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既是我中華民族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年代，也是我人生旅途最難忘懷的年代。

        當時，中國是一個剛由民主立憲取代君主專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工農業十分落後，輕重工業產品大都靠外國進口，日本帝國主義野心勃勃，制定“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中國），欲征服支那，先征服滿蒙”的侵略方針，先對中國實行經濟侵略，繼之加緊軍事侵略，抗日的呼聲已遍及全國，然而，統治中國的蔣家王朝則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賣國口號，實行不抵抗主義。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製造了震驚中外的蘆溝橋事件，安圖滅亡中國，大批青年學生便投筆從我，救亡圖存，時值國民黨成都航校來貴陽招生（我就讀貴州省立職業學校高中土木工程科），我毅然報考，決心走“航空救國”的道路，報效祖國。

        航空體檢非常嚴格，從頭到腳，五臟六腑，乃至五官、血液、大小便都要仔細察看，就是臉上有幾顆麻子也不行。我的身體各部全合格，唯有體重不夠120磅，過不了關。於是，我兩次要求主考的航空醫官李德甫讓我參加學科考試，並保證三個月體重增長到120磅。但李醫官說：“小夥子，有志報國有的是機會，回去好好讀書，下次再來。”我哪還有心思讀書？見到本校的劉勝志同學被錄取了，其他幾位也考取黃埔軍校走了，失望、痛苦使我半年不得安寧。

        半年後，成都航校又來貴陽招考第二期飛行生。還是那位穿著空軍服裝、身材魁梧的李德甫醫官主考。他一見我就先開腔道：“小夥子，真的又來啦？”我說：“李醫官，這次你一定要讓我去打日本 囉！體重不夠我也要跟你去，哪怕在地面措飛機也行。”他笑道：“好傢伙，不愧是個航空預選生。但你必須弄清楚，前次並不是我不准你去打日本，而是你的體檢不合格。這次如果你的體重仍不夠120磅，我仍然不准你去。”其實，我心中有數，半年來，我兩個月去稱一次，體重已達121磅。結果體檢完全合格，我終於獲得了參加學科考試的資格，真是喜出望外。

        一個星期天，學科考試在貴陽女師教室進行。女師一向是男生的禁區，我今天持著准考證高興地踏進女師校門後仍不能隨處亂竄，只能在教室外壩子裏活動。廁所外面也貼有“航空招生用”的醒目字條。我在場外壩子裏遇到郎岱讀女師的同鄉朱靜蓉，她說：“恭喜你，考航空啦！”與她同行的兩個女同學問：“他是你們郎岱的？”朱說道：“是的。我們郎岱只有一個航空員叫何伯醇，現在又多出一個姓宋的來了。”她們向我投來稱羨的目光，我似乎覺得臉在發熱，但她們的目光對我也是一種鼓勵。

        國文（語文）、英文、數學、政治四門本科考完後，400多人僅錄取8個，我們省職業中學占了3個（向榮駿，朱朝升和我）。接到錄取通知後，我一連寫了三封掛號信回家奉告雙親，立志從軍報國。

        領到旅費後，我們便赴成都報到。我們8個人中只有李登雲到過重慶、成都，其餘的都是從未遠離過家門的青年學生，所以一路上都聽李指揮。

        初到比貴陽繁華的重慶，好似劉姥姥進大觀園，一逛街就眼花練亂連進館子吃東西都十分拘束。在重慶住了三天，我們就乘汽車去成都。進入成都城裏，下榻春熙路的春熙飯館。等待一周後就到北校場中央軍校報到入伍。最初編為空軍入伍生代管隊，和黃埔軍校14期6總隊的學員住在一塊。考進6總隊的貴州同鄉陳本信、牟克勤（牟廷芳的侄兒）經常在晚飯後與我們遊玩閒談。待銅梁的所有空軍入伍生調集北校場後，就編為“空交縮入伍生團”，仍住軍校接受軍訓，專學步兵的基本知識。每日由班教練、排教練、連教練進行三操兩講，軍營生活緊張得不亦樂乎。我們二期300多個入伍生中，學歷最低是高中肄業，最高的是大學畢業，全國各省的人，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都有，可謂五湖四海，形形色色。我們的伙食與軍校學生分開，著裝也有所不同，軍校學生穿皮鞋、馬褲，我們穿草鞋、舊軍服、舊短褲。有的人故意把短褲扯破穿起，露出紅綠運動短褲，出現在市內飯館或娛樂場所，使得市民們搞不清這批草鞋短褲兵是從哪里來的。特別是大名鼎鼎的全國撐杆跳冠軍符保祿出現在飯館裏脫下舊軍裝露“全運會”的背心來時，成都才有人認出了這個義大利媽、中國爹的混血兒運動健將。我們在街上亮相兩三個星期後，市民們方知這幫吊二郎當的草鞋兵就是空軍入伍生，飯館裏才大膽地賣飯菜。

        在軍校的幾個月裏，由於空軍入伍生服裝和伙食都不知軍校生，所以隨處都能聽到牢騷怪話。記得1938年“雙十節”燈會遊行的時候，軍校的隊伍領頭由北校場出發，他們打著一隻寫有“軍校大皮鞋，踏平日本島”字樣的兩公尺多長的鞋型燈籠在前，隨後我們也打著一隻寫有“空交輻團發揚草鞋精神”字樣的長約三公尺的草鞋燈籠跟了上去。一般人看了也不知其意，實則是平時積怨甚多的空軍入伍生借此機會對軍校當局進行的尖銳諷刺。這事在後來的星期一紀念周會上遭到了軍校教育長陳佑新的一頓臭駡（當時所有軍事學校的校長都是蔣中正，教育長就行使校長之權）。因為空軍入伍生團與軍校有矛盾，所以就把我們的營地遷移到新都寶光寺大廟裏去了。

        空軍入伍生團這幫草鞋兵在成都住了半年，真是花樣百出。有位香港英皇書院畢業的同學叫彭拔臣，他是一個最滑稽的人。他鼻子很高，人很瘦，愛學公雞叫，同學們都叫他雞公。入伍時，由於軍隊紀律嚴明，他伴裝不懂普通話，實際他的英語、普通話、廣東話講得都很好。每當他犯紀律時，值星官都原諒他，認為他是華僑聽不懂普通話，因此他占了不少便宜。他家每月都由香港匯港幣給他零花，有一次他去郵局取外匯，正遇上一位西裝革履的人隨後趕來，這西裝客用英語向郵櫃裏的營業員說：“先把我的兌來吧，那大兵讓他等著怕什麼！”營業員剛要動手給西裝客兌款，彭便用流利的英語把他倆罵了一頓，於是營業員只好先兌給他。他回來對我們說他罵西裝客的話是：“你是在哪個拍賣行買到這套西裝，穿起來就自高自大。如果不是國難當頭，我不當兵的話，我脫丟去的比你這套高級得多。不相信，你和我去北校場，隨便在儲藏室裏拿一套都比你這套漂亮。我說話算數，你願跟我去，我送你一套好的，不過你穿出去不能嚇唬別人。”我們被逗得供堂大笑。這以後彭每次去取港幣，那位女營業員對他就很客氣。

        半年的入伍訓練結束了。一天晚飯後，我們集合在操場上聽值星官宣讀命令：收拾行裝夜行軍40華里去成都北校場，明日8點舉行升學典禮。軍校14期步科6總隊的學員則舉行畢業典禮。他們學一年就畢業了，投陸軍少尉軍銜，而我們才開始正式到航校學習。第二天10時，校長蔣中正出現在閱兵臺上。他訓話後，我們這批空軍入伍生就乘坐航校汽車到南郊簇橋空校去了。經過一年艱苦的學習，我們轉到太平寺機場的營房，生活待遇大為改善。寢室裏的雙人床上貼著學員的名字，每個床位的內務箱裏都有新的空軍學員制服，內衣褲、面巾、面盆、牙膏牙刷等預先發放的物品。編隊點名後，我們各找各的床位，換上新軍服。學校接連三天開空勤伙食，每頓都 像宴席一樣，三天后，食量好的同學也吃不下去了。

        學習期間，先是兩個月的地面理論教育：航行學、飛行原理、機械學、射擊學、通訊學、氣象學、國際政治、製圖、照像、戰術、兵器學、飛機地面實習、儀錶學等，其中座艙實習比較重要，全由地面理論教官講解。當時的初級教練機是美制FLEET（弗力提）雙座教練機。我第一次坐進機艙時心都冷了半截，除了操縱系統的駕駛杆、方向舵、升降舵、油門、高空調節以外，還有儀錶指示板，儀錶板上有高度表、速度表、轉速表、滑油溫度錶、滑油壓力錶、汽油壓力錶、轉彎傾斜儀、磁羅盤等。駕駛飛機時必須時刻注意指標指示的數字，所有的儀錶每隔兩三秒鐘就查看一遍，以判斷飛機狀態是否正常。面對這麼多儀錶，我思想就打了退堂鼓，作了學不會就轉進軍校的準備。

        其次是感覺飛行。第一天感覺飛行由教官操作，學生只是感覺一下空中飛行的滋味。我的初級教官是築橋航校五期甲班轟炸科畢業的，名叫李振歐（河北人），此人性情急躁但話不多。一個飛行大組是150多人，一個飛行小組是6至7人。第一天感覺飛行精神上壓力就很大。他組的一位同學劉維熾（河北人），在停機線上送本組飛機到“T”字布起飛回休息凳時因飛機螺旋槳卷起的地面灰塵遮住視線看不清，他埋著頭跑至飛機滑行地段，被另一駕飛機的螺旋槳將腦殼削飛半邊，腳向前跨出半步才倒下，流出一大堆腦漿。離我們休息座位約15公尺。機場指揮命令救護車將屍體運走後又繼續由幾位教官帶飛。停飛回隊之前，我們李教官問本組同學：“你們看到這種情況怕不怕？”我們一致回答道：“怕死就不來當兵，就不來學飛行囉！”李教官說：“飛行這玩藝兒就是這樣，上飛機之前把腦袋交給閻王爺，下飛機後再去要回來。”他又叫大家別害怕，掌握技術後膽子就會大起來。並強調說：“飛行事故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違反操典、教範、條令造成的，怎樣規定你怎樣做就不會出事。在飛機上我發點牌氣，你們也別緊張害怕。”同時要我們牢記“膽大心細，動作柔和，把握輕鬆，顧慮周到”這幾句話。

        菜花盛開的時節，我起飛了。川西平原一片金黃，地面景物隨著飛機高度的增加而變小，公路上的汽車變成了一個小黑點，後面揚起一線塵土。飛機在空中轉了幾個彎後就回來著陸。第一次上天的滋味有點不好受。起飛上升時生理上還無特異感受，下降著陸時滋味就不同了。飛機已經下滑快到機場邊時，自己的心仿佛還在空中懸著，直到飛機著陸停穩後耳朵裏出現潮水奔湧似的一聲飽哮，神智才清醒過來，恢復了正常的狀態。這就叫感覺飛行。後來才知道氣壓是隨著高度的升高而降低，短時間內從地面升到空中，由於上空氣壓小，致使耳膜逐漸向外膨脹，待高度降低後耳膜突然恢復原狀，就出現了萬馬奔騰似的吼聲。

        當時，國難當頭，培訓飛行員應是當務之急，但訓練速度還是“老牛拉破車”。國急人不急，航空委員會的大員們仍是跟著西方國家的屁股後頭走，照老規距，入伍期一年，初級飛一年，中級飛一年，高級（分驅逐轟炸兩科）飛一年，這樣需三四年才能培養出一個飛行員。飛機呢?當時的中國談不上航空工業，所有飛機全靠外國進口，教練機不能統一固定：初級教練機是美制FLEET（弗力提）和RIENG（萊菌），一是雙翼，一是單翼，操作性能各異；中級教練機是DOuGLAS（塔格拉斯）、CORSIAS（柯賽）、羊城號、複星號（韶關飛機製造廠用美制SIcHLONG發動機自製組裝的）；高級教練機驅逐科的是蘇制E-15、美制HOCK-Ⅱ、德制享首、意制布瑞達和非亞特，轟炸科的是美制大北美、小北美、AT-6、蘇制Cb.學駕破舊飛機也有好處，那就是可以鍛煉靈活的操縱技術和預防事故的警惕性，記得在雙流機場級飛行時，教官放我單飛到溫江方向的空城去做空中“8”字轉彎練習，飛機是十多年前買來的美制塔格拉斯雙現雙座教練機，我乘雲彩遮住機場之機會，就飛向溫江建國中學去做超低空飛行（當時超低空飛行是嚴重違反空中紀律的，但又是最開心的）。我頭次關小油門減速對著廣場俯衝下去，見到操場上的人們向我的飛機招手，連男女同學都可以分辨。我將機頭拉起上升時速度也慢，未現見異樣。180度轉彎後又向操場沖下去，這次俯衝角度大，且是大速度俯衝，想作急上升轉彎；沖至距地面瑩葉公尺高時拉杆過猛，突然感到飛機震動一下，上翼支柱與機身連接處脫離，只有翼梢的兩邊支柱與下翼連接，我急中生智迅速松杆，放大曲線飛行的半徑，急減離心力，從而使上翼負荷減輕，才不致脫離機身，假如失去上翼，機身和下翼就將變為一顆炸彈投向地面了。因高度低，達不到跳傘的最低高度（500英尺），只得用最小油門保持水準飛行迅速返航。到雙流機場邊時顧不得平時正規的由第三邊航線進入起落航線通過三轉彎、四轉彎下滑對正“T”字布著陸了，直接對正機場與“T”字布交叉著陸。當時的教練機上沒有無線電通訊設備，地面也無指揮電臺，起飛之前教官給你下達單飛科目後，你就按規定的科目時間練習飛行，所以起飛之後就全靠自己的智慧去掌握命運了。由於不按規定的布板訊號對正“T”字布降落，地面就知道是強迫降落了。

        我把飛機滑回停機線關機後，我的中級教官廖穆科（廣西航校畢業生）和全組6個學員、一名機械師、一名機械兵以及機務主任都趕到機旁。他們看著我落地後是開著發動機回停機線的，就斷定不是發動機的故障迫降了。首先機務主任問我什麼毛病，我指著上翼給他看，他登上下翼靠機身處去扳動支柱是活動的，再掀開上翼與支柱連接處的蒙布看看木質的大樑，已朽得用手指都可摳破了。教官問我是何時發現的，我說是作小轉彎時壓夠坡度（傾斜度65-70度）開始拉杆感覺機身震動一下才發現的，我即改為平飛對正機場，回航中油門稍大一點上翼就震動起來，我用小油門維持最小平飛速度回來的。廖教官只說：“丟那媽，十幾年前裝石頭打仗的飛機，目曬雨淋現在還要用，大樑都出蟲眼了，真可憐！”廖教官是廣西航校畢業的，屬雜牌，非蔣介石的嫡系杭州築橋航校畢業，平時受歧視，他對我組同學很好，很溫和，沒有那些正牌的官架大。出現這樣幾乎機毀人亡的事故，所有飛行教官都圍觀議論起來。有的還繞飛機一圈，看看輪胎和起落架帶有菜花粉或菜杆沒有（過去有的同學超低空飛行帶有菜花粉回來就被送禁閉室關一個星期），幸好我飛機的輪胎和起落架上什麼也沒有。

        單飛之後，我就消除了被淘汰之憂。這段時間每天都有放單飛的，每天都有淘汰的。和我最好的兩位同學張英（湖北人）、許景煌（福建人，由馬尼拉歸國的華僑）在這段時間被淘汰。他們接到校部的停飛通知後，心裏非常難過。我們為了共同的目標，投筆從我，抗日救國，五湖四海彙聚一堂，一年多的接觸，大家性情直爽，談天論地情投意合，行將離別真是依依難舍。他們要我放棄飛行，一塊去陝北抗大，我卻捨不得這優異的成績，臨別前只好陪他倆去小館子吃一頓，聽了他們對當局不滿的評論，各奔前程去了。

        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在兩百多人中獲得前十名放單飛真是高興得忘乎所以，一切典範令全置腦外，只要有單飛練習的機會，總愛越軌飛一陣。記得在太平寺飛初級時，自己趁天氣能見度不太好的機會，就由成都西郊繞北郊直往新都寶光寺飛去，俯瞰入伍十月駐營的大廟，又飛到新都城裏的桂湖公園看桂樹，順原路返航時，因天氣變壞，能見度僅有1000公尺左右，飛了一會也看不見成都城，雖在急中，但我自信沿著公路飛一定會回到成都的。果然飛了不一會就看到北門萬福橋的河流了，右拐經西郊到南門又看見武候祠的古柏了，到太平寺機場附近又看見著陸布板信號了；這才大大舒了一口氣，落地後被教官唬了幾句：“天氣不好就早點回來嘛，不一定要把30分鐘飛完才回來，下次可不能這樣死板；看到天氣變壞時，可以提前回場降落。”教官哪知我是一個只顧開心不管安危、剛學會一點起飛降落和空中轉彎動作就駕著飛機亂闖、不願遵守紀律的學生呢?待我高級飛行畢業多掌握一些技術後，回想起來真是不寒而慄。

        初級飛行的一年，是學生、教官最緊張的一年。特別是臨近放單飛的階段，天天都要淘汰人，人人都可能被淘汰，淘汰率在60%以上。教官放學生單獨飛行時，全神貫注在地面監視，直到空中動作練習完畢、飛回來安全著陸才能松一口氣。

        我們的初級教官李振歐海人不倦，把我們五人（周大道、周遠才、李學修、蔣民輝和我）從初級階段帶出來了。結業後，我們就轉入中級飛行，使用的機種是塔格拉斯、柯賽、複新號、羊城號，駐四川雙流機場，另編飛行小組，每組5人。中級階段飛行機種不固定，今天飛這個機型，明天或下周下月又飛別的機型，教官也是時常更換。教練我組時間最長的教官是廖穆科，廣西航校畢業的飛行員，性情最好，無論空中、地面，從不發脾氣。

        中級飛行比較穩定，不象初級飛行那樣惶恐不安，淘汰率只占百分之幾，除了特殊情況被淘汰外，基本上是可以順利跨入高級飛行的。

        高級飛行又由雙流機場轉回太平寺機場。升級後分為驅逐、轟炸兩科。分科先自報教官審批，校本部批准編隊、編組。機種各異，戰略戰術課程稍有不同，學驅逐的是飛美制霍克Ⅱ、蘇制E-15(伊一15）；學轟炸的是飛美制北美、AT-6。經過一年的高級飛行訓練就進行畢業考試，考試時還有一次必經的跳傘練習科目，不能跳傘者不能畢業。回憶當時跳傘的情景，的確有點不是滋味，名是保險傘實際並不絕對保險，表面上不示弱，實則內心有點虛，當飛機處於1000公尺高度行將跳傘之前對自己的傘是否保險仍是懷疑到機場上空領隊打出白旗指揮爬出座艙時，自己還是怕落到那百分之幾的不保險成分裏去。那天我穿的新飛行皮鞋，鞋底很光滑，本來規定的動作程式是先爬出座艙，一隻手抓住兩翼之間的支柱，一隻手抓住座艙邊蹲在下翼上面，待駕駛本機的教官擺動機翼後就鬆手捲縮成一團，離開飛機後三秒鐘就拉胸前的保險傘插銷拉環。當時因新皮鞋底太滑，我被氣流吹離機翼，變成了空中翻單杠的姿式，回頭一看，飛機的水準尾翼與我平行，一鬆手就會撞上去，會在空中喪命。教官擺動機現後我仍抓緊前座艙口不鬆手，好在那時年輕力壯，平時玩單、雙杠我是有兩下的，心裏想，你不關油門減小速度我就不鬆手，哪怕抓住座艙邊跟飛機降落我都辦得到。這架飛機是初級教官黃才貴駕駛的，他的飛行技術在全體教官中達不到中等，威信也不高。飛機快飛過機場了我還沒跳，他急了，大聲叫：“跳！”這時我仍抓緊前艙口橫飄在他後座的艙口邊，我使出吃奶的力氣，發出最大的聲音叫他關小油門，他才如夢初醒，猛將油門全關，速度驟減，但我的腳仍收不回來蹲在下翼上。這時他也變聰明起來，伸出左手到艙外用力壓低我的身子，我看低過水準尾翼，才鬆手縮做一團，用手抱住頭在空中翻了兩滾，頭朝天腳朝地，默數一、二、三後，摸著胸前的拉環用力一拉，只聽後面的保險傘“撲嚕”一聲，感覺象一隻巨手把我往上一提，人以每秒約十公尺的速度下降，傘全開時就有很大的一個阻力猛減下垂速度。我兩眼一黑，約半秒鐘後神智才清醒，抬頭一看，張開的傘象半個巨大的雞蛋殼把自己籠罩著，飄飄蕩蕩吊在空中，這時才大大舒了一口氣：“活了，活了，上帝保佑！”由於氣流不太穩定，象蕩秋千似的擺來擺去徐徐下降。這時只要按在地面講的方法操縱傘的勁繩使之擺弧逐漸減小就可以安全降落了。上飛機前我還帶上口琴想在空中演奏一曲，哪知使勁吹連自己都覺得聲音很小。落地的滋味說不出來，要說重嗎?還沒有兩公尺高跳下那麼重，這是因為有傘限速的關係。這一次是十架飛機十個學員跳傘，大家都算安全通過了這一關。

        1942年1月15日，莊嚴的時刻到來了，全體教官、學生齊集大禮堂舉行畢業典禮，教育長晏玉宗（貴州龍裏人）宣讀畢業學生名單並作簡短講話後，就請校長蔣中正（介石）訓話全場鴉雀無聲，照例蔣的英文秘書宋美齡伴隨上臺。我從穿上軍裝以來，立正、挺胸、目不斜視，象木頭人一樣站長達一個半小時的時間還是第一次，直到蔣訓完話，他又由橫列前逐排檢閱一遍走出了禮堂大門，才聽到臺上一聲口令：“稍息！”這是教育處長陪送蔣走出禮堂大門後回來作閉幕講話前的口令。處長向我們說“校長很滿意，認為二期畢業學生有一定的軍事素質，蔣夫人說每個學生的身體都很健壯，就是年輕了一點”。當然囉，招考時的年限是18-22歲，整個佇列是找不出一個老相來的。

        下午兩點蔣到機場作飛行技術檢閱，成都各機關、學校都來機場觀看飛行表演。表演項目是：編隊飛行、單機空對地打靶、單機特技翻筋斗、快橫滾、慢橫滾、向台兒、殷麥曼等動作及雙機等位格鬥。全部飛機安全降落後，再列隊抬著布靶到閱兵台前，查看命中率，向委員長報告。我也很榮幸地被指定參加編隊飛行受檢，到閱兵台前報告時，蔣用奉化土音鼓勵說：“你們的飛行技術我很滿意，但還要精益求精。從今天起，你們就要站到抗日的最前線去了，不成功，就成仁。你們死了以後，你們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我會給他們照顧。”蔣講完話後就乘小轎車走了，接著大批人馬懷著興奮的心情撤離了成都外南太平寺機場。

        畢業了，我的畢業文憑是第拾捌號。學驅逐的59名同學分配到新津機場驅逐總隊練習隊，學轟炸的46名同學到溫江機場轟炸總隊。從此，我們正式走向了抗日救國的前線。

        我們到新津機場驅逐總隊練習隊後未給戰鬥任務。在新津機場這段時間（約10個月）的生活，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營房住地是建在距機場東南2公里的眼江北岸，除天晴必須去機場練習飛行外，其餘時間全由我們自己支配，什麼理論課、政治課等，想聽就去聽一下，不願聽就各玩各的。特別是政治課，同學們稱之為“賣膏藥”，只要政治教官一到隊上來，同學們便相告“賣膏藥的來了”，就不約而同地住營房週邊“硫散”，或到江邊坐茶館，或下河游泳，或去田野打水鴨，或到同學家打麻將，各盡所好。待值星官吹哨喊上政治課時，隊上已空無一人。我們59人非常齊心，擰成一股繩，處處都與當局作對。當時的驅逐練習隊只有一個隊長（楊一白）和兩個區隊長（楊孤帆和許寶光），他們三人都是飛行教官，又是行政管理隊長。他們之中的許寶光知道空軍土校畢業這兩期學生（一、二期20人，三期即將畢業）正在為待遇（制度）問題鬧得天翻地覆很不好惹，因而他和我們混得來。有時他還對當局擬訂的“軍士制度”發表自己的看法，同學們認為他雖不能做支持者，也算得上是同情者，打球打撲克等文娛話動也歡迎他參加。至於二楊，官架十足，認為空軍當局擬訂的飛行軍士制度是鋼性憲法、成文憲法，不可更改。這引起了同學們的極大反感，處處與他倆作對，使得他倆到機場時連拖靶機都不敢飛。所謂飛拖靶機，就是一架飛機用五十公尺長的一根鋼繩拖著一個五公尺長直徑為一公尺的風袋作平直飛行，後面的三架飛機分別裝上紅、黃、黑三色油漆漆過彈頭的子彈，以30度的進入角輪番射擊，飛機落地檢查命中率時就以風袋上穿孔的顏色區別成績，如果射擊角較小，彈頭就可能射到拖把機上，所以飛拖把機的人哪怕膽子再大也要有點後顧之憂。因此二楊不最飛拖靶機就是怕我們同學在空中拿他倆當靶子打，每逢練習打拖靶都是叫許寶光或我們同學去飛拖靶機。

        當時國民黨在杭州築橋辦有一個空軍官校，抗日戰爭爆發後又在成都簇橋辦一個空軍士校。抗戰前，報考航校的多是高中畢業生或肄業生，抗日戰爭爆發後報考空軍士校的，除離中畢業生和肄業生外，大學肄業生以至畢業生都有。兩個學校學生的學歷都是一樣的，受訓期四年也一樣，飛的機種也一樣，而士校學員畢業兩期後，空軍最高當局航空委員會才拋出一個所謂的空軍軍士制度來。他們不考慮自己的國情，只想照搬德國和日本的航空兵制度，想在中國奴化一批航空軍曹出來，象德意志的紅武士貝多芬那樣絕對服從，只知為主子賣命而不知戰爭包含得有真理和正義。他們不懂得“壓力越大反抗力越強”這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適應的定理，因而想用高壓手段來奴化這批投筆從戎的愛國青年，結果適得其反，越壓越不服。記得士校轟炸科一期畢業的50多人分駐邛崍機場十二大隊，因上級施壓他們便把軍械庫裏的機槍和子彈拖出營房與當地袍哥聯繫，準備上山，後來是航空委員會政治部主任簡璞親自由重慶趕到隊上做工作，答復了他們提出的要求後他們才回營地正常工作。後來三期畢業同學到新疆伊犁訓練也被航委會以異黨嫌疑抓了27人判處1-3年徒刑送重慶中央監獄。這27位同學由新疆押送到成都時被關進市內王家壩空軍監獄。我們一、二期同學聞訊後決定前往探視，首次只派6個代表帶些食品去，軍法處只准送食物進去，不准接見。後來一、二期同學200人準備一起去，其中二期同學于堅的父親在王家壩監獄當法官，于堅就將情況告訴了他：“如再不准接見，恐怕不只200人來探監。”他父親三思之後，還是同情他兒子的這班不幸同學，經請示上司後准許每次探監者不超過10人。兩周後，空軍當局就把三期同學27人關到重慶中央監獄去了。

        由於航委會想試行的軍士制度不公平，不得人心，引出不少事端，鬧得他們下不了臺，最後以空軍士校合併到空軍宮校來收場。一期稱空軍官校十一期特班，二期稱十二期特班，三、四期如然。一、二、三、四期土校畢業的學員（約400人）全部晉升為軍官，已招考進校的五六期學員正式去官校參加十五期十六期受訓。這就是國民黨空軍建設上繞的大彎子。

        另一件使我難忘的事，說來也好笑，國民黨的“攪外必先安內”這條標語曾為我們的兩架飛機導過航，否則，我們的兩架飛機汽油耗盡後必然要迫降在川西平原的田野裏。有一次我和梁德齋同學練習空中編隊，規定空中時間為40分鐘，20分鐘後互換長機，但必須在機場上空1000公尺僚機看見下面新津機場時方可進行長、僚機互換。我們起飛後是梁同學領隊，我是跟隊。在空中飛了20分鐘後，天氣逐漸變壞，500公尺高的低積雲把地面幾乎封閉了三分之二，偶爾能看見下面的村莊、河流。到25分鐘時梁同學找不到新津機場了，他擺動機翼示意我當長機，但我看不清下麵是不是新津機場，就老是保持在他右後方當僚機，他再擺動機翼我也不上前當長機，於是他急了，乾脆關小油門讓我飛超他前面去。我早知道他迷航了，都是同期好同學，何必為難他哩。於是我就當長機帶著他找機場。500公尺以上都是雲層，我帶著他保持在500公尺的高度轉來轉去的找，十幾分鐘之後才看見下面有個縣城，但附近的新津、雙流、溫江、邛蛛、彭縣、大禹、崇慶、崇寧等八九個縣城都是在這片平原上，確定不了是哪個縣城，在航行地圖上邊確定不了自己的飛機是在新津機場的哪個關係位置。我倆在500公尺高度繞城飛了兩圈，突然發現牆上寫有一橫條標語。我靈機一動，示意散開隊形，讓我俯衝下去。我關小油門用最小平飛速度在20公尺高度沿城指觀察一遍，只看見“攪外必先安內”幾個大字，又繞一圈回來才看滑“老縣縣党部宣”幾個小字。我立即加大油門升高到400公尺，搖擺機現示意梁同學靠近我保持隊形。平時我對影縣與新准的關係位置很熟悉，不用查看航行地圖，就對正磁羅盤180度的航向，採取300公尺的高度向前飛行，七八分鐘後就看見岷江了。再左轉沿江飛五六分鐘，新津機場就出現在左前方。因天氣驟變，機場已擺上停飛的紅“T”字布了，我倆安全返航。全體人員已上汽車，就等我們這兩架蘇制E一15（伊一15）返場著陸後一同回營地。我們到隊上脫下飛行服洗完澡後，梁同學就到我寢室來說：“你在那裏有熟人嗎?怎麼下去超低空飛行呀?”我說：“你小子當長機迷了航，又不帶回機場換位，我當長機後還不是跟你一樣稀裏糊塗地摸不到方位回來，告訴你，今天全靠‘攘外安內’救了命。”接著，我把經過告訴了他。

        新津機場不到一年的散漫生活，給我人生里程打下的絡印太深，真是永生難忘。

        後來，我們由新津機場調雙流機場五大隊飛了半年之後又調到太平寺機場八大隊十五中隊（該大隊是混合大隊，兩個中隊飛驅逐機，兩個中隊飛轟炸機）。我們十五中隊是飛美制高空驅逐機P-43，十六中隊是飛美制低空驅逐機P-66。

        我們還駐防過漢中（南鎮）機場，其時十一大隊是飛美制P-40中空驅逐機，兩個中隊18架飛機，有戰鬥任務；十五中隊是飛P-48高空驅逐機，原有五架飛機，但4架進工廠檢修，只有一架能飛，所以未給戰鬥任務。日本飛機來襲時P-48是空中疏散，不參加戰鬥，任務是起飛後找雲層遮掩自己，飛機上的4挺機槍是裝滿子彈的，如與敵機相遇當然要拼一個你死我活。有一天發出空襲警報後，十一大隊的飛機先升空巡邏，當天正是輪到我飛P-48空中疏散，十一大隊先起飛後P-43才起飛。我剛起飛升到1000公尺時發現他們的隊形約在2000公尺的高度上。有一個分隊（三架）變成梯隊後，長機對著我俯衝下來，他看准是P-43後，沒有開槍，拉起機頭升高去了；第二架你機仍和他一樣對著我俯衝距約500公尺時也拉起機頭升高去了；第三架照樣對我俯衝過來，距我約40公尺時，我發現發光彈在我飛機周圍飛過（飛機機槍的彈鏈是隔5發裝一顆發光彈，以便修正彈道，其餘都是穿甲彈、燃燒彈、鉛鋅彈混雜）。因P-43的外形與日本“零式”和“東條式”驅逐機相似，頭兩架未開槍是他們已看清是P-43，而且機翼上的青天白日黨微也看清了。第三架只顧立戰功未注意看標誌，所以對我開了槍。當時我採取緊急動作，翻轉垂直俯衝下降，同時壓住機外通話按鈕叫駡：“他媽的，十一大隊的眼睛瞎了?拿老子的P43當零式”打。”當時地面的指揮官是空軍三軍區司令王淑銘，他在地面用那地道的山東腔問：“空中飛機鬧什麼？”我說：“報告司令，十一大隊的飛機把我的飛機打壞了。”他說：“壞了就趕快回機場迫降，如果不能操縱就跳傘，奶奶的！”我回機場迫降後迅速滑行到機場邊的飛機掩體裏，下了飛機一查看，尾部和機翼中彈二十餘處，幸好是由空處穿過，未打中發動機部分、油箱和操縱系統，否則，跳傘後還得換他在空中掃射，第二天中飯後，十一大隊誤打我的人（同期畢業同學）一進屋就說：“老子曉得昨天你要發火，今天消了沒有？”我說：“你龜兒子眼睛瞎啦?”他說：“我以為他兩個打不下，想立一次戰功哩！”我說，“你立功時，老子到閻王殿去囉！”逗得大家一笑就算了。

        以後我由八大隊十五中隊又調到十一大隊四十三中隊。1943年到印度丁江去接美制P-40回成都後，練習一段時間就隨中隊換防到貴州清鎮機場。日本人打到貴州獨山時，有時一天出兩次任務，到獨山、都勻一帶阻止日軍前進，每次除四挺機槍裝滿子彈外，左右翼下各掛一顆25公斤的小炸彈，雖然找不到日軍的蹤影，也得找個荒山野壩把炸彈扔下（嚴禁帶炸彈回場降落），朝天掃射幾槍，表示自己打仗回來了，但也不能把子彈打完，以防返航時與敵機遭遇。那時在國民黨軍隊裏幹差事是捏著鼻子哄眼睛，你若不把子彈往荒山消耗一些，武器彈藥原封未動，回來時當官的會說你打仗無能，多少消耗一些，回來時謊稱發現日本騎兵掃射兩次就不見了，上司反而會說你作戰得力。

        在清鎮時若不是本地人對地形熟悉，險些喪了性命。有一次飛機起飛後我發覺馬力不足，油門加到最大也只能保持最小平飛速度。起飛試機時，轉數表指示正常，汽缸分佈器壓力也正常，只在飛離地面30公尺時突然感到飛機抖一下，轉數表及分佈器指標猛降，自己當即判斷是發電機出了故障，P一40的發動機是兩個磁電機雙排火花塞，只一排火花塞點火，另一排停止工作，這樣，汽缸裏的壓縮氣體不能在設計的單位時間內燒完，爆發力降低，馬力減小，油門開滿也無力。如果要升高，速度必然減小，小到規定的失速速度，飛機對操縱面失去效應，必然機毀人亡，僅是500公尺以下的高度，又不能跳傘，在這種情況下，我就想到飛行員的一句警言；：“寧可有速度撞死，不願讓飛機失速摔死。”憑著對清鎮機場周圍地形的熟悉，知道不會有連山出現以致飛機撞山，我見到山亞就穿，終於以最小的平飛速度繞過山劃，回機場迫降。我吃過中飯後，去找我的救護車還未回來。下午兩點後，救護人員才回來說沒有找到我。他們以為我完蛋了，因為見到我的飛機低空飛行，消失在山坳裏。哪知我比他們先回來了四五個小時。

        在清鎮機場駐防三個月後，快到1944年的春節了，又換防到成都，在成都一直混到1945年日本投降。這時我認為民族戰爭的責任已盡到，當初投筆從戒的願望是救亡圖存，抵禦外侮，而侵略者已倒戈投降，蔣介石要發動內戰，自相殘殺，是最可恥的事。時值我患肺病，便不告而辭，毅然脫離部隊轉家。為此，國民黨航空委員會下令通緝我，我就購買了槍彈，看通緝令是否轉到郎俗縣政府來，萬一他們要來真的我也不會來假的，逼我上山我就上，反正對當局的統治早已不滿。二十幾歲的我，感到借大一個世界竟沒有立足之地，因而悲觀厭世，萎靡不振，整天只知扛起槍去打獵。想到解放區去找出路，又苦於沒有地下關係的引見。1948年我的病已痊癒，謀業的願望越來越迫切。這時東北、華北大片的國土已獲解放。經過遼沈、平津戰役之後，我清楚地看到蔣家王朝已是朝不保夕，所以，1948年就與劉鴻隆（劉永，現在貴陽師專）等取得聯繫，多承劉永授予我革命真理，我便毅然參加了他們的遊擊活動。1949年郎俗“三。三”暴動失敗後，國民黨縣政府對參加暴動的人進行血腥鎮壓，貴州不能立足，我就到重慶去找劉永，未找到，又直赴成都等待四川解放。成都解放後，我即到軍管會航空處報名參軍當時的航空處長向核英很關心我們在成都留下的300多名空軍空地勤人員。我們學習了兩個月的社會發展史。當時中國空軍司令員是劉亞樓，政委是吳法憲，副司令員是常乾坤，參謀長是王秉章。全國設有7個航校。空司領導得知在成都學習的300人中有8名飛行員，根據建設人民空軍的急需，我與張文清同學等8人於1950年春就劉耀宗和王洪智同學架的C-46運輸機去北京。8個人分在七個航校，我和張文清洞學分到瀋陽第四航校（驅逐航校），其餘6人，學轟炸的就分到轟炸航校（長春、哈爾濱)，學驅逐的就分到驅逐航校（錦州、濟南）。到瀋陽北陵四航校後，我想搞地面理論教學，重上天空恐怕不可能，因我患肺結核是否痊癒還不知道。哪知檢查身體後，只發現右肺上有三個小鈣化點，其餘都很正常，飛行要求的4個條件都合格，不受機種、晝夜、高空、高速的限制，於是，校領導就派我到外場搞教學工作。最初給蘇聯專家當助教，兩個月後，蘇聯專家認為我可以勝任教員工作，就把全組學員7人交給我，由我掌握全組的飛行教練（蘇聯專家在蘇聯航校畢業後只飛了三四百小時就派到中國來，我的飛行時間達到一千五六百小時，且他帶我飛過多次我的操縱技術他是信得過的）。

        過去在國民黨空軍裏只是自己飛，不出事故就行了，而現在是要把自己會的教給不會的，既要講究教學方法，又要注意教學態度，要根據各個學員的具體情況施教，這當中還常涉到一些教與學的關係，教員和學員打不成一片，態度過於嚴肅，也收不到好的效果。所以教一期學員畢業後，教員的體重至少要減少斤把兩斤。頭天學員考試結束後，第二天教員就乘軟臥到青島空軍療養院去休息，一月後如體重未恢復，還得延期療養。記得朝鮮戰爭爆發後，四航校遷校進關，先到太原，1958年又遷石家莊，當時人民空軍建設才開始，急需航空人材，要留下幾個成績好的學員任教員。有一個學員叫易庚山（田漢的外甥，初中文化）畢業時剛19歲，學習過程中表現很好，所以留校當了教員。他把第一批學員（5人一小組）教畢業後，體重減輕了11斤，瘦得象個猴子一樣，第二期就不讓他當教員了，只當助教，否則要把他拖垮，可見搞飛行教學之不易。特別是進行到特技飛行階段，所有新教員都吃不消，飛行時間短經驗不夠，最多帶兩個學員飛完特技後就無法再帶飛特技了，但又不能改變其他科目。這段時間我是夠累了這個教官跑來說：“中隊長，幫我帶學員飛一次特技。”剛飛完降落滑回停機線那個教員又跑來：“中隊長，幫我帶飛兩個嘛！”大約有兩周，我忙得每天機場兩餐都是拿著兩塊麵包或一隻雞腿在空中邊飛邊吃，很難得下飛機活動一下，連解小便也只能到飛機尾部去。帶飛一天下來，連續陪著每個學員在空中做五六十個翻筋斗、打滾等劇烈動作，晚上睡覺時耳朵裏一直是鳴鳴鳴地叫，直到入睡，天天如此。除非是落雨天才不去機場，但還得對學員進行講評和理論教學。戰時的突擊訓練是相當緊張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訓練一個飛行員起碼需要3年的正式飛行時間，而新中國的人民空軍只需一年就培養出一批飛行員。

        我在四航校5年，培養出5個期班的學員，品質、數量都是蘇聯專家和校黨委公認不錯的。我的顧問叫達威旦克，我們互相尊重，個別學員的學業進度很慢，淘汰之前，他總要徵求我的意見（本來顧問最後決定算數），我認為當時部隊迫切需要補充飛行員，培養一個飛行員的確很不容易。一般說，只是因為飛行進度趕不上，不要因為考試時單飛動作不正常就淘汰我是主張儘量帶飛出來。例如有個學員叫高任柱，90%以上的學員著陸動作都正常了，他著陸的動作還不正常，我就擠出時間帶他多飛起落航線。臨到單飛考試時，顧問說：“以你的意見為主。”這次如果不能放單飛的學員就要停飛了，我以為這個學員是落地無把握，只要讓他再多飛起落是可以飛出來的。臨到考試時，我急中生智找了一個竅門，叫飛得較好的一個學員王靖安給他壓座（雙座教練機雅克一18前座是學員，後座是教員，前面動作錯了或者有危險，後座可糾正；放學員單飛時後座得有一個學員壓座，壓座者不能亂動前面的杆舵和油門）。上飛機之前我向他倆交待清楚，起飛和空中一切動作全由高做，下滑著陸的動作由王代做。這樣，高任柱順利過了考試關，之後，讓他多次練習降落，他終於飛出來了。

        自從跨進四航校的大門之後，說實話自己的飛行技術並不很高明，由於當時國家的需要，建設人民空軍的需要，我才當上了教員。要說革命嘛是初學。我常對學員說：“講技術，你們向我學，論革命，我向你們學。你們當中營連級師團級幹部都有，來學一年的飛行技術後畢業出去就是領導骨幹、部隊首長（如姬應吾是副師級來當學員的，剛畢業就到上海米格一15師去當師長）。”校長和政委卻再三叮囑我：“不要認為這三期乙班的學員幹部多，怕管，責任在身，怕管或不管就是失職。”其實，除了技術方面，日常生活中的事哪會要我管?我還未想到的事情他們都作好了。個別學員還由部隊帶有警衛員來，有時星期天不進城，想丟汾河灣打雁打兔子，他們就叫警衛員去拿槍。記得有一次我和言曹心濂（已離休，現在上海）去汾河灣打獵，兩人坐在河岸的產精叢邊，他就講起薛仁貴家父子在這裏比技射張口雁的故事來。正當他講得津准有味時，兩三百隻大雁被對岸的人驚動從我倆頭上飛過，這時臘准哪只也來不及，只得對著雁群急一校子，結果射中兩隻。一隻落在河中，一隻常在岸邊的蘆第裏落在河中的得不到，因汾河水少泥多，河面寬處一個多華里，據說有丈把深的淤泥，人下去踩不到底，又不能當水遊，誰也不敢下去；我倆找到蘆節叢中的一隻，真是客出望外。提起來比鵝大，約十多斤，拿回後向炊事班長交待消楚，學著北京烤鴨那樣烘烤。晚餐時全食堂的飛行幹部都來品嘗天鵝肉，也叫炊事員同志嘗嘗，人人稱羨天鵝肉味美，味鮮，勝過北京王胖鴨。

        正當我越幹越起動的時候，忽然禍從天降，與我在郎岱“三·三”暴動之前的遊擊活動中有意見分歧的個別權成，借當時極左路線那股風，網羅數人多次去信四航校，要我回來予以鎮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被送回郎岱後，上級法院不批死刑，但免不了錦鐺入獄。壞事變好事，承他們把我送進那“防空洞”去躲了17年，我才避免了文化革命期間提起就會令人髮指的劫難。

        撫今思昔，崢嶸歲月稠。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政策挽放下，我這位歷盡坎坷滄系的暮年人得到平反，作離體安量，享受縣團級的各項待遇，住進了幹休所安度餘生，我由衷地感激各級領導對我的關照。

後記：

        成都航校一、二期學員畢業前人人都順利通過跳傘關。唯三期不順利，跳傘時死了兩人：一是傘開時間過晚，重力加速度過大，傘開時勁繩繃斷，人傘脫離，人由1000英尺的高空落下摔死；另一個是傘已出傘包但不張開，像一根大尾巴隨人到地。由此就取消了跳傘這項科目，三、四期不跳傘就畢業了。

        成都航校三期畢業的同學被國民黨當局判刑的27人，現《貴州日報》已離休的編輯王覺非便是其中之一，他坐了一年監牢出來後不願飛了，先在重慶《新民晚報》任編輯，直到貴州解放才調《貴州日報》工作。1946年駕C-46飛機在郎岱頭塘迫降的駕駛員伍慶香也是27人中之一，他坐了兩年牢後，就到中航公司飛民航機去了。

        我在成都航校初級階段同組的5個同學，活到現在的只有周大道和我了，其餘3人一人病死，兩個在飛行事故中喪生。1950年我到瀋陽四航校工作時，許景煌在東北空司後勤油料處當處長，我找到他後，在一個假日作了長談，得知他和張英都在延安抗大畢業，他在北陵機場起飛後迫降腰部受傷，改為地勤工作，張英在一次夜戰中爬上電杆偷摘燈泡，被炮樓上的日軍擊中，摔下當場犧性。

        廖穆科也加入了人民空軍的行列，在瀋陽空司飛蘇制雅克一12單翼通訊聯絡機。1950年我在瀋陽航校時，我們在機場會面，互相慶賀走進了革命隊伍。

        梁德齋同學，現居美國洛杉機，仍有書信往來。拔臣同學現在臺灣。

        1986年我去北京上訪，空軍部隊派兩名離休了的師級幹部隨我來六枝協助黨委落實我的問題，其中一位就是王靖安。

摘自"我的航空生涯"  作者：宋選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