誰知一去無回。
子明在我離去後悉心照料著我的馬，還常騎著它和曹楚才、李壽彭比賽。孰料後來崔某以和我是老鄉為由，硬是橫刀奪愛，從子明手中搶走了那匹馬……。 四十多年後，三期同學相聚於大陸，崔同學並未前來，宋肇興修書問候，他竟不睬。由是激起美、台同學的義憤，力勸宋肇興起訴崔某。而大陸同學則勸宋肇興息事寧人、免傷和氣。王戈伯說：我們這一生，失去的東西太多了，差點連命都丟了。區區一匹馬值幾多？西瓜都丟了。何必在乎一粒芝麻？老崔不仗義，老弟要豁達。往事已如煙，恩怨早了結…… 後來宋肇興將“馬事”的前因後果寫成《一匹馬的糾葛》，在海內外同學中傳閱。此事不了了之。 在伊寧，三期前輩們除了自己三五成群賽馬競技，還常和當地牧民一同騎馬放牧，向他們學習馬術。“我們在伊黎河邊野餐，我們與哈薩克牧馬人用手勢談心，與塔塔爾人唱歌，大家圍著圈子看維族人跳舞，拍掌歡呼，我們騎著他們的無鞍馬狂奔，放浪形骸享受片刻的自由，積雪已消，遍地露出一尺深的冬前枯草，一隻火柴點起燎原的火，那時候我看著蔓延的野火自身也仿佛燃燒了…… 年輕勇武的飛行員與英俊漂亮的新疆小夥、姑娘在大草原上策馬狂奔，縱情放歌。那畫卷多美、多有詩意啊！ 記得我五、六歲時，一天父親意外地收到了幾元稿費和一本期刊《大家唱》。那期《大家唱》刊登了一首父親作詞，描寫哈薩克牧民生活的歌曲。那是父親為一張年畫的配詩，被一位作曲家拿去譜了曲。記得父親坐在籐椅上，用腳打著節拍，哼了兩遍，就教我和姐姐唱了起來。這首小詩應該來源於父親在大草原上真實經歷的積澱吧。依稀記得那作曲家姓程，歌名已經記不起來了。但我還會唱第一段：翠藍藍的天空，綠油油的草，大紅旗子舉得高。肥壯的馬上騎著牧羊女，哈薩克的姑娘啊，紅嬌嬌。啦哩啦啦啦，啊哈哈哈哈哈！…… 今天的我，真想對當年的父親說：“自由思想”真的那麼重要嗎？！簡單愜意的生活多好啊？幹嘛非要“先天下之憂而憂”？您真是孔夫子念得太多了！您不願意吃肉喝酒、玩耍打牌，還可以騎馬放歌、打球跳舞、拉琴寫詩……只要能和日本鬼子一拼，何必非要自由思想？關心政治，熱衷“主義”，結果自討苦吃，落得鎩羽折翼，從此運交華蓋。 何苦來哉啊！ 您痛恨老蔣“消極抗日”，鉗制思想，不願意喊“蔣校長萬歲”；但在“積極抗日”的新政權下，您遭遇的豈止是鉗制思想啊！無休止的、觸及靈魂也觸及皮肉還株連九族的思想改造，不是最終使您除了山呼萬歲，還得祝萬壽無疆。就算“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連道“天涼好個秋”也戰戰兢兢了嗎？ 何必當初呢！ 如果有來生，您還會去關心什麼勞什子政治嗎？您“生吞活剝的那些硬部頭”原是些放之四海而皆不准的歪理，為此付出那麼沉重的代價，值得嗎？ 《鐐銬萬里行》之三 成都到迪化 命令來了，前任驅逐隊長雍沛告訴我們說：“你們要調到一個很好的北方去。”還說：“那裏伙食可以吃得好，天氣好，白俄女孩子好，混血兒也愛僚起克（俄語：飛行員）。”暫時調到新八號營待命出發。大家都明白，次一目的地是新疆伊寧空軍教導隊。 我們大部分的同學的生活開始糜爛，糜爛得怕人。一天不停地賭，麻將、十點半、牌九，圈子圍得水泄不通。廚房變成了餐館，隨時像館子一樣的喊菜。一天不停地吃流水席。進城的，找女朋友開旅館，錢不耍光不會回來的。 跟著，營房裏發生了竊案，我的軍大衣和表不見了，床單不見了。第二天、第三天，每一個寢室都失落了衣服。勤務兵是跟了幾年的人，一股子純樸的農民氣質，他一定不會偷。幾天以後，大家都明白了，外邊有人挑著蘿兜來，一挑一挑的買衣服，自然價錢是很便宜的。飛行員有人做賊了，我想這就是國民黨空軍需要的飛行員——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飛機夫。 不過，倒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全都壞，好的也有，可實在太少了。有幾個人每天早起洗冷水澡。我和幾個朋友卻翻一下俄文書，讀一點雜誌和報紙。但是這種“好”是基於所謂是“天良”而不是基於“認識”的。因此我急求早走，我被排在第二批。 行期既定，又有人打著新的算盤，把所能賣的都賣掉，在成都大買茶磚，有些人又買西藥，有些人蚌扣，甚至於有些人買橘子皮，要帶到新疆去做一本萬利的生意。 大概是二月六日吧，我們第二批啟程，一早在北門外鳳凰山機場搭機西行。一路上看地面，綠色的四川，黃色的甘肅，亮的灰白的大戈壁，下午四點半（當地時間）才到了白雪耀眼的北疆，在迪化著陸。 四川如同一隻盆子上迷漫著霧氣，悶得人沒有一天舒展，思想也被禁錮得發了黴。 那一天我感到多年不曾有過的暢快，因為我家在北方，今天我又重回北方，並且我要向蘇聯友人學習了。 一個地勤朋友張貴和告訴我，伊寧可以看蘇聯最新的影片，在法西斯的戰爭中有多少英烈的史詩，伊寧有蘇聯使館開的文化書店……我想往得時常半夜不眠。那一天夜裏，宿在迪化。注：迪化即今天的烏魯木齊。 對於“ 我們大部分的同學的生活開始糜爛，糜爛得怕人。”之說，記得三期畢業五十年聚會時，前輩一起談笑，憶及往事，美、台同學既讚賞大陸同學德才兼備，也笑諷他們“個個要做正人君子”。馮汝元說，我當年還小，頭腦簡單。懶得參加你們的讀書會。我就想在地面玩個盡興，上天去死個痛快，哪曉得老子命大，一活活到七十多！ 樊培益也曾在給父親的信中說：“孫浮生一刀把三期斬為兩段，有思想有才華的投進大獄，剩下的都像我一樣是草包，除了拿駕駛杆，還會什麼？”（其實樊培益才不是草包呢，他後來是全美反獨促統的領袖，直到年近九旬還活躍於美、台、大陸，為祖國統一奔走呼號，聲譽極高。） 這些原本家境優越、養尊處優的富家子弟，在國難當頭之時，毅然投筆從戎。“加入風險極大，犧牲率極高的空軍”，正值花樣年華，已決心為國捐軀。就算及時行樂了，何必求全責備呢，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父親當年實在是“左”得可以啊 。 《鐐銬萬里行》之四 空招待所的一夜 當時我是不懂俄文的，但我卻為了這種佈置激動了火一樣的感情。 我想起了孫中山先生說的“世界上帝國主義最恨的人是列寧，他是我們的朋友”。和“我已經命令我留下的黨（國民黨）和你們（蘇聯）合作，像親兄弟一樣的攜手奮鬥”。在盛世才督辦的反帝、親蘇、民平（民族平等）、和平、清廉、建設六大政策指導之下，新疆是幸福的，我這樣想。 一整天的空中生活本來就很疲乏了，但是我無論如何合不上眼，我想像著像蘇聯尤其是俄羅斯那樣俠義為懷領導革命的民族。我想像那遼闊無邊的大草原上健康的人民該有多麼開朗的胸襟，當第一位蘇聯的朋友伸出那只堅實的生著密密的黃色絨毛的手握住我的手的時候，我的心會跳出來的吧！我又想到他們在抵抗最兇惡的德國法西斯強盜的愛國戰爭中表現得最果敢，我到伊寧後看到的“保衛史達林格勒”的影片，這雖是後話，我卻願意先提。勇敢的人民與德國強盜拼命，一間房子一個樓梯都灑下愛國戰士的血，蘇聯在世界大戰中首先使用了火箭筒，朱可夫將軍卓越的指揮和烏拉山背後迅速重建的工業都形成了戰勝的因素，最難得的英勇的紅軍一夜之間跨著浪濤滾滾的伏爾加河建造了十幾座可以通過重型坦克的大橋，在地圖上看不到的地方蘇聯的人民，男的女的動手修了四條平行的鐵路，運輸軍隊和糧秣。我驚異與興奮流著眼淚看著這唱著伏爾加船夫曲的民族。 另外，當夜一點小插曲是我真的是“懷抱火爐吃西瓜”了，招待所供應的是蘇聯式的西餐。馬腸、肉餅、黑麵包、蘿蔔湯和一大盤通心粉，特別又把存放得好好的哈密瓜饗客，北方的生活方式確乎不同了。 一位四川的同學因為看到一隻肥大的貓驚異的叫道“嘿！好大的貓兒”！說著話貓兒一跳過去了。像一隻半大的狗，嚇了他一跳。 在這段和以後的很多文字中，父親表現出了對“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馬列主義的熱忱和嚮往，和對“有著蒙古人眼睛的”列寧、史達林、伏羅希洛夫以及蘇維埃紅色政權的愛戴和傾慕。 我不明白飽受四書五經薰陶的父親是怎樣喜歡上了那些洋教條的。那時，讀這些玩意兒幾乎要冒生命危險。這些舶來的“真理”，當年確實吸引了父親這樣一大批中國青年知識份子近乎迷信的虔誠，竟至那麼多先烈願意為它“拋頭顱、灑熱血”。 六十年代初，目睹中蘇交惡的父親心情是複雜的。記得父親不僅認真、仔細地收聽廣播裏慷慨激昂地放送的一至九評，還把報紙看了又看。父親和他的同學一直堅信“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在伊寧，他們與蘇聯教官也的確相處甚睦。何以一夜之間竟與“老大哥”反目成仇？疾言厲色的九評也許難以打消父親心中的疑惑。記得父親曾悄悄地收聽被幹擾得絲絲拉拉的外台——那時起，我就熟悉了不同於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美國之音的軟軟腔調，記住了“這裏是日本廣播電臺，NHK”的呼號，也記住了“蘇修”台的開始曲…… 在文革中，“收聽敵臺”也是父親的一大罪行，是與我家相處極好鄰居揭發的，我們住的簡易筒子樓隔音極差，鄰居阿姨又是電話班的接線員，有著職業訓練的敏銳聽力。 文革初，抄家之風剛起，父親就從書櫃中抽出美國女作家安娜.路易士.斯特朗所著《史達林時代》燒掉了。我不解，只覺可惜。那時在父母的影響下我已經愛看書、喜歡書了。囫圇吞棗地看過《史達林時代》，但不太懂，現在也全無印象了。當時不明白家裏那麼多“封資修”的藏書，為什麼父親偏偏毀掉那一本。 現在想來，那本書一定曾引起父親對史達林時代和毛時代的毫無二致“有所思”；他擔心惹禍上身的或許是自己寫在書上的那些“眉批”。不然，以當時紅衛兵、工宣隊的水準，只知打到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都當史達林和馬恩列一樣是革命導師呢。（其實，作為政改先行者的赫魯雪夫“修正”史達林的集權體制，讓蘇聯人民和社會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放，很有必要，何罪之有？）。 後來，家裏的藏書幾乎都被抄走，但文革後期基本如數歸還了。只有那本《史達林時代》和一本線裝《濟公傳》被徹底消屍滅跡了。紅衛兵來抄家時，我正躺在床上看《濟公傳》，聽到紛亂嘈雜的腳步聲，一時不知所措，父親拿過我手中的書，迅速拉開大衣櫃最下邊的大抽屜，扔到後邊的地下。 我慶幸《濟公傳》之倖免於難，但當我再掏出來，看“下回分解”時，卻被父親堅決地扔進了爐膛。父母異口同聲地告誡我：不要看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了，有時間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吧…… 1989年末，去芬蘭看望兒子路過莫斯科的殷鐘崍從赫爾辛基寫信給父親：“我們國家幾十年來沒有好好從事建設，鬥人、整人，把人都搞得灰溜溜的。芬蘭蕞爾小國，以前是瑞典和沙俄的附屬。但一旦聰明的領導人把大家帶上正路，才二十多年的時間，就趕上世界先進水準。目前芬蘭的人均收入已超過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看人家一個個埋頭工作，有奔頭，不用心驚膽戰過日子，國家怎麼會不好起來呢？ ……蘇聯的經濟情況很糟，簡直不敢相信十月革命七十年後竟會如此。這次我們完全是同蘇聯人混在一起，的確感到民怨沸騰，改革是十分艱巨的。今後可能還會有不少變化，等著瞧吧，搞得不好，國家都會解體。波羅的海邊的三個國家被史達林吞併，現在那裏的人民已經變得很不聽話了。過去那一套統治方式行不通了。芬蘭贏得獨立，人民生活得好，成了蘇聯門前的一個櫥窗，豈能無影響！…
隨信附詩一首： 自況 如夢以生如夢死，稀裏糊塗一輩子。 一年之後，“自由民主之花在* 國開結果放，卻在東歐結果”，敗絮其內的蘇聯瞬間解體。對此，父親表示出些許惋惜。從心底他應該是“尊重蘇聯人民自己的選擇”的。至於年輕時代對蘇俄的極度推崇，由於沒有更多的交流，我無法得知父親內心是否會有思想渦流的鼓蕩，抑或已是死水微瀾。應該也有“稀裏糊塗一輩子”的感喟吧？ 我們這代人也是喊著列寧、史達林主義萬歲長大的，在我下鄉時的讀書筆記中，記著“導師”列寧的話語，至今倒背如流：“閃光的東西不一定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語言雖然燦爛奪目，娓娓動聽，可是沒有絲毫價值……” 寫這篇博文時，得知在外蒙，最後一座列寧雕像被推倒，俄羅斯人民或將審判這位高呼“以革命的名義”殺人無數並開創古拉格群島的“偉人”。無論是什麼人，欠下的血債終究要清算，歷史的真相終將還原。 《鐐銬萬里行》之五 伊犁雪霽 北疆的雪景是美麗的，可是我因為頭一天夜裏的興奮失眠，在飛機上睡著了。飛機越過塔爾奇依楞山，駕駛員林大剛驟然推低了機頭，我醒了，下麵是伊黎河谷，傍午的太陽雖然並無多少暖意，但是一地的白雪反射著強烈的白光，我竟不能睜開眼睛——下面是伊寧雪霽圖。 飛機上的玻璃窗，因為我們呼出的水汽結凍了，半透明的六邊形的窗花，像輻射的小花瓣，像淡黃色的野菊花，我用我呼出的熱氣溶解它，花又變了，凍結的窗花流動了，沒有流到半寸，又凍了，像一條絲帶，它在戲弄我。絲帶上是規律的另一種小花瓣的圖案，我猶豫了很久才掏出手帕。哈著熱氣擦掉它。真的，我離開北方，不見窗花已經五六年了，冰凍的窗花像一個親人站在我面前，若隱若現，一種迷惘的和親切的感情湧現在心頭。 窗外一片白光，天山在這裏分叉了，下麵是伊黎河谷。 北面一排一排的雪山，南面天山也潔白一片，中間的伊黎河上也鋪著厚厚的雪，聖潔的像是有史以來都沒有經過人間煙火的樣子。天是白的，發著刺眼的光，地是白的，也渾然一片，找不出天地的界限，我的心胸竟像是空了，我似乎是鑽進了一個熔爐，物化了我。 思想像一匹馬又在跑了，從抑鬱的籠子裏跑到廣場，我的身軀也像在膨脹，我從江南來到北方，我必須適應北方的粗獷。 一叢竹，數幢茅草屋，一個水塘，走在田坎上，像一隻卒子走在棋盤上，這就是四川。一批山，一條冰河，望不著邊的平原鋪雪，騎一匹馬翻騰了蹄子馳騁，像流星一條光劃過了半天而駐足，這就是北方。 我不知道怎樣比喻才好，一個修道女靜靜地緩步來了，她穿著潔白的綢衣，我把她的衣服比作白雪，我又把白雪比作一個修道女的白衣了。 飛機盤旋著降低了，我看見雪原上的路，小簇的針葉林，和鄉村。路——像一條灰白的帶子從城市扯出來，彎彎曲曲的向前伸展著，那條灰色的帶子猶如白衣上的一條縫，一個笨縫工用錯了絲線。 飛機低了，路顯了，在路邊看見了小村落，像小孩們擺的積木，又像一堆火柴盒。伊犁的平房多，從天空看下去，方方正正的排列著，屋頂因房裏生火是不積雪的，越顯得那些輪廓的小巧玲瓏。飛機更低了，山腳下偶然有了一簇簇的針葉樹，雪覆蓋著它們，邊緣上有一線深綠色的影子。這是伊犁冬季唯一的綠色，林邊有馬拉車出現了，冬天的馬車換了雪橇，寒帶粗獷的人民活躍在雪原上，冰封了土地，冰封不住北方的人民。 飛機對準了“T字布”符號，下滑降落，我看看風袋，剛好是頂頭逆風，機場邊停著一輛卡車，有一群馬隊跑來了，穿黑制服，戴羊皮帽，我認出了自己的朋友們！跳下飛機，我們擁抱著跳，大聲叫，喜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在此段和接下來的幾段文字中，父親描寫了初到新疆，親近了草肥水美的大草原和巍峨雄偉的雪山，耳目一新且心曠神怡。三期前輩那時都是二十歲上下的小夥子，初識與內地迥異的邊塞風光和群居於此的十幾個少數民族，興奮之餘，掩飾不住的好奇和歡喜。
新疆人民熱情地接待了這些即將為國出征的年輕飛行員。徐世椿回憶，當時伊寧駐軍不少，有盛世才的地方軍，也有些雜牌軍。只有他們是中央軍嫡系，又是將要對日作戰的天之驕子，最受歡迎和敬重。 飛行員的服裝也頗為引人注目——毛料制服、呢大衣、夾克式全皮飛行裝、鋥亮的皮馬靴，雪白的立領俄式襯衫，人人腰間都佩戴者銀光閃閃的中正劍。穿起來“神氣得不得了”！三期前輩們年輕時個個儀表堂堂，英武健美。三五成群走在街上，或騎馬馳騁於大草原，都是一道美不勝收的獨特風景。 伊寧民風純樸。那時候，十四個民族和睦相處，沒有民族糾紛。93歲的徐世椿至今還記得他們當年為記住十四個民族編的順口溜：“漢滿蒙回維，錫索哈柯歸，三塔加一烏。”（漢、滿、蒙古、回、維吾爾族；錫伯、索尼、哈薩克、柯爾克孜、歸化族；塔吉克、塔塔爾、達斡爾、烏茲別克族。）歸化族即俄羅斯族。是十月革命落敗後，逃到我國新疆地區的白軍及難民，也稱白俄。 每逢週末，尤其是在夏季，當地人都會趕著馬車舉家出動，到伊黎河畔郊遊。飛行員們常騎馬佩劍，去參與他們的狂歡。 無論走進誰家的帳篷，都會受到主人的熱情接待。捧出哈密瓜和葡萄、葡萄乾；請他們吃烤饢、馬奶子，喝馬奶子酒。少數民族，無論男女老少，人人能歌善舞；天之驕子，個個毫不遜色。冬不拉．手風琴響成一片。載歌載舞，其樂融融。晚上還會燃起篝火，有時玩得通宵達旦。 畢業五十年聚會時，已年逾古稀的三期前輩們還朗聲齊唱《達阪城的姑娘》、《在那遙遠的地方》…… 父親晚年的許多詩畫都流露了對那段異域生活的留戀。他在一幅贈友人的《葡萄圖》上題詩：壯歲飛西域，初識此果甜，博望侯千古，英名載淩煙。 當時，邊城伊寧的風氣非常開放，尤其是那些白俄和混血兒姑娘。她們追星般追逐著初到邊城的年輕英武的飛行員。馮學珍編印的紀念冊上，有一篇“伊寧的玩伴”，收錄了幾位混血姑娘當年的照片，都很時髦漂亮。不知現在那些姑娘是否還活著，是否還在伊寧。如果還有健在者，也該都是老祖母了，她們一定不會忘記當年活躍在草原上那些青年雄鷹…… 《鐐銬萬里行》之六 我在伊寧 伊犁的冬天走得太遲，三月間還流連不去，我們的營房到處都積了很厚的雪，樺樹禿光光的矗立在街邊，樺樹皮經過嚴冬變成了灰黑色，有些被馬啃了的就變成黝黑色，像是一塊一塊凍爛了的瘡疤。 入夜冷到攝氏表零下二十度，白天也總在零下十度，若偶爾好晴天不起風，溫度錶的水銀柱懶懶的往上爬，也很少爬上零度。 人們穿著厚皮衣服，臃腫得像不倒翁。白天街上行人不多，大部分躲在家裏烤火，夜裏出來看場影戲，進酒吧喝俄國啤酒取暖。因而人反倒多起來了。歸化族、烏茲別克族、維哈柯俱樂部天天客滿，放映蘇聯電影或是公演話劇。話劇不夠水準，但是卻遵守著一個條件，以民族形式宣揚六大政策。 俱樂部裏依然點著大壁爐，男女老幼擠得水泄不通，大鬍子老白俄、頂著繡花小帽的維吾爾紳士、半高鼻子愛唱歌的塔塔爾青年，烏黑眼睛兩條大辮子標誌的烏茲別克姑娘，頭戴瓜皮帽，頸纏毛圍脖的漢族商人，一臉雀斑浪漫無羈的混血兒和穿軍裝腰掛短劍的飛行員……肩並肩的坐著，俄語、維族語、漢語叫做一團。一股一股的汗味和著羊肉膻氣在劇院回蕩著，烈性的下等煙草——馬合爾卡——的氣味也回蕩著，然而一般人卻不以為苦。親族朋友，不分男女，互相逗著，有時候開心了，張大了嘴盡情憨笑著，粗聲的喘息著，每一個人似乎都像撐開鼻孔互相嗅著。十四個民族本來都是兄弟，沒有大漢族主義瘋狗似的狂吠，沒有民族優越感。 幕布掀開了，是演過的十月革命舊片。莫斯科的工人憤怒的叫著：“我們要麵包！我們要自由！”鄉村裏農奴抑鬱的遊蕩著，他們沒有工作，手風琴奏出了俄羅斯短音節的民歌，吃醉了酒的村漢大聲的唱。忽然共黨中央開會了，列寧消瘦的身影出現了，他的眼睛像是蒙古型的，瞪得發光，山羊鬍子抖擻著，觀眾一陣掌聲，小孩子們尖聲叫著“窩老吉卡！”（弗拉基米爾的愛稱），史達林出來了，又是一陣掌聲。 列寧、史達林的名字掛在弱小民族的嘴邊，又記在他們的心裏。
照片中的譚灝，（1919—1974）原籍廣東南海，抗戰時從香港考入航校。1949年赴臺灣。 譚灝殉職經過：1974年7月27日，在為中華航空公司駕C-123機，自金邊飛西貢途中，被越共對空武器擊中，墜地殉職。 關於那段生活，殷鐘崍晚年也寫過一篇題為《邊城舊事》的文章，發表在《龍門陣》1994年第二期上。文中不僅講述了新疆的異域風情、蘇聯在新疆的大量駐軍，講述了盛世才從“反帝、親蘇”突然轉向老蔣，還提到了人們現在談之色變的“東突”，一首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所作“流行歌曲”《玉門出塞》，詞曲古風古調，內容卻極富前瞻性。預言新疆必將成為重要的“歐亞孔道”，疾呼“經營趁早”，提防“碧眼兒”老外對新疆的虎視眈眈。 “……四十年代的新疆對於內地的中國人來說完全是一個禁區。地理上遠隔千山萬水．政治上不受蔣介石中央政府的管轄。當時它的最高統治者是盛世才，人稱盛督辦。烏魯木齊機場積雪盈尺，溫度零下20多度。但令人新奇的不是這一片銀色的北國風光，而是一種說不出的異域情調。 招待所內懸掛的是列寧、史達林的肖像。工作人員頭戴八角帽。上面是六角紅星徽章。這對於看慣了孫中山和蔣介石及青天白日徽章的我們來說，真是耳目一新。桌上擺的香煙是蘇聯貨，不是內地常見的強盜牌和紅錫包。當晚，盛世才派人把大家接進城去，招待一番，還看了烏茲別克的舞蹈和地方戲。蔣介石的部隊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頗出大家的意料，後來才知道．這並不是偶然的，當時的盛世才已撕掉進步的親蘇畫皮，倒向蔣介石了。 ……當時新疆的情況的確很特殊，境內流通的不是法幣，而是新疆幣。蘇聯在烏魯木齊設有飛機裝修廠，蘇聯飛機常在上空飛行，地面還有蘇聯部隊。 1943年冬，我們由新疆乘車返回內地時曾經在招待所遇上蘇聯士兵和裝甲車，在獨山子蘇聯設有煉油廠，門口站著蘇聯士兵，中國人是不讓進去的。四十年代中國飛行員使用的航行地圖都是採用大公報社出版的五萬分之一的中國地圖，這就是最大最詳細的地圖了，可是後來同蘇聯飛行員飛行時所採取的航行地圖卻是蘇聯繪製的軍用圖，詳細得多，精緻得多。 新疆是一塊戰略要地，早在二十年代，白俄軍就入侵過新疆。三十年代．在英帝國主義直接支援下一度出現過所謂的‘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1935年以後，盛世才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提出了包括“反帝、親蘇”的六大政策，對於我們這些身在內地的年輕人來說，真是一無所知。記得當時出關去新疆時嘴裏還經常哼著一支流行歌曲。歌詞據說是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譜寫的： 左公柳拂玉門曉，塞上春光好，天山融雪灌田疇，大漠飛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島。過瓜田碧玉叢叢，望馬群白浪滔滔，想乘槎張騫，定遠班超，漢唐先烈經營早，當年是匈奴右臂，將來更是歐亞孔道，經營趁早．經營趁早，莫讓碧眼兒射西域盤雕。 歌詞中的“碧眼兒”究竟何所指．看來遠不是僅指英帝國主義。”（殷鐘崍《邊城舊事》） 《鐐銬萬里行》之七 我們有時候也和同學挽臂唱歌，最初我們只有一首歌，是我寫的，于忠海作曲的空軍歌，是二部合唱。後來我們也學會了喀秋莎、祖國進行曲、假如明天戰爭，年青的騎兵歌和遊擊隊歌。 有一晚我們從烏茲別克俱樂部看了話劇回來，十幾個同學沒有馬車坐，我們拔著腳走快步，那夜冷到零下十度，但是興奮得毫不覺得，我們唱著： “冒著風暴，馳向雲天。任烽煙浸濕了熱淚，任黑發散披過雙肩。耐不住光明的引誘，追蹤向戰鬥的召喚。聽，是誰唱著慷慨的歌，看，是誰飛過萬重的山，走啊，讓我們走向前，光明已在不遠。” 反覆著又反覆著唱回營房來，一個肥胖得像豬似的白俄婦人，在路邊開了一家餐館，從花布窗簾的縫隙裏望去，裏邊燈火輝煌，午夜十二仍然客滿，門口雪地上躺著一個醉得像泥人似的白俄老頭子，一個頑皮的小孩喊著“別依，窩特卡！”（喝！燒酒！） 走過蘇聯領事館，擴音器響著，雄壯的豪放的男中音，唱著：“遼闊的土地，我們的國家……” 高山大河靠得緊緊的兩個國家是中國和蘇聯，我們心裏起了共鳴。 這段文字中，父親寫到了三期的期歌。 期歌的詞作者是父親，曲作者是航校的音樂教官于忠海。父親因”奸匪”嫌疑入獄；於忠海夫婦拖兒帶女，冒著生命危險，舉家逃往解放區，雙雙參加了解放軍。——脫離國民黨空軍“棄暗投明”，這是父親和于忠海，也就是期歌的詞曲作者，第一次殊途同歸。 1957年，于教官夫婦同時被“戴上了帽子”，帶著三個年幼的子女（小弟於今還不到一歲）從上海流放北大荒。萬幸的是，那時于家大哥和大姐已考入北京音樂學院，受到院長馬思聰的保護，倖免於流放之災。大哥于光後來與馬思聰的外甥女汪鎮美喜結連理。 1958年，父親也被打成右派。《期歌》的詞曲作者幾乎同時分別從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和上海音樂學院發配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這是他們第二次殊途同歸。 不同的是，父親等來了二十多年後的“改正”，晚年成了享受地市級離休待遇的“老革命”。而于教官等來的卻是：從上海音樂學院下來的“工作人員”告訴他，找不到當年整他為右派的“材料”，可能就沒“戴過帽子”。不算右派，因而無從“改正”，更談不上平反。 悲憤至極的于教官拖著拐棍追打二位理屈詞窮、匆匆逃離的公差時，突發腦溢血，從樓梯上滾下，臥床四年，於1984年辭世。于夫人雖獲“改正”，但因當年被開除公職，失去了工作，成為“家庭婦女”，改正後給落實到一個街道小廠，退休金還不足30元。于教官去世兩年後，于夫人也隨他而去。 ——無語！真不知該用什麼樣的辭句詛咒那場將幾百萬善良的、富於才華的知識份子打入地獄的“陽謀”；更不知靠什麼樣的法律條文才可以清算視人之性命如草芥的作惡者欠下的累累血債…… 史書說“春秋無義戰”。1949年前後的所有“運動”，又有何“義”可言？是怎樣的邪惡把可怖的內涵賦予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令數以億計的中國人橫遭不測，談之色變，也令我們國家的民主進程大踏步地倒退？ 在鍵盤上敲擊這些文字，眼前似乎浮現出七十多年前，19歲的父親與23歲的于教官一氣呵成地譜寫這首《期歌》的生動畫面。他們會想到，在他們嚮往與謳歌 《鐐銬萬里行》之八 我在伊寧 隊上有兩個我最喜歡攀談的小孩子，一個寢室的勤務兵窩勞治卡，另一個是廚房裏擺臺子送菜的女工佐亞。 窩勞治卡才15歲，父親是中國人，漢人。母親是白俄女人，他出生在的佛拉基沃斯兜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提起這個地名，我總認為是不祥的，佛拉基是“佔領”，窩斯兜克是“東方”，連起來是“佔領東方”。總有些征服的意味。同樣伊犁區舊政府就是綏定，也是對邊民的辱侮。窩勞治卡的父親祖籍是山東，我從他那裏就知道了華僑在蘇聯的生活。 在蘇聯大革命期間，這些華僑愚昧、愛錢，的確有些人做了壞事情，他們大部分是從山東下關東到東海濱省的，做點小生意或是種菜。 三十年前農民的意識，承襲了兩千年封建主義的衣缽，雖然身在異國，可是同樣的，泥土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一把鋤頭交代了一生，翻覆西伯利亞的黑土，把生命一歲一歲的埋去，他所求的是錢，希望有朝一日攜兒帶女衣錦榮歸。因此在蘇聯革命時候，他們向自衛軍出賣勞力，也有人向干涉蘇聯革命的日本帝國主義出賣勞力，在中蘇邊境，更有人偷稅，跑單幫，討落魄的白俄女人。 英勇的紅軍戰勝了。大部分華僑被集中管理，終於遣送回國，在軍事共產時期蘇聯農民懈怠了，他們危害了革命，糧食缺了，而這一批遣送回國的華僑卻有中國領事館供給的白麵包。蘇聯的鄉村被饑荒噬傷了，餓得發慌的女孩子會因為一奉托（俄量詞）麵包向你求婚。有些華僑便因此成家。 《鐐銬萬 里行》之九 佐亞是個15歲的女孩子，瘦小的身材，也如同最大多數的混血兒一樣，一臉雀斑。頭髮梳成兩個辮子，盤在頭上。除了俄語流利之外她還會寫字。只不過是字母時常拼錯，喜歡唱歌。時常在洗碗擦碟子的時候，一邊做 一邊唱（Peige.Pazhaluisga！） “唱一個歌，請！”我時常駐足在飯廳請她唱歌，這一個聰明伶俐的小孩子後來也幫到我的忙，當我被送到禁閉室的時候，同學托她帶信，傳口訊，都萬無一失。有一次。我把紙條放到剩飯盒裏，她瞞過看守兵帶出去了。看守兵是維族人，不懂俄語，我又用俄語告訴她一些事情。 比較說起來窩勞治卡是個缺欠教育的孩子，貪玩，叫他買東西，偶爾會扣一點錢買煙抽，但他愛清潔的性格卻很討人喜歡。我時常帶他一路去看電影，叫他充翻譯。很多蘇聯影片，我比別人理解得更多一些。到今天，我失掉一切資料，我底日記舊稿全丟了，我回憶著六七年以前的事情，腦子裏又浮出了一個小孩的容貌。蓄著軟軟的黃頭髮像一個桃形，長長的臉，黃色的眼睛流露出天真，穿著半寸厚的羊皮大衣，馬皮靴子比腳長了一寸多，踢踢踏踏的走了。我開了留聲機，放一張片子，雄壯的男中音和低音唱了，他說：這是農人和礦工對唱，聽！“我們底山高河又寬，朋友朋友……” 我給他一隻煙，他很少抽到的卡茲別克牌，他頑皮的歪著頭一欠身說：“斯帕希波（謝謝）！”他就是我取笑著喊的窩勞治卡。 在父親那代人心目中，國家尊嚴與領土完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鄉間私塾雖然沒有專門的“愛國主義教育課”，但精忠報國的英雄情結自幼就深植于父親和三期前輩的腦海中。當忠孝不能兩全時，無論是他們自己，還是他們的父母，都堅定地認為，為國盡忠義不容辭。徐世椿的父親徐八爺就是親自把自己的三個兒子都送上前線的。 三期前輩義無反顧地考入風險極大、犧牲率極高的空軍，沒人想過要生還。他們唱著： “…… 同胞被屠殺，土地被強佔，我們再也不能忍受，生死已到最後關頭！拿我們的血和肉，去拼掉敵人的頭!亡國的條件決不能接受， 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失守！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 他們堅信，國家的尊嚴至高無上，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失守，淪落於小日本或是老毛子手中都是奇恥大辱。所以父親寫道：“佛拉基沃斯兜克——符拉迪沃斯托克。提起這個地名，我總認為是不祥的，佛拉基是“佔領”，窩斯兜克是“東方”，連起來是“佔領東方”。總有些征服的意味。” 由於當時對蘇俄近乎俯首貼耳的“親近”，父親只能欲言又止。 但我記得父親不止一次和我說過符拉迪沃斯托克，他在糾正我“崴”字發音的同時，也糾正我對那片土地的認識。父親告訴我，那是中國的遠東，中國的領土。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域碎葉——詩仙李白的出生地，都是被老毛子強佔去的大片大片的中國領土，符拉迪沃斯托克是很好的天然不凍港，那裏原來居住的幾十萬漢族和滿族中國人，在史達林時代被趕盡殺絕。他們規定只許蘇聯人可以進入和居住於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是怕有朝一日，符拉迪沃斯托克裏應外合，認祖歸宗。父親如數家珍般惋惜地說，西域遼闊卻不蠻荒，蘊藏著豐富的地下寶藏；父親還憤憤地說，外蒙獨立也是史達林幹的“好事”。——說這些的時候，蘇聯已不再是老大哥，而是僅次於美帝的二號敵人“蘇修”了。 翻看1942年的三期畢業《紀念冊》，在畢業生籍貫統計一節，有精美的手繪中華民國地圖。那時的中國版圖以山東半島和新疆塔里木盆地為中心線，恰似一片左右對稱美麗動人的秋海棠葉。 如今，我們的版圖有了太大的變化，沒有了外蒙，秋海棠變成了公雞，據說這公雞也已瘦身。釣魚島風波激起的愛國熱潮荒腔走板，在有的地方甚至淪為打砸搶鬧劇。人心未見凝聚，風氣更加堪憂。 我自己和周圍的人對保釣的關注和義憤也遠遠不及93歲的徐世椿老先生。 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從小受著花樣翻新的愛國主義教育，榜樣的力量無窮無盡。慷慨激昂的口號沒少喊，愛國歌曲也唱得滾瓜爛熟，但那種真正的英雄主義、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愛國情懷卻日漸消退，無法與長在舊社會，學在鄉間私塾的父輩相提並論。原因何在？
此段文字，父親還寫了：蘇聯的大革命帶來了大饑饉，饑餓“噬傷了”蘇聯。餓得發慌的白俄姑娘（多為原來的貴族）會因為“一奉托”麵包向逃荒闖關東過去的中國窮小子求婚。是何等“可怕的饑餓”使美麗浪漫、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姑娘徹底放下自己的尊嚴，願意下嫁中國目不識丁的逃荒農民？又是何等殘酷的“消滅貴族”的政策，使這些落魄的俄羅斯姑娘甘願背井離鄉，拖兒帶女隨中國“窮爸爸”千辛萬苦地穿越西伯利亞、中亞，來到中國的新疆草原上落地生根呢？ 無怪乎當伊寧的艾林巴克空軍教導隊出現一批批英俊瀟灑、文武雙全的飛行員時，那些白俄和混血姑娘會不顧一切地“追星”呢！ 那大饑饉的慘烈程度與我們餓死近四千萬災民的三年“躍進災害”應該不相上下吧？而這種只有農業集體化才能造成的特色大饑荒，今天又在北朝鮮重演了。 令人感動的是，那時正遭受戰爭重創，並不強大的中國，卻能為被史達林政權像驅趕牲口般驅趕的落難僑民提供庇護和白麵包！“中國領事館”——無疑會使被蘇聯遣送出境的中國僑民感受到溫暖，飄揚的國旗也會令他們萌生出強烈的愛國主義情結吧。 現如今的愛國教育，百姓聽其言亦要觀其行。有人講得天花亂墜，自己卻爭相把家人和貪來的財產轉移出國，己不正焉能正人？ 欲使百姓愛國家，國家也要愛百姓啊。 《鐐銬萬里行》之十 為團結乾杯 我們二十幾個人第二批到伊寧，第一批同學先我們一個月到達。他們以老伊寧的資格開酒會歡迎我們。 國民黨的空軍在當時確乎存在著嚴重的派系之爭，東北派、廣東派、廣西派、中央派,是尖銳化了的。中央派定期升官，雜牌子等一步。更日趨嚴重的一個問題是軍官與軍士之爭。烏鴉頭子周至柔為了貫徹他法西斯的管轄權，凡屬飛行士永世不能升軍官，並且嚴禁投考空軍軍官學校，否則一經查出，請進監牢。命令歸命令，軍官們偏不爭氣，學識技術比軍士一天不如一天，我們正捲入這個鬥爭的漩渦，我們是軍士，只有靠團結，努力學習，與他們軍官比，讓他們丟臉，也正因為這個原故，不准飛行軍士作戰立功。 團結就是力量，團結面對著更殘酷的壓迫。雖然有認識的人太少，但是利害團結了我們，鞏固的組織，使特務們紅了眼。 有一天晚上五十幾個同學濟濟一堂，先到伊寧的同學指著我們的鼻子罵我們“喬爾馬克”（鬼東西）另一位充翻譯說：“你們的鼻子有福氣”。表演俄文歌，表演剛學到的倫巴舞，兩條腿像拐子馬似的亂跺，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酒會開始了，定做的六十人同吃的大蛋糕，還有糖果和紅酒。啤瓦（俄國啤酒）卻抬來了兩桶，我們被嚇呆了。 “請選主席！” 吳天健上臺了，上額寬，下巴尖，臉的輪廓活像個倒立的等腰三角形，他伸出了拳頭尖叫：“我們在邊疆是孤立無援的，我們要有前途就要團結！…” “大家乾杯！為團結乾杯！” 玻璃杯，叮噹的響著，啤酒瓶子對敵，“為團結乾杯”，“三碗”，“拼五碗”，瘋狂了似的擁抱，喊著每個人都有的外號，那一夜簡直沒有把酒當做酒。喝酒下嚥的聲音像飲馬群於河邊一樣了。 “醉了的抬回去！” W喊了一聲。 沒有一個人願意被抬，寧願醉倒在地板上滾，還叫著“團結，乾杯！” 我從來沒有那麼興奮，我先喝啤瓦，拼了十幾大杯之後，我再喝紅酒，只感覺像咽了口冷氣，一身像是麻痹了，我跳上桌子端起一大杯紅酒，我最好的朋友曹體湘勸我不能再喝，紅酒是甜的，但含酒精量卻不比窩特卡少，我不聽。 “兄弟們，有梁山泊的哥哥就有弟弟，我代表第二批的同學敬大家一杯紅酒，我們當血喝，讓我們有相同的血液！第三期的同學是不能分化的，團結，進步！” 大家齊聲叫著，每個人又灌了一杯進肚子。 以“升官”為號召的團結是不能持久的，不能武裝自己的心是危險的！轟轟烈烈的酒會預伏下禍根。以“官”為餌，以“牢獄”為武器，多少人後來馴良得像只綿羊。 我回憶中的“為團結乾杯”那是最後一次。 文中寫到的吳天健是三期合唱團出色的男低音，是很受大家敬重的學生頭之一。 他口才好，願意為集體利益出頭，頗有組織能力且熱情正直，有勇有謀，非常活躍。徐世椿回憶“天健講到動情處就會登高而呼、而唱，群情激奮，一呼百應……”。伊寧事件中吳天健是第一批被捕的，曾被單獨押往重慶，差點作為“首犯”遭到槍決。
吳天健的舅舅時任國民黨交通部的高官，有他的力保，吳天健才得以“槍下留人”，倖免一死。與父親等另外22人一同蹲了三年集中營。1945年釋放後，因其舅舅的舉薦，進入央航繼續飛行。 1949年，吳天健和三期同學伍慶香、吳子丹、盧先華一同參加了兩航起義。後來一直在民航工作，文革中受到“衝擊”。1988年突發腦溢血逝世，沒能等到三期弟兄重聚那一天。1985年留在大陸的三期前輩首次聚會，大家舉杯祭奠唯一離去的天健兄弟，很多人老淚縱橫…… 即使在今天，飛行員也屬鳳毛麟角，何況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但這樣一群飛行技藝、才華學識樣樣出類拔萃的精英，僅因參加的是飛行士的招錄，在士官學校中就只能是“士”。 他們的地位、待遇，遠遠低於“官”，而且“凡屬飛行士永世不能升軍官……” 據說,“士、官”的區別在於入學時的學歷，初中畢業進士校，高中畢業進官校。幾乎所有的三期學員都是在國難當頭之際中斷學業，投筆從戎的。在三期招錄的那個特殊年代——1938年，正如樊培益給父親信中所說，只求儘快上天，殺敵報國，根本不問士與官的區別。 入校後他們才發現，士與官的差別極大，來自“官”的歧視大大刺傷了“士”的自尊心。 “少數長官常藉故責難或當面責斥，不留情面。或即禁閉處分，時有抗拒事件發生…… 抗戰五周年紀念會，本期同學於運動會中所獲田徑及球類比賽錦標最多，但學校當局不按應得者頒發，而平均分配於各期，有失競賽本旨，我同學當然不服，但亦不敢公開反對，忍氣吞聲，憤恨不平……”（馮學珍《畢業四十五周年紀念冊》）
23名在“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困難條件下培養出來的成熟飛行員鋃鐺入獄，長空殺賊的理想就此化為泡影。這樁冤獄，無論於民族，於個人，都是巨大的損失和災難。父親後來回憶說，連審判他們的軍法官都惋惜得老淚縱橫。 此後不久，五大隊隊長羅英德將軍上書航委會：“飛軍士改為軍官的問題，必須從速解決，而且應採取主動來解決，要比被動為有利。美國如此龐大的空軍，全部飛行員都是軍官，我們只有少數飛行員，還分成兩種身份是不智之舉。我完全為國家和空軍前程著想，不能一錯再錯，要面對問題，解決問題。”不久之後，僅剩的60位三期畢業生及各期飛行軍士，全部接受六個月的補修軍官課程，在完訓後被授予軍官階級，並給予相當空官校的期別，自此後團結一致，士氣振奮。（引自“中國飛虎研究學會網站”） 然而父親等23人的命運已徹底改寫……。 下圖為《三期畢業紀念冊》中“畢業生學歷淘汰比率統計表”。三期學員高中、高師學歷者占絕大多數。鄒忠、張樹奇入校時年僅15歲，初中還沒念完。 入學時學員為280人，經過初級、中級、高級三個階段的飛行訓練與考核，畢業生 實為92人，淘汰比率達百分之七十。 92名畢業生中，又因跳傘事件逮捕、除名四人，伊寧事件逮捕關押23人，三期學員碩果僅存者實際只有65名。 《鐐銬萬 里行》之十一 深雪季，塞上草 伊犁溶雪的季節是迷人而又膩人的，四月天氣在那裏還是早春，白楊樹耐過冬日的嚴寒，凍爛了的瘡疤開始恢復，楊毛狗顫抖著跌落在地上，曠野的紅柳開始抽芽，埋在地下過冬的葡萄樹，又被掘起來搭上架子，伊黎河開始流著浮冰，急性子的漁夫試撒漁網，西沙河有錢的塔塔爾人家裏每夜有愉快的舞會。 但是在街上呢，一冬的積雪溶成了爛泥漿，深可及膝。街邊上雖然可行走，如果不穿了長筒不透水的馬皮靴子，也還是件惱人的事情。 我們一些年輕人耐不住春天的挑逗了，我和C.Y.殷幾個人在伊犁日報包攬了一個週刊，取名叫《塞上草》。開始了緊張的學習。大家動手寫溶雪季裏我們底為春天所挑逗不甘蟄伏的心情。在發刊詞裏，我寫道：“汲取於生活，我們唱歌！” 誰能說春風不度玉門關呢？我們久住在山溝裏被梅雨浸濕了的心思，開始在大草原上賓士，我們的眼睛為山頭白雪照亮了，我們的情緒被荒原上一點火而燎原的偉大場面而開展了。那裏的河流山野有著天真的面目。 記得我寫過一些山地小詩，其中一節,隱約記得：“爬上西山，看早晨的太陽，染紅了半邊天空，冰河邊有彎曲的雪徑，冰河邊，冰塊敲著拍節我歌唱我有潔亮的心田……” 我描寫維族人住的鄉村：“一個老頭騎著馬來了，維族老頭披著油膩的‘恰幫’（棉袍）馬蹄揚起一片黃埃，驚騰地像煙，彌漫了小村莊的街巷。” 天邊也有看不透的霾層，烏鴉回繞著大樹，是黃昏了。 小村莊裏，泥土垛成的矮牆，泥塊壘成的小屋，泥牆的缺口用棗樹枝編成了柵欄門，一個老婦人抱著小孩等候著。後來她們等到了她所迎接的人。老頭在馬背上帶來了一隻獵得的黃羊，大家都笑了。 這一對老夫妻都一臉塵埃，歡笑的皺紋抖落了一些塵土吧… 諸如此類，這都寫得很隱晦，幾乎可以說沒有一絲毫社會氣氛了，但是依舊不能得到“檢察官”的寬大並作為了後來的罪證，後來C.Y.殷在我被囚的時候寫在日記上有一段話，他寫得也很隱晦，他寫道：“走了，一個農民的兒子，他的性格那麼頑強一千里，一萬裏，和那推不開的柵欄門，都在等著他啊，”（注：此處“一千里，一萬裏”“推不開的柵欄門”都引自父親的的詩歌，所指為未酬之壯志，未盡之孝悌——“我們效忠于祖國，效忠於晴空的酣戰，效忠於一千里、一萬裏的大出擊……”“柴門邊是母親吧？母親可有了白髮？”） 據徐世椿回憶，《塞上草》的主創為父親和殷鐘崍二人，周德武、王覺非、宋肇興、徐世椿、李天相、張兆朴等都曾為《塞上草》寫稿，體裁多為散文、詩歌。《伊寧日報》原來的漢語文字水準不高，銷量也不大。邊塞小城伊寧，空降天之驕子，文學青年飛行員創辦的《塞上草》，如春風催生的離離原上草，使《伊寧日報》著實火起來了，街頭小報童都用維族調的漢語吆喝著“塞上草！塞上草！”報紙銷量因之大增。 1989年父親曾致函新疆圖書館，尋找當年刊於《伊寧日報》之《塞上草》的資料。不知是為撰寫回憶錄做準備還是僅僅出於對那段歲月的懷念和追憶。新疆自治區圖書館回函稱：“我館僅從四九年以後入藏，解放前未入藏，見諒……” 父親未能找回青年時代的詩文固然遺憾，但以解放為界，選擇館藏史料，是多麼荒唐、多麼有失公允！信史無憑，怎知興替？偽史大行其道，又何以明得失？ 我們的現代史距今並不久遠，卻需要搶救，而且搶救的難度日益增大，就是因為這段歷史曾被刻意掩埋和歪曲，而親歷者和知情人正絡繹遠行。 《鐐銬萬裏行》之十二 溶雪季•塞上草 提起C.Y.殷，在很多地方是很相投的，他是一位地主的兒子，父親是一位清官，退休時候只有百多畝田，是靠每月十幾塊洋錢積累起來買的。這位朋友作為縣太爺的少爺養成了比較軟弱的性格，如果拿艾青的一句詩來形容他，他是感傷得“伏在紫色的岩石上哭泣”的孩子。他在十期塞上草中，連續寫了很多個人感傷氣氛很濃厚的詩，取名叫北行集，連續發表。他曾經有一位白俄女朋友告訴他更多蘇聯雜誌報紙上的故事。 我們一起讀俄文，互相批評，在後來的兩年中，過著不自由的生活，始終勉勵著為將來打算，自己都應該堅強起來。 另外常寫稿的還有T.H.李，T.W.周和C.P.張。在我的想像中，李確實是位惡劣的角色，在我們被拘之後，他不再學俄文了，他曾立誓要自伊寧帶馬雅可夫斯基全集、高爾基全集和一些新俄作家的俄文版回內地，也失約了。甚至於他不敢與我們通信，他駕著美國飛機殘殺自己的人民。周和張到還肯學習。 塞上草出了士氣，伊犁區青年學生向我們靠近了，一位霍爾果斯的青年署名張星寫了幾句小詩寄給我們，裏邊有兩句是：“遙望著對岸輝煌的燈火，我想飛過去”。這首小詩被政治部扣下了，他們說霍城對岸是蘇聯，這樣景慕蘇聯的東西，簡直是“奸匪”。 政治部也發動了“清掃運動”，他們也包攬了一個週刊取名“犁藝”。每期大花其錢，鋅版、木刻、插圖，花樣倒多，只是內容不佳，他們自命為三民主義的信徒，滿紙都是周公、孔子、大漢族主義的臭調，我罵他是糖衣毒藥的鬼郎中。他們卻大言不慚的說：舉起清白大旗（國民黨的旗），發動清掃運動。 七月間，伊犁行政長官公署召開了文化座談會。我和一位姓王的朋友代表塞上草出席，犁藝則是政治部主任孫浮生和幹事湯沸代表出席。伊寧區各族文藝工作者全出席了，一百多人濟濟一堂，每個人都做了自我介紹，那些維族的劇組家、詩人、演員……太多了，我聽得“買提、買提，杜拉、杜拉”的，大概他們都是歌頌盛督辦的角色。因為翻譯只有一個，根本沒有交談的機會。 座談會上孫浮生又大吹大擂，說漢族有幾千的文化，周公、孔子、孟子……我卻越聽越不入耳。我站起發言說：“祖宗的歸祖宗去吧，當前的問題是漢族應當向新疆十三個民族學習，增加文學裏的語彙，促成文化的交流，尤其應該向下層樸素的人民學習，與他們共同生活，學習真正人民的語言。” 這件事我把他觸怒了，原來在他們的嘴裏“周公、孔孟者，三民主義是也”。他可以稱馬克思為“先生”，史達林為“同志”，喊“共產黨萬歲”，“史達林同志萬歲！”而我則多讀了一頁俄文都是犯罪的，塞上草自然從那時起也就停刊了。 孫浮生是特務，為了拘捕我們一些願意思想的人，終於露出了身份。
1982年，殷叔叔從四川大學赴京參加一個學術會議，繞道山西看望父親。我以為，是第一次見到殷叔叔，但他笑著說，不是一回生而是二回熟了，第一次見面時你還不會走路呢。 那還是副食憑票供應的計劃經濟時代，雞蛋是奢侈品，當殷叔叔發現他的麵條下埋著四個雞蛋時，爽聲大笑，連呼吃不消，吃不消！硬是分給父親兩個，兩人都說，若回到住集中營的時代和年齡，莫說四個，八個也未必夠……。 父親曾說，1945年出獄後，殷鐘崍邀有家難回的父親一道前往他四川長壽的家。殷叔叔的父母善良慈愛，悉心照料著這一雙身心都遭受了重創的兒子。休息調養一段後，殷叔叔考取了川大外文系，繼續因抗戰中斷的學業，父親則在重慶做了記者。二人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書信聯繫，直到“反右”之後才生生中斷了20多年……。 父親和殷鐘崍在航校同窗五載，可謂志趣相投，心心相印。他們相知相敬，互助互勉。兩人都“追求進步”，愛思考，愛讀書、喜歡舞文弄墨。在校時共同創辦過壁報《雲野》、《剪雲》，是讀書會《飛箭社》的發起人；又都多才多藝——有健美高挑的身材，是籃球、排球隊的主力；都有清爽、磁性的好嗓音，拉得一手好二胡，還是合唱團的臺柱子。在三期紀念冊的《生活.文藝》園地，有父親和殷鐘崍的新詩和散文，他們寫道：“凡心中有熱愛的有憎恨的，有痛苦與悲憤的不要沉默！生活就是歌，應當唱得更響更響！我們驕傲 我們底日子！” 在伊寧，他們又共同創辦了《塞上草》。可惜的是，再也無法找到當年這一對摯友“塞上飛雪見勁草，狂歌傾吐氣如虹”的精彩唱和了。 但當他們都步入耄耋之年時，仍然心有靈犀： 夜思 殷鐘崍 1992年殷鐘崍給父親的信中說：“您來川大時贈《七絕》一首，至今記憶猶新，別後我援韻和了一首，供一粲”： 比翼長空詡華年，濯錦江邊歎逝川。 可惜父親的原詩沒有保留，僅這首意切情深的和詩，已令人動容，從“比翼長空詡華年”到“生也有涯情無限”，這份經歷了七十多年坎坷歲月錘煉的友情，純淨高尚，即富於詩意，又堪稱壯美。 2009年8月14日，中國空軍節，父親走了。當我把這消息發郵件告訴殷叔叔時，卻收到了阿姨的簡短回復：“願郭兄走好，殷叔已于半月前去世於川醫，一切盡在不言中。” 這對曾經比翼長空的昨日雄鷹，竟然不約而同，結伴遠行了。他們長達七十多年肝膽相照的心靈唱和，遂成絕響。 《鐐銬萬 里行》之十三 惡魔 艾林巴克營房一進門右手邊，有一幢土屋，也像別的土屋一樣有兩層門，冬天時候進出免得冷氣入室。門前有十幾株樺樹和榆樹，和幾根電線杆子，冬天裏死呆呆的直立著，像是一叢僵屍。有時候，帶雪的風吹過來，發出尖聲像是幽靈在嚎叫，夏季樺樹嫩紅的枝條上長滿了油綠的厚葉子，榆樹已經生了榆錢，陽光射出來又像是經過了篩子篩過一樣。 土屋的一間，書架上陳列著莫斯科出版局中文本的各種新書，桌上玻璃板下面放著一張卡片，寫著主人孫浮生的工作計畫，如處理例行公事，讀俄文，運動…你以為他是進步嗎？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他正是一個吃人的惡魔，據說死在他手下的人已經上“千”數了。 孫浮生這個惡魔，你可以想像，胖得像只野豬，兩頰和眼珠子紅得透出血絲，右眼長得扯上眉間，眉毛就如同兩隻倒置的掃帚，開腔說話是湖北音北京調，眼睛眯著笑，而嘴角上一股殺氣。你可以指著他的額頭罵他“混賬！”而他准是低聲下氣的說：“對不起，有冒犯先生的地方請包涵，老弟事情忙……哈哈……。”但是背地裏卻與特務勾結，做著殺人的勾當，他是一個微笑著的劊子手，以殺人為職業的野獸。 有一個朋友死了，你如寄點錢接濟他的家，准有特務去調查那個可憐的家庭，如果另一位朋友失業了，向你告貸，這裏多發了幾句牢騷，特務又會把您的朋友請去談話，即令一無所獲，他們也要勒著頸子，教你讀三民主義，中國之命運。老實說特務們是不懂三民主義的，至於命運呢，好人已經任惡魔屠殺迫害了，個人命運如此，中國之命運也可想而知了。我的朋友張貴和在成都就因為通信而被調查、另兩個朋友伍慶香就在重慶石灰市被囚了三個多月，讀中國之命運。 蔣介石那個狼心狗肺的賊種就是靠這些野獸來做屠夫的。孫浮生在盛世才背叛了他的六大政策，槍殺自己的弟弟盛世騏，投靠蔣匪做門徒的時候，已經炙手可熱了。盛世才垮了台，孫浮生又以國民黨的第一個先遣嘍囉榮任了偽新疆省黨部主委，殺人越多，官高爵顯，竟再越而為西北長官公署辦公廳的主任了。他又主持了蘭州的匪軍報——掃蕩報，在文化界唱丑角，在屠場扮演了花臉。 在新疆時候，他獨自一個人走在林蔭下，灰暗的影子搖擺著，腰裏偶爾帶上手槍，眼角偷偷的瞧了四面八方，像鷹正獵取一群無抵抗的雛雞。他那時候是空軍上尉，那三根金線的標誌，是犧牲人命用血來織成的，那個吃人的魔鬼啊！ 孫浮生是伊寧冤案的主謀 孫浮生時任伊寧空軍教導隊政訓室主任，一手製造了1943年伊寧事件。以“奸匪{共黨）嫌疑罪”拘捕二十三名青年飛行員，威逼利誘，無所不用其極，一心將他們置於死地。如若老蔣真的“寧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父親等人必死無疑。 孫並非一介武夫，而是“飽學之士”，明利害，知輕重。時值舉國抗敵國力維艱之際，培養一名飛行員殊屬不易。在他們即將飛上藍天抗擊日寇之際痛下殺手，所為何來？身為肩扛三根金線的國民黨空軍上尉不殺敵偏自損，胡砍亂殺，大敵當前，如此行事，誰仇誰親，誰痛誰快？ 蹊蹺的是，江山易幟後，已躋身國軍高級將領的孫浮生並沒有隨戰敗的國軍撤往臺灣，而是留在了大陸。“先進入西北軍政委員會，後轉向學術研究”。 1950年初，父親曾在重慶街頭碰到孫浮生，把他扭送派出所，不久徐品行又在西安看到他，把他送交軍管會，但他毫髮無損。肅反時，父親聽說他在西安位居“高職”，在聯絡張樹奇、殷鐘崍等人分頭寫檢舉材料上報後，也無下文，此後頻繁的政治運動使大家自顧不暇，就將孫浮生置之腦後了。 1988年，已定居美國的樊培益，首度回國與三期同學聚會，帶來了石破天驚的消息：孫浮生才是真正的共產黨，陷害二十三人是共黨所為，意在消弱國軍實力。 剛剛走出文革陰影，正在合力爭取“離休革命幹部”待遇的大陸同學，對此消息更多的是不以為然和不置可否。經過國民黨的關押，又接受了幾十年的“正面教育”，他們早已有了新的世界觀、方法論，心悅誠服地熱愛黨，尤其感恩戴德於“第二次解放”。 對馴良得如白貓黑貓一般，言必稱“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的大陸同學，樊培益嗟歎再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1990年，原航校訓育主任張慎哉給父親寫信說：“二十三位被委屈之事，當系孫浮生一手造成，經多方證實，他確系紅色小政客，以伊犁事件上報邀功。目前，當時空軍戰政首要均在洛城（美國洛杉磯），均默認識人不深，派用不當。據說我們撤離後，孫卻擔任了西北某省的黨委，真是豈有此理，每念及此，即咬牙切齒，恨從心中冒起……” 1992年，定居臺灣的馮學珍在其編印的紀念冊上追憶“伊寧抗命事件始末”，寫到：政訓主任孫浮生，邀功圖晉，以我同學開會選期代表複一、二期學長函，堅持污蔑我同學有奸匪組織。事實上所拘同學，無一非忠貞愛國青年，事後孫浮生即不知下落，顯為真正奸匪，其陰謀在打擊國軍勢力，可歎！ 此後臺灣和海外的三期同學堅稱孫浮生是奸匪，伊寧事件是奸匪詭計，並力勸大陸同學向臺灣空軍當局寫申訴信，要求平反和賠償。 但那時大陸同學正寫信申訴著當年被作為“奸匪”的他們，雖然組織上不在“奸匪”，卻心嚮往之，與黨有“感情上的聯繫”和“行動上的追隨”。希望“組織上”能從他們脫離國民黨空軍，啷當入獄之日起，“計算革命工齡”。 奈何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他們的請求最終沒能得到理睬。直到2007年，老兵徐世椿在申請一枚抗戰紀念章時，仍被以“你是國民黨”為由拒絕。 孫浮生真是共產黨！ 事情已經過去七十多年，知情人、當事人多已作古，原以為此案永無水落石出之日，但寫這篇博文時，再次百度“孫浮生”，卻有了意外發現，原來他系“真正奸匪”之說並非無稽之談！ 搜狐博客博主“思存在線”是孫浮生的後人，其博文《家史》介紹道：“叔祖父孫浮生（1906--1992），畢業於中央大學、黃埔軍校五期。國民黨高級將領。曾任國民黨第五軍師政治部幹事、主任；國民黨新疆省黨部宣傳部長；伊犁空軍教導學校教育長；和平日報社社長；國民黨西北行營政治部主任、少將高參。解放後加入西北軍政委員會，後轉向學術研究。先後任西北民族學院教授、西北大學教授、蘭州大學教授、陝西省博物館研究員。反右期間被下放陝北勞動五年。文革期間，因受毛澤民、陳潭秋新疆被害案牽連，被中央文革小組囚禁北京秦城監獄七年半。1975年毛主席、周總理開恩釋放。1992年4月5日病逝于西安，骨灰存放于西安三兆殯儀館。……” 博客轉錄兩封《祖父寫給中央的信》（陳述革命經歷、要求落實政策）中有這樣的文字： （一）： 中央組織部請審轉主席辦公室： ……我1926年秋調第八軍三師十一團工作，經師政治部負責人介紹參加共產黨……戰敗隊伍被擊潰，回到武漢時值國共分裂，行前曾到漢口總商會聽周總理、鄧穎超同志講話並接見。 ……八一起義失敗，清共十分吃緊，革命同志多被殺害。……自此後即完全以國民黨面貌出現於社會，流落黨外，痛苦不堪，其間兩次迫切要求回到黨組織懷抱，均未得到解決。 1938年春，曾多次到八路軍辦事處會見董老並多次懇談，要求到延安工作（當時前妻王彤已先半年到延安抗大三期學習），董老始終勸我繼續留在國民黨內部工作，不必去延安…… 孫浮生（舊名崑梧）親筆上言 1976.7.1 （二）尊敬的華主席，葉、鄧、李、汪四位副主席、黨中央： ……我14歲時參加革命，1926年入黨，……在長期失掉組織聯繫之下，所做的工作在動機和效果，無不自發自動，立足於黨的利益…… ……關於黨籍問題。我願意靜待黨中央審核處理。暮年餘生，無論在黨內黨外，都決心終身做一個不褪色的布爾什維克。 孫浮生 1977年9月5日於陝西省博物館 1926年入黨的孫浮生，似乎是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即使長期失掉組織聯繫，亦自發自動為黨的利益堅持戰鬥”。伊寧冤案，拘捕23名國軍飛行員，想來亦是其所謂“立足於黨的利益”之舉。父親還寫到：“據說死在這個吃人惡魔手下的人已經上‘千’數了”。孤軍作戰的孤膽英雄的孫浮生大約自以為戰功赫赫，對黨的貢獻不可謂不大！ 然而父親何辜？二十三名投筆從戎抗日救國的青年飛行員何辜？他們不惜以死報國，卻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雖然當年未被“錯殺”，但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為何厄運臨頭！ 這就是黨爭？這就是政治鬥爭？似這般無聊殘忍、卑鄙無恥簡直毫無人性！煮豆燃萁、手足相殘，為了奪取政權你死我活，豈止春秋無義戰！一將功成萬骨枯，除了那一將，該有多少無辜的犧牲品？ 至此，伊寧事件真相大白了嗎？真相姍姍來遲，正義仍然缺席，所有的後果都已無可挽回。 我想像不出，如果父親和遠赴天國的三期前輩，確認此消息後會作何反應。三期前輩個個痛恨孫浮生，如樊培益所言：是孫浮生把三期一刀斬為兩段，讓弟兄們骨肉分離；被拘二十三人尤甚，是孫浮生使他們“從天之驕子淪為階下囚”，徹底改寫了他們的命運；父親作為伊寧事件的“首犯”，對孫浮生的仇恨更是無以復加！父親喜歡司馬遷的《報任安書》，逐字為我解析“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之句的情形歷歷在目，對於孫浮生，他應該是“每念斯人，恨未嘗不刻骨錐心”吧！ 為了申請離休待遇，前輩們千方百計想證實曾經“和黨有聯繫”，誰料想親手把他們送進大牢的“惡魔”孫浮生就是近在眼前的共產黨員？眾裏尋他千百度，愕然回首，那個”微笑著的劊子手，以殺人為職業的野獸”竟是“永不退色的布爾什維克”！二十三名文武雙全的優秀飛行員，二十三名出類拔萃的青年才俊啊，沉冤七十哉，此恨無絕期！ 我打電話將此事告知徐世椿，徐叔叔說：“乖乖啊，我們就是犧牲品啊！我們一輩子都被他毀掉了！人最痛苦的是不能用其所能，我們那時候飛得多好啊！我問，您現在還恨孫浮生嗎？他說：怎麼能不恨？有什麼用啊，過年我就94了……”！ 我打電話給鄒忠，曾患食道癌和腦出血的鄒叔叔健康情況在退步，他耳背得更厲害了。我大聲地、一字一頓地告訴他我的發現，聽筒裏隨即傳來含混不清的嗚嗚聲…… 我又打電話給胡景濓，一聽到孫浮生的名字，胡叔叔就說，他國民黨特務、大壞蛋。得知孫浮生曾是1926年入黨的共產黨員時，也是老黨員的胡叔叔連連說：怎麼會是這樣子啊！他為什麼要搞我們啊？ 不知道孫浮生“迫切要求回到黨組織懷抱”的願望是否終得實現，但看得出“解放”後的孫浮生活得並不滋潤。“反右期間被下放陝北勞動五年。文革期間，被中央文革小組囚禁北京秦城監獄七年半”，“暮年餘生仍苦苦上書，願靜待黨中央審核處理”…… 摘錄、寫下上面的文字，我並無意詆毀孫浮生，更不想與其後人為仇。 兩軍交戰，各為其主，逝者已矣，“是非功過誰知曉？” 看孫浮生的孫輩“思想者”的博客，由衷生出欽佩與敬重之意，他對中國民主的思考與見解，我亦十分認同。 往事如煙，往事並不如煙，願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早日走上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道路，該是我們共同的心聲。 《鐐銬萬里行》之十四 克謝略夫和巴夫林高 克謝略夫和巴夫林高是我記憶裏印象最深的兩個顧問。克謝略夫是我們的副中隊長，巴夫林高是副區隊長。但是隊長規定我們喊他們“叟維特尼克”（顧問）而不稱職務。 宿舍也離開五裏多路。克謝略夫和巴夫林高都是蘇聯空軍上尉，但是除了授課和帶我們飛行之外，很少有在一起的機會。 有些翻譯員和顧問混得太熟了，可以直呼他們的名字，如：華西裏，安納多利…等，但是格於“國情”，顧問們總喊“加斯巴金李”（李先生）等。至於我們那就等而下之，更來得客氣了。蘇聯的朋友們隔守著中國反動政府的規定不談政治，只談工作。所以蘇聯人民親愛的稱謂如“同志，公民”是無法聽到的。 巴夫林高是一個身材不高而又結實的烏克蘭人，皮膚好像是中國人的顏色，熱情豪放，每次在街上碰面，總伸出肥大的手，緊緊的握著，淡黃的眼睛盯著人問好，他曾帶我飛特技，技術倒還不錯，有一次他看到我胸前帶了一個綠星，他問我是不是學過世界語？他又談起世界語在蘇聯學的人不算多，但蘇聯的世界語者對於世界語者卻引為同道，時常有動人的會議，如果世界語者遊歷蘇聯，他會得到很多幫助的。 克謝略夫除了帶飛之外，又教飛行規則，數理程度不太高明，高高的個子，黃頭髮，眼睛微黃，也不是純血統的俄羅斯人。說話是相當標準的莫斯科音，他倒是富於寒帶人幽默感的角色時常故意錯把“早安”說成“晚安”把“謝謝”說成“再見”，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而他自己只是微微動一下嘴角。喜歡看球賽，而不自己玩。在一次球賽之後他握著我的手握了很久，不停地說“你玩得好。。。。” 記得在五一勞動節那一天，同學們和顧問們舉行了一次酒會聯歡，我們用啤酒拼他們喝窩特卡（幹酒）他們充分表現了俄羅斯人民爽朗而又強韌的性格，大杯吃下去，喝到興濃一個一個的把我們舉起來，鬧做一團，那種健壯的硬漢就代表了蘇聯的空軍，也答復了我們一個問題蘇聯就是憑這些人打垮了德國法西斯蒂的匪徒。 那時的父親，年輕、單純、熱情，感激蘇聯對中國抗戰“俠義為懷”的無私援助，近乎盲目地崇拜著列寧、史達林領導著的“蘇維埃政權”，卻無從知曉它的極權本質和欺淩弱小的大國沙文主義，更想不到“以俄為師”的基本國策在以後的幾十年間會給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帶來怎樣的災難！ 今天，許多曾被刻意掩埋和扭曲的歷史真相漸次還原，原來“鮮血凝成友誼的同志加兄弟、老大哥”，幾乎與沙俄一脈相承，民族利己主義極強。抗戰時期的對華援助並非純粹“偉大的國際主義”，中途幾次“變臉”，甚至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斷絕給中國的援助。1945年，蘇軍出兵東北的確給了侵華日軍致命一擊，但也是以在中國獲得巨大權益為條件的。蘇俄是攫取我國領土最多的國家，老毛子在東北對中國婦女的戕害甚至比日本鬼子更加明目張膽。“經過日軍多年的苦心經營，東北工業生產總量已經超出日本本土，蘇軍進入東北後，瘋狂洗劫，除拆卸工廠設備運回蘇聯外，還強姦搶掠，引起民憤。蘇軍將東北所有日資產業宣佈為戰利品全面接收。”（摘自網路） 我們這代人是喊著打倒美帝的口號長大的，年過花甲才知道，抗戰時真正俠義為懷地幫助了中國人民的，是美國政府和人民 ——美國通過“駝峰航線”向中國運輸美援物資。在極為險峻、惡劣、經常遭受日軍打擊的情況下，美軍投入飛機2100架，損失了1500多架。單是美軍一個擁有629架運輸機的第10航空聯隊，就損失了563架飛機。美國派出的優秀飛行員犧牲率超過80%！“駝峰航線”也被為“死亡航線”。在中國抗日航空烈士的30塊紀念碑的60面上，鐫刻著3300名烈士的名字，其中有2200名美國人。（摘自網路） 三期學員在伊寧那段日子，是盛世才推行反帝、親蘇等六大政策之時。父親他們與蘇聯教官的相處十分融洽、友好。不僅學飛行技術，學俄語，也學唱蘇聯歌曲，還看了很多蘇聯電影和俄文書籍，和很多白俄和混血的女孩成為好朋友。那是一段活色生香的花樣年華，那段歷史給三期前輩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記憶。 1992年，畢業五十周年聚會時，前輩們回憶起在伊寧的生活，用俄語談論蘇聯教官和蘇俄姑娘，還唱起了當年列隊走向飛機場時常唱的蘇聯歌曲《喀秋莎》。下邊視頻中，歌聲最洪亮的是馮汝元，我的博文，臺灣大選與九十三歲的空軍老兵馮汝元…和尋找于忠海教官都提到了他。馮叔叔已於2012年5月底在臺北逝世，享年94歲…… 父親等23名飛行員被拘事件，轟動軍界，正是由於他們的抗爭，僅剩的60名三期畢業生經六個月補修軍官課程後，全部授予軍官銜級，赴美國受訓。 赴美受訓的三期學員又有了和美國教官友好相處的經歷，但那已是父親無法體驗和描述的了，以“奸匪”嫌疑罪被關押在重慶五雲山集中營（又名“戰士青年訓導團”)的23名天之驕子，也在“受訓”。 被孫浮生一刀斬為兩半的三期學員此後天各一方，他們的經歷和境遇判若雲泥，天壤之別。
這組照片是三期學員赴美受訓時攝於美國奧斯丁空軍基地、阿克拉荷馬、山安通尼等地的，英武俊朗的飛行員笑容燦爛，身著神氣的美式軍裝，怎一個帥字了得！
文章摘自：新浪微博 昨日雄鷹-雲飛翔我翱翔 |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空軍聯合作戰部隊 中國飛虎研究學會版權所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