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鐘崍 四川長壽人，民國十年生。

        家境優裕，世代功名。他原是個文弱書生，考入士校後因體能較差，許多訓練項目只能勉強過關。但他咬緊牙關，不甘人後。280多人入校，淘汰了200多人，殷鐘崍堅持到了最後。由於他屈居畢業榜單最後一名，大紅對勾就打在他的名字的旁邊，故被大家打趣坐了“紅椅子”。

        殷鐘崍在《邊城舊事》中記述： 1943年初，剛畢業不久的士校三期學生奉命調往伊寧教導隊，接受蘇聯援華飛機的駕駛訓練．然後回內地參戰。

        教導隊設在伊寧市邊一座名叫艾林巴克的淺山上。飛行教官大都由蘇聯派來，少數由中方擔任。蘇方對於行政並不過問，專門負責技術訓練，為學員講授各種課程，如機械、氣象、戰術等。由譯員當場翻譯。

        1943年我們到達後不久即開始飛行，先飛UT-2教練機．然後按專業分別練飛E-15驅逐機和輕轟炸機。蘇聯教官非常認真，在飛行前每個學員都得把飛機的結構和性能弄得一清二楚並接受考查，不合格是不讓上飛機的。練飛一兩個月之後。進度放慢下來。隔兩三天才能飛行一次，到了六七月份，乾脆停了下來。原因是汽油告罄了。這時歐洲戰爭正值最艱苦階段．蘇聯自顧不暇，遑論援華。

        據說,“士、官”的區別在於入學時的學歷，初中畢業進士校，高中畢業進官校。然而，在三期招錄的那個特殊年代——1938年，正如樊培益信中所說，他們只求盡快上天，殺敵報國，根本不問士與官的區別。樊叔叔、父親和許多三期學員都是高中生，而年齡最小的鄒忠入校時才十五歲，初中尚未念完。殷鐘崍在《邊城舊事》中寫道：

        “士校三期學生愛鬧事這是出了名的。早在成都學習期間就多次鬧事，打教官。罷出操、絕食等。鬧事的原因很多，從根本上講是對國民黨軍隊中的腐敗和專制現象不滿。具體而言則是對當時在空軍中施行的軍土制度的待遇不滿。飛行是一項危險的事業，在四十年代的中國更是如此，飛機破舊，技術落後．隨時都有生命危險。—飛上天就不知道是否能平安落地．但作為軍士待遇既菲薄，又常遭到軍官的歧視和壓制。有壓迫就有反抗......”

        不滿情緒在醞釀。此外，從初級訓練開始，就有同學和教官死於非命。張九思、楊修齊、秦毓斌、李中全，先後死於飛行事故。失事的還有手把手帶飛的教官趙超凡、李之幹。父親在《期史》中痛呼：“噫兮！大敵當前天殞將星，仰望長天，悲痛曷極！”

罕見跳傘事故

        雪上加霜的是，高級訓練結業時的跳傘訓練，竟發生"十人跳傘，二死二傷”的慘劇：

        當時跳傘訓練很不科學，既吃力，又危險。運載跳傘人員的飛機是“弗力提”初級教練機，前後兩座。駕駛員的上半身幾乎全露在機身外面。跳傘時跳傘者必須頂住強烈的氣流，先從座艙爬出來，站在機翼上再往下跳，用力不當或角度不對身子就會碰上機尾，拉傘過早傘衣就有被尾舵纏住的可能。因此每當跳傘大家都提心吊膽，捏一把汗。（殷鐘崍：《往事如煙》）

攝於1940年的老照片：右起：樊培益、徐品行、杜元禮、徐嗣源。他們背後就是父親等十人當年跳傘時乘坐的初級教練機“弗力提”。

        跳傘訓練那天，同學們翹首看著飛機自遠而近，數著十個小黑點從教練機躍下，張開雙臂迎接自己的兄弟，卻眼睜睜看著林廷彬、孫德馨因傘繩斷裂和傘衣破裂而活活摔死。此外，還有兩人因降落傘張力不夠，落地速度過大，受了重傷。死傷占40％。這在世界跳傘史上恐怕也屬罕見。後來查明，降落傘是樂山某廠制造的，因偷工減料，傘繩拉力和傘衣張力都遠遠不合標準。”（《往事如煙》）

        在那次跳傘中重傷二人，王聚五（後改名王覺飛）摔斷了腰骨，父親則拉傷了全身肌肉，雙雙被送進醫院。

        用“軒然大波”形容跳傘事故引發的震撼顯然是不夠的。清晨，朝夕相處的兄弟和大家並肩唱著歌走向機場，眨眼之間竟“從三千呎之高空墜落地面做壯烈犧牲”。

        由是，掀起了“鬧事”高潮。父親躺在醫院，和伍慶香商定罷飛絕食，盧成柳跳上卡車聲淚俱下地鼓動、號召，群情激奮，一呼百應。校門被封，翻而出，要找航委會請願；直接後果是伍慶香、盧成柳、吳俊、杜遠禮四同學被送進監獄（父親因住院而幸免）。幾個月後，四人經多方營救而獲釋，但空軍受命對他們“永不錄用”。一旦飛上長空，強烈的藍天情結再難割舍。吳俊、盧成柳改了名字，重入空軍，吳俊改名吳子丹參加了飛越駝峰的飛虎隊，對日作戰英勇無比，戰功赫赫，卻因身份暴露再次被清除出空軍。（在三期同學中，吳子丹、許華錕、樊培益、劉立中等多人為飛虎隊成員。）盧成柳改名盧先華，又入十七期學習，畢業成績名列榜首，被宋美齡選為專機駕駛員。

        1949年起義飛回大陸。杜遠禮、伍慶香也沒有放下駕駛桿，進入中航、民航，後來參加了兩航起義。

文章摘自：新浪微博 昨日雄鷹-雲飛翔我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