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軍第十一大隊第四十一中隊 周應熊

      這是一篇來自2014年第2期《航空知識》一篇相對另類的文章，題目為《尋找二舅的蹤跡》。臺灣某雜誌轉載本文，稱之為分隔這麼多年來，兩岸遺屬協助的範例。時隔4年，在《航空知識》60年之際，我們重新找出這篇文章，將此文放於微信上與君分享，共同緬懷抗戰英烈。
     文章很長，但實在是一個好故事，不忍刪節。真誠希望點開的您，慢慢品讀。

2013年4月，母親去世。在整理母親遺物時，找到幾張我二舅周應熊的照片。這些照片有些發黃，算算應該有70多年歷史了。其中一張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二舅身穿飛行員的套裝，頭戴飛行帽，雙手帶著皮手套，拳頭緊握。年輕英俊的臉上，帶著幾分稚氣，幾分堅毅，又幾分憂愁。身後是一架老式的雙翼機，機身上漆著醒目的白色號碼，301。
“熊怎麼能飛上天呢？”
     母親生前，經常向我們說起二舅的事情。母親出生在廣東南海縣一個大戶人家，父親是當地士紳，家中有七個孩子，老大老二是男孩，老三以下全是女孩。日本入侵中國後，戰火很快就延伸到了廣州，國破家亡之際，家中兩個男兒都選擇了從軍的道路。老大考取了中央軍校，老二考取了空軍軍校。老二考上空軍軍校的時候，家中有老人說，“當飛行員不妥，熊怎麼能飛上天呢？”此話不幸言中，三年後，有消息從四川傳來，老二在對日空戰中陣亡。
     有關二舅的事情家人都知道得很少。母親說過，二舅是飛虎隊的。飛虎隊是抗戰期間美國援華空軍志願隊的別稱，後來中美飛行員共同組隊。至於二舅是否到了飛虎隊，在哪次空戰中陣亡，死後埋葬在何處，都語焉不詳。二舅殉國時母親年紀還小，很多事情大人都沒有告訴她。母親年老以後，常常想起兩個哥哥，特別是二舅，不知二舅葬於何處，往往暗自神傷。共產黨在大陸取得政權後，雖然這兩個在國民黨軍隊中服務的哥哥都沒跟共產黨的軍隊打過仗，但他們的國軍身份對母親來說仍是不敢提的敏感話題，更不要說要求承認抗戰烈士身份了。
     尋找二舅當年如何陣亡的資訊也是極為困難的事情，早年的大陸，有關抗戰時期空軍戰史的記錄極少，近年來介紹正面主力戰場的文章和影視作品多了，但介紹國軍空軍抗日的文章和資料還是不多。近年來兩岸關係好轉，當年國軍抗日的英烈也開始受到大陸政府和民眾的尊重，南京在2009年建立了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重修了抗日航空烈士墓和紀念碑，部分當年抗戰中犧牲的中國、蘇聯和美國空軍軍人的名字，被刻到了紀念碑上。
    然而，紀念碑上，以及所有公開發表的紀念文章上，都找不到我二舅周應熊的名字。
    母親生前非常遺憾二舅的為國犧牲和榮譽沒有得到應得的承認。然而，要得到這些承認，必須找到二舅殉國的記錄。知道二舅一些情況的大舅已經過世。母親那一輩人的其他人，包括二舅當年的戰友袍澤，也無處可尋，相信也大部離開了這個世界。現在母親已經去世，如果我現在不去尋找，二舅的事蹟和榮譽將永遠埋沒。為了完成母親的遺願，讓二舅的犧牲和榮譽得到承認，我承擔了尋找二舅蹤跡這個難以完成的任務。
    我手上所有的資料，除了這幾張二舅的照片，還有1979年大舅周應霖在臺灣清華校友會的紀念冊上寫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有一小段提到二舅：
   “在軍校受訓的第二年是我家最不幸的一年；先是父親去世，繼之弟弟殉國。家父因系鄉中士紳，為免受日軍和偽政府利用，隻身走澳門躲避，年老乏人照顧，又潛返家鄉，終得病不治。我弟於空軍學校畢業，派至四川邛崍空軍四十一隊任驅逐機飛行員。當時我用俄式E-15、E-16機對抗日軍性能遠勝的零式機，我弟在一次警報中與敵遭遇，力戰犧牲。國難再遭家庭不幸，悲痛萬分。”
    這一段短文裡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資訊，但這些資訊又都需要得到官方記錄的證實。這些需要證實的資訊包括：二舅就讀於哪個空軍學校，畢業於哪一期，服務於哪個單位，哪個駐地，擔任職務，駕駛的飛機型號，有無戰功，犧牲的時間、地點、經過、葬於何處。
    根據大舅的經歷和回憶錄，可以大致推算二舅的犧牲年份，但是其他的資訊，就必須通過網上搜索，到有關部門查詢，以及實地調查來獲得資料。現在是互聯網時代，比起過去來說，我們現在要查歷史是比以前容易多了，但是，網上很多資料並不可靠，很多文章是互相抄襲的，很多官方檔案還是不能在網上找到。不管怎樣，我在網上開始了我的追尋。
    大舅的一生十分傳奇。他1935年考上燕京大學，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次年為了實業救國，轉入清華大學，一年後抗戰爆發，大舅投筆從戎，報考中央軍校。當時因為二舅已被空軍軍校錄取，大舅遂尊父之命暫回清華，並隨清華撤退至西南聯大完成學業，畢業後再前往抗日前線，在湖北老河口第五戰區司令部任少校秘書。襄陽失守，張自忠將軍殉國後，才回成都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入學，以少校軍銜當上等兵。
    前文所說“軍校受訓的第二年”，正是在成都中央軍校炮兵科受訓期間。正是這個期間，聽到弟弟陣亡的消息，並收到戰時航空委員會送來的烈士遺物和一筆撫恤金。按時間推算，這一年，應該是民國30年，即1941年。父親和弟弟在同一年相繼去世，大舅的這個記憶恐怕不會錯。因此我把二舅犧牲的年份暫定為1941年。
二舅讀的是哪所空軍學校？
    抗戰前，中國的航空事業還在初期發展階段。當時的空軍就像陸軍一樣，分屬各地軍閥。各地的空軍都有自己的空軍學校，但規模都較小。最早期的是北洋政府1913年在北京辦的南苑航校，但南苑航校在1928年隨北洋政府的倒臺而撤銷。廣東航空學校是孫中山的廣東革命政府在1924年成立的，學生來源於黃埔軍校，但後來航校落入廣東軍閥陳濟棠之手。1936年，陳濟棠跟老蔣爭戰失敗下野，廣東航校併入杭州筧橋航校，歸屬南京政府。
    二舅雖成長于廣東，但1936年才讀高二，所以應該不在廣東航校。東北航校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在1922年創辦，為當時最大規模的航校，然而，1931年日本侵佔東三省，東北航校瓦解。另外還有保定航校，雲南航校，廣西航校，湖南航校等，但這些航校規模都很小，招收的學員都很少，存在的時間都很短。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筧橋航校西遷往大後方，各地航校為統一抗戰，合併歸屬中央政府。合併後的航校分兩個，一個位於昆明，叫中央空軍軍官學校，簡稱官校，招收有大學以上學歷的學員，培養飛行員和指揮官；另一個設在重慶，叫中央空軍軍士學校，簡稱士校，招收初中高中畢業學歷以上的青年，培養飛行員。官校和士校的學員都是兩年制，飛行員學習的科目都一樣，畢業後駕駛的飛機，執行的任務，承擔的責任都一樣，但官階不同。這在士校學員中產生了一些不滿情緒。士校招生六期後撤銷，加入官校編制，原士校學員增加半年特訓，享受官校待遇。士校一期改稱官校十一期特班，士校二期改稱官校十二期特班，餘類推。
    二舅是在1938年于廣東南海中學高中畢業，同年考入空校，按他的資格和年齡，他應該讀的是位於重慶的士校。我在中國飛虎研究學會的網站上，找到空軍士校的學員名單，果然，周應熊的名字，出現在士校第一期（即官校第十一期特班）的學員名單上。名單上所注明的籍貫，也是廣東南海。不過出生年份，寫的是民國2年。這應該是筆誤。士校一期是民國27年10月一日入學，民國29年12月25日畢業。要是民國2年出生，民國27年時已經25歲，這個年齡不可能是高中畢業年齡。同期的同學，大多是民國8年9年出生，個別是民國6年到11年之間出生的。民國8、9年出生的青年，民國27年時正好十八九歲。符合士校入學的主要年齡段。二舅是民國27年高中畢業，當時應該是十八九歲，出生年份應該是民國8年。大舅是民國5年出生的，也佐證二舅不可能是民國2年出生。這周應熊，應是我二舅無誤。

▲中央空軍軍士學校一期的飛行戒指，周應熊就是這一期畢業的學員。

重慶的中央空軍軍士學校位於重慶市銅梁縣舊市壩。進入校區的大路入口立有兩根門柱，上刻著一副對聯：民族復興路，空軍第一關。大路一直通到空軍士校的牌坊型大門，大門上也有一副對聯：貪生怕死毋入航校，升官發財勿入此門。這些對聯寫的並不是堂皇的口號，當年進入航校的，都抱有為國捐軀的心志。據說早期航校畢業生的生存時間，是以日來計算的。航校的學習非常艱苦，建校時正是抗戰最艱難的時期，學員和教官都知道，當時的中國空軍已經損失了大部分的飛機和飛行員。空軍的存亡，國家的希望，就在他們這些學員的身上。空軍士校有一首校歌：“錦城外，簇橋東，壯士飛，山河動。逐電追風征遠道，撥雲剪霧鎮蒼穹。一當十，十當百，百當千，艱難不計，生死與共。一當十，十當百，百當千，碧血灑瀛海，正氣貫長虹。我們是新空軍的前衛，我們是新空軍的英雄。奮進，奮進，掃蕩敵蹤，保衛祖國領空。奮進，奮進，粉碎敵巢，發揚民族的光榮。”英雄氣概，洋溢歌中。
二舅的最後一役
    大舅的文章說，“我弟於空軍學校畢業，派至四川邛崍空軍四十一隊任驅逐機飛行員。”
    邛崍是什麼地方，當年有機場嗎？我在網上向四川的朋友詢問，四川的朋友回答說邛崍是成都西南面一個小城鎮，那裡還真有一個軍用機場，現在叫桑園機場。我一查，發現這個邛崍機場竟然還很有名。前一陣子四川雅安地震，救援物質都是由軍機先送到邛崍機場，然後發往災區的。李克強總理到災區視察，也是降落的邛崍機場。
    5年前汶川地震，我到成都救災，當時的救災物資也經邛崍機場轉送。冥冥之中，我跟成都還真有點緣分。邛崍機場，原來只是個小型的簡易機場，後來飛虎隊在中國打空中遊擊戰，到處設立機場，邛崍機場，便被擴建為飛虎隊的在川西的七大機場之一。當時的機場建立並不難，草地上也可起飛降落。莊稼地裡只要用推土機把莊稼推掉，用大石碾壓壓平，就是飛機場，沒有瀝青或水泥地。
    然而我在抗戰初期中國空軍的編制上，卻找不到四十一隊的編制。“七七事變”時，中國空軍有九個大隊，其中第一，第二，第八大隊為轟炸機大隊，第三，第四，第五大隊為驅逐機大隊，第六，第七大隊為偵察機大隊，第九大隊為攻擊大隊。另有直屬第十三中隊，十八中隊，二十中隊，和二十九中隊。二舅既然是驅逐機飛行員，應該是在第三，第四，或第五大隊。然而這幾個大隊裡，也沒有四十一中隊。我想大舅寫這篇文章時，已是事發當時的40年之後，如果他的記憶有誤，也不足為奇。另外，是不是大舅聽錯了，是不是二舅告訴他說“我是十一大隊的”，大舅聽成是“我四十一大隊的”。老廣嘛，是四不分。
    為了證實二舅確實是驅逐機飛行員，我從二舅的照片上的飛機著手。我把二舅的照片放到網上，馬上有朋友指出這是蘇制的伊-15戰鬥機。戰鬥機在早期中國的航空術語中叫驅逐機。我在Google圖片上查了一下伊-15飛機，外形果然跟二舅背後的那架飛機一樣。這就對上了大舅文章中所說的“當時我用俄式E-15，E-16機對抗日軍性能遠勝的‘零’式機”。
    伊-15的俄文是И-15，英文表示是I-15。И的發音是伊，有些文獻按發音寫成E-15，因此造成混亂。伊-15是雙翼戰鬥機，是二次大戰前蘇聯空軍的主力戰機，伊-16是單翼機，是世界上最早用於實戰的下單翼戰鬥機。伊-16比伊-15靈活，但很難控制。中國戰場上，伊-15和伊-16的性能跟它們的日本對手中島97三菱96等差不多，但和1940年開始使用的三菱“零”式相比就差多了。
    按照大舅的文章，二舅是“在一次警報中與敵遭遇，力戰犧牲”。由於抗戰時期的對日空戰都應該有記錄，因此我的調查，就從抗戰期間國軍空軍的戰史著手。網上可以找到一些資料，但是多是互相抄襲，可靠性不高。幾經周折，找到中國空軍史研究權威陳應明老先生寫的一本書，《浴血長空：中國空軍抗日戰史》，這本書有大量來自國軍官方的記錄和中俄美參戰人員的回憶錄，甚至日方參戰人員的回憶錄和官方報導，詳細記錄了每次空戰的過程和使用的飛機，對我的搜尋幫助極大。
    中日空軍直接交鋒從1932年淞滬事變開始，第一次交手發生在2月5日，雙方無交戰損失，但中方一架飛機在緊急起飛時墜毀，飛行員犧牲。2月26日，杭州空戰，中方兩機重傷一機輕傷，日機兩機被擊落。中方重傷飛行員後來不幸死亡，成第二個與日空戰陣亡者。這以後，中日空軍脫離接觸，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七七事變”開始時，中國空軍有346架飛機，但能作戰的不到100架。當時的日本空軍在大陸沒有飛機場，所有的戰鬥機都是在航空母艦上起飛的，而轟炸機則是由韓國濟州島，日本鹿兒島或臺灣起飛，飛行距離有限，因此以大陸為後方的中國空軍跟日本空軍的較量時可以進退自如，稍佔優勢。
     隨著淞滬抗戰的失利，日本在華東建立了空軍基地，從日本生產的新型戰機源源不斷進入中國戰場，日本空軍逐漸取得了優勢，中國空軍進入了抗戰中的第一次困難時期。三個月後，即1937年10月底，中國空軍的三百多架飛機損失得差不多了，有的是空戰中被擊落或重傷不能再飛的，有的是在機場上被擊毀的，有的是飛機故障或操作失誤損失的。
淞滬抗戰失利後，中國政府和空軍主力都退守西南，以武漢，重慶，成都，昆明，南昌為基地繼續抗戰。從1937年底，到1942年秋，是中國空軍抗戰史的第二階段。1937年底，空軍從蘇聯買回了大量飛機，包括轟炸機和戰鬥機，重新武裝。蘇聯航空志願隊入華參戰，使得空軍的力量更加強大。駐守廣東的空軍也從英國購得少量戰鬥機補充。日軍早期是靠從華東起飛的轟炸機轟炸武漢重慶等城市，因為航程遠，護航的戰鬥機有限，所以被以逸待勞的中蘇聯隊擊落不少。中日空戰雙方互有輸贏，戰機被擊落數大致相等。
    隨著日軍地面部隊的逐漸西進，機場逐步西遷，加上日本生產的新式戰機源源運進大陸參戰，空中戰場的優勢再次向日本空軍傾斜。1940年3月開始蘇聯航空隊退出中國戰場，中國空軍更顯得勢單力孤，中國空軍從此只能採取退避的戰術。從此一直到1942年年末，日本空軍掌握了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制空權。這一期間，日本空軍逐一摧毀中國空軍的機場，擊毀空中和地面的飛機，炸毀飛機製造和修理廠。狂妄的日本飛行員甚至單機降落中國空軍的機場，拔掉軍旗，摧毀設備，然後又登機揚長離去。這一段時期，是中國空軍的恥辱時期。中國空軍幾乎全軍覆沒。

▲周應熊犧牲時尚年輕，留下的照片不多，這是其中保存較好的一張。

二舅是在1940年12月從空軍士官學校畢業的。畢業前的半年，是日本“零”式戰機肆虐中國天空的時期。我不知道他們這些准飛行員當時是怎麼想的，他們在學校所學習駕駛的伊-15戰機，當時已成為了“零”戰的活靶子。當時還敢繼續留校學習的，都不是貪生怕死之輩。然而中國空軍的前途，中國的前途，在1940年那個冬天，被蒙上了一層陰影。這時我明白了，為什麼照片上二舅的眼神，帶著一絲憂愁。
    如果二舅是在1941年陣亡，那麼只要查查1941年中國空軍的所有作戰行動就應該可以找到線索。1941年是中國空軍陷入低潮的一年，這個低潮一直持續到1942年9月，這兩年間空軍的作戰行動屈指可數，最大的一次是1941年3·14成都空戰，其他幾次是小規模的反空襲作戰和地面支援作戰。我查閱了所有網上能查到的有關這些戰鬥的陣亡將士的資料，仍沒能找到二舅的名字。
    我給中國南京航空聯誼會和北京航空聯誼會分別寫了信，詢問有關二舅的資料，卻遲遲沒有收到回音。我在網上查到國家圖書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了一套十二冊的《中華民國忠烈將士姓名錄》，按籍貫省份記錄了抗戰時期為國捐軀的國軍將士的姓名，這套書在北京市公共圖書館有收藏，就委託朋友回北京探親時代為查詢。但北京圖書館的藏書少了廣東籍軍人的那部分，查詢的結果當然一無所獲。我查到重慶南山有一座空軍公墓，埋葬著抗戰時殉國的空軍烈士，這座空軍公墓最近重修開放，就又托人到重慶空軍墳查詢，還是沒找到二舅的名字。
周應熊還是周應雄
      我想到寫《浴血長空：中國空軍抗日戰史》的陳應明老先生，於是給陳老先生寫了一封信。幸運的是，93歲的陳老先生在病床上給我回了信。陳老提供了很多線索，然而，還是沒有二舅的確切消息。我想到網上的朋友半瓶醋大俠是中國空軍史和飛行器的發燒友，何不找他詢問一下呢？我在網上一呼籲，很快就得到了醋大俠的回應。醋大俠建議我直接跟臺灣“國防部”檔案部門和臺灣國軍文物館聯繫。
     於是我在網上找到了這兩個部門的網站，給他們送了個電郵，求問證實周應熊的軍中身份，殉國時間，地點，殉國過程，埋葬地點。電郵送出後，很快收到國軍文物館的回電，答應協助調查。不久，臺灣的“空軍司令部”檔案室通過國軍文物館給了我確切的答覆：
1. 空軍軍官學校歷屆畢業學生名冊
第十一期特班 入學：民國二十七年十月一日，畢業：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人數：108員。
周應熊，籍貫：廣東南海，出生：民國二年
2. 空軍忠烈表（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編印）
空軍第十一大隊第四十一中隊，下士二級飛行士，
周應雄，男，23歲，廣東南海，
空軍士校第一期，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四川邛崍機場西河灘，駕E-16 222機作四機戰鬥隊形練習，失事殉職。
第2份資料的名字不同，但可能是繕打錯誤所致，因其他資料比對均正確。
以上資料希望對您有説明。”

▲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將在下一次刻碑的時候將周應熊的名字刻在紀念碑上，供後人瞻仰。圖為南京抗日航空紀念館刻有烈士名字的碑林。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至此，我的問題基本上都有了答案。怪不得我在空戰陣亡的烈士裡找不到二舅的名字，原來他是在作戰鬥隊形訓練時犧牲的。不過，除了第二份資料的名字有誤外，第一份資料歷屆畢業學生名冊上的出生年份也有誤。周應熊的同期同學都是民國8年9年出生的。入學年齡都是十八九歲，初中高中畢業。周應熊入伍時是高中畢業。大舅周應霖是民國5年出生的，所以二舅周應熊不可能是民國2年出生。推算之下應該是民國8年出生。
二舅的名字在航校的時候叫周應熊，這是他原來在家鄉時的名字，但當他陣亡時，陣亡記錄上的名字是周應雄。這可能是抄寫錯誤，因為熊雄同音，也可能是他畢業後分配到空軍第十一大隊時改了名字，因為家鄉的老人說，熊是不能飛天的。也可能是他勉勵自己，在對日抗戰中，不能當狗熊，要當英雄。可是這一改變，令他的記錄消失了大半個世紀，也增加了我們尋找他的困難。資料指明二舅是1942年3月31日殉國的。這樣看來大舅的記憶有誤，或者我對大舅文章的時間計算有誤。此外，根據我掌握的資料推測，當時失事的還有一架戰機，飛行員是廣東五華人魏文漢，他跟二舅同年出生，同一空校，同班同學，畢業後分配到同一個大隊，駐守同一個機場，執行同一個任務，犧牲於同一天。或許，當天的事故兩機相碰，兩名飛行員同時遇難？
     有關二舅在抗戰中殉國的謎，至此已大部解開。與此同時，我在國內的親人帶著我們掌握的資料，專門拜訪了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並與其主管單位南京航空聯誼會聯繫。終於，我們跟南京航空聯誼會的王堅會長聯繫上了，並瞭解到，周應熊的名字已經列在了第二批抗日航空烈士的名單上，將會記錄在航空聯誼會準備出版的書裡，並在下一次刻碑的時候，刻在抗日航空烈士紀念碑上，以供後人瞻仰。周應熊烈士為國捐軀的榮譽終於得到祖國人民的承認。
二舅，安息吧。媽媽，安息吧。

摘自航空知識雜誌